《逝者如斯》连载之28商海孤舟（上）

老钱 · 发表于 2023-12-22 12: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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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园旧事》第四部《逝者如斯》连载之二十八

二十八商海孤舟（上）

办完父亲的丧事，回到德国，亦叶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夜夜做恶梦，常常发出叫喊声，把王讴龙从梦中惊醒。王讴龙决定让亦叶辞去台湾电脑公司的工作，在家休息。亦叶试着无所事事地在家呆了一天，却发现毫无用处。思前想后，亦叶决定办一家自己的公司。她从一开始就没想在那家台湾公司干一辈子。最开始定的目标是挣两万五千马克，这一目标早就达到了。建一家自己的公司比在别人的公司中打工要繁忙、紧张得多。

亦叶一向认为，繁忙和紧张，是治疗神经衰弱最有效的良方！

从理论上说，两万五千马克用来注册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是够了。但事实上，想要使一家公司从无到有真正地运转起来，凭着两万五千马克是远远不够了。亦叶重读了一遍有限责任公司法，先把无比重要的“有限责任”几个字搞明白。所谓“有限责任”，原是相对“无限责任”而言的。“无限责任”本是人类社会商业行为的最原始形式。经商者以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其商业行为的抵押，因而能对其全部商业行为单独作出决定。由于这类商业行为的风险，涉及经商者的全部财产，经商者一般都小心谨慎。商业行为的规模和投机性，一般都被控制在经商者可见的范围内。经营者和资本的所有者，也基本不分离。一直到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手工业者，和为数不多的，在超级市场的冲击之下尚能幸存的零售商，仍使用着这种形式。而“有限责任”则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进入到社会大生产阶段之后的产物。“有限责任”经商者的商业行为，和自己的财产无关。他为自己的商业行为抵押的，只是所交付的注册资本而已。“有限责任”的商业行为在经济发展史中，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其一，通过独自的集资使其商业行为能部分地独立于社会金融集团之外；其二，经营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分离。明白了这两点，亦叶发现，事实上，她想建的公司应该是一家“无限责任”公司才对。首先，亦叶并没有任何独自集资的能力。换句话说，并没有任何人愿意自觉自愿地到她的公司来当股东。其次，亦叶真心实意地愿意拿出自己的全部财产来为自己的商业行为担保。反正她的全部财产只有不到三万马克。第三，在亦叶的公司中，经营者和所有者反正只能是她自己，想分离也无法分离。

律师和商会的人，一听完亦叶的这番“高论”和表白，就都笑了。他们告诉亦叶，想要注册无限责任公司得先证明自己拥有的私人财产在五十万马克以上。这一说，亦叶自己也笑了。要是真有五十万马克，亦叶考虑的恐怕不是建什么公司，而是……退休了！五十万？那个数重复说一遍都让亦叶头晕！亦叶这一下才明白，为什么商务法庭每周三公布的新注册公司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有限责任”公司。看来，即使是在德国这样殷实富饶之地，公民中还是少产乃至无产者居多。无产者们想往商海里跳，商海中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让无产者们往指定的地方跳。哈！

既是这样，“有限责任”就“有限责任”吧！

回到家中，亦叶把只有可能注册“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详细地向王讴龙汇报了。还是王讴龙有办法，他四处紧锣密鼓地打了一通电话，竟为亦叶找到几个愿意“投资”的，未来的“股东”！这些未来或未定的股东包括，王讴龙的导师、小个子K教授和他的夫人；还包括王讴龙的一名德国学生。

且说K教授和他的夫人，本属于德国中产阶级中偏富有的那一部分。K教授自己是独子，父母去世后给他留下分布在两个小山坡上的大约两万平方米的葡萄园和一栋能饱享四周田园风光的农舍。K教授即使什么也不干，这辈子也能丰衣足食地混过去。但K教授却从小就是一个十分争气的神童。童年时学小提琴，K教授曾在数千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考上过著名的菲舍合唱团[1]。只可惜还没来得及去就被希特勒抓了壮丁。战后上大学，K教授数理化成绩全优，最后却选择了生物。生物本是一个靠苦功多，靠小聪明少的专业，而这个小神童却在二十五岁时就得到博士学位，二十八岁时就通过了教授资格考试。这样的经历，使得K教授即使没有任何父母的遗产也能相当幸福地生活。

