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毛泽东偏执狂的心理

笑傲江湖

读历史，要懂点心理学，用点心理学。

历史学家Peter Gay说过，专业的历史学家总是心理学家——业余的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的观察分析和把自己放进去的分析（参与分析）合起来叫做自动分析（auto analysis）。自动分析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假的结论。

一个历史学家对他的材料要有想象和转移。想象就是想如果我是斯大林，我会怎么做。转移是去想，把那时斯大林的情况放在我父亲身上，放在我老板身上，他们会怎么做？历史学家最好意识到此，并利用它作为研究的一个肯定的工具。

研究斯大林的学者，假如没有这种转移，那就不会接触到斯大林做决定时他内心的不自觉的思维过程。他就不能理解斯大林。

70年代，Robert Tucker写斯大林传时，他也进入斯大林的时代，很苦痛，他家里人说他是斯大林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中国写毛泽东传的人，有的是拿了工资去歌功颂德的，当然不需要去进入角色的心理状态。有的是罗列材料骂毛泽东的，还没有到用心理学的程度。

有过传说，毛泽东和上海的某电影明星上过床。有人已经把它写在书里，有会面的证据，对此你信不信？

用点心理学你就知道不会。毛泽东内心深处有很敏感的自卑感。试想，毛泽东口臭的嘴要去亲一个洋派女演员的嘴，那演员眼神里有一丝的厌恶或者头一扭。对毛泽东来说，他没有做之前，想到这点就兴趣缺缺了，他宁可找个文工团里的小姑娘，主席压上来时幸福兴奋极了的。交往女人，毛泽东爱挑文化水平低的，就是出于他的心理。

可以这么很合理的想象：童年的毛泽东吃饭吃得慢了，父亲一个巴掌打到头上来。过几天，吃饭吃得快了，“吃相这么难看”，又是一个巴掌上来。这在1900年的中国家庭里是很普通的事。毛泽东的父亲是个在家里一不称心就发脾气的人。童年的毛泽东心里是很气很怨恨的。到毛泽东青少年时，他心里的恨和怨发展到了当着父亲的面要跳到池塘自杀的程度。毛泽东后来一直宣称他以自杀威胁父亲的胜利，其实是双方妥协，父亲不打他，毛泽东单膝下跪请罪。毛泽东后来告诉斯诺，他恨他的父亲，这一段在斯诺的书里被删掉了。毛泽东很小就尝到了斗争的甜头，也懂得了妥协的必要。

毛泽东童年少年成长的过程，不是世界一片美好人人给他笑脸看，连父亲都是随时会不讲道理地打巴掌过来的。学校里教美术的教数理的老师也不喜欢他，他一定给戒尺打过罚跪过（10岁时他逃学过）。读得入迷的水浒传，讲的多是杀人报仇的故事，除了点义气外是没有爱的。毛泽东没有爱上过个同年的姑娘，倒是相当胆大的搞过了（至少）一个村妇。毛泽东离家出走流浪过，看到的是悲惨社会，听到的是杀人不眨眼的故事。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时，对来图书馆的名人，很想发表些他的看法，他自认他的看法别具一格高人一等的。可名人们听不懂他的湖南话，不屑和图书馆的小职员多啰嗦，跟本不睬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是记恨一辈子的。毛泽东坐了龙椅后，有人建议给他当年的图书馆馆长，好像姓张的安排个好一点点的位置，毛泽东回答说：“我对他不薄了，他当年跟本不理我”。

从客观的历史来看，小职员毛泽东走近名人，“名人先生，我有个问题问你”，名人哪有空有兴趣来回答一个乡下年轻人的问题。小职员毛泽东心里想说的是，“名人先生，你在报上的文章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是懂世故的人，他要装出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中国的文化也不允许毛泽东说“名人先生你错了”。假如毛泽东这样说了，名人听了一惊，我错在哪里？倒有了听取和辩论乃至赏识的可能。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的走势：毛泽东憋了一肚子的气，后来的事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你们这些名人先生们，吃了点洋面包，有什么了不起！我报仇，三十年不迟！

