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我们是怎样走到1962的？

青禾

                              
看了老钱的转贴, “对照蒋介石 看看毛泽东”, 有点感触. 也将我几个月前看到的一篇文章转贴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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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怎样走到1962的？

一

冯小刚有电影《1942》，这是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拍摄的，写的是那年河南人民的苦难。我正是在那一年，作为一名中学生，带着13岁的妹妹步行横穿河南省的许多县。那是惊心动魄的一段经历。影片到了，全家去看，果然令人震撼。不日，在网上看到朱健国先生的文章《1942逼问1962——冯小刚曲线问责毛泽东》。说42年河南的灾难是因自然灾害和日寇的入侵，加上蒋介石的救灾不力。蒋介石曾惊呼：“我成了千古罪人了。”他还是多少作了些救灾工作，如向陕西、湖北移民，日寇大举入侵河南，御敌不及，确实也没有多少力量救灾了。谈到1962，具体讲是1959、1960，1961三年的严重灾难，这才到1962年。几十年为了面子，称“三年自然灾害”，近些年主流媒体终于把“自然”两个字删去了，不再维持着谎话。有杨继绳先生者，勇敢奋斗多年，调查研究各省情况，尽量统计了接近事实的非正常死亡，达三千多万人（解密档案称：是3755万人）。当然他拥有了许多具体的材料，撰写《墓碑》一书，在香港出版。内地仍是禁书，这事还要顾着面子。《1942》这部电影出现后，继绳先生写了文章《一九四二和一九六二有何不同》，他谈到大饥荒产生的原因不同，规模不同，媒体的表现不同，政府的态度不同，等等。继绳先生的《墓碑》，是树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碑碣，信史当然会是不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会越来越唤起人们的觉醒和良知。
至此，我感到有一个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42年到62年这二十年间，人所共知，抗日战争很快胜利了，解放战争很快胜利了，新中国很快成立了，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吗？怎么到1962年，我们的民族反而跌进苦难的深渊，造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人类社会一次罕见的灾难呢？如曹丕所言：“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中华大地一度成了人间地狱，是什么原因使我们陷入了这一境地？