再说K教授的那夫人。K夫人有姊妹俩人。父亲是个中等文官，母亲持家，相夫教女。父母谈不上富有，但也是小康人家。K夫人的妹妹本是有着国家文官待遇的小学老师，但家庭生活不幸福。丈夫和别的女人勾搭上之后，妹妹开始酗酒，既不管儿子，也不管年迈孀居的老母亲。多亏K夫人自己是个极守孝道的女儿。K夫人五十二岁才结婚，反正没有自己的孩子，就把老母亲接到身边，共同生活，直至老母辞世。老母活了九十三高龄，竟连一天养老院的生活都未体验过。在德国这样的社会中，这是令老人们倾羡得热泪盈眶的一种幸福。母亲去世前担心K夫人的妹妹随意挥霍，破罐子破摔，有意只给妹妹留下一栋房产。二百万马克的现金遗产全部遗赠给K夫人。

王讴龙向K教授和K夫人提出亦叶想办一家自己的公司做生意，但缺少资本。K教授和K夫人经过相当慎重的讨论之后告诉王讴龙，他们可以用自己的部分财产作抵押，为亦叶争取大约十万马克的贷款，另外可以再用四万马克入股。这十四万马克约占K教授和K夫人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五。换句话说，即使亦叶不慎亏损，全部赔光，也不至于因此影响K教授和夫人的正常生活。

另一位自愿给亦叶当股东的是王讴龙的学生F。F一九八四年进大学，算起来本也是王讴龙的先后同学。王讴龙做完博士开始在K教授身边工作时，F刚做完Vordiplom [2]。亦叶想开公司时，F刚在王讴龙的辅导之下做完Diplom [3]。F除了当过两年兵外，没有工作过，自己并无财产。王讴龙并未主动和F谈起过亦叶想开公司又缺少资本的事。但F在系里听别人说起此事，自己来找王讴龙。F一向崇拜王讴龙。F刚进大学时曾和王讴龙一起上实验课。F记得清清楚楚，写实验报告时，王讴龙还专门让他改过一遍，以避免语言表达上的谬误。没想到自己不紧不慢地混了几年，好容易开始动手写Diplomarbeit [4]时，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国人居然已经在系里开始给学生上起课来。K教授甚至专门把F分给王讴龙辅导。F是个相当机灵的孩子，读起书来并不笨。他很快发现，王讴龙的辅导比K教授本人的辅导有用得多，为他节省了大量时间精力。 F告诉王讴龙，他本人虽无财产，但父母有财产。父母都支持他和王讴龙一起经商，并邀请王讴龙去他家一趟。王讴龙便找了一个周末，买了一大束花看望了一趟F的父母。

F的父亲是个工人，在B州著名的造船厂工作了四十年没挪地方，一直到退休。F父退休的第二年，那家有一百多年历史，有一万二千名职工，在B州老百姓心目中像威泽河[5]一样神圣、稳固的造船厂，竟会在一夜之间倒闭了！F的父亲流着泪，跪在教堂中祈祷，感谢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上帝指引着他在一年前幸福地退休了，从而避免了这个像地球毁灭一样可怕的灾难。F的母亲是和F的父亲在同一个村庄里长大的，自己没工作过，成家之后最骄傲自豪的是，丈夫能在德国最大的造船厂中工作。F的父母结婚二十余年没生孩子。年轻的时候他们不觉得寂寞，休假时不是到西班牙海滩上晒太阳，就是到阿尔卑斯山上去滑雪。到了四十岁，两人觉得还是有个孩子好。害怕抱养的孩子长大后跑掉，两人决定，第一，要从孩子很小的时候抱养；第二，绝不收养亲朋好友的孩子，也绝不在B州收养。后来的事实证明，F的父母的做法极为英明。F从三个月起就和养父养母一起生活，对自己的生身父母不但毫无印象也毫无兴趣。F长大之后，交通便利极了。从B州到F生身父母居住的瑞士东北角的那个村庄一共没有一千公里，F却从未想过回到那个在他心目中根本不是故乡的地方去看看。

