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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钱Z华夏文摘:因告密而晚景悲凉的物理天才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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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老钱
 



佚名:因告密而晚景悲凉的物理天才

[backcolor= transparent]发表于 2020 年 09 月 04 日 [backcolor= transparent]由 [backcolor= transparent]siyu

回顾自己一生,王镇皋是很不服气的。“我资质高于李政道,却连正教授也没评上。”说这话时,王镇皋忿忿不平,耿耿于怀。
离开山东大学的王镇皋辗转了几个学校,最后在杭州退休,再无学术和事业可言。先后与两任妻子离婚,原因皆与“特务工作”有些关系。
杭州的一所中医院里,85岁的王镇皋拿着单据,小心翼翼地站上自动扶梯。他请求医生别让腿脚不便的自己往返折腾,先盖个戳,照过射线再下楼付款,可大夫说,这是医院的规定。扶梯降到一半时,王镇皋突然转过身,逆着众人的目光向上跑去,慌乱中脚步踉跄,摔倒在电梯上了。
他跛着脚进了门诊室,拿回落下的钱包,一边掉眼泪一边向医生宣布,病他不看了。
28岁的时候王镇皋在山东大学物理系评为讲师,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拥有一张红色的医疗卡,无需挂号,主任医师在专门的房间里等待,工人负责拿药、记账。
如今的遭遇让他委屈,他又一次想起自己因为疾病、生活琐碎,尤其是那件事而浪费掉的天才,“如果我不是副教授,是院士,他们还会这样对待我吗!真是太残酷了。”
两年前他在《杭州日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当中回忆原子物理时代的著名科学家束星北,提到他在抗战年代启蒙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王镇皋给报社寄去了一封长信,告诉编辑:“束星北最好的学生不是李政道,是我。”
据说束星北几乎从未夸奖过别人,即便是后来做了中科院院士的学生,在他眼里也只是“马马虎虎”。但他向人提起王镇皋,却说他的天资高过李政道,只是体质差。
晚年的王镇皋带着一身疾病回到出生地绍兴,打算在小镇僻静的街巷里过完剩下的日子。当他本本分分地走过菜市场,没有人会对他的过去感兴趣;有过瓜葛的人,描述起他来会说,“世界级的天才”,以及,“卑鄙无耻的特务”。

王镇皋出生在绍兴山区的一座村庄,18岁高中毕业时,因为不满意家里替他指定的妻子,他选择了逃离,到上海寻找亲戚,并在那里考取了远在青岛的山东大学。
1950年夏天,他乘坐蒸汽机车来到了青岛。
据同届学生回忆,第一次见到王镇皋时他穿着全系唯一一件土布长衫,羞涩讷言,习惯性地挤在人群背后。开学后的摸底考试,因为数理化三科满分,令物理系上下震动。不过一年之后,教室里便很少出现王镇皋的身影。
小时候,身患肺痨的舅妈被送回绍兴乡下,人们对它的传染性一无所知,只晓得大口吐血意味着时日无多。王镇皋又把病菌带到了山东大学,他每天只买得起一个窝头,一米七几的个子仅有九十来斤,结核病便趁免疫力低下发作了。他躺在隔离宿舍里,剩下一具瘦削的皮囊,溃烂的腮部仍不断流出脓水。当时还是进口药物的链霉素三块钱一针,几乎是他一个月的饭钱,且需要每天注射,另一名肺结核发作的同学已在几天前病亡。
病重的事情王镇皋没有通知家人,通知了家里也帮不上忙。拖到1952年3月,身体愈发虚弱,直至无法起身,互助组的女同学会早晚送给他饭食。
转机的出现毫无征兆,政府宣布给予大学生食宿和医疗免费,护士告诉王镇皋消息的一刻,他想,“共产党大恩人,救了我一命。”
王镇皋记得,毕业前的一个晚上,学校党委通知他到办公室去一趟,推开门,保卫科科长巩念胜坐在那里,身边是一名军人出身的公安。他们告诉王镇皋,校党委和公安部门决定让他接近物理系教授束星北——青岛公安头号监控对象,“你很有前途,干这样的工作对党和国家损失也大,但是青岛的反特斗争形势严峻,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万不得已只能牺牲你了。”
王镇皋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束星北是怎么被盯上的?上面竟然不放心到要指定专人监控他?有些原因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能去问那个时代。总之,他留学过欧美,总爱坚持用自己的思维考虑问题。这在某种体制下,怎么都被视为另类的。
他的另类还表现在,授课从不照本宣科,教鞭拿在手里彷佛一根魔杖,轻轻一点,世界便如同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人窥视到遥远的宇宙。
他对蠢笨之人毫无耐心,学生大多视他的课堂为畏途。他常在年轻教师的课堂外驻足“侦探”,甚至闯上教师王承瑞的讲台,摸起粉笔在板书上打叉,公式打满小叉后,又用大叉布满黑板四角。王承瑞为此跑到校长办公室大哭一场。
物理学院曾流传过一句束星北的话:“搞政治的人就去读党校专心搞政治,不要跟我学物理。”
束星北在山大开课那会儿,王镇皋还在痊愈之中,只选择了束先生的理论物理选读一门课程,讲授相对论时,王镇皋不仅对答如流,而且多有发散,束星北感到意外,问,你看了什么书?他回答说,生病的时候捡到过两张散掉的册页,无聊时用来打发时间。
因为生病耽误了课程,束星北单独为王镇皋开了一门量子力学,引来十几位教师听课,教师们跟不上,王镇皋不得不充当起助教。遇到难解的问题,束星北毫不顾忌地评价说,你们这些笨蛋,这都不明白,王镇皋肯定懂。临近考试时,他对王镇皋说,不要考了,我直接给你一百分,并塞给他一本厚厚的英文原著,“看一个礼拜,考这个。”
按理,对于自己的恩师,王镇皋怎么也不能答应监视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王镇皋是否经历过激烈的内心斗争,总之他最终答应了学校给予他的安排,做出了让自己后半生深感懊悔的选择。当年还有几个留校的学生也被保卫处拉去做线人,但都以“不能胜任”等理由推脱搪塞了过去。谁也料想不到,结果竟然是束星北最看重的学生担当了这样的角色。
根据需要,王镇皋执行的保密任务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监视束星北,了解其行动、思想和言论;第二,了解校内其他需要了解的老师;第三,也兼顾学校异常情况。王镇皋要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向巩念胜单线汇报,并撰写周报告。

