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2年5月，邻家大姐和大姐夫来美国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根据我和大姐商议的日程安排，他们第一站到纽约和波士顿观光，第二站到首府华盛顿和我们会合，然后和我们一起回到亚特兰大的家，再从亚城飞往儿子所在的城市。由于他们来的时候，学校还没有放暑假，我只好让老大老二逃了两天课，孩子爹开着面包车，带着我们一家五口来到首府华盛顿。
见到大姐和大姐夫是第二天早上，他们从纽约飞来，我们把他们安顿到旅馆里之后，就开始了我们为期两天的首府观光。我从2008年开始，几乎年年回家，父亲从十年前发现肺气肿后，状况一年不如一年，我就尽量争取多回国。每次回国，大姐都会安排吃吃喝喝的活动，我们两家老邻居热热闹闹地一起聚会，总是让我感叹，时光飞逝，曾经拥有的亲情和关怀，即使在天涯海角的阻隔之下，也不曾有一丝一毫的削减。尤其是我们两家的孩子，从有很多缺憾的生活里长大成人，我们彼此之间的关心，像冬夜里的暖水袋一样，一旦抱在怀里，即可驱逐严寒。
观光旅游中，我和大姐聊了很多邻里的情况。按照她的说法，我们两家的孩子太好了，是正能量的代表，在众多的邻里中间，可以说是出类拔萃，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之后，在经历了家居的搬迁，重大人生抉择，生老病死之后，我们两家仍然息息相通，而其它的邻里，则象路过打酱油的过客一样，在我们的生命中，一闪即逝：有些是被我们刻意遗忘的，有些则是在时光的洗涤下，消失殆尽的。
大姐提起我们小的时候，她家楼上的邻居，半夜三更也不消停，故意用棍棒叮叮咚咚地敲地板，不让大姐一家睡觉。她们两家因为这个事端，没少吵架，经常在楼上挑起事端后，大姐的父亲一通咆哮，把楼上一家骂出阳台，开始对骂。与此同时，惟恐天下不乱的众邻里们，纷纷从各自的地盘儿里钻出来，带着坐山观虎斗的心理，幸灾乐祸地观摩，直至曲终人散。
大姐描述的时候，我挖空心思也想不起来她家的楼上是谁，大姐只好进一步形容说，夏天的时候，楼上的女主人总是光着膀子，拖着两个颤颤巍巍的大奶子，拿着个蒲扇，里出外进自家的阳台和卧室，如入无人之境。我再次搜索了一遍记忆碎片，还是记不得她家楼上邻居的模样，只好自卖自夸地说，看来我真是出污泥而不染，生性高洁了。
要说生性高洁，大姐家的六姐妹是最好的代表，我只是沾了一点儿她们的地气，幸运地在出生之后，就一直陪伴在她们的左右。她们的喜怒哀乐，曾经让我欢喜让我忧，她们刚直不阿自强不息的禀性，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渐渐生根发芽。
前一阵子同大姐的三妹，我的小学同学林梅聊天的时候，看到她写的一段话，让我不得不深思我们的过去，以及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因为昨天的磨砺，才成长为今天的样子。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我们的出身是可以选择的，我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要求降生到这样的家庭：幸福快乐的父母，互帮互助的兄弟姐妹，和睦相处的邻里，没有战争、瘟疫、饥荒的和平时代。遗憾的是，我们无权选择我们的出身，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天起，就在懵懵懂懂之中，迈进了无法预知的未来。快乐与悲伤，希望与毁灭，富足与贫穷，正义与邪恶，善良与卑鄙，优秀与平庸，美与丑，爱与恨，在每一天的生活里上演，伴随着我们长大成人。
在我们的生命里，是因为不幸而萌生出了追求幸福的种子，还是因为不幸而自掘坟墓？我需要让时光倒转，回到四十几年前我的出生地，让点滴的回忆，描摹出我们曾经有过的悲哀，欢笑，努力，和成就。我们的父母，在不完美的时代里，以不完美的方式，养育了我们，我心存感激的同时，是否也学习到了一些教育孩子的良好方式？
（2）
七岁之前，我对大姐一家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印象。我生于六十年代末，没有经历过父母描述的三年自然灾害，虽然说物质生活远远没有今天富足，肚子里总觉得缺点儿油水，馋得要命，不过好歹一天的三顿饭，顿顿都没有缺过。我天生愚钝，害羞而胆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五岁之前，完全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对我来说，五岁是个坎，之前和之后的岁月里，身边发生的事，颠覆了我童话般的生活，也让我一步一步走近邻家姐妹的世界。
自从哥哥一岁左右被三寸金莲的奶奶从陕西接回山东老家，并在那里度过了近六年的孩童时代，父母就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我比哥哥小三岁，相貌同哥哥相比，是不折不扣的小丑娃，可父母却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并给我起了个“猪狗牛”的小名。我皮肤白皙，举止沉静，夏天的傍晚，穿着母亲手工缝制出来的布拉吉，压着父亲去七区的小卖部买买的时候，总能遇到大人们的惊叹，“这个小洋娃娃！”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独自一人疯跑到七区小卖部，再折返回家的路上，一位当地农村的大娘，难掩心中的稀罕，跟着我走出十几米，口中念念有词，“这个小洋娃娃，这个小洋娃娃。”我早已见怪不怪，完全不顾她的感受，目不斜视，抬头挺胸疾步如飞，很快甩掉了她。
