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ZT：谁“没有保护好”谁？

老钱

=====
转自华夏文摘，1/24。
老钱ZT，并不一定都代表老钱观点，更不可能完全代表。只因为其 文学性，趣味性，可读性，观点新颖，引人思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供参考。
所以，直接引用ZT里的观点和语句，来评判老钱。老钱视为，无知，无理，无礼，不屑一顾。
=====

汪晶晶：谁“没有保护好”谁？

最近，文革施暴者对文革受难者终于姗姗来迟的道歉话语，很让人有些感动。海外几乎所有的汉语网站都在连篇累牍地转载，这就不由得人不看了。

作为一名记忆力超常且又有幸作为中学生来亲历文革的人，我一直本能、也固执地把那场革命，和1949年之后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所有其它“政治运动”一起，坚定不移地划入制度性的邪恶与罪恶之中。

在我看来，习近平登基之后所说的、最最有道理、堪称“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只有五个字，叫做“不能走老路”。所谓“不能走老路”，其后隐含的意思十分清楚。那就是，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所走的几乎所有的“老路”，根本就是“邪路”。（而另一条被习近平语焉不详地称为“邪路”的路，中国人截至到今天还并未走上，倒不妨先走上去试试再定性。）

因为对文革根深蒂固的亲历印象，每每读到或写下“道歉”这个汉语词汇时，我便很有几分于心不忍。个体的过失，诚然需要道歉。但制度性的罪恶，即使是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也是必须清算的。在没有对制度的邪恶和罪恶作出彻底清算之前，用道歉的方式把制度的罪恶和个体的过失混淆在一起，那就不仅仅是粉饰，而很可能是一种隐藏着的、新的犯罪。

只不过，想在制度的罪恶和个体的过失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是一件十分、十分艰难的事。

比如宋彬彬和刘进吧！我绝绝对对地相信，共产党干部的孩子中，比她俩坏一万倍的人，比比皆是。甚至随随便便说上一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子弟比她俩坏，都够不上诬陷。用不着浪费时间，去专门寻找什么证据。看看“我爸李刚”的儿子，看看李双江的儿子，就足够了。而李刚和李双江，他们和“成千成万的先烈”，和“抛头颅，洒热血”，和“红色江山”，和“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我甚至敢断言，让宋彬彬和刘进立即接替习近平，去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她俩也绝不会干得比习差。

不幸的只是，从刘进和宋彬彬的那两份引起了轰动性效应的“道歉书”中，人们仅仅只从这两人不约而同使用的五个简简单单的汉字中，就能清清楚楚地读到，这两位文革施暴者的行径，远远不是个人的过失，而是明白无误的制度性罪恶的执行者。

这五个简简单单的汉字是， “没有保护好”。

刘进的原话是：

“我要向卞仲耘、胡志涛、刘致 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和他们的家人表示道歉，为了４０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

宋彬彬的原话是：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什么叫“没有保护好”？谁“没有保护好”谁？

“保护”首先必须是一种权力，其次才能成为和这一权力相关的义务和责任。一个国家，拥有“保护”好自己公民的权力。也因此，它必须履行和这一权力相关的责任和义务。一对父母，拥有“保护”好自己未成年孩子的权力。也因此，他们必须履行和这一权力相关的责任和义务。一个国家，“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公民；一对父母，“没能保护好”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是过失，更是犯罪。

（或许有朋友会说，我们这拨五零后，从刚刚知晓人事时起就被教导，要不惜牺牲自己渺小的肉体，去“保护”好国家财产。但那一教导之后，却掩藏着一个伪命题。那就是，“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主人”当然既有权力、也有义务“保护”好“自己的财产”，这合乎逻辑。而一旦臣民们终于发现，世界归根结底不过是别人的，“国家财产”与他们根本无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会不会去“保护”呢？看看今天的中国就能明白。）

让我们先回到“４０多年前的那一天”。

在那个即使已经隐藏在历史深处仍弥漫着血腥和恐怖的红八月中，刘进和宋彬彬是谁？她们不过是两位年未满二十的中学生。两位中学生，且不说还都是花样年华的女孩子，竟然会为自己“没有保护好”她们就读的那所知名的学校中的领导和老师而愧疚、进而道歉。这难道不是一件咄咄怪事？