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也无多少波澜。等到运动一来,校园里便不再宁静了。王镇皋还记得1957年那个动荡的日子,大鸣大放的喧腾已经有段时间。这天凌晨,他悄悄走进一家小院,公安部门的接头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
他汇报完白天的鸣放情况后,公安告诉他说:“中央快要反击了。”
“大鸣大放”那几个月,王镇皋每天忙于查看大字报,探听师生们的言论,中午和午夜12点到联络站汇报情况,回到宿舍时已经2点钟。地处海滨的青岛4点半就天光大亮,担心错过重大动向,他又得赶紧起床,总感觉身体会随时垮掉。
鸣放中,因为受到上面鼓励,许多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满腔热情地帮助号召者整风。但素有“束大炮”称号的束星北在鸣放开始却很少发言,不提个人恩怨。
直到引蛇出洞的策略临近公开时,人们才明白束星北沉默的原因。在省委宣传部的会议上,他以《用生命捍卫宪法尊严》为题发言,认为历次运动的错误在于粗暴破坏宪法,时弊的根源只因有人治而无法治。他的见解引来一片喝彩,更多的人隐隐感觉到不安。
《民主报》编辑向束星北索要发言稿时,风向已经变化,因此建议他删去一些内容,被束星北拒绝。一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告反击开始,编辑问束星北是否需要撤稿,他回答,文责自负。
这后来使束星北成为右派典型。这天,在全校批斗大会之后,公安局指示王镇皋到束先生家里去一趟。
当晚,王镇皋走过鱼山路昏暗起伏的街道,来到束先生家。束星北夫妇见到王镇皋来访,十分高兴。提到白天批斗时有人指着鼻子谩骂,束星北说:“当时我带枪的话……”束夫人接过话道,“我们家有枪,打兔子的。”束先生还提起了李政道,也为王镇皋太多教学任务感到不平。那一晚王镇皋少有的愉快,几乎忘了是去执行任务的。
四十多年后人们翻阅束星北档案,发现1957年记载着这样一条:王某某汇报,束星北有枪。束星北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出事,李政道一定会帮忙。半年后,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送往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
大鸣大放时王镇皋整日既忙碌又心事重重,同事看在眼里,但没人知道,此时他已经因为劳累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整夜无法入睡,记忆力减退,连熟人的名字也想不起。备课时,他看着刚刚翻过去的书页,脑中竟一片空白,恐慌在胸口淤积,“哇”的一声伏案痛哭起来,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天才了。