买买是我和父亲达成的一项君子协议，每天傍晚，吃完晚饭后，他带我出去遛弯。遛到七区小卖部，他得掏出两分钱，给我买一个糖果。估计他并没有想天天给我买零食，但是他好心起了个头，却无法收尾。我记性太好，不依不饶，他拧不过我，只好随了他的宝贝女儿。这个不良习惯在哥哥回家之后，就完全给戒掉了，我却因此付出了一堆牙洞的代价，在换牙时期，没少让母亲带着去补牙，在电钻刺耳的轰鸣声中，我躺在高光灯下，紧闭双眼紧握双拳，磨掉牙洞和血吞。
我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去黄龙农场劳改了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个鹿头骷髅，一大一小两个玉米秸编成的小墩子，直至长大，鹿头骷髅始终摆放在母亲从上海捎回来的衣橱柜子上，两个小墩子则在阳台陪伴着我们，比任何板凳坐起来都更舒适。她回家的那一天，我被邻家的姐姐带到楼下，看见远处风尘仆仆却满脸笑容健康快乐的母亲，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蹦进她的怀里，搂住她的脖子，被她抱回家。
父亲后来跟我和母亲诉苦的时候说，我的眼睛太尖，母亲在农场，他一个人照顾我，晚上给我洗漱完毕后，躺在床上给我读高尔基的小人书，本来想糊弄糊弄把我哄睡着了，他也能早点儿休息，就连翻几页，想蒙混过关，每次都能被我逮个正着，重新翻到他跳过的页数，让他一页一页读给我听。父亲给我读高尔基的小人书，《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算是我比较正规的启蒙教育。这之前，在我两三岁的时候，我已能通篇背诵《为人民服务》。
当时托儿所的阿姨为了图省事儿，每天从收音机里播放老三篇，还要求我们背诵，班上的小孩没有人背这玩意儿，只有我缺心眼，对阿姨要求背诵文章的恐吓信以为真，后来闹到睡梦中都在背“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母亲有一天听明白了我的梦魇后，大吃一惊，心痛之余，第二天立即要求阿姨，停止背诵文章的要求，她害怕我用脑过度。托儿所阿姨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当真，向母亲道了歉，并停止了这场闹剧。多年以后，我在学校大会上，没少登台朗诵诗歌，我死记硬背的本领，应该是很强的，一个长诗篇，不用花什么功夫，就能倒背如流，而且还声情并茂，这大概还真应该感谢托儿所的阿姨，而母亲的担心，则完全是多余的。
（3）
哥哥虚岁八岁的时候，由太爷从山东老家带回陕西，从他离家到回家的六个年头里，父母没有回过一次老家看望哥哥。哥哥的回家，应该说是声势浩大，家里挤了满满一屋子人，在嘈杂声中，我只记得一个热水盆被端到卧室中间，众目睽睽之下，哥哥的一双黑爪子被泡进了水盆里，揉搓之中，团团黑泥儿落荒而逃，搅混了一盆清水。他手上皴裂的小血口，密密麻麻，抹上透明的蛤蜊油后，我看见他呲牙咧嘴地倒抽着冷气。
哥哥上了小学一年级后，妹妹在第二年冬天呱呱落地。母亲到托儿所给我办了退托手续，决定让五岁的我，回家照看襁褓中的妹妹。
我懂事了以后才知道，妹妹是母亲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违章生出来的，她因此背了个黑锅，要在全厂职工面前作检讨。她生性倔强，拒不悔改，后来只好由刘阿姨动笔，给她写了一份检讨书，照本宣科了一把，算是蒙混过关，但是妹妹的黑户口却是经历了一定时日，才妥善解决的。我原来一直以为妹妹是多出来的，后来听母亲解释，才知道妹妹的到来，至关重要，是她刻意安排的，要定了老三。母亲还告诉我说，父亲曾经明确地说，不要这个孩子。等妹妹懂事后，父亲多次满眼笑意地看着妹妹站在他的面前，挖苦他说，你还敢不要我，吃了豹子胆了！三十七年之后，父亲不想要的这个孩子，小我五岁的妹妹，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地为他养老送终。
母亲休完56天的产假后，回工厂上班，我则守在妹妹的身边，负责照看她。母亲早上10点和下午4点左右，各回家一趟，给妹妹喂奶，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钟，是全厂的午休时间，父母都从单位回家，烧午饭吃，睡午觉。母亲回到家里后，我可以出去玩一会儿。我沿着我们栋走到东把头，左拐，走过我们栋前面的一栋楼房，来到一小门口大马路对面的双杠前，纵身一跃，双手紧抓住杠子，双腿腾空，前后踢腾，直到把自己荡起来，越荡越高，越荡越滑，双手撑不住劲儿的时候，就从杠子上落到地上。更多的时候，我倒翻着用双脚钩住前面的杠子，把自己倒挂在双杠上，聆听一小的琅琅读书声。等估摸着母亲上班的时间快到了，我就赶紧走回家，接着照看妹妹。
母亲几乎逢人就夸我懂事能干，收拾妹妹的屎尿，要比哥哥收拾的干净利索。我长大以后，非常疑惑计划生育的确切时间，因为我认识的好几个朋友，都比妹妹小三到五岁，她们上面都有一个哥哥或是姐姐，让我非常纳闷为什么母亲要背上违反计划生育的黑锅。好在她在班上人员极好，等过了这一茬子事之后，总是不无感慨地逗她班上的好朋友说，“你不是想要闺女吗？我的大闺女太好了，谁都不给，把老三给你吧，保证三天不到，就能给你上房揭瓦。”他听了这话，哭笑不得，说，“就这千金？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别想打发给我。”
在我悄无声息地照看妹妹的时候，林梅和她的妹妹小玉，在我家前面的一栋楼房里，由她们的奶奶照看长大，大姐二姐三姐都已上学。
（4）
林梅家在我家前面一栋楼的中间楼口，一楼，有两间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厕所在连接两个卧室的走道左侧，走道的右侧有一扇大门，通往楼栋口的过道，不过林梅家几乎不用后面这道门，而是从阳台的大门进出家门。我趴在我家北屋的窗台上，可以一览无余地看见林梅家的前院，阳台，和两间卧室及厨房的窗户。阳台有三节楼梯，阳台的长度有三四米长，一米多宽，可以放一些有限的杂什，不过这个阳台，要和她家的邻居李木匠家共用。