F的父亲告诉王讴龙，他和F的母亲住的房子价值为三十二万马克。换句话说，如果抵押给银行至少能得到贷款三十万马克。此外，他们还有约九万马克储蓄。所有这些，只要儿子决定和王讴龙一起经商，他们便可以拿出来“投资”。他自己和F的母亲反正是靠退休金生活。

剩下的一些王讴龙为亦叶所找的，可能的股东基本是中国人。其中包括B州大学的几位中国学生；中国J省外贸驻德国的几家中资公司的老板或副老板；王讴龙自己在国内当个体户的二哥，以及一家和王讴龙关系十分要好的中国饭店的老板。这些中国人，除饭店老板外，都比亦叶和王讴龙还穷，能投入的“资本”从两千到四万马克不等。

把这些中外股东候选人的情况一一转告亦叶之后，王讴龙便静静地等待亦叶自己的决定。亦叶没怎么细想，很快就作出了决定。经商的这两年，就像十七岁上在竹篮镇当小护士的那头两年一样，亦叶身上的呆气去掉了不少。亦叶完完全全实用性的选择相当、相当地出乎王讴龙的意料之外。她并没有选择资本雄厚的K教授，K夫人和F的父亲；也没有选择她平时印象最好的一位中国学生；她甚至连王讴龙的二哥也没选。亦叶选的两个股东几乎是王讴龙最不熟悉的两位朋友，中国J省外贸的两家驻德国公司的副老总。

一九九二年五月，亦叶和王讴龙的公司正式注册并很快被商务法庭批准了，注册资本为十万马克，亦叶、王讴龙和另两位股东，各占两万五千马克。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亦叶正式辞去了计算机公司的工作位置，开始在自己的公司里上班。

一年之后，王讴龙无比欣慰地发现，亦叶没有选择K教授、K夫人和F当股东，实实在在是伟大、英明、正确的抉择！

第一年的年度财政报告做出来，亦叶的公司亏损四万六千马克！两位在中资公司工作的股东，一位是做矿产生意，专门向国外出售稀土矿石；另一位做纺织品，整天卖配额就能相当幸福地生活。他们的公司，整天忙着为党和人民“创汇”，根本就没听说过，“公司”这类东西，还会亏损。听到亦叶公司传来的“噩耗”，当时就悲痛欲绝。王讴龙心惊肉跳地想着，要是一年前真拿了K教授、K夫人的钱，特别是如果真拿了那个在造船厂工作了一辈子的F的父亲的钱，他现在该怎么办？他这个好面子、一生不欠朋友情的北方汉子，恐怕真的只能跳楼自杀了！

只有亦叶自己没有惊慌失措。在亦叶的心目中，这一年，公司并没有真亏损。公司的开支中有大约三万马克是用来购买办公桌、椅、文件柜、电脑、打印机、复印机、邮资总付机。这一笔钱并未流失，只是转成账面上，不甚值钱的固定资产了。此外，公司最大的开支是办公室、仓库的租金和亦叶自己的工资。这两项高达七万马克。此外，这一年中没费太多时间、精力做的几笔小生意赚了钱。一笔巨大的生意，让亦叶花了将近两万马克，最后不但没做成，反倒使亦叶生平第一次变成了被告人。