在民主宪政的国度，公民们只要神智正常，就能知道，谁应该“保护”谁；谁能够“保护”谁；谁必须“保护”谁。和“保护”相连的权力和义务，属于常识。而在中国，即使是在所谓传统的东方皇权专制制度下，只要社会处于常态，老百姓们也不需要任何专门的启蒙和教诲就能知道，自己该供奉何人，那就是“天地君亲师”。 天、地、君、亲、师怎么会需要老百姓的“保护”呢？老百姓在“天地君亲师”面前，应该被“保护”才对！

然而刘进和宋彬彬却像是商量好了。她俩不约而同、心有灵犀、同时也明白无误地认为，她们应该道歉的竟是，她们作为学生“没有保护好”学校的领导和教职员工。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４０多年前的那一天”，中国社会确确实实处在一个“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制度性的疯狂之中。“天降大任于斯人”：“保护”老师的权力和义务，在“伟大领袖”的直接旨意下，竟落在两名中学生的身上。

这说明，“４０多年前的那一天”，刘进和宋彬彬这两位中学生，确确实实手握着对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生杀大权。她们可以随意处置任何一个无辜的生命，可以打、可以骂、可以关、可以斗、可以杀。

当然，如同我们今天从她们感人肺腑的“道歉辞”中所知悉，如果她们愿意，她们当然也可以“保护”老师和同学，甚至“保护好”。

只可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武”。这就怨不得她们“没有保护好”了！

刘进和宋彬彬道歉之后，网上有人呼吁，要“善待”文革道歉者。

“善待”两字，听上去的确悦耳。只是我仍然忍不住地觉得这类呼吁者是在自作多情。

在一个毛泽东的罪恶和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邪恶在中国土地上得不到彻底清算的时代，无法无天的“红二代”和为所欲为的“太子党”们，会在乎老百姓们的“善待”吗？

她们有制度的“善待”就足矣！

2014年1月24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好文！顶一下！谢老钱分享！

老夫

这个“没有保护好”从来就是个托辞！基本上没有发自肺腑的！更多的是用于推卸责任。

xuesong

究竟是谁，才有能力，有职责保护谁？问得好!

对于政府的职能，权限的定义，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政治环境。谢谢分享！

老钱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没有人敢公开对你们表示一丝同情”。别说“保护”了。。。
“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对生命的尊重？这就叫做草菅人命！
当时对学生们影响最深的语录，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还有，就是周恩来的为雷锋题词“对同志要像春天一样的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的冷酷无情”.

在那个时代，能够坚持“文斗，不搞武斗”，自己绝不动手打人，就是很高的道德水准了。如果，说过 “自决于人民”，甚至“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这类的话，也可以推责于时代的环境背景。但是，要说“没有保护好老师。。。”，就有点虚伪了。退一步，客气一点地说，是搞错了时间，搞错了记忆了。如果，当时是真的就已经那么想的，那就是非常清醒，非常高明，也是非常危险的了。“保护”什么？保护人命，保护无辜，还是保护线索？要知道，那样想，就说明那个人对于党，对于毛老头子，已经保持距离，已经产生怀疑，已经有动摇了。就是危险分子了，异己分子了。弄不好，自己的小命都难保。

在那个时代，最好的保护人命的方式，就是高喊“不许打，要保护线索。。。”，“打死了，就不能揭出更多的反革命罪证，和反革命集团”。。。连“不利改造”的话，都不能说。因为，按当时的标准来说，当时的群众情绪，当时的群众认定来说，对象已是罪大恶极的反动派了。“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动派，就是罪大恶极，就是死有余辜”。。。

老老实实地说，就应该是：“我们那时，太幼稚了，被欺骗，被忽悠，做了坏事。。。我们对不起。。。”

人家说的有错吗？在那个混乱的情况下，不管本来应不应该是她们的职责，毕竟她们是学校里年级最高的学生，又还有一点权力，家里还有一些特权，结果竟然眼看着惨案发生，后来为此感到内疚，这难道不是正常的反应？

HURT SO BAD !

说得好，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