我上托儿所之前，就是由李木匠的夫人，目不识丁的王大妈带大的，她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看管小孩，成为她贴补家用的重要手段。我高中的班主任老师，在同一时期，也每天来王大妈家接送他的儿子。他和我同岁，在小学的时候跳过级，后来也考到了北航，只是比我高两级，我完全不记得儿时他的存在，不过我的父母对我的班主任老师，倒是非常熟悉的。林梅家是山东人，同我父母一样，也来自胶东半岛，不过口音却同我父母地道的荣成话有一些区别，总体来说他们的口音更柔和一些。在十杆子打不着的黄土高原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两家自然而然地彼此亲近。
林梅的母亲林姨梳着五号头，小脸庞，五官细腻，肤色白皙，来陕西之前，是妇联干部，非常有活动能力，主管乡里县里的一大摊子事儿。由于相貌出众，媒婆踏破铁蹄，把各种人五人六的才子送上门来，只等她点头称是。找她相亲的人中，有很多军官，她挑来挑去，一个也看不上，不是嫌人家个子太矮，就是嫌人家长得寒碜，等年岁足够大了的时候，相片上浓眉大眼一表人才的林伯伯，成为她婚嫁的不二人选。
我去林梅家玩的时候，总会站在她家的红木家具前，仔细研究雕纹的细节和抽屉的明细，走遍大街小巷，没见过这么稀罕的家具，既高雅别致，又古朴庄重。这几件红木家具，原来是林梅的母亲，千里迢迢从山东老家托运过来的，是她的陪嫁。林梅母亲从小在富裕的家庭里长大，从小吃各种豆类食物，身体的底子一点儿也没亏到。由于她家经常帮助当地农民，在定阶级成分的年月里，被定成了中农，一家人得以安然无恙地活下来。
我的母亲也来自中农家庭，是姥姥姥爷的幺女，上面有三个大哥，一个姐姐，她长到五六岁的时候，还在吃母乳，她因此体格健壮，说话底气十足。父亲曾是母亲的小学同学，功课极佳，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里，连吃一顿饱饭都是奢望，更别提读书了，幸运的是，他后来考上了烟台技校，去了沈阳，然后调到西安，早早地有了个铁饭碗，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老家的一家老小。母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没有考上招工，先去烟台渔业公司打工，清洗海产品，后来经人介绍，去济南军区给一对军官当保姆，帮助这对夫妇照看刚出生的儿子，并寻找下一个招工的机会。一年之后，她等来了玉门油田的招工机会，跟军官夫妇说了之后，这对夫妇放心不下，就说你得有家里人的同意，我们才能放行。母亲只好告诉这对夫妇，说她的大哥正在济南党校学习，他们可以找他联系。
大舅当时在青岛工作，任要职，到济南党校学习，只不过是在原有的履历上再贴一层金而已，然而母亲却对他有意见，一是他对还在农村的姥姥不关心，由于姥姥给他娶的童养媳，没少同姥姥大闹天宫，二是对母亲不闻不问，以他的本事，给母亲在外面找一份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烟台渔业公司清洗海产品的冬天，二舅妈或是三舅妈对母亲非常热乎，说把你的棉被给我，我帮你换洗一下。母亲原本暖暖和和新棉花絮就的被子，拿回来的时候，芯儿已经被换成了破旧棉絮。在寒冷的冬夜里，母亲盖着让她瑟瑟发抖被偷梁换柱的棉被，心变成冰。她和姐姐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姐姐让她嫁人，她则要自食其力养活自己，最后掀翻了一桌饭菜，决定远走他乡，海枯石烂，也永不同她的哥哥姐姐联系。
大舅来到军官夫妇家，搞清楚了玉门油田招工的情况后，同意了母亲的选择，而母亲和大舅这次冤家路窄的冷淡重逢，也因此成为他们之间的永别。我懂事后，翻看母亲的影集，对军官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非常有好感，就问母亲同他们是否还有联系，非常想知道照片里的两个年长我很多的小不点儿，后来的境况如何。母亲说，她和这对夫妇后来失去了联系，我如果有兴趣，长大了，可以拿着照片到济南军区去找他们。
同父亲结婚后，母亲从玉门油田调往西安父亲所在的单位。临走之前，玉门油田绞尽脑汁要给她一份官职，这样调动的时候，她的工资才不至于从高补助的石油行业的标准，降的太多，后来就游说她让她当保卫科的科长，她不为所动，坚决拒绝。她的信念是只做老百姓，一家人守着热炕头，过平淡如水的生活，她不想过爬的越高也摔的越狠的日子。等父亲有机会升职的时候，母亲就奉劝父亲，不要沾任何官职，只有做平民百姓，才能不惹火烧身。
林姨来到西安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并没有调到我父母的单位，而是分到了区上的百货大楼，做了一名售货员。母亲则在父亲的单位里当文书，后来管理一厂的资料室。她曾把资料室全部整理了一番后，让父亲写档案卡，插在每一个抽屉外面的目录栏里。来借图纸的人，对父亲的字，赞不绝口，每天资料室里都是人头攒动，不少人只是为了来看一眼父亲的字。她管理资料室不久，一厂领导为她量身定做，弄出来一个资料室主任的头衔，让她升职，她严词拒绝，这个职位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在众多的邻里面前，林姨和我的母亲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她俩都没有机会读很多的书，她们的生活经历，就是一本活字典，她们从中学会了自强，自立，诚实，和以身作则。在我童年的印象里，林姨看起来美丽而柔弱，母亲则看起来利索干练，林姨在谈吐之中，多有邻家女孩的温顺，母亲则在喜笑之间，不怒自威。
（5）