那一笔生意是一笔两万三千吨旧钢轨的生意。

一九九二年，中国开放了钢轨市场。一时间四面八方到处都开始询问旧钢轨。亦叶最开始并没有想做钢轨的生意。她根本就不相信，这样大金额的生意，自己这家“新生儿公司”能做成。但两位股东却极力唆使亦叶做，并向亦叶保证，亦叶只管买；卖的事则包在他们身上。刚刚开始在台湾那家计算机公司工作时，亦叶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参加过商会的学习班。学习班是专门教人怎样卖东西的。老师说，商业行为虽然通常被分为买和卖，但卖却比买困难得多。当买主的时候，你是上帝；而当你变成卖方的时候，你就沦为了奴隶！也正因为这样，学习班中根本不教买，只教卖。老师们甚至颇为自作多情地把平时俗不可耐的卖东西的过程，赞美为一门艺术。而现在，另外两位股东主动地承担卖的艰巨任务，把方便留给亦叶，让亦叶只管买。这样的好事亦叶如果还不干，那就是智力器官出了什么问题。

就这样，亦叶犹豫了几天，还是带几分被迫地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抢购钢轨的队伍。

经过一番了解，亦叶发现，在德国的土地上买到两万三千吨旧钢轨的机会极小极小。德国的高速公路星罗棋布，空运和内河航运也极为发达。铁路在整个运输行业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若不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靠国家的补贴，铁路早就无法生存了。此外，德国国内的钢轨全是德国自己生产的，质量极好。铁路是国有企业，对钢轨的维修和更换有着极严格的法律条文。西部德国境内更换的旧钢轨有百分之八十是作为“新钢轨”出售给其他国家的，不但能卖出去，还供不应求。因此，在德国土地上凡提起废旧钢轨的业务，货源几乎百分之百在东欧。

四面八方询问了一气之后，德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梯森公司，给亦叶来了一份传真。传真中说，如果亦叶能出示一份不可撤销、可转让、同时被德国三家主要银行之一核实、有效期在一百八十天以上、金额为一百六十万美元的信用证的话，他们能为亦叶提供一万八千吨废旧钢轨的货源。生意将由亦叶直接和废旧钢轨的所有者做，但亦叶必须和梯森公司先签一份支付佣金的合同才能得到地址。

亦叶仔细地阅读了一遍那份传真，发现梯森公司的做法，和商会学习班中老师所教的，完全不一样。照老师的说法，卖东西的人一听说有人想买，就会忍不住地兴高采烈，就应该笑脸相迎才对！哪有先问别人有没有钱的道理！这么想着，亦叶义正词严地给梯森公司那位写传真的先生打了一个电话。亦叶说，要是Karstadt[6]每天派一名员工在门口值班，谁想进来买东西得先出示自己的钱包。不出一个月，她敢担保，Karstadt 会破产！

那位先生一听完亦叶的话就笑了。他告诉亦叶，他所在的部门是梯森公司中专门搞废旧钢轨的。他每天都收到数十份来自中国的询货询价的传真。而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询货人根本没有支付的能力。最后，那位先生松了一点儿口，他说，亦叶不能出示信用证，能告诉他，亦叶的父亲是谁也行。这一说，亦叶笑了。她万分抱歉地告诉那位先生，如果她父亲在中国碰巧是政治局委员，甚至候补委员也行；或者再次一点是个省长或者部长，甚至副省长或副部长也行；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父亲的姓名通知那位可敬的先生。而不幸的是，亦叶说，现在她个人认为没有这种必要。因为她亲爱的父亲不过是一位退休多年的老医生而已，并且不幸一年半前刚刚因病辞世了。说完了这一席话之后，亦叶告诉那位先生她为此次通话感到十分愉快；那位先生立即表示他也同样愉快，两人便挂上了电话。

挂了电话，亦叶觉得钢轨的生意可以告一段落了，至少没有她的责任，因为要买方先出示信用证再提供货源是梯森公司的通知，亦叶无法改变。亦叶能做的充其量只是把这一消息通知另两位股东罢了。

