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企业内迁

富士康以提高员工薪资和加快工厂内迁解决前一阶段的困境。 提薪是形势所迫，内迁是为了未来平稳发展。在富士康的带动下，很多企业也启动了内迁计划。企业大规模内迁，会对企业自身，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结构带来哪些影响呢？
就企业而言，内迁最直接的影响是可以节省三分之一的人力成本。但是省下来的钱并不能全部转化为利润，因为在内地建厂，培训员工 需要消耗一定资金； 内地在运输，政府运作效率等在投资环境方面与沿海的差距也会侵蚀一部分利润；内地产业链条的不完善也可能影响企业 的运作效率。扣除这些因素，实际带来的好处，大约是原人力成本的20%左右。这一部分是内迁带来的纯利润增加。对于一些用工较多的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内迁的益处显而易见。内迁还可以抗击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那么企业内迁后，会不会引发内地薪资快速增长呢 ？ 我们认为不会。因为内地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首先，中国人口众多，农村人均耕田面积少的基本情况没有改变；其次新一代年青人普遍不愿意种田，渴望城市化的生活；第三 随着农耕机械化的发展，会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农耕中解放出来。而且企业内迁后，不会很快在内地形成像深圳这样的大规模生产基地，也就不可 能出现企业“用工荒”——抢工人的情况。充足的劳动力会抑制薪资的上涨。
劳动力是否愿意留在内地，而不是去沿海打工呢？ 沿海的工资虽然高，但是住房，饮食等日常用度较高，还要再加上春节等节日回家的路费。如果能在离家较近的工厂打工，结余可能比沿海多。劳动力留在内地打工的好处还有可以更好地照顾家人，特别是老人和孩子。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亲人和朋友在一起。在工厂由于各种原因出现订单减少的时候，农民工可以选择暂时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生产，这样生活也有保障。让农民在家门口打工，工作上出现问题时，也有更多的缓冲余地。
中国劳动力的大规模“迁徙”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春节期间的交通大规模拥堵问题；留在农村的老人孩子缺乏照顾的问题；一些耕地弃耕的问题；某些农村由于过多劳动力常年外出，乡村十分萧条；农民工在城市缺乏归属感的问题；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等等。企业内迁，有助于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一些农民工可以选择在工厂所在城市长期生活，逐渐转变成城市居民；有的人可以保持亦工亦农的状态；有的人也可以选择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经工厂培训后，技能和素质有所提高后，也可以更多地回馈内地。
农民在离家比较近的企业打工，选择的余地不大，工作比较安心。对企业有了一定的依赖和感情，也容易培养归属感。不会出现在深圳经常发生的，春节一过，三分之一的员工都辞职的现象。
城乡差别，地域差别，工农差别过大，是中国长期问题。企业内迁不是也有利于缓解这些问题吗？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规模过大，也引发“大城市病”。把企业适当地分散到中小城市去，经济效率可能更高，社会效益可能更好。可能也对抑制大城市房价有帮助。未来，政府不应该想方设法催生更多的巨型城市，而是让有一定基础的中小城市发挥更大的作用。
内地政府在“争抢”大企业的过程中，也会争相提高服务企业的水平，提高办事效率。有了企业也可以催生服务业，零售业和娱乐业。可观上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
那么企业内迁，对北京，上海和深圳这样的企业迁出地是不是有十分不利的影响呢？影响肯定有，但是要比预想的要小得多。首先“内迁”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个缓慢的过程，而且很有可能迁走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留下附加值比较大的企业。其次，这些大城市的产业结构十分多元化，有能力抵御常规的外部冲击。同时外部的压力有利于有关城市及早考虑未来的发展定位。企业外迁，人口减少，也有利于解决交通拥堵，电力紧张，治安压力等问题。这些“老牌”的大城市，也应该更多地考虑未来城市定位问题和如何增加城市活力。欧美有很多例子可以借鉴。
有人担心，一些污染企业可能会破坏内地的环境。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好在各级政府，媒体和民众比以往更注意环境问题。企业内迁，不是简单的搬迁，有远见的企业在新建工厂的过程中，可以考虑设备升级，减少污染和能耗等问题。产业结构和布局也有机会得到合理的调整。
企业内迁，有可能成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有利于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是一件好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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