妹妹在我的照看下，渐渐长大，不再是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有一天早上，父母上班后，我在大床上玩蹦蹦跳，玩得高兴，猛然间看见斜对面的小床上，妹妹站在床沿上，黑黑的眼珠子闪闪发光。我吓了一大跳，怕她跌落到地上，想都没想地从大床上一个健步跳到小床上，准备姐姐救妹妹。在剧烈的颠簸中，我不但没有保护成妹妹，还闯了个大祸，她重重地摔到地上，头上鼓起来个大包，贼亮贼亮的。母亲中间回来喂奶，发现妹妹脑门上的大包，伤心极了，她一直把妹妹抱在怀里，直到父亲下班。我则躲在阳台上，感觉天要塌下来了，不想看父亲悲痛欲绝的脸色。
这场事故，迫使母亲给妹妹找了个临时保姆，是她班上转业军人的妻子，她每天早上把妹妹送到转业军人的家，下午下班后，再去接妹妹回家，直到妹妹长到足够大，被单位的托儿所接收。等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五岁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懂，连照顾自己都有问题，更别提单独照顾弟弟妹妹了，我却被委以重任，在小小的年纪，就不得不学会去承担重任。我有时候会想，我的父母肯把襁褓里的妹妹丢给我，他们是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我感到幸运，因为妹妹健康地长大，我也感到后怕，万一更糟糕的事故出现，我将如何担待？
妹妹终于有了着落，我却成了无业游民，没有再回托儿所，而是脖子上挂着个大门钥匙，要么在家里玩儿，要么到楼下找小朋友玩。中午放学和下午放学后，林梅家那栋楼的东侧阳台上，总是聚集着一群大孩子，大家埋头看小人书。我总是悄无声息地挤在人堆里，低头分享小人书里的故事。偶尔幸运的时候，我也会拿到一本小人书，放在手里翻看。印象比较深的故事书，应该有江姐系列的，里面的甫志高叛徒，家喻户晓，还有小萝卜头的故事，催人泪下。小人书里的绘图，栩栩如生，我不用费任何功夫，就能一眼分辨出谁是坏蛋，谁是英雄。我在这自发形成的读书会中，看到了杂七杂八的故事，也间接弥补了父母的失职。他们为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忙得底朝天，根本没有时间关心我们的教育。
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小姑娘，可以一天不说一句话，也不觉得闷，看看书，做做事，可以平静如水地独自生活。母亲从朋友那里听来一个偏方，可以治疗我胆小的毛病，就告诉父亲说，她准备去买一瓶辣椒油，每天让我吃饭的时候，沾点儿辣，慢慢地胆子就会变大。父亲家累很重，上有老下有小，每个月按时往老家寄钱养家，听了母亲的话，为了省钱，就自告奋勇地告诉母亲，不用买辣椒油，他来做。等我懂事以后，母亲没少拿辣椒油当笑话，数落父亲言而无信，答应好的事情，却永远不去兑现，她等了十年父亲自制的辣椒油，却什么也没等来。
我去小学报到的那一天，母亲站在我们班的门口，跟我的班主任魏老师说了我的情况，说她最担心的就是我太胆小，希望老师能多提供一些机会，让我锻炼的更大方一些。魏老师非常有经验，她看了看我，告诉母亲说，她准备让我当班长，要在早自习的时候，领读课文，锻炼的机会多着呢，根本不用发愁我的性格缺陷。
后面的日子里，我被赶鸭子上架。第一次站在讲台上领读的时候，我眼睛盯着天花板，脑中一片空白，仿佛得了短暂的失忆症，渐渐地在人群前，我变得气定神闲，可以在早操时分，根据指派老师的要求，站在几百个孩子之前，做广播体操的领队。
一小把五个家属楼里的小孩子划归到我们二班，我们家楼房前面的一栋楼，也就是林梅家的家属楼，左面永红家的筒子楼，后面的厂长楼，以及厂长楼斜对面的筒子楼，属于我们二班的势力范围。我们栋和我同龄的两个小孩子，丁浩和于慧，碰巧住在我家对面的两居室里，他们两家共享一间厨房和厕所。自从我五岁从托儿所里退托后，就同他们分道扬镳了，他们属于科班出身，会一些托儿所教的歌舞，我属于野地里泡大的，什么也不会。
丁浩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非常合得来，他的母亲小冉阿姨，总会来我们家聊天，她和我母亲要么坐在阳台上缝缝补补，要么坐在屋子里聊家常。丁浩有一个哥哥，叫丁一，是小冉阿姨立志只要这一个孩子后，起的名字。后来婆婆哭哭闹闹，说不能让丁家只有一个后代，她才只好违背初衷，又要了丁浩。丁浩的父亲在父母单位里，是个重量级人物，他有一个大专文凭，小冉阿姨是中专生。丁浩晚我五天出生，我们青梅竹马般地一起长大，彼此非常亲近，象亲姐弟一样。我沉默而霸气，翻他一个白眼，他会老老实实地听我摆布，他则调皮捣蛋永远快乐地象个小猪仔。小冉阿姨经常逗母亲，让我做她的儿媳妇，总是无端生有，话中有话地问我，长大了给不给她洗脚，我总是笑而不语。
于慧的父母都是大学生，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应该说是非常出类拔萃的，只是我父母同这家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流，而丁浩家同于慧家合住在一个大门里，估计多多少少也生出来些别扭事。于慧有一个弟弟，小她两岁，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跟在姐姐的背后，听她指挥。由于是老大的缘故，于慧很有领导才能，脑袋反映灵活，眼珠子一转，鬼主意就出来了。她说话嗓音尖细，对待小朋友们，颐指气使。
我上了小学后不久，班主任魏老师换成了何老师。一天，她领着一名新学生来到我们班说“同学们，这是我们的新同学，林梅，从区上二小转来，希望大家多多帮助她，让她早日适应新环境。”
（6）
我对我家前面家属楼的林梅，并不十分熟悉，上托儿所的时候，我天天同丁浩在一起玩，退了托儿所，我离群索居，照顾妹妹。在楼下看小人书的时候，我偶尔能看见林梅姐妹，但是她们多半呆在家里忙家务活，很少有时间在外面疯玩。林梅小我一岁，林姨为了让她家的孩子早上学，通过关系，把林梅送到了区上的二小。区二小对学生入学年龄的审核，没有我们一小严格，也可能是林姨跟区上的领导更熟悉一些，在一小走不通的路，到了区二小，反倒迎刃而解了。区二小的教学质量，远远赶不上我们一小，林梅在区二小，上了一年小学后，就名正言顺地转回一小，因为林伯伯同我父母一样，是一小所属的国营工厂里的正式职工。