大大出乎亦叶意料之外的是，两位股东一听说亦叶居然找到一万八千吨废旧钢轨的货源，喜出望外。他们告诉亦叶，信用证的事好办。亦叶这才知道，其中一位股东的亲嫂子碰巧是J省中国人民银行分行中仅次于正行长的第一副行长。而该股东幼年失怙，就像亦叶万分熟悉的包公那样，根本是兄嫂养大的。俗话说得好，长嫂如母啊！另一位股东则见缝插针地启发亦叶，该嫂子的位置比政治局委员重要得多！让亦叶赶快和梯森签付佣金的合同。亦叶只得半信半疑地把该嫂子的姓名、职务通知了梯森公司那位曾和亦叶进行过愉快交谈的先生。没想到梯森公司还真是雷厉风行，一个星期之内就派他们在中国办事处的人到J省去“验明正身”。很快，事实证明，亦叶所说，确有其人，分毫不差。又过了一个星期，梯森公司的那位先生亲自飞到B州，在B州唯一的一家五星旅馆的会客厅中万分和蔼地接待了亦叶，并和亦叶的公司签署了支付佣金的合同。而其实在这个伟大的时刻，亦叶还根本没收到信用证！一百六十万美元这样大宗的信用证，即使有副行长当嫂子也不是说开就能开的。不过，亦叶一点也不害怕，反正合同上写的是，在这笔生意真正做成之前，亦叶的公司没有任何义务支付佣金。

又过了一个星期，银行通知亦叶，那笔让亦叶想起来就头昏眼花的巨额信用证，竟然真的到了亦叶公司的账户所属的银行！截至到和梯森公司签合同的那一个月，亦叶的这个新公司一共做了五笔生意。这五笔生意的全部经营额加起来才六十万马克，而亦叶自己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在为台湾那家电脑公司当代理的时候，亦叶已经知道，德国人划分小型和中型公司是以年营业额三百万马克为分界线的。亦叶的小公司在注册的头一年能做六十万马克，银行已经相当感动了。而现在，假如能做成这一笔一百六十万美元的废旧钢轨，营业额就正好超过三百万马克，亦叶的公司便能在营业的第二年中跻身于“中型”公司！

那不等于是六岁的儿子还没上小学，就直接进了科技大的少年班吗？哈！真是乐死人！

亦叶仔细地研究了一下梯森公司介绍的货源。却原来，这一批无比重要的旧钢轨，根本就在自己的阶级兄弟手中。钢轨的所有者是罗马尼亚的一家专门倒钢材的国有企业，钢轨本身当然也在罗马尼亚境内。亦叶给翻译公司打了一个电话。翻译公司一下给亦叶推荐了四名翻译，全部是从罗马尼亚来德国学体育和音乐的学生。四名学生，完全不像体育和音乐那么纯洁，他们赤裸裸地胳膊肘往外扭。刚认识亦叶，就帮亦叶出主意，让亦叶马上通知翻译公司只雇一个人一个小时，并以八十马克结算。这之后让亦叶黑着雇他们，每小时只付十五马克，他们保证跟着亦叶前赴后继，赴汤蹈火！

亦叶接受了这些学生居心颇不良的建议，并在这四名学生中选了一名稍微慈眉善目一点的，临时雇下了。接下来，亦叶开始和罗马尼亚的那位钢轨的所有者联络。

不料那位钢轨所有者对亦叶的公司毫无兴趣。不但传真发过去从不回复，打电话找着，他说话的口气也十分不耐烦。他告诉亦叶，要真想做钢轨生意，就得自己带着钱上罗马尼亚来，一手交钱，一手拿货。旧钢轨就是旧钢轨，没什么规不规格，更没什么钢成分分析，或者质量证书一类。亦叶思前想后，找不出更好的招，决定到罗马尼亚去一趟。那位当翻译的学生警告亦叶，千万不要去，因为干这一行的，根本没有女的！亦叶只好把王讴龙的护照寄到罗马尼亚驻德国大使馆去申请签证。

时间一天天地飞逝，屈指数来，信用证开出来已经三个星期了。两位股东和国内的买方全都心急如焚。一百六十万美元就是按最低的年息百分之六计算，每天也得交付三百美元利息。按中国此时刚刚开放的外汇交易市场的正常汇率，一美元可兑换十一元人民币。换句话说，每一天支付的利息等于三千多元人民币。