二

开始提笔撰写此文，时在2012年12月21日，传说玛雅文化预测是人类的末日。实际上在他们的典籍中，说是世界纪元的最后一天，明天是新纪元的开始。这两天，在电视看到委内瑞拉的群众在欢庆自己的新纪元。人类的末日当然会到来，按照天体物理学研究，这是要在三十多亿年以后。现在地球村还在过着自己的日子，继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今天确也有特殊的意思，几十年前就知道是斯大林的生日。他在1953年去世时，我和朋友们都悲痛无比。这种感情是年轻一代无法理解的，连我自己后来也感到很奇怪。无法掩盖的历史事实终于告诉我，他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三大杀人魔王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届到五届的总书记陈独秀，谈到斯大林的残暴时说：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了苏联那个体制，而是苏联的那个体制培养出了一个斯大林。这在根本上否定了英雄史观。
谈这件事，和本文有什么关系吗？太有关系了。
后来知道，在1952年的这一天，毛泽东把中国的“托派”一网打尽，作为献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后来苏联法院正式给托洛斯基平反。中国把在押的“托派”，当然是还活着的释放出来后，不了了之。其实，他们不仅是革命者，而且是一批革命的先行者。历史证明，托洛斯基这个学者型的政治家，观点是对的，特别是在对中国问题的指导上。“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一百多位领导干部，回国后绝大部分被斯大林杀害，因为他们对斯大林的右倾在中国的失败知道得太多了。列宁的战友，包括托洛斯基，也均被斯大林杀害。“十月革命”时的领导人，善终者只有列宁和斯大林自己。
这儿先说几句看似题外的话，其实这和我们这个民族从1942年的苦难，再一次走向1962年的深渊，有着内在的直接的联系。
一个民族走赤化的路，就必然会得到赤化的结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三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从我1942到1962这二十年个人的体会中，也可看出中国怎样走到了这样一步的。
略谈一点历史情况：
冯小刚他们只写到1942年。
1943年，日寇过黄河南下，打通了平汉铁路（今京广路北段），这样把河南分成东西两块。我所到达的皖北地区，陷入敌人大包围圈。我的故乡萧县即形成城区（汪伪）、城北（共方）、城南（国民党）三个政权，可见那时形势的复杂性。我1944年秋，穿过平汉铁路，跋涉千里，到达河南和陕西交界的地区，投奔了一个国立中学，这种国立中学，全国有23个，为援救敌占区过來的知识青年，解决8年抗战知识分子的断代问频。然后随校迁移，再次步行千里，经鄂北转赴陕南，在秦岭大巴山之间的峡谷地带度过战争最后艰苦的岁月。
1945年，在重庆版的《新华日报》上，看到令人震惊的消息：“巨星陨落，举世同悲，罗斯福总统逝世”。战时的首都在重庆，那儿两党的报纸并存。秋天得到令人鼓舞的消息：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样，抗日战争结束了。
1946年，我在南京考大学。父亲说：“京、沪和北平放不下一个安静的书桌了，你要真想读书，最好去南通。”父亲怕我介入政治，我报考了南通学院农艺系，正合其意，但时代还是把我卷入革命的潮流中去。当时共产党高举着争取民主自由、反对一党专政的旗帜，党的报刊连篇累牍地歌颂西方的民主自由，毛泽东亲笔写下：“我们要学习美国，实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争取建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党的《八一宣言》中也说：“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吾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我积极参加了党所领导的第二战场的活动，希望寄托在年轻的共产党身上。
1946-1947年，大规模的内战终于爆发了。美国在开始时调解，马歇尔來华，积极斡旋，美国显然是要推动中国建设一个像它那样的两党并存的民主国家。不料，这是对牛弹琴，不知道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是“天无二日”。
1948年，中国从北到南的广袤大地上血流成河。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当时毫无疑问。渐渐又是史学家研究的课题，有所质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战争。农民投入战争，争取的是“耕者有其田”。所以，土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夺取和保卫胜利成果的积极性。没有想到，伟大的土改不过是虚晃一枪，土地证在身上还没有暖热，土改后期根本就不发土地证了，很快走上一大二公的道路。至公社后，农民完全丧失了自由和分配的权力。农民劳动成果被剥夺的程度超过了过去基本上是对半分成的租赁关系。这儿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封建制在秦朝已被废除，而后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是自由的合同关系、租赁关系，不再是封建关系，贫富是不断重新洗牌的。从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和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都可以看到这一社会现象。反封建本应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反对集权专制主义。堆进民主化进程，建国后反而强化了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民主缺位。
从西柏坡进京时，毛说：我们是去赶考！当然他想到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讨论过，如何避开“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问题，不会忘记郭老有《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他曾批发到各解放区学习，防止走李自成的老路。是因为贤明如此，而得以去北京赶考吗？在西柏坡还提到“两个务必”说我们务必要谦虚谨慎呀！进京以后就开始有点放松了，诚如荀子所言：“有欲必有私”，人性弱点的一面开始萌发，一家家搬入中南海这皇家之地。虽有诤友及时劝说，不果。北洋军阀如段祺瑞等，亦感不便入住，因为已经到了“民国”。后有袁诹先生的文章《党风三误》，一曰喊“万岁”，二曰自称“光荣、伟大、正确”，三曰入住中南海，一时不慎尚好，却又不然。彭老总不得不把文工团从中南海调出，冒昧之极。彭总耿直，一上庐山，在西北组的讨论中就说：“现在许多地方给主席盖行宫，这是搞的什么名堂！”这话记录在会议的《简报》中。主席看了没有表态。不难看出，后来惊天动地路线斗争的巨大风浪，殃及亿万人民，实起于这青萍之末。林彪狡黠媚上，及时提出小节旡害论。大人物的小节不是小事呀。在庐山会议上，面对彭，毛泽东想到儿子。悲凉地说自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这样结怨太深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新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普列汉诺夫的一句话：“暴力革命夺取的政权，不可能给予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是列宁的老师，以三万字的《遗言》作了具体的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实现的，是虚幻的，只能是党的专政。最终，只能是个人的独裁。”这话说得很难听，但严酷的事实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中国人民没有站起来，仍然只能是匍匐在神权和君权的脚下。