因为变成了一个班的同学，我开始经常出入林梅家。她有四个姐姐一个妹妹。同她熟悉了之后，我才知道她家的老大是大舅家的幺女，来自上海，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大舅大舅妈被强制劳改，幺女没人管，就过继给了林梅家。上海大姐长着一张雍容华贵的脸，个头不高，她工作以后，住在单身宿舍里，很少回家。林梅的大姐非常吃苦耐劳，放了学就在家里张罗洗衣做饭之类没完没了的活计，并指派二姐三姐和林梅干活。据我的观察，大姐和林梅比较投缘，二姐和三姐非常亲近，她们闹事的时候，多半是三姐气哼哼地指责大姐，说她偏心，总是把重活难活派给她，而让林梅游手好闲。
我和三姐非常合得来，去林梅家多是我们俩聊个没完。三姐长得最像林伯伯，高鼻梁，深眼窝，同时又继承了林姨巴掌大的小脸和白皙的皮肤，在如花似玉的青春岁月里，她的相貌，同当时主演《青春岁月》连续剧的女主角肖雄，非常相近。二姐脾气非常温和，说话的时候，永远都是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地。一天晚上，我泡在林梅家玩到很晚，林梅拿着几张牛皮纸，准备把新发的课本包起来。她左一下右一下地反复测量边角的宽度，不厌其烦地和我商讨应该如何下剪刀，才能让书的侧面恰如其分地包进剪裁好的纸张里。大姐最后火冒三丈，说她整个一个磨洋工，就那么两本破书，赶快包完了忙乎别的事情，哪来那么多的花花肠子，来实现完美无缺的书皮。林梅面露窘迫，三下五除二地剪好了牛皮纸，把那几本书包了起来。
妹妹出生后，我家楼上的邻居开始挑衅，每天晚上拿着棍棒叮叮咚咚地敲地板制造噪音，母亲就南北卧房地来回调动，想尽量避免噪音的骚扰。楼上的棍棒，像是长了眼睛，母亲从南屋搬到北屋，动静就跟过来，她从北屋回到南屋，动静接着跟回南屋，母亲根本没法好好休息。父亲火冒三丈，开始同楼上大吵，吵了一阵子才弄明白，楼上是楼下王四家的走狗，不过是给主子卖命而已，目的是把我家赶走。
当时父母单位不成文的规定是，一家五口可以分得两居室的房子，这两居室多半是筒子楼里的房子，要同很多家共用洗手间和厕所。像我家住的套房，两居室连带厨房厕所，并不多见，很多人挤破脑袋都未必能分到这样的房子。当然这样的两居室，很多是分给两家共用的，一家一个卧室，共用厨房和厕所。我家楼上有两个孩子，按道理并不符合可以住在两居室的套房里，但是这对夫妇早年把爷爷奶奶请来，分到房子后，再把爷爷奶奶送回老家，就名正言顺地得到了这套房子。我家的爷爷奶奶家里一堆孩子，根本不可能来陕西，母亲就写信回家求我姥姥来，姥姥封建意识浓厚，说死也要死在儿子家，不能去女儿家。
接姥姥来陕西，实为上策。母亲最为要好的二哥在解放初期病故，三哥后来在船上出事，剩下的大哥在青岛国营企业工作，姐姐在烟台，她在陕西。姥姥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后，痛不欲生，双目几近失明。大舅每年抽空回老家探亲，大舅妈和孩子们则留守在山东老家，同姥姥一起生活。母亲总是很担心姥姥的生活，知道大舅妈并不会善待姥姥，就多次写信劝说姥姥来陕西，在女儿身边，可以好好享福。姥姥的回复，很伤了母亲的心，为了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母亲必须首先解决一家五口的指标，她决定再要一个孩子。
（7）
母亲在众多的邻里当中，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她穿一双皮鞋，鞋面儿永远光彩照人，不见半点儿尘土。在黄土高坡的陕西，出去走一圈儿会是满身灰土，能保持皮鞋的铮亮无灰，并不是一件举手可得的事。我和哥哥懂事之后，母亲就教我们刷水泥地，用铝制水盆端一盆清水，拿上洗衣粉，刷子，和抹布，在地上泼上水，倒洗衣粉，用刷子猛刷之后，再用抹布把脏水收到水盆里，双手揉搓抹布，拎出来拧干备用，多次重复这一程序之后，地板就会光彩照人。母亲曾告诉我们，她没有孩子的时候，家里永远一尘不染，楼下的小孩们偶尔跑到她家，都说太干净了，就都坐在地上玩。父亲对母亲的非凡嗜好，很有意见，总是在我面前学着楼下老奶奶的唐山口音，看着天花板，唉声叹气地说：“老刷地！”
母亲的洁癖，造成她不适合同邻居共处一个两居室，我的到来，又把这条暗藏的隐患挑明了。原来同我家合住的邻居，是一对年轻的苏北夫妇，他们的孩子比我小一两岁。我小的时候，并不明白这个房子的分配问题，有两次看见邻居的房门大开，里面居然空无一人，就走了进去再走出来，这对夫妇因此便说我偷他们家的东西。在那个赤贫的年代，家家屋子里，除了床铺和吃饭的桌椅板凳，并无什么可偷的东西，父亲觉得他们的指摘也太夸张了，因此心存芥蒂，等这对夫妇调到汉中之后，很有些拍手称快的劲头。母亲受够了这些是非，就要了妹妹，我们成为五口之家，在邻里中间，既不是上限，也不是下限，却可以因此得到这套两居室。
问题是楼下的王四家，早就打好了主意，他们有五个孩子，两女三男，住在一楼中间的两居室里，因为孩子已经很大，就要求单位再分一个单间给他家。那对苏北夫妇调走之后，王四家原本打算当我家的邻居，母亲知道这家人不是什么好人，跟地痞流氓有一拼，就毫不让步，加上妹妹的出生，我们完全不需要跟任何邻居合住了。父亲开始跑房产部，要隔壁的房子，几经周折，我们家名正言顺地分到了这套两居室。
王四气急败坏，就暗中勾结了我家楼上，以制造各种噪音为引子，目的是把我家赶走。父母百思不得其解，以楼上大学生夫妇的身份，原本不应该掺合到这种事端中，分析之后，才豁然开朗，楼上是在王四家的要挟下，迫于王家的淫威，抛开做人的尊严，俯首称臣，遗憾的是，他们全都低估了父亲的铮铮硬骨。
父亲说，王四家的困难，他非常理解，如果当初王四家找到他，把这个情况和盘托出，合理商讨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把楼上游说进来，以联手欺负人的方式，赶走我家，一切都好商量，现在问题的性质，升级到了人欺人的地步，身为共产党员，他坚决不会向任何恶势力屈服，只要一息尚存，他绝不搬家，上刀山下火海，他奉陪到底。