亦叶几乎每天都往罗马尼亚大使馆打电话，连打了三天，领事部的人不耐烦地告诉亦叶别再打了，老老实实地等三个星期。度日如年的三个星期过去了，亦叶收到的却是王讴龙的护照和一封拒签的通知。拒签的通知上只有两行，根本未提为什么拒签。王讴龙只得请一天假，亲自到罗马尼亚大使馆去询问。罗马尼亚大使馆的人冷冷地告诉王讴龙，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王讴龙被这句话噎得差一点背过了气。

从罗马尼亚大使馆中走出来，王讴龙开着车去了中国大使馆。中国大使馆的两位值班的“党和人民”接待了王讴龙。王讴龙问，罗马尼亚大使馆仅仅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便拒绝签证，是不是一种对中国的不友好，同时也是违反外交惯例的做法。两位“党和人民”心不在焉，听着王讴龙的述说，一点也没有义愤填膺。他们对王讴龙说，你是中国人，本来就应该在中国申请罗马尼亚签证才对，为什么跑到德国来申请？王讴龙解释说，自己原是留学生，现在在大学工作，在德国已经生活了十年。到许多其他国家都是在德国办的签证，还从未经历过仅仅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拒签的事。这一说，两位“党和人民”开始教育王讴龙。他们说，学业完成了，就应该主动回国参加四化建设；留在德国不回去，本身就是不正确的……。王讴龙解释说，自己早就渴望回国参加四化建设，所有的书籍和重要的衣物也都托运回国了。没想到国内爆发了六·四运动。两位“党和人民”更不高兴了，义正词严地教育王讴龙说，六·四不是运动，是暴乱……

这时进来一位德国人，两位“党和人民”万分热情地迎上去，不再理睬王讴龙……

怎么办呢？王讴龙束手无策地回到B州。亦叶更是吃不下、睡不安，只能给B州商会和经济部写了一封长信，附上中国开出的一百六十万美元的信用证和梯森公司的合同以及货源地址。亦叶恳请经济部出于对B州经济利益的考虑，设法为王讴龙申请到罗马尼亚的签证。亦叶把信发走了，王讴龙却觉得远水救不了近火，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先让那位曾想给亦叶当股东的F到罗马尼亚大使馆办办签证。王讴龙心里是想看看德国公民，特别是原西德的公民，会不会也会被可恶的罗马尼亚任莫名其妙地拒签。K教授闻知此事后告诉王讴龙，德国公民不但不会拒签，而且可以下飞机后直接在布加勒斯特的机场办签证，不用事先寄到罗马尼亚大使馆。

F此时大学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王讴龙告诉他，亦叶的公司将为他支付一切费用，包括往返机票；签证费用；在罗马尼亚境内的吃、住、交通等等，另外再付给他每日二百马克酬金。F高兴得手舞足蹈，第二天就启程了。

F到罗之后，只是在抵达布加勒斯特的当天从Hotel发过一份简短的传真报平安，随后就如同石沉大海、了无音信。王讴龙，亦叶和F的父母提心吊胆地等了八天才收到F的第二份传真，让王讴龙第二天上B州的机场接他。第二天，亦叶和王讴龙一起去了机场。F走出来，亦叶差一点不认识F了。一个多星期前衣冠楚楚、生气勃勃、气宇轩昂的F，变得又黑又瘦，像从监狱里刚刚放出来的犯人，而且满脸无奈。王讴龙和亦叶把F接到公司旁边的一家希腊人开的餐馆。F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告诉王讴龙和亦叶，钢轨的生意极难做。废旧钢轨倒确实有，但却分放在十七个不同的地方，每个地方只有不到两千吨。F问王讴龙能不能想象一万八千吨钢轨有多大的体积，需要多大一块地方才能放下。王讴龙想了想才发现，他自己这辈子还真没见过这样重量的东西堆成一个单位体积。当年在内蒙兵团时，有一年，一整个夏天是帮当地部队铺电线，全团的人干了四个多月，树了八百根电线杆。电线杆是直径大约七、八寸的园木。八百多根这样的园木堆在一起，在十七岁的王讴龙眼中，曾是一片极为壮观的景象。然而，八百根木头绝不可能有八百吨的重量。王讴龙记得挺清楚，每根木头只需要两前两后四个人抬。F又问亦叶。亦叶在那前后正做活性炭生意。活性炭装在纸袋中，然后再放入集装箱。一个四十英尺的标准海运集装箱，如不放托盘可装十一吨；如放托盘只能装九点五吨。就算每箱能装十吨吧，一万八千吨就意味着一千八百只集装箱！一想到一千八百只四十英尺的集装箱被堆放在一起的情景，亦叶马上头晕目眩起来……