何以见得？
在上层：少奇同志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构想；陈云、周恩来对“大跃进”的保留，都不能不臣服于错误的“最高指示”。邓拓何以致死，他曾被斥为“死人办报”。李达何以致死，他曾对毛说：“你头脑不可发热，否则，人民要受难了。”主席不快，造成文革中被批斗致死的后果。总之，个人决定了国家的命运。1943年在延安，中央授予毛最后的决定权，当时还只限于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到此时，发展到对国家的宏观决策的层面上了。
在群众层面，“反右”以言定罪，以致全国寂然，没有人再敢说一个“不”字了。例如，郭沫若作为科学院院长领着各学科的专家和泰斗级的人物，访问徐水。那儿开始进入“十二个不要钱”的共产主义，无不高度赞扬，说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国际共运的伟大贡献，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他们果真没有想法吗，他们的智慧哪里去了？我们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同班同学，一半人奉命前往徐水，分头执笔共同撰写一本书，记录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书尚未出版，即发生饿死人的事情。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知和社会问题的批判者，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右运动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部消灭了。
“普翁”还有名言：“暴力革命形成的领导力量，只能以流氓无产阶级的道德为价值取向。”这话又说得很难听，又被无情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延安是我年轻时向往的地方，可是后来知道，居然有投奔去的一万五千名左右的知识分子被打成特务。敌档却证明，没有派去一个特务，都是严刑拷打、逼供产生的。文艺出版社总编韦君宜说：“当年没有去美国，投奔延安，决心为革命献出一切。但没有想到要求我献出人格。”前些年，我曾到达南泥湾，在哪儿还高歌一曲：“今天的南泥湾，赛呀么赛江南……”后来知道，在这儿曾有组织、有计划地种植和经营鸦片。这红色景点在我心中便黯然失色。我想到1942年左右在河南南阳看到的情况，街上有许多鸦片烟馆，公开经营。当时南阳是“土皇帝”别廷芳统治着，这是在推销延安的鸦片。林则徐曾经说：“鸦片一日不禁绝，不仅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鸦片流行严重摧毁着我们这个民族。
在政治生活中不断运用邪恶的手段，似为理所当然。一再造成严重的历史教训，以运动的形式对敢于说实话的人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使社会道德水准降低到超过底线。更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把成千上万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到文革还有挖“五一六”。最后历史证明，全国一个“五一六”也没有，再一次不了了之。不作反思，。这是否又为以后的工作失误埋下伏笔？
在这20年的历史演进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共两党的区别。经过解放战争，因为那是你死我活，所以，我们仇恨国民党。但历史事实证明，正像某民主人士所说：“民主对国民党是多少的问题，对共产党是有无的问题。”抗战八年，在国民党的战时首都重庆，有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和国民党的报纸《中央日报》同时出版，版面一样大，发行全国。延安有国民党的报刊吗？丁玲在墙报上写了一篇《三八节有感》，即受迫害；王实味一篇《野百合花》使他断了头。建国后，北京当然不会有国民党的报纸，民主党派的报纸存在了几天呀？马寅初在建国前被蒋介石关了两年，建国后作为北大校长被共产党关了20年。赵丹建国前后都坐过牢，但建国后坐的时间更长。“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对赵丹打脸，看来被打得很凶，连牙齿都打掉几个。
处理学运的风格也是完全不同的。第二战场的最高潮，是1947年上海各大学声援同济大学的“一二·九”事件。学生和军警双方都到场万人以上。吴国桢（时任上海市长）到场。传说他被打。在同济大学门前的琪美路上，我只看到他的礼帽被同学丟到天上去。近年，他在美国写的回忆录中说：“那两三年逮捕中共地下党员150人左右，我命令一个不杀。我和其中一半左右的人作了个别谈话，有的请到我的家里来细谈。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学习，增加了对共产党的理解。”在这一时期，虽说斗争激烈，没有听说杀人。建国后，有《炼狱》一书，详细叙述当时的情况。江泽民、乔石、吴学谦分别在书上题诗题词。我是敌人黑名单上重点追捕的对象，由于党的掩护，躲过了一劫。相反，1989年的“六·四”，20万大学生彻夜坐在天安门广场，天亮之后，三个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之上，双手举着请愿书，无人答理。后来发生了绝食事件，有人把鸡蛋投向毛泽东像。同学还把他们纠送给当局处理。最后，终于开枪。有材料说，杀害了许多人。（现在已有统计的材料）
反右之后，整个国家玩于个人的掌股之上。何以为证？
人民大学的校长吴玉璋认为，谢韬副校长不是什么胡风反革命分子；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吴老面前也承认谢不是胡风反革命分子，但他说：“钦定的，有什么办法？”这样，谢韬只好坐牢7年。同样，对于学生林希翎，吴老不认为她是右派，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也同情她，认为她不是右派，因为是“钦定”的，她也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二十年后，耀邦总书记曾三次批准给她摘帽，因为“钦定”，也由于需要证明反右没有错，直到去世她也没摘掉帽子。这就是中国的个人专断的政治生态。
那些年，中南海全然是千年帝制的宫廷氛围，没有是非，法治荡然，道德缺位，“德先生”还远没有到达中国。
这就为后來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作了铺垫。