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我家的革命，却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序幕。父亲展开八版武艺，打油诗信手拈来，楼下围观颇为惑众的时候，他手持小提琴，为大家演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曲作罢，楼下掌声雷动，不乏很多喝倒采的邻居，他如入无人之境，再接再厉，继续用京胡或是二胡演奏：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我被扔进了迷惑的深渊，不知道眼前的场景，要如何面对，经常躲在林梅家，沉默无语地坐看眼前的闹剧。当时的邻里之争，并不少见，那么多的人，拥挤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免不了生出很多是非。盆盆罐罐之中，厨房厕所之间，有一个好邻居，就像在遥远的异乡，拥有了自己的亲人一样，而碰上一个坏邻居，就像在同一个战壕里，遇见了敌人一样。父亲对楼上和楼下的两家而言，显然不是一个好邻居，他们想联手骑在他的头上动土，完全是找错了拿捏的对象。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楼上的这对夫妇，被父亲更名为驴脸和狗头。驴脸大体来说相貌还是不错的，五官匀称，身形瘦小，她的儿子继承了她的长相。狗头的相貌算得上丑陋，肥肥的一个猪头上，五官愚钝而臃肿，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的形象，划归到小人书里怯懦而又卑鄙的坏蛋头上，他的女儿，我哥哥的小学同学，长得同他如出一辙。驴脸后来到她厂里的领导面前，下跪求助，轰动一时，我家和她家的邻里之争，在王四家幕后黑手的操纵下，又多了一笔打油诗下的笑料。
在这场闹剧中，我家对门的小学同学于慧一家，见风使舵，也拜倒在王四家的门槛上。于慧总是神气活现地进出王四家，同这家人耳鬓厮磨，举止之中多出娇蛮之气，我们整个楼口，公然同王四家“联姻”的两户人家，只有楼上的驴脸夫妇一家和我家对门的于慧一家，而这两家的男女主人，居然都是大学生出身。丁浩的父母，明显地站在我父母的一边，从来不主动同王四家搭话，小冉阿姨总是自由出入我家，和母亲一起商讨家务上的事宜，丁浩的父亲，发现我是个好学生之后，就尽量找机会让丁浩同我一起学习。
我在一小的生活，快乐无忧。我写一手标准的仿宋体，经常在课后，站在全校的大黑板前，帮大队部的张老师写黑板报。我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周围多是东北口音的南腔北调中，我的发音，足以让老师们刮目相看。我开始在早自习的时候，被别的班级邀请，朗读课文。在全校大会上，大队部张老师安排我做诗歌朗诵。我朗诵的第一个长篇，是周总理逝世后，非常有名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我那时刚满8岁。
一天，做完广播体操后，同学们一哄而散，我正准备在操场上和几个小伙伴们玩跳皮筋，丽丽冲到我的眼前，面目狰狞地说，“胖胖，于慧说你爸坏，老跟邻居吵架。”
（8）
于慧颇有组织能力，应该说是能说会道，每天在老师的耳边煽风，很有些能量，搞不清楚她同班主任何老师嘀咕了些什么，现在我们班要搞班委改选了。对于二年级的小学生，我们基本上都是不谙世事，有谁会心急火燎地要班长的位置？我的骨子里继承了母亲的风范，都是别人主动给我职位，从来不会在暗中活动去争取什么。自从丽丽在我面前撒泼之后，我就明白了我背后的暗流使者是谁，我无言以对，不知道该怎样面对眼前的风暴。班里绝大多数同学都被于慧活动到了她的阵营里，完全把我孤立起来，只有我家隔壁家属楼的永红，始终站在我的身边，任凭风吹雨打，也要和我同舟共济。
改选的那一天，老师念过我的名字后，让同学们举手表决，我看见孤零零的几双小手，在胆怯犹豫中举了起来，只有永红的右手，在第一时间，坚定而高高地举过头顶。我落选了。
魏老师当初选我当班长，不过是为了提供一个训练场地，让胆小的我变得更加强大。经过一年多的磨砺，我已经成长起来了，却要面对改选前后的风言风语，拉帮结派。我性格笃定而沉稳，与世无争，绝不会跑到老师面前，靠告密获取老师的欢心，我父母都是身正而影直的山东人，做不来任何偷鸡摸狗的营生。何老师很明显听信了于慧的巧言，要把她提上舞台，把我赶下舞台，她们如愿以偿。
我开始以边缘人的身份，游离在老师和同学之间，老天赋予我的财富，却是使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我的仿宋体在学校的大小黑板上，黑白分明地述说着中华文明的渊源，我的数学作业，工整无误，让数学老师爱不释手，就总是展示给同学们做榜样，大队部张老师对我在班里的落魄毫不知情，经常把我从班级里叫出来，帮她写布告，她还给我分摊了一小广播站播音员的重任，让我在课间操之后，朗诵文章或诗词。我长大以后，很多人会说，胖胖，你是女强人，我总是扪心自问，我强在哪里了？不过是老天惠顾，让我拥有一些可以自食其力的才能而已，而我的这些优点，太突出了，并不是依靠我自己多么努力多么要强争取来的，它们就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可以让我不费吹灰之力地信手拈来。
夏天来到的时候，我开始跟林梅吃完午饭后，疾走15分钟，去厂区附近的游泳池游泳。我和林梅的父母，都没有时间管我们，父母同意我们自己去游泳后，我们就每天中午光顾游泳池。游泳池管理严格，大门不到开放时间，永远紧闭，我们还得提前申请游泳证，医院和游泳池盖戳后，才正式生效。买票之后，我俩手持游泳票和游泳证，经过门卫的审核，才能进入大门。门卫放行之后，我和林梅一路狂奔，拐进大门左侧的露天女更衣室换泳衣，换好衣服后，打开喷头，正午阳光暴晒下冒着热气的皮肤，经过凉水的冰镇，会惊现无数鸡皮疙瘩，我经常会刻意回避这一步骤。我们冲出更衣室，途经一个几平方米见方的小水池，再从头顶喷着细水柱的水帘棚子里钻出来，映入眼帘的，就是第一个露天游泳池，宽25米，长50米，我们管这个游泳池叫小池子，里面的水深，从半米一直递增到一米五，浅水区里，聚满了欢声笑语的小孩子们。