F告诉王讴龙，他可以再陪王讴龙去一趟罗马尼亚。亦叶的公司不需要再付他的酬金，只需要出费用就行了。但王讴龙自己必须去！王讴龙自己不去，这钢轨的生意绝对做不成！F说，从十七个深山老林把上万吨钢轨运到一个海港去，是一个艰难得令人不敢想象的事。载重汽车司机全都是黑道上的人；所有的费用都得用美元支付，必须支付现金，还没有任何收据或发票。此外，废旧钢轨的长度通常都超过二十米。而在罗马尼亚的深山老林中，货物超过八米根本无法运输。这样，在装车前必须把钢轨截断。钢轨都是十分坚硬的工字钢，没有特殊的机器无法截断。而这类机器的所有者也同样是黑道上的人，所有费用也同样得用美元现金支付，当然也同样不可能有任何收据或发票。F强调，所有这些还不是最难处理的事。最难办的在于，钢轨只能一批一批地买。而买下来的钢轨就是你自己的货。有人偷、有人抢，都是你自己的事！黑道上的那位主子概不负责！而罗马尼亚那地方，自古就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几乎无人不盗、无匪不群！F说，连希特勒和齐奥塞斯库都治服不了，你们两个小小的中国商人能怎么样？最后，F告诉王讴龙和亦叶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罗马尼亚境内抢购废旧钢轨之风已经引起了该国“党和人民”的高度关注。政治局开了一次会，认为罗马尼亚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工业必须以钢为纲。大量钢材的外流，哪怕是废旧钢材，也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黑道上的人正争分夺秒，因为钢材的出口、随时可能被禁止……

后来的故事当然十分悲惨。

B州的经济部十分重视亦叶的来信，一个星期不到就给罗马尼亚大使馆去了专函。又过了一个星期，罗马尼亚大使馆未作任何答复。B州经济部派专人和亦叶、王讴龙谈了一次话。随后，让亦叶、王讴龙和儿子向内政部提交一份申请。内政部只用了一个星期审核便批准亦叶、王讴龙携同儿子一起加入德国国籍。换句话说，亦叶和王讴龙作为德国公民，可以随时像F那样飞到布加勒斯特再办罗马尼亚的落地签证。

然而，所有所有这一切，对于这一笔生意来说，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就在F返回德国的第二个星期，罗马尼亚境内所有的钢铁制品，如F所说，全部禁止出口！一百六十万美元的信用证白开了，亦叶所花的两万马克当然不可能有任何回报。还好，那位股东的嫂子没有受到更大的牵连。作为省分行的第一副行长，她在国际信贷部请示一百六十万美元信用证是否开出的文件上批的是，“该笔外汇，金额巨大，一定要慎之再慎！”正行长甚至还在这之后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专门为这一批文表扬了该嫂子……。但是国内的第一和第二两位买方却损失惨重，他们为支付两千一百万人民币九十天的高额利息几乎倾家荡产。这两人反正既不认识王讴龙，也不认识亦叶，一气之下就通过国际贸易促进会到B州控告了亦叶的公司……