鸣放之后的秘密工作并没有轻松下来,但凡国内外有事,王镇皋就得收集各方面的言论,每周撰写思想动向报告,再交给巩念胜。一方面是教学工作,一方面是刺探言论,王镇皋都累得快要趴下了。到后来,为舒缓自己紧张的情绪,王镇皋逐渐把秘密工作当做一种民意调查,认为是党了解民情的途径。有天围观下棋时,一群邻居借棋评论时局,王镇皋蹲在一旁探听,忘了家人还等着他买菜回家做饭,愤怒的妻子久等丈夫不回,气得冲下楼来,将他踢翻在地。
由于类似于这样的忘我工作,王镇皋的秘密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山东省也受到中央嘉奖,公安厅长为此专门请他吃过饭。
公安厅的人曾告诉他,你不能入党,并拿出一份彭德怀事件的内部党员文件给他看,说明已经把他视为党员看待了,并告诉他说:“这就算是你的组织生活。”
但无论怎样,告密这样的事情,都是人所不齿的行为。王镇皋只能经常自己找一些理由,来安慰平衡自己。他评价自己是个好人。
他把评奖、加工资的机会让给生活困难的同事,把一枚钻戒换来的自行车借给别人长期使用。当他看到新闻中患了重症肺炎的儿童,一宿辗转反侧,第二天赶到医院留下500块钱之后,才回到家沉沉睡去。
由于王镇皋提供的材料,束星北被发配到月子口水库劳动。其他右派都在积极表现,疯狂干活、彼此揭发,争取一切摘掉罪名的机会;束星北因为体弱,又消极怠工,是表现最差的一个。
饥馑来临的时候,束星北饿极了,他溜进农田,顺着红薯的藤蔓摸到根茎,正要挖时被守望的农民逮到。农民见他可怜,从草棚里抓了一把花生给他,束星北竟连壳也吃了下去。漫长的煎熬摧毁了束星北的意志,他写下万余字的忏悔书,痛斥自己是“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当有人偷偷告诉他可以帮他逃亡海外时,他动过心,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无论他如何虔诚,却始终不被饶恕。
1972年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国,在当年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媒体表示,我国科技落后,应该积极邀请西方专家来华讲学,李政道回应说:我国的科学家以及在尖端科学方面的造诣并不低于西方,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然而李政道并不知道,此时他的老师已经在青岛的一家医院扫了十几年厕所。
然后,终于是春天了。
20年后,王镇皋见到已经平反的束星北,发觉老师当年的英气消散了,而他自己也因为疾病折磨显出深重的病态。他代表学校请束先生回山大授课,束星北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后来束星北寄给王镇皋一封介绍信,李政道要来北京演讲,他希望自己最好的两个学生见见面。
报告厅里挤满了人,王镇皋坐在第一排的贵宾席,静静地看着讲台上的李政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这是王镇皋当时的感受。演讲结束,掌声热烈,王镇皋害怕问起科研的事情,在人群涌上前去的时候,选择了独自离开。
退休之后,王镇皋写信给学校,要求评自己为名誉教授,哪怕退休金减半也无所谓,但没能如愿。

晚年回到绍兴小镇时,家人亲戚大都不在了,七十多岁的外甥女偶尔过来照看他。每隔两天,王镇皋会往外甥女家去一趟,如果几天不见人,外甥女就过来看看是病了还是死了。前不久,外甥女也去世了。王镇皋跟妻子已经几十年没有来往,听别人说,她的健康状况比他还要差。
王镇皋的第二任妻子是物理系老教授的遗孀。王镇皋的特务身份暴露后,妻子忍受不了他的声名狼藉,离他而去。临走还丢给他一句咒骂:卑鄙无耻的特务!
对于秘密身份的泄露,有种版本说,1979年,为了提高待遇,王镇皋向党委书记“评功摆好”,提及监视束星北的历史,结果与总支书产生矛盾,被后者有意泄密。当他从外地回到山东大学时,同事告诉他,“不得了,特大新闻,全校都知道你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大特务。”
他先是调往华侨大学,后来为了就医方便,又调往苏州铁道师范学院。至于科研的事情,早就丢到一边去了。
同学王景明回忆,束星北曾有一次向他问起,你知道王镇皋是特务吗?眼神中带着惊讶,但也没多说什么。1982年束先生去世,治丧委员会发过一封电报,王镇皋在上海看病,收到时已经是三个月之后。
束星北临终之前曾有嘱托,要求把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他虽然身体衰朽,头脑却像年轻时一样清晰敏捷,也许有研究的价值。但医学院忙于领导换届,遗体被遗忘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很久以后领导想起,吩咐两个学生抬到树林安葬,学生抬着不知名的腐烂尸体,匆匆埋在了操场的双杠下面。
王镇皋后来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惊愕。而更让他气愤不已的事情,是自己的职称问题。有个女同学打来电话说,当年班里常常得零分的学生都评上了教授,你却最终只是个副教授,你可是束先生当年最器重的学生啊。
王镇皋感到很失落,他用历数一生的语气给苏州和山东大学分别写了万余字的长信,希望授予他名誉教授,即使退休金减半也无所谓,结果都没有回复。两次突发心脏病的巩念胜也拖着病体为他奔走,还特地找过了解当年情况的潘校长。不久,巩念胜和潘校长都去世了。王镇皋到济南时曾看望过巩念胜,聊起当年的事情,巩念胜说,“党对不起你啊!”王镇皋闻听悲从中来,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就在巩念胜病床前放声大哭起来。
他也想联系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向她解释当年并没有害过束先生,汇报时提到李政道,是想让上面处理时有所顾忌。但束美新不愿意跟他通话,虽然她同意父亲遭难的责任不在王镇皋,当年揭发的人太多太多了,她只是不愿意父亲的名字跟王镇皋再有瓜葛,在她眼中,王镇皋就是个“跳梁小丑”。
而在更多人看来,“资质高于李政道”,“被毁的物理天才”,才是标记王镇皋曾有万般可能的人生的起点和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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