小池子右侧是同样大小的游泳池，水深从一米五逐渐递增到三米，会游泳的人，都在这个游泳池里游泳，我们管这个游泳池叫大池子。大池子中部右侧边上是高高架起的跳板，平时上面坐着救生员。大小泳池的周围，坐着很多救生员，他们脖子上挂着哨子，眼睛时刻不停地盯着水面，以防意外。林梅的父亲给她报了一个游泳班，她学成之后，会标准的蛙泳，我们成为势均力敌的泳伴。
我没上学之前，总听父亲向我炫耀他的泳技，就求他带我去看他游泳。他把我带进大门后，让我站在游泳池外面的栅栏外，他进门后去了右侧的男更衣室更衣，不久我就看见他在大池子里，举着个脑袋来回畅游。等我想学游泳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无暇顾及我的请求，哥哥的回家，妹妹的出生，把家里的一切，弄得颠三倒四地忙乎，他下班的时间都在厨房里张罗，母亲则负责家务。我完全成了没有人管的小孩，到了游泳池，就根据大孩子的描述，先学闷水，大头朝下地把身体平躺在水面上，在水中憋气，等我掌握了这一技巧后，再手脚滑动，从静止的漂浮状态中，增加向前进的速度。我还学会了踩水，手臂在水面上不停地向外划半圆，双脚在水下飞速地上下踩动。有一次在救生员向一位小孩传授蛙泳秘诀的时候，我一下子领悟了其中的奥妙，并付诸行动，我因此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标准的蛙泳。
在我和林梅的父母无暇顾及我们的课外活动之时，于慧的父亲总是陪伴在于慧姐弟的身边，带着姐弟俩一起去游泳。他是一位非常合格的父亲，总是亲力亲为地积极参与姐弟俩的活动爱好。他给姐弟俩一人买了一个塑料游泳圈，在他俩还不怎么会游泳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他的看护下，在大池子的浅水区里，近距离地游玩了。只是过多的呵护，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于慧在她父亲的陪练下，始终没有学会标准的泳姿。我在游泳池里，经常看见她和弟弟，在大池子的潜水区，手扶池边，戏水玩耍。她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家门对门的邻居，楼下王四家的试点胞孩，老师同学的宠儿，我早已学会对她敬而远之，从来不主动同她说话，除非老师安排我和她一起做功课或是帮助同学。看见她父母的时候，我永远抬头挺胸，用藐视人间败类的坚定目光，正气凛然地从他们身边走过。感谢我的父母，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明白邪不能压正，大不能欺小，做人要有尊严，为人要正直坦荡。
我第一次跳进大池子的时候，完全不知深浅，一脚跳进水里后，才发现我踩水的技能完全不到家，脑袋在水压的帮助下冲出水面后，我借助旁边于慧的游泳圈，扑腾回了岸边。当时如果她不在旁边的话，估计我得等救生员来营救我了。我很快适应了大池子的深浅，开始和林梅一前一后地在大池子里，或横渡或竖游，短短一个小时的游泳时间，我俩都在游泳池里游泳，完全无暇上岸同小朋友们说笑，直到号角声响起，游泳池清场，我们在最后的人流里爬上岸，换好衣服后，头发嘀嗒嘀嗒地淌着水珠，浑身慵懒地漫步回家。直到长大，我俩到了游泳池里，几乎习惯成自然般地在指定的时间里，毫不歇息地来回游动。
根据我脑中的记忆，我第一次自己去游泳池，就学会了游泳。等妹妹赖着我让我带她去游泳的时候，我一心想着和林梅去大池子游50米的来回，根本无心陪她在小池子里恋战。我在大池子里游上几个来回之后，就着急忙慌地跑回小池子，双手托住妹妹的小腹，让她平躺在水中，教授她游泳的技巧。这样带着她去了几趟游泳池，她仍然不会游泳后，我的耐心全无，就面对着站在浅水区里，从头到脚湿漉漉的小不点儿妹妹，在人声鼎沸的嘈杂声中大吼，你要是今天还学不会游泳，我就再也不带你来了。情急之下，妹妹大头朝下扑进水中，手脚在躯干外围像螃蟹一样地张牙舞爪。在我的恐吓下，她终于立竿见影地学会了原地不动地游泳，只是我看见她手脚并用，却并不见她前进半寸。她长大以后，游标准的狗刨，我看着游泳池里依旧快乐无比的妹妹，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9）
三个孩子中，我始终是父母的骄傲。有一次母亲带我们在傍晚时分，去看露天电影，碰见了一小校长的先生，他们俩热情地攀谈。校长先生看见我，就一个劲儿向母亲夸我，让我非常纳闷，他作为父母单位里的职工，不在一小工作，怎么会认识我。母亲自豪的同时，总是不忘给我敲警钟，她认为我整个一个马大哈，做事毛毛草草，东碰西撞地，这要是将来到工厂当个工人，她得成天提心吊胆。母亲认为我完全不适合在工厂上班，又无法为我指出一条明路，每次看见我身上跌爬滚打出来的瘀紫，总是摇头叹气，我就信誓旦旦地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时候不到，你着哪门子急？她笑起来，笑容开心灿烂，眼中似乎有不经意的泪光闪过。