官司打到最后，自然是不了了之。这类官司，中国基本是打不赢的，但亦叶却下定了决心，从今以后永远也不做任何超过自己能力的大生意，不管那生意如何诱人！

鉴于第一年亦叶的公司亏损严重，两位股东要求退股，亦叶答应了，没让他们承担任何亏损的数额。到了一九九三年的夏天，公司只剩下亦叶一个孤家寡人了。

亦叶想了想，决定让王讴龙辞去大学的职位，到公司来担任总经理。经商虽然才不过短短的三年，亦叶却已经明察秋毫地看出了，经商和读书之间巨大的不同。读书的过程基本是一个个体的劳动过程。假如你愿意，你尽可以独守书斋，皓首穷经。而经商的过程中，个体无法决定的因素却太多太多。此外，亦叶悲伤地发现，商业活动，说到底是男人的活动。女人的作用，究其根本，只能是点缀性的，而远非决定性的！

也就在这一年，联邦德国更改了所得税法，决定从第二年起删掉纳税者买住房八年减免所得税的优惠。亦叶所持的税卡是第五级。她的工资中有百分之四十要交所得税，假如不能享受住房减免所得税的优惠，她在八年中累计的税收损失高达九万马克！想到这一点，亦叶和王讴龙抽了一个月时间寻找房子，最后在B州北部一个叫燕子坡的小街上，买了一栋优雅舒适的小洋楼。燕子坡上一共有二十五户人家，其中十八户是医生和药剂师，让亦叶想起了童年。在亦叶和王讴龙迁入之前，这里从未住过非德国的欧洲人。亚洲人或中国人当然更是闻所未闻。想起未来八年将得到的九万马克优惠，亦叶常常高兴得几乎觉得买这房子没花钱！

亦叶后来的经商生涯一帆风顺，让她不得不感谢姥姥的吉言，她真的生来就是有福之人！

王讴龙听从亦叶的安排，辞去了大学的职位，当上了总经理。亦叶让王讴龙选择一个和生物、化学、农业；换句话说，和他所学的专业有关的商品，老老实实地把这一个商品做专、做好。而她自己，将全力以赴地当好公司的会计和王讴龙的秘书。王讴龙经过仔细、认真地筛选，决定以自己的主要精力，做天然肠衣。所谓肠衣，指的是猪、羊和牛的小肠、大肠，刮去外层的脂肪和内层的粘膜之后剩下的肌肉层和结缔组织。肠衣的主要用途是灌制香肠。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从欧洲人那里学会了加工肠衣的技术之后，这一行业在欧洲本土却由于人工的昂贵，慢慢地消失了。中国生产的肠衣，百分之九十九出口，只有大约百分之一销于国内。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从事肠衣加工的人，则有百分之八十来自王讴龙的家乡J省。

只不过，在德国的土地上，肠衣涉及到食品行业，因此有着极严格的从业限制。其中最难拿到的是欧共体注册号。亦叶和王讴龙刚刚开始接触肠衣，便着手申请这个无比重要的欧共体注册号。而申请这个注册号的过程，说到底却是一个投资的过程。

一九九五年的春天，公司在成立之后的第三个财政年度，营业额突破了五百万马克。德国商业银行破格批准了王讴龙和亦叶的贷款投资计划。总贷款额为二百万马克，将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付清。王讴龙和亦叶用这笔贷款在B州工业港的黄金地段买下了五千一百平方米的地皮。盖起了办公楼、仓库、冷库。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公司基建竣工，王讴龙和亦叶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他们的公司成为中国人在德国土地上建立的第一家拥有欧共体注册号的公司。B州的报纸、电视台、B州的经济促进会全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一百年来，德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总是和餐馆业紧紧地连在一起。而现在，两个几乎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中国穷学生，竟能在德国的土地上投资建厂、竟能在短短两年内让公司的年营业额升到五百万马克之上。

亦叶和王讴龙，两个毫无官、商背景，不过在奖学金的资助下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竟在德国的土地上，成功地演绎了一出经济神话。他们的公司成为B州经济界的一颗绚丽夺目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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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ischer Chor是德国的一家有独立乐队的合唱团，在斯图加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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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国大学中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专业的重要阶段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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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国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专业大学毕业时所获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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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国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专业大学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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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国北部的河流We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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