参加革命后，他有很多正确的看法，可是别人不听他，听苏联的话，听苏联回来的人的话，“我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也只好强忍着，他有超强的忍受力。他不喜欢张闻天，看到张闻天对女战士刘英有好感，就想法把刘英调到张闻天身边。毛泽东后来对师哲说的：“我忍着极大的痛苦接近张闻天”。毛泽东终于把张闻天变成了他的同盟，后来成了挟张闻天以令诸侯的局面。

恨是从小就进入毛泽东骨髓的并在他以后的岁月里发展成长。与此相伴生的是极度敏感于别人对他的想法，随时随地猜疑别人的动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跟本出发点。爱是很少的，毛泽东对世界是很冷漠的。下面的真实历史一幕就说明了这点。

有一次毛泽东在上海看杂技。是在一个舞厅里演出的。舞池的边上放有几个桌子。毛坐在桌旁和人谈话，杂技进行着：在表演人上面站人，突然站在最高的一位十岁左右的小杂技演员砰的一下跌了下来。他的妈妈也是杂技演员，惊叫起来，杂技团里的人也马上赶上去抢救。此时也有杂技团里的人冷眼观察到，毛泽东无动于衷地仍然在和旁边的人说话。

斯大林也有一个很凶的父亲，斯大林从小就反抗权威，这一点和毛泽东很像。斯大林唱歌唱得很好，在唱诗班里受欢迎。进神学院读书成绩出色，东正教教会的装潢排场也许影响到他后来讲究仪表，出席波茨坦会议时一身雪白的元帅服。斯大林小时候崇拜杀富救贫的Koba，革命后崇拜列宁。毛泽东没有崇拜对象，不在乎仪表，在现实世界里恨得比斯大林更深，爱得比斯大林更少。斯大林还自己种点东西，看看植物生命的成长；毛泽东在少树少草的延安还叫人把他门口的一棵树砍掉。斯大林对不直接影响到他权力的文人，比毛泽东要容忍得多了！Mikhail Bulgakov(1892-1940自然死)是个不接受革命的小说家，斯大林也不在乎，还说他写的剧本好。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和恨，在他的原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可以看得很请楚。发展到文革，到他死，都没有变。这和希特勒很像，希特勒在1919年写的文章，和1945年临自杀前写的，一样的恨犹太人。

赫鲁晓夫在回忆斯大林开除铁托那段历史时，说“我们制造出了在南斯拉夫发生的那些可怕事情的故事，我们把这些故事讲得多了，到后来我们自己也相信了”。毛泽东的心理也就是这样。苏联卫星上天时，实际上红旗并未落地。毛泽东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说的多了，他越来越相信了，对苏联什么都看不顺眼了，也忘记了他自己标榜的一分为二了。对刘少奇也大概是这样。

毛泽东（1）求生存不求改进地发展；(2)求生存绝不讲原则和信用；(3)别人对他说的话，他先从错的角度来看，你地位越高越独立，毛泽东越是首先想你的错。你是个小人物，他的这种心理状态解除，就按事实来听你的话。他求立异，出去散步都不肯走原路回来的。

从心理来说，毛泽东求异不求同。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叫别人捉摸不了，别人有不同意见，他不仅是先想人家的错，而且还海阔天空地怀疑。其结果是失去了大家。只好用个人迷信加周期地发动运动无情整人来维持领袖地位。

但现实比毛泽东强。毛泽东不称心得忍着，不能发作。为了他的权位，他还得让步，尽管心里恨得要死。心里很偏执地想，我将来偏偏要这样做。比如干部的供给制改为薪给制，毛泽东是反对的，但现实要改，改是很有道理非做不可的，刘少奇改了，毛泽东对此偏执到文革后期，近20年之后。毛泽东不喜欢周恩来，用陈毅替代了周恩来的外交部长来推行革命外交，陈毅没有独当外交的能力，还得让周恩来指导。文革初，红卫兵去烧了英国代办处，毛泽东心里也许想，对外国在北京的办事处造个反有无不可，动它一动也许有好影响。他没有想到，英国也有对付你的手段，把中国在香港的帐户冻结。中国没有外汇不行啊！大使们没有钱付不出房租大叫了，反馈回来，毛泽东得对外国人陪不是，他心里难过啊。林彪出走，毛泽东开始一喜，我随便怎么处置林彪那伙人都可以了。高兴之余，他太自信了，以为中国人民都好骗的，把林彪儿子的五七一当罪行公布。过后，毛泽东知道自己做了蠢事，于是他“其性格变得歇斯底里，大病一场，甚至休克过去”。