当时小学的命题作文，用的最多的就是《我的理想》，写作业以及考试的时候，这个命题是最安全的选择。既然父母所在的国营工厂不适合我这样的糊涂虫，我就在作文里洋洋洒洒地写下我的理想，做一名言传身教的老师。而我自己真实的想法，不得而知，也许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理想。三四十年之后，我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医师办公室，在他帮我校正脊椎脖骨的常规按压中，这位犹太医师问我，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选择的职业是足以让我成功的职业，我会选择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昏睡百年。他乐得不能自己，完全没有想到他面前的这位职业女性，看起来同瞌睡虫大相径庭，根本就没有什么理想。回顾我的成长经历，在那样的年代，最适合我的职业，应该是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不过我对播新闻毫无兴趣，我崇拜孙敬修爷爷那样的播音员，每天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喇叭，在《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的时间段里，给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讲故事。我的这个没有形成雏形的理想，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唯一偶像的年代里，至始至终没有出现在我的作文里。
班主任何老师写一笔好字，父母看见我拿回家的期末评语后，总是感叹何老师的字，写得如此工整俊秀。等需要家长字面回复的时候，父亲就提笔写字，何老师看过父亲的字，知道她的字虽好，却不是父亲一个量级的，佩服之余，对我的神情倒也放松下来。上了几年小学，我几乎经常是班上的前三名，帮父母轻而易举地免除了三块钱的学杂费。那个年代，这三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可以买5盒五颜六色的蜡笔，三支上好的钢笔，或是一百斤西红柿。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是我以0.5分的优势，排在第一名，于慧和我们班的跳级生并列第二。
林梅家的上海大姐很早就进了工厂，由于同林伯伯关系紧张，她住在单身宿舍里，家里比较平静的时候，她会找机会回家看望林梅的母亲。大姐于1962年出生，很幸运地错过了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因为她初中毕业的时候，上山下乡正接近尾声，大批被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正翘首以待地回到城市，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大姐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初中升高中的节骨眼上，就业的压力驱使她选择了父母单位的技术学校，而不是升高中考大学。当时能考上技校的学生，基本上是班上的佼佼者，考不上技校的学生，才上高中。技校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我父母所在的单位工作。我后来问大姐，为什么没有想到上大学，而是去了技校。她说那时候大学还没有正式开放，读大学的人都是被工厂农村选拔出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全国高考是在她上了技校之后才出台的，她没有神明，不可能高瞻远瞩到两年以后的事，如果选择高中，意味着她高中毕业后，仍是没有着落，她是家里的老大，必须选择最安全最快捷的方式，找到就业的出路。
大姐上了技校的年月里，刘阿姨开始寝食不安，就非常频繁地来我家串门，同母亲商量对策。她是父亲烟台技校的同学，也来自山东荣成，在解放初期，他们一起从沈阳的航空工厂转到西安。母亲从玉门油田调到父亲的单位后，刘阿姨为母亲接风洗尘，她俩脾气相投，成为无话不说的好伙伴。刘阿姨的长子大军已经下乡有些年头了，他曾经从农村带回家一些田蛙腿，刘阿姨拿椒盐和红辣椒爆炒后，送了小半碗到我们家。我看着白嫩细腻的田蛙腿，心里非常害怕，因此完全不记得是否品尝过这野地里的美味佳肴。大军所在的生产大队离家里有两个小时的路程，他偶尔会灰头土脸地回家。绝大多数时间则是在生产队里干农活挣工分。
上山下乡已经接近尾声，有门路有关系的人，成为先遣军，被生产队批准，哪来哪去地回归城市，等待政府安排就业。这第一批离开农村的家属子弟，很快就通过各自的关系，在父母的单位里安排了工作。留守农村的知识青年，人人惶惶不可终日，有点儿狗急要跳墙的劲头，又不能做的太过分，得罪了生产队的人，麻烦可就大了，人家扣着你的户口，你就是想飞也插翅难逃。
一个周日的早上，刘阿姨和母亲打点好行装，装上礼品，骑上自行车，向大军所在的生产队开拔。大军还有一个年长我很多的妹妹和小我两岁的弟弟，我管他的妹妹叫小青姐，管他的弟弟叫小军。大军的父亲是一位转业军人，相貌异常英俊，照片上的他，年轻潇洒，高鼻大眼，同他本人判若两人。他是河北保定人，性情非常温和，总是一脸笑意。他劝刘阿姨别着急上火，此事急不得，劝说无效后，就经常陪着刘阿姨来我家。根据他们商议的结果，他们决定由刘阿姨在母亲的陪同下，到农村给生产队的头头脑脑们送礼，让他们早日高抬贵手，给大军开绿灯。
父母所在的单位，隶属西安市，距离西安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由于这个工厂是建国后组建的，中流砥柱多半是沈阳工厂转过来的，东北话便成为这个小镇的准普通话。当地的农民说浓厚的陕西话，管馒头叫馍，父母单位的好事者就给当地农民起了个外号，叫老馍。大军在老馍的生产队里，翘首以待地准备回家，刘阿姨和母亲又去送了两次礼，而大军调回城市的愿望，仍是毫无进展。一位家属子弟为了恶搞上山下乡，又不能露出初衷，就在万人知青大会上，拍着胸脯，用陕西话斩钉截铁地说：“老馍离不开额，额离不开老馍，额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 
匿名
发表于 2013-3-14 19:20:05
发表于 2013-3-14 13:43:52
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