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ZT：中监委组长李坚忆安徽饥荒:实报饿死人数反遭批斗

老钱

转自华夏文摘

中监委组长李坚忆安徽饥荒:实报饿死人数反遭批斗

                                                                        

(本文根据对李坚及其子李卫平的访谈、李坚与李卫平的多次谈话以及李坚当年的几份手稿编写而成。)

作者：米鹤都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以朱德、董必武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在北京西单北大街198号合署办公。当时中组部已经在这个院里面了，两个部门的行政后勤管理合成一套。当时中央组织部大约有300人，中监委大约有120人，在五层的大楼里中监委占一、四两层。

我父亲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负责检查处理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我家也随之搬进位于西单的组织部宿舍，但是生活方式全然不变。

记得中组部大院里有一个行政楼，是座1920年代建造的小洋楼，我对之记忆清晰。因为1958年大炼钢铁，在那楼后面修了一个小高炉。我曾亲手摸过中组部、中监委干部们炼出来的所谓的“钢”。其蜂窝状的外形，经常让我联想到商店里卖的萨其马点心，只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我当时6年的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我知道那不是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识的大人们炼出这些东西，却又丢弃在院子角落里废弃不用，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个年代，身处京城的我决不可能明白这一切狂热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将会为此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我只知道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整日沉默寡言；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是一连几个月被派往各地。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变得郁郁寡欢，因为吃不饱饭。接下来，人们改变了问候的方式，经常以挽起裤腿，互相按压一下皮肉是否浮肿，来代替传统的“吃了吗”的寒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十来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能记住的就是挨饿。我记得小学生一个月才给十几斤粮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称米蒸饭、熬粥什么的，就觉得老也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的我，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一个字“吃”，脑海里常常把机关大院炼出的废钢渣，幻想成为大块的萨其马。

那时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几件事。一件事是中央机关组织到内蒙古打黄羊，大家分黄羊肉。我父亲是个部门头头嘛，那年头的领导就得照顾点儿别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没什么油水。但是炖出来的那个汤，觉得特别香。

另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住在离家不远的民族饭店。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带上我一起到饭店餐厅，把他饿肚子节省下的一张餐票给我用。饭后他问我，吃了几个花卷，吃饱没有？我说，我吃了6个，但没有了，所以还没有吃饱。其实我哪里知道，很多孩子却因为缺少一口粮食而永远失去了生命。

困难时期是何时结束的，我不清楚。只是有一次学校食堂宣布，从今天开始，又可以敞开吃饭了。那一顿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不记得到底吃了多少，总之吃完饭，我已经撑得站不起来了，只能蹲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回宿舍躺下。

当历史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说它相当于一颗亿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决不为过。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报可以说无墙不在。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

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我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数字，只不过对3500万是个什么级别的“当量”并无感觉，因为在当时混乱多变的环境中，我们全家都面临着自身的生存焦虑。谁知，这个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我家的命运。中组部、中监委院内的大字报写道：李坚是反党、反中央政策、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坚是刘邓黑司令部领导下的黑帮分子，思想右倾，主张包产到户，主张在政策制定上考虑农民利益等等。

接着，造反派们重点追查的，就是我父亲当年调查安徽等地饿死人事件的问题。造反派们认为，查出饿死了那么多人，是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最为严重的是，以我父亲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被刘少奇拿在了手里，成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质问攻击毛泽东、逼迫毛泽东认错的“黑炮弹”！

我父亲居然是提供反毛主席黑炮弹的人，那还得了！这是我幼小心灵上的重负，一直是个心结。当时，我反复追问，父亲都不说。直到多年以后，父亲在回忆中才把此事详细说了出来。以下为父亲李坚的讲述。

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

工作组三赴安徽

从1954年我在华北局纪委任农村工作处副处长算起，到1965年去大连搞四清，整整11年里，我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也就是说，我这10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两头：一头是各省省委，另一头是农村基层。省委这一头是开会、听汇报，农村那一头就在公社或者生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年，中国农村大批患浮肿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以及浮夸造假、虚报高产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是在个别时间、个别地点起作用，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跃进那么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一起爆发，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1960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映安徽一些群众生活困难，有些已经得肿病死亡。之后，安徽省监委副书记刘作垣来中央监委开会，反映了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对这些群众来信极为重视。当年，委派审理处处长刘力生、信访科科长张珉和李竹林等同志到安徽潜山县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情况。8月，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情况。11月，派审理处副处长李振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等情况。但是，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仅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

由于安徽的问题极其严重，中监委第二书记董必武曾亲自到阜阳地区调查。为了对董老封锁消息，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标志。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非常悲惨。

