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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备薛鸿时先生十月到亚城的访问, 特转贴几篇薛先生的文章在此, 请网友们欣赏.]
中国著名的学者, 翻译家, 杨宪益先生不久前去世. 薛先生是其回忆录的译者. 此文是在参加了杨先生葬礼后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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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 －－新版《杨宪益自传》译后记 薛鸿时
明天早晨我将去八宝山向敬爱的杨宪益先生作最后告别，此刻我正以感恩的心情深深怀念着他。尽管我十八岁入北大时就购得由冯雪峰选目并作详细后记、由杨先生和他的英国夫人格蕾迪丝．杨（戴乃迪）合译的《鲁迅小说选》，并从中获益匪浅，（“Tonight the moon is very bright……I have reason for my fear〔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怕得有理〕”至今我还能约略成诵），但作为一名普通学生，不久又在北大以言获罪，更与那对传奇式的夫妇、翻译巨匠缘悭一面。直到二十五年以后，我有幸赶上“改革开放”，结束长达二十一年的改造生涯，从煤矿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而杨先生兼任我所特聘高级研究员，才有机会在某些集会上一睹这位当代“酒中仙”的风采。记得有一次记念彭斯的晚会，当时打倒四人帮未久，人们都还心有余悸，会上的发言也只是些不疼不痒的官样文章，气氛实在太没劲儿了。只见杨先生忽然端起酒杯站起身来，走到麦克风前说，今晚我们集会记念苏格兰诗人彭斯，彭斯一生困苦，但人穷志不短，他写诗热烈讴歌爱情，讴歌劳动，讴歌自由，并且他也爱喝酒，说时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接着就吟唱彭斯的歌谣，使晚会气氛顿时变得活泼起来。
我终于有机会亲炙杨先生的教诲是因为担任他英文自传的译者。1990年，杨先生应一位意大利友人之请，决定用英文撰写自传，这部英文自传于1999年写成，并以《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书名于国外出版。英文本刚一出，北京出版社韩敬群先生就敏锐地捕捉到此书难能可贵的价值，把它列入选题。承他邀请我担任译者，由于我对杨氏伉俪心仪已久，于是欣然同意接下这一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在韩敬群先生带领下，前往杨先生的住处，解决几个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如向他当面请教一些专门名词的正确译法等。当时他丧偶未久，刚从友谊宾馆搬出来，住在北四环美丽园一所普通民居的底层，室内墙上挂着他亲笔书写的一首悼亡诗：“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当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当他从韩敬群口中得知我的亲人正濒临死亡时，他对我表示的真诚同情只有心灵可以感知，并且终生难忘，我觉得他多么善良，多么富于同情心。中文版于2001年四月出版，根据韩敬群的建议，在征得杨先生同意后，把书名改为《漏船载酒忆当年》。这本回忆录虽然未经“包装”和“炒作”，但出版后曾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应，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决定在改正原书中为数很少的几处舛错后，再版发行。
正如杨先生本人所说，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传奇性，读来像是一本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Romance）。他出身豪富之家，尽管从小穿上只有王子才有资格穿的丝质黄马褂，但由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不但没有成为对社会无益的纨绔子弟，反倒是极大地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智慧，更加可贵的是，在“九．一八”国难中，他牢固树立了爱国爱民的人生观。他十九岁时留学英国，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修古希腊、罗马文学。他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办报纸，宣传抗日，并努力争取英国朋友对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他与同时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格蕾迪丝（她是在牛津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相爱。1940年，两人一起回到遍地烽火、满目疮痍的中国，从此结成生死不渝的终身良缘。尽管他学识渊博，尤其对中外文化关系史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译余偶拾》就是明证），但是，热情、真挚、勇敢的性格决定他不可能成为一位关在书斋、皓首穷经的纯学者。正如他晚年在自勉诗所说的：“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他怀抱火热的爱国情怀，是非分明，看到不合理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就要说话，就要抗议。
从那具有成熟的民主法治的英国，回到“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抗战中的祖国，种种社会现象都引起杨宪益先生强烈的不满。他们夫妇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由于与学生打成一片，议论时政，放言无忌，还订阅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因此被当局认为缺失“政治正确”，而遭到排挤。国民党剥夺人民基本权利，实行特务统治，更使杨宪益深恶痛绝。对比之下，共产党势力却处处显得进步民主，生机勃勃。毛泽东骂蒋介石“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毛选》，第一卷，第689至698页），并且宣称他已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毛与黄炎培的谈话）这些十分正确的政策宣言，使杨宪益从此衷心服膺中国共产党，并设法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他还利用与英国使馆武官伊文斯的个人友谊，把他从伊文斯那里获得的情报传递给与他联系的共产党人。国民政府兵败山倒，教育部长杭立武十分重视杨宪益，邀请杨先生携带家人与他同机离开南京，但遭到杨先生的婉言拒绝。他作为国立编译馆馆长，率领同仁们迎接解放。