长期处在那种现实和愿望对立，好做白日梦的毛泽东没有精神病也都会憋出精神病来。更何况他原先就有点精神病的。这是多有记载的事。

毛泽东年轻时是个“怪人”；遇到生人会紧张，发抖说不出话，这直到延安时期；整风运动时，毛主席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之前从未感受过的（胡乔木）；在重庆和谈时以及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好端端的毛泽东会突然大出冷汗虚脱过去；50年代害过脑贫血。

政治行为，实质上是“私人”关心的外延实现。独裁者不局限其心理需要于他的私生活而在公众的政治生活里做得“正常”。可以这么说，独裁者在政治意识和活动里找到了他心理需要的主要出口。政治权利给了政治家玩出他个人动机和愿望的机会。

斯大林把私人的动机和他幻想的阴谋，移到了公众的目标——共产党，国内的，国际的关系上。他并且从大众的利益，俄国的福利和安全里找出他做的道理。

现在好多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他的权力旁落，要夺回权。我想还应当看到。毛泽东要在政治意识和活动里找到了他心理需要的主要出口。政治权利给了他玩出他个人动机和愿望的机会。

毛泽东在文革前跟本没有失去权力。他说过，我只要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刘少奇打倒了。

文革前，打倒罗瑞卿的会在上海开。刘少奇到了会上，还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通知刘少奇来开会，不告诉刘这个二号人物开什么会，刘少奇都不敢问。毛泽东的权和威大到这个程度，还没有权？

毛泽东不是被架空了的。他是自己腾空了的。他假的退居二线，是替自己造个他可管可不管，可进可退，随心所欲的局面。他的不管，任意得很。今天说叫你管，你汇报管的做法，他说好好，过不久，他会当面赖账，说都是你的错，可以打倒你。

他的不管，给他腾出时间，做他喜欢做的事，女人，历史，典故等等，给他时间躲在暗处，听小报告，由此及彼地胡猜乱想。

毛泽东在意识上是瘫痪了一切干部。艺术学院为教学需要画人体素描，这样一个简单问题，高教部中宣部没有人敢说可否。要报到毛泽东那里，由他批了一段话，事情才结束。

毛泽东在军事上，连调动一个连都要他的批准。他是宁可过分也不会疏忽的。罗瑞卿是对他百分之百的忠诚的。就是因为罗瑞卿靠近了刘少奇和贺龙，毛泽东不放心，为了拉林彪，就打倒罗瑞卿

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部门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其实，刘少奇根本没有政变的想法，也没有去做的基础和能力。

这证明了毛泽东精神有病，需要这么一个出口。毛泽东到列宁格勒去参观，被带到一处看景色，俄方好意告诉他，他现在站在河中央的冰上。毛泽东听后，马上拔步往回走了。为什么？他心里想，假如冰破裂了，我跌下去了，这么冷的河水，我马上没有命了。这是偏执心态，越想越危险，跟本不会去想，那河上的冰厚得可以开汽车了，怎么会破。也不会想，就是冰破裂了，我站在一块大冰上，也掉不进水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突然晚上要换住的地方，汽车都不敢发动，怕林彪听见，叫卫兵们推着走。也是他越想越危险的做法。

姚文元在文汇报评历史剧，含糊地说了毛泽东的恨，事先故意不让北京知道，毛泽东躲在后面，天天等着看《文汇报》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艾玲空运送来的情况，看谁反对。毛泽东还大怒，因为北京报纸不登。其实后来周恩来一打招呼，不马上登了吗？这完全是心理家说的，毛泽东在政治意识和活动里找到了他心理需要的主要出口。政治权利给了他玩出他个人动机和愿望的机会。