四

我们传承着列宁、斯大林的做派，对生命是轻慢的，杀人很随便。消灭“AB团”，自己杀自己人，杀了十万。镇压反革命，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报告中说“处决八万人”，一般说，远不止此数。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一直在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即不把人当作人。
终于，我们以独裁性、邪恶性、残暴性，欺骗性营造出了1962！
中国社会形成旷古未有的三年灾难，先后发生如下情况：
一、高估产。形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谎言大国。各地不断“放卫星”，即公开拫道亩产许多万斤。因为“上有所好”。《人民日报》带头以头版头条、通栏大题、套红标题报道亩产二三十万斤。其实亩产千斤已经是丰产了。对这样天方夜谭似的高估产，毛泽东居然信以为真。如此高产，粮食太多怎么办呢？他为此发出了三点指示：“一要敞开肚皮吃饭；二要加快仓储建设；三要进行粮食的深度加工。”全国居然没有人敢说真话，戳穿这种弥天谎言。最终，报纸不敢对谎言更正。报纸不过是工具，没有法人的独立的“人格”。
二、既然农民粮食多，就出现了高征购的现象。在农民断粮时，仍然认为农民不交粮，不售余粮。采取查抄，翻箱倒柜，打人抓人的办法，一时形成了普遍的“红色恐怖”。人民公社制度率先在河南推开，所以这一现象在河南特别严重。
三、不准逃荒，农民丧失了逃荒的自由。那时，党的政策规定：“四固定在生产队三十年不动。”所谓“四固定”， 首先是劳动力固定，这就形成了不准迁徙的硬性政策。所以农民断粮之后，只有在家里静悄悄地等待死亡。逃荒者被抓回，在被打、强迫劳动、饥饿下死得更快。
四、无视人的生命，不开仓救灾。其实国家的仓库里并不是没有粮食，按照规定不许动。有一个亲戚告诉我，他那个大院里就抬出了五具饿死的尸体。而他手上就掌握着一把粮食仓库的钥匙。他说：“我有思想斗争，但终于不敢打开仓库。”我问：“你为什么见死不救？”他说：“我不敢开仓，当时谁也不敢开仓。”我问：“当时群众为什么没有人造反抢粮？不是造反有理吗？”他说：“就是不敢，饿得也没有精力造反了。”在精神上，群众早被镇住了。解放以后，肃反，镇反，历次运动杀人太多，没有人敢妄动了。明知要饿死，也只有静静地死去。他还告诉我：“过去村子里死一个人，是嚎啕大哭，哭得四邻不安，还有亲戚来陪着哭，好似哭声越大越好。到这一时期，饿死许多人不再听到哭声，也可能是哭不动了。总之是静悄悄的。在信阳，许多村庄由于饥饿，整村的人都消失了。
我有两个同班同学，曾经到达灾区。一位跟我说：“我是北京来的记者，得到特殊优待，居然在农民家里吃到一盘肉丝炒咸菜。”我问农民：“现在居然有肉吃了？”他告诉我：“邻居家的人饿死了，我就在他身上割了很多肉腌了起来。”“他给我吃的就是这个肉。”同学说：“他不说还好，说了我几天都想呕吐。”我们新闻界的人都知道，当时全国都不发稿费。发稿费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但是只给毛泽东一人发稿费。在任何灾情下，如唐山的地震，河南的灾荒，陕北的贫困，他都没有拿出一分钱来救灾。相反，外人援救唐山地震的行动被拒绝。他一次也没有回到陕北去，是那里的人民养育了当年的共产党。1942年的河南灾荒，蒋介石还说了一句：“我是千古罪人了。”毛泽东没有丝毫自责之意，相反在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说：“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饿死人是要上书的呀。”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史家说：这是发动文革的诱发因素。他需要打倒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江青在文革中说：“现在主席才出了七千人大会上的一口恶气。”

对信息进行绝对封锁。好像中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一个人也没有饿死，报纸上仍然是“形势大好”。这一时期，全国突出地宣传焦裕禄，目的是为了造神，说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宣传雷锋也是为了这种需要，因为他的伟大在于“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焦裕禄在兰考，已是肝癌后期，从报道的文章上可以看出，他忍着剧痛在兰考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他不看病，不吃药，更不住院，因为他看到大量人饿死，自己时间不多，破罐子破摔了。这是一种残酷的表扬，掩盖河南饿死几百万人的重大事实。北京新华总社的社长穆青到达河南，看到分社的同志写了一篇焦裕禄的稿子，可能作了点修改，用了自己的名字。这又构成了后来新闻界内部知识产权的矛盾冲突。其实，这是常规，《毛选》四卷中大多数也都是别人写的。当时认为，用谁的名义发表好，就用谁的名义，一切以革命的利益为重，“自己”是不存在的。问题倒在于，穆青到达河南，却看不到河南饿死的人以百万计。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不作报道，不敢报道。这当然也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宁可看到成千上万人死亡，也不当一回事。这就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以流氓无产阶级的道德为价值取向”，天良泯灭：。