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监委反映的情况，再派出以中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联合工作组到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杨海波、内务部朱农、公安部李震、中办王愈明、中监委刘力生和张珉、中组部段学夫等多人组成。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仅仅一个月后，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至1961年1月3日，王从吾主持中监委会议，听取赴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和安庆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之前，王从吾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反映了安徽省委不但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活动、向中央“告黑状”的问题。因此，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拿出安徽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少柏的检举材料，指出了饿死人的问题。曾、单二人表示承认错误。

1961年1月3日，王从吾在中监委党委会上说：“1月2日，我与曾庆梅、单敬之谈话指出：一、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彻底揭开盖子口。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监委。三、对张少柏同志应该予以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不准对他打击报复。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当时表态，称完全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准备检查扣压人民来信的问题，并承认向中央告工作组的黑状是错误的。

但这次会议后，安徽省委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调查了解的问题“不属实”。于是，中监委再派我带领第四次中央工作组，前往安徽。

实地调查

我从1960年起，担任了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我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加上多年的农村实地调查，让我既了解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也清楚一些共产党基层干部欺下瞒上的各种招数。因此我们事先就商议好，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车到达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车。我、张珉、刘正荣三人分头行动，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这样，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和这些数字材料，接下来与安徽各级干部交谈就容易了。

当时的安徽控制在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安徽两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手里。大跃进、放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粮、刮共产风、强行搜刮农民家中存粮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待到出现饿死人的后果和责任，曾希圣所做的就是掩盖真相。

他听说我下来调查，就派人秘密监视我们的行动。安徽发生大批人口饿死问题后，省委常务书记桂临西指示省监委要顶住中央工作组的压力，说不能从省监委这里打开缺口，并派省监委副书记陈×监督，对我们这次的中央工作组继续封锁消息。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当地同志谈话，经常是到野地里个别谈话，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当地干部惧怕曾希圣打击报复的心理。蚌埠地区监委一个叫邓×才的老红军向我反映，蚌埠地区1960年春天的饿死人数在100万左右。我们又到了凤阳，找到张少柏，又到了定远，都是采取秘密私访的办法了解情况。

之后我又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和我同行的是安徽省监委干部李东汉。他告诉我，曾希圣把持的安徽省委大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明明连农民的口粮都不够，还要向外调运粮食。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也是100万左右。

即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时任安徽省监委副书记、老红军翁可业，为人正直刚烈。他找到我说，要拼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说：他讲出实情后，曾希圣肯定会整他，因为前有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为鉴。他说他儿子叫翁京生，如果他被曾希圣整死，希望我能够帮他儿子找份工作，给他一条生路。我答应了他。翁可业1960年春天已经调查了蚌埠15个县饿死人的情况，他将相关的书面材料(复写底稿)以及其他人搜集整理的材料提供给了我。他还满腔悲愤地对我说：“饿死这么多人，安徽已经被曾希圣搞成什么样子了！”汪瑜(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的夫人)等几位在省监委工作的女同志，也都支持他向中央反映情况。

我根据这些线索，再顺藤摸瓜，下去核实。由于大搞公社化，办食堂集中吃饭，收缴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炼钢铁，以至于大食堂断炊关闭。这时，当地老百姓做饭连锅都没有，我看到农民们在家里只能用陶土瓦罐之类的容器煮些野菜树皮吃。到后来，所有长在地里的植物都吃光了。我的笔记里当时记载有许多人吃人的事例。当时那种惨状，今天的人们简直就无法想象。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

经过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最后才到合肥与省委有关领导正式见面。

以个人名义写报告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我在中监委的办公会上汇报，安徽省饿死人的数字是300多万。

回北京后，我又派张珉、张顺参加了安徽省召开的全省监察工作会议。他们与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逐一核对了饿死人的数字，最后的总数超过了300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中监委常委刘澜涛听了我的汇报后，让我写一个书面材料。我写出了《关于安徽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安徽饿死人的总数(截至1961年3、4月间)正式上报为300万。我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有少数县、乡我没能亲自去核实，依据的是这些县、乡报告的数字；二是事关重大，还是以稳妥保守为好。

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多变，中监委、中组部的领导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我这个官儿，古代叫监察御史，要想干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对百姓负责，二要对历史负责。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我作为调查的执行者和报告的写作者，最直接的责任当然要由我来负。

报告同时送交了曾希圣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阅。据悉，他们看到材料后大怒，说我调查的情况没有先向安徽省委和华东局汇报，是告安徽省委的黑状。而且，翁可业等人后来还是挨整了。

好在后来刘少奇同志看了报告后，严令安徽每个县都要如实报告饿死人的情况，有再不报告者，开除党籍。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搞一言堂最终会霸王别姬——主要就是针对曾希圣说的。有材料披露，刘少奇后来曾手持一份报告对毛主席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那份报告，指的就是安徽饿死人的报告。