解放后，他出任南京市政协副主席，积极协助新政权开展工作，恢复秩序，结束通货膨胀。他虽然担任民革南京市分会的秘书长，但积极要求参加中共，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那时，中共官员都很朴素、节俭，没有装腔作势的官气，杨在回忆录中慨叹道：“真可惜，后来的不少共产党官员并没有把这个好的传统继承下来。”
杨宪益先生的优秀品质首先是真率，决不说迎合上级的假话。解放初，他在一篇为《新华日报》写的文章中，实事求是地提到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在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他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戴乃迪的父亲戴乐仁就是在甘肃贫困地区建立工合组织，帮助农民脱贫的传教士。他没有想到，这种言论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时报刊的舆论导向是要把西方传教士指控为“帝国主义间谍。”另一件事是，他对报上刊登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向解放军开火事件表示怀疑。因为他知道当时英国工党政府一心想承认中共新政权，没有理由向中共武力挑衅。杨对党报的怀疑态度，理所当然被共产党同事们指责为政治立场错误。事实真相直到四十年后才在《人民日报》上披露，一位中国海军军官在回忆文章中承认，是他下令首先向“紫石英号”军舰开的火，他当时是一艘中国兵船的船长，他也看到了关于这一事件的错误报导，但形格势禁，使他不敢向新闻界说出事实真相。还有一件事是，加拿大使馆官员朗宁在撤馆前，在杨宪益先生大力协助下，把四千多件甲骨碎片（即著名的明义士商朝甲骨文收藏）无偿地交给南京博物馆，令博物馆女馆长曾昭燏（她是伦敦大学埃及学专家，“文革”前夕跳灵谷寺自尽）大喜过望。当时加拿大政府不承认中国新政权，朗宁先生的善举只能通过私人之间的友好来往加以完成。杨宪益为保存珍贵文物做了件大好事，但当时非但没有得到表扬，反被指责为让“外国帝国主义间谍”钻了空子。尽管后来朗宁先生在日内瓦会议上和周恩来前总理交上了朋友，为中加友谊作出很大贡献。
杨宪益先生在回忆录中还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新任命的南京市文化专员赵同志态度粗鲁，召集来自旧社会的文化人开会时，一边口授指令，一边用手不停地抓挠他那双肮脏的赤脚。其实他出身大学知识分子家庭，但故意做出一副不文明的样子来，目的想让人们以为他是老革命。革命胜利本来为劳苦大众能过上文明幸福的生活创造了条件，但是表现在赵专员身上的却是一种反文明、反知识的错误倾向。杨宪益不喜欢赵专员，而喜欢为人真诚的联络员小曾（他是曾国藩的曾孙），可惜小曾在五七年被划为右派，自杀身亡。杨在牛津时最好的朋友、优秀的历史学家向达后来也被划为右派，也自杀身亡。最近我国学术界正在议论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如何培养出“大师”的问题，从杨先生的回忆录中，我悟出一个道理：要想培养出优秀人才，首先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使摧残优秀人才的历史永不再来。
杨宪益和戴乃迪译出了包括《离骚》、《史记》、《红楼梦》、《儒林外史》、《唐宋传奇》、《鲁迅选集》等大量经典，为文化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且长期以来，他俩的劳动是无偿的，除《红楼梦》外，其他译作都不享有版权和稿费。五十年代后期，随着政治生态的日渐恶化，他们还被怀疑为外国间谍，终于在“文革”期间双双系狱长达四年之久。他们的爱子不堪政治迫害而患了精神病，结果自焚而死，这给他俩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但是，杨宪益先生却说：“我对我以前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羞耻或遗憾。假如我还能重新活一遍，我还会像以前那样生活。”青年时怀抱崇高的理想，长期受到冤屈，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使我等晚辈由衷钦敬。
我拜会杨先生的机会并不多。记得三年前和韩敬群，以及杨先生的外甥女、画家赵蘅还有《北京晚报》的记者们去后海探望过他。从他们的对话中，我才第一次听到杨先生对我译文的高度肯定（见2006年5月7日《北京晚报》），我还有自知之明，万万不敢当，只是感激他博大宽仁的心胸以及对晚辈的善意奖掖和鼓励。当时他思维敏捷、记忆清晰，我不知道他有病，还陪他抽烟，是廉价的“飞马牌”，他抽起来和抽最高档的烟一样潇洒自在。他才是真正淡泊名利的大学者，真正关心民瘼的公共知识份子。他说，他对我只有一点不满，就是我把他的原著删掉了最后三章。我只得如实告诉他，我译出了全文，一个字也没有删。以后我还两度将未刊译文托他的亲属转交给他，但后来听说，他的亲属担心追忆那一段不愉快的事会影响他的健康，而没有交给他。此后不久，我就听说杨先生患了重病，并去医院探望了他。杨先生的生命力十分旺盛，后来出院了。今年春天我去探视他，交谈十分愉快，我还为他哼唱了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他曾在爱尔兰演唱过的Oh Danny Boy，因为这首歌恰是我的至爱。他还伸出右手让我看他的无名指，并告诉我，上面戴着的那只戒指是他和夫人一起在英国逛某个市场时试戴了一下，结果捋不下来了。看样子他的健康状况还很令人乐观，我衷心祝愿他能和我最敬佩的马寅初校长一样活过百岁，及身见到“新人口论”重新被肯定，并定为基本国策。可惜的是我的这一愿望，如今已无法实现。然而，杨宪益先生无愧为一位堂堂正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活着。
薛鸿时 200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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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0-9-13 22:24:14
发表于 2010-9-13 11: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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