始终没有救灾的行动。问题在于不是没有粮食，农民的粮食早已经强征强购，归了大仓。当时强调“外援”，所谓“中国应对世界作出较大贡献”。一船粮食从国外买回来，没有靠岸，又奉命驶往阿尔巴尼亚。当时阿尔巴尼亚被誉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因为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反修”的观点。按照他们的人口折算，中国提供的援助可达人均两万元，而当时中国人贫困到大量饿死的程度。一位领导同志曾上书中央，请求减少外援，却因有违“最高指示”而受到批判和迫害。杨继绳提供的材料中说：“信阳公安局通过邮局扣押一万二千多封向外求援的信件。这些对灾情向外通风报信的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
在大饥荒期间，还出口几百亿斤粮食换取外汇黄金，作为研制核弹的经费。
1959年庐山会议，如接受彭总的意见，全力救灾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如能开仓济民，或不大量出口粮食，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五

电影《1942》主要写的河南。1962年的灾难不仅是河南，而且是全国性的。《墓碑》的作者杨继绳统计了各省饿死的人数，共计三千万以上，是河南那次灾情的十倍，超过一次世界大战，超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残杀。全国性的大饥馑，是政治体制造成的，表面看是因为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所为。是他的“最高指示”一步步的推动，他的谎言，他的一些决策，他的残暴，如放卫星，办公社建食堂，禁止人口流动，不让开仓救灾，过多外援，对讲真话的人无情打击，使得中华大地一度成为人间的地狱。按照陈独秀的分析，毛泽东现象和毛泽东其人又是谁造成的呢？他是党和这个民族培养出的产物。大家知道，最推崇毛泽东的曾经是刘少奇，刘少奇死于何人之手？最颂扬毛泽东的是林彪，而林彪又是怎样毙命？最紧跟、最顾全毛泽东的是周恩来，他又是怎样怆然离世？临终前，周嘱咐家人赶快离开中南海，不要再介入政治。这些人健在时都没有来得及反思，接受历史教训，以致含恨终生呀！。难道现在我们活着的人还不应该有所反思吗？
电影《1942》在结尾部分有一句话：“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这样说来，至1962年的历史真相，比1942年河南一地的情况严重的太多了，不更是值得面对、记取的历史教训吗？
所以有观众说，冯小刚这部电影说的是1942，实际上又是剑指1962。
问题是我们要有深刻的反思：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态，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推出了一批风云人物。这一批风云人物又形成了一个独裁者。实是不叫皇帝的皇帝。我们一定知道，帝王是不接受法律概念的，是不受道德制约的，因此他可以一错再错，任何人无可奈何。说我们曾在一块石头上绊倒了两次，其实这句话是不够的，何止两次呢？我们几乎成了一个没有是非，不知羞耻，不具忏悔精神的民族，只知“为上”。即便是国家主席，国家元帅，对他们的去世，我们也只能回避法律的评说，跨不过“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门槛。刘少奇仅仅是三顶帽子吗？他是一条人命呀。历次运动中的坎坷和灾难，都尽量地掩盖和否认。最为典型的是新颁布的《党史》，维持着一贯的“光、伟、正”。其实国耻有两种：一种是外患造成的，如南京大屠杀；一种是内忧造成的，如60年代初的大量饿死人，当然包括文革和“六·四”。不敢正视历史，无疑会留下不堪设想的后果。如不敢正视屠杀所谓“AB团”的教训，会再一次造成“延安抢救运动”的悲剧。不清理延安时代“抢救运动”的怪事，文革中又发生多少怪事。如全国范围的抓“五一六”， 又是无中生有，伤害多少人，仍是不了了之。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不会形成科学的发展观，这是无可奈何的。
我们应该看到，终于1962年的全国大饥荒，和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两者原因完全不同。1962年的大灾荒，是一个落后的，野蛮的，残暴的政治体制造成的。我们现在应该正视历史，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有以史为鉴，通过改革，走上“普世”的康庄大道才有希望。这是历史的大潮流，对此，中山先生讲“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冬青树

秦川牛

“我们是怎样走到1962的？”

答：  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还不会走。。。

Not only 1962, 1972 was even worse than 1962. We have 1968 restaurant on Buford, The year of 1968 was not a good year too. After 1978, schools started to open.