“执行了刘少奇路线”

可是刚刚吃上几年饱饭，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1967年和1968年，中监委的造反派们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我写的这份报告，他们对我最为愤怒的一点就是：“李坚在调查安徽饿死人事件时，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为刘少奇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逼着毛主席认错检讨提供了黑炮弹。”

1969年，由康生的亲信郭玉峰控制的中组部业务组对我所做的干部审查结论是：“李坚在中央监委工作期间执行刘少奇路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革命群众揭发和立案审查，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攻击农村合作化，刮单干风，特别是在三年整风困难时期，他到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深入了解干部违法乱纪、群众生产生活和整风整社问题。最为严重的是，1961年3月，李坚根据王从吾的指示，到安徽搜集和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这个材料经王从吾、钱瑛密谋，以李坚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提供了炮弹。”

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再苦再累的劳动我也不怕。可是，说我“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我永远不服。

调查安徽饿死人，我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最后汇总出来350多万这个数字。我反复考虑之后正式上报为饿死人300万，怎么能说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呢？

况且我作为党的纪检监察干部，当时的想法就是对人民负责，为冤屈饿死的亡灵负责。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上报给中央，让中央领导知道基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做农村监察工作的职责所在。至于真实数据给了中央之后会怎样，那不是我所能预料得到的。

文革结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临时住在北京前门饭店。我作为下级看望上级，心里想的是问候领导的健康和在安徽数年的生活状况。不料进门一见面，安部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饿死300万人的数字，我核实过了，应该是350万。”

我解释说，我调查的数字也是350万，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出于各种考虑，才正式上报为300万。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 2013-09-24　

谢谢老钱分享！

35 millions! It is a much bigger giant people killer machine than Hitler, than Rape of Nanjing.

就是闲聊

讨论过好些次，还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问题哦，
只是lz现在准备再“换个角度”-一个一个省来说。

找到了一个网友之前的转贴，还是觉得这个更客观些、可信些：

教授：三年灾害250万人营养性死亡 饿死三千万是谣言

2013-09-06 16:00:36编辑：http://www.qianzhan.com
为了论证“饿死三千万”并非事实，该教授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

第二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据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

第三个基本结论：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

第四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由于以上第三个和第四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94万（其中116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万漏报户籍人口）。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些减少与这一期间我国实际人口的变化没有关系，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内外一些人把这一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造成的，是完全错误的。

在“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的传播过程中，以科尔教授为代表的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国内某课题组的专门研究，以及杨继绳、金辉、曹树基、丁抒等人的所谓研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杨继绳等人所谓研究的实质就是把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我国（或各个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对上述所有这些研究逐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研究都存在着重大的学术错误，因此他们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阳专区为代表的极少数地区，这种问题还非常严重。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

这里所说的“营养性死亡”主要指的是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研究中，我们专门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估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三年间出现250万人“营养性死亡”，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面地、无端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是严谨的学风，更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定今日的前行方向。

引用第3楼就是闲聊于2013-12-10 17:13发表的  :
讨论过好些次，还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问题哦，
只是lz现在准备再“换个角度”-一个一个省来说。

找到了一个网友之前的转贴，还是觉得这个更客观些、可信些：

.......

算来算去, 一个结论, 他们的(还是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王之一.

就是闲聊

引用第4楼游客于2013-12-10 20:45发表的  :

算来算去, 一个结论, 他们的(还是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王之一.

做孙中山亲自回国骂吧，这样才会有张庆铃、王庆玲的追随你哦！:-)

引用第5楼就是闲聊于2013-12-10 21:54发表的  :
算来算去, 一个结论, 他们的(还是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王之一.
做孙中山亲自回国骂吧，这样才会有张庆铃、王庆玲的追随你哦！:-)

Of course, Mao is the biggest killer in the whole history.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三年间出现250万人“营养性死亡”，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面地、无端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是严谨的学风，更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定今日的前行方向。

觉得对毛的评判也是一样，任何片面地、无端地夸大毛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后果，都不是严谨的学风，更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没有毛打下的基础，今天的中国最可能的是第二个印度。

引用第7楼游客于2013-12-11 15:55发表的 :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三年间出现250万人“营养性死亡”，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面地、无端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是严谨的学风，更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定今日的前行方向。

觉得对毛的评判也是一样，任何片面地、无端地夸大毛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后果，都不是严谨的学风，更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没有毛打下的基础，今天的中国最可能的是第二个印度。

Ding !

党的洗脑很成功啊，一不行了就搬出印度。

与中国2千年的大统不同，印度的民族文化宗教很杂，英国殖民地时才成为统一的国家。拿印度比中国等于鸡蛋比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