毛泽东的心理需要斗。与天斗，大跃进已经败下来了，差些下了台，他不敢再在经济上造次了。实际上毛泽东蠢得很，他不认识到中国劳动力那么便宜那么多，他不懂去赚外国人的钱。他想与苏修斗，没有实力，只好骂。等人家要当真了，他慌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出口，那就是把他的看不顺眼的奴才们当作了敌人，越看越恨越想越恨，恨得发火，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教训你们干掉你们。

ZT:  血淋淋的中国：文革为史上最大规模的自杀

什么是人间地狱，请看文革的这些真实统计数据

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几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应在二百万以上。

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

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

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横扫”，始于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长谢富治说：“警察要站在红卫兵这边……，把五类份子的情况提供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五类份子”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他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不能勉强。”谢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厅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公安厅长问：“拘捕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们拘捕打死人的红卫兵，你们就要犯错误。”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红卫兵打死人合法化，在这批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做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确实也不主张打死人。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各省市公安局长们还是有顾虑的，他们担心放手让学生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会被追究。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复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杀人睁一眼闭一眼。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后来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者应不下十万人。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除了被杀，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仅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巴金回忆道：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该。”

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笔者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武斗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

1967-1968年的武斗是死人的第二波高峰。全国性的武斗起于67年新疆。毛泽东号召夺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持，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

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武斗中死了多少人?陕西省数据，勉县死亡85人、蒲城34人、安康县784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惨烈，当地是中国的军工基地。军分区和空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双方死伤不计其数。

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残废。江青说“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嵊县战死191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二十军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打死的;在富阳打死135人，打残319人，烧毁房屋1200余间。

云南军队围剿名为滇西挺进队的群众组织，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虐杀战俘也是武斗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县由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滥杀俘虏286人，自杀20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

江西宜丰县的一派到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着匕首，抬尸游行。在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死亡的学生的讣告，上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清理阶级队伍死人最多，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以上。

1968-1969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

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5063人被揪斗，236人死亡。宝山县揪斗1702人，死亡达334人。”

人口特别少的县，被清队整死的人数才会低于100。如中苏边境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1500多人，65人死亡。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110户人家的桦田生产队竟有41人被揪斗致死致伤。

各级革委会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他们私立公堂、严刑拷打，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强加子虚乌有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反党”等各种“阶级敌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清队运动样板。1400名1949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900多人被审查，14名老工人自杀。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队重点。湖南大学革委会成立后，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杀18人，折磨致死6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2人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

赵健民案一万七千余人冤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抿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开始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分子。仅此一案，云南138万人被牵连，17000余人被打死、61000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就打死了1473人，打残9661人。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

1968年2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宣布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反革命。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纪同伙，是黑窝”，该局1200余干警被审查，滥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长江枫在内被整死44人。

冀东李楚离案三千人死于非命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内蒙内人党整死一万六千人

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一九四五年，该党恢复，由早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乌兰夫领导。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在整个内蒙古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人党分子。全内蒙古有34万余人被刑讯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废的多达87180人，整死16222人。

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无“三反”。七○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

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取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这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大批中国人自杀之事件。譬如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后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大杀政治犯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枪决一十七人，判刑十二人，戴“反革命”帽子二十五人，二十人自杀身亡。

一九七○年八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近十万人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反动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因一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其余十二人，三名“死刑，立即执行”。被枪决者之一的吴述樟年仅二十二岁，最大的罪恶时：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三月二十二日，甘肃省会兰州的万人宣判大会结束后，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布的形场。被杀者之一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

被冤枉的确实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一九七○年十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主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北方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文明一点。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着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场运动，一个连着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结语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二十四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一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不会过多。

老钱

分析得很有趣，也很有道理。

xuesong

史无前例，惨绝人寰！gcd还自称伟光正，无耻之极！

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