I waited from 1962 to 1977, then I went to college in China. 1977 -1962 = 15 years which I had no chance to go to college.

LZ转的似乎仍然是1958（大跃进-人祸）-1962（1960-1962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那个问题吧。【有杨继绳先生者，勇敢奋斗多年，调查研究各省情况，尽量统计了接近事实的非正常死亡，达三千多万人（解密档案称：是3755万人）】前一阵这里有帖子转载了一篇三年期间关于国家“返乡”政策、“出生人口统计”和“正常死亡人口统计”工作中疏漏数字等具体人员资料档案的一篇文章，资料来源等令人信服，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疑惑已经得到很好的解答，不知LZ是否看了那篇文章？仔细找应该还能找得到此文。LZ可否给出文中作者所说的“三千万”的详实证据，给出解密档案”的出处？谢谢，

续）在坛子里没找到，还是在网上搜到的，一并参考：

教授：三年灾害250万人营养性死亡 饿死三千万是谣言

2013-09-06 16:00:36编辑：http://www.qianzhan.com
为了论证“饿死三千万”并非事实，该教授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
第二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据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
第三个基本结论：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
第四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由于以上第三个和第四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

文章忽然好像被什么了，下一页打不开，不能继续转，不过找到了一篇专门驳斥这篇文作者的，自己还不知道怎样就转过来了，一起分享：

孙经先再次反驳“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 称杨继绳传播重大谣言

有关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3000万”的说法近来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辟谣，《中国社会科学报》9月9日刊载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孙经先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指出“饿死3000万”是国内某杂志副主编“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而制造出来的“重大谣言”，并对该学者书中引用的数据进行了反驳。

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孙经先
这是孙经先教授近期以来第二次发文澄清这一谣言。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曾刊载孙经先文章《“饿死三千万”应该怎么算？》，从我国户籍统计制度的发展变化解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变动。
孙经先教授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理学博士。曾任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经先是中国非线性泛函分析领域专家，1992年起享受中国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孙经先在非线性泛函分析及其应用领域中进行了长达30年的科学研究，2010起开始关注人口统计学研究，利用数学思维和方法对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进行研究。
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松林的新书《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即将出版，该书也直接反驳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尽管该书还未上市，就得到了网友的热情评价，超过95%的网友给这本他们还未看过的书打了一颗星，给该书贴上了“垃圾”、“脑残”、“伪书”等标签。
以下为孙经先9日文章全文：
“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
1.《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2.《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3.《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4.《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5.《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7.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8.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
9.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第二，贯穿在《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就是，只要三年困难时期某个地区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墓碑》就会宣布这个地区有多少万人“饿死”了。
《墓碑》认为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其基本依据是“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
根据《山东省志人口志》提供的数据：（1）1958—1960年山东省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净迁出人数为244万人。（2）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数为基准，1958—1960年合计少出生203万人。（3）1959年9月山东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了应注销的虚假户籍人口152万人，这些人口的户籍被注销，造成山东省人口统计数字一次性减少152万。由于前两方面原因造成山东省人口减少447万，再加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完全解释了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人口死亡无关。但是按照《墓碑》的逻辑，由此就得出了山东省至少“饿死300万”的结论。上述分析揭示了这一思维逻辑的荒谬性。
《墓碑》引用他人的论证说：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据此《墓碑》断言四川省“饿死人1千万到1200万”。
经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记载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为7215.7万，1960年的人口为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是361.7万（这一减少的原因像山东省一样也是错综复杂的）。《墓碑》利用错误的数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由361.7万扩大为1000万左右，然后把这一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从而得到了四川省饿死1000万到1200万的荒谬结论。
《墓碑》中的许多饿死人数，就是通过这种错误的逻辑得到的。
第三，《墓碑》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数的“数学公式”。
《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杨继绳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他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个“公式”进行过哪怕一次的验证。这一“公式”也不会被任何一个严肃的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工作者所认可。然而，杨继绳就是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1958年至1962年间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饿死的人数，并汇总得到全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然后又把这一数字修正为3600万，从而“确认从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经过我们反复查证，《墓碑》利用这一荒谬公式所计算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饿死人数”，全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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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责任编辑:张广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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