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见过的字可谓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我们这一代人，在学习过程中，计算机一直没有普及，所以不论是做作业还是应付考试，都得写字。字写的好的人占的便宜可是不少，因为在这喜闻乐见的文化传播方式中，还夹杂着人们对中国五千年以来，有文字记载的功臣，象形文字的衍变和发展的自豪与崇拜。
从小学开始学写字起，我对大队长的字最熟悉。我们俩是小学、初中、乃至高中的同班同学，在小学的时候最为要好，是形影不离的小伙伴。小学时写作文的时候，我写的最多的就是她，洋洋洒洒几页纸的文章，不记得都写了什么。她也写我，当然写的什么，就更不清楚了。她的家在我家前面一栋楼的最东头，楼层和我家一样，也在第二层。小学时我还没有近视，从我家可以一览无余地看见她家两间屋子里，家人忙忙碌碌居家过日子的热闹景象。因为住得近，又脾气相投，我们俩每天结伴去上学，也一道回家。做作业的时候，经常不是在她家，就是在我家。她除了在运动会上技压群芳，高傲自信，泰山压顶而毫不畏惧之外，平时多是文文静静，连说话的声音都是和和气气的，不像我，扯着个大嗓门，到处吆喝。
大队长写的字算是仿宋体，但是比我写的标准的仿宋体更细溜儿一些，和她的人很像，细溜溜的，怎么看怎么顺眼。我和她在小学时，都有幸被大队部的张老师发现，从大概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帮张老师写黑板报。当时一小的教学楼前面，有两个一左一右的大黑板，大概三米见宽，一点五米高，要想把它添满内容，要费些周折。
我和大队长放学后，在西飞一小的大操场上不是大汗淋漓地跳皮筋，打沙包，就是和一群小伙伴们排着对打乒乓球，每天都是带着一身的尘土回家。有一次玩的时候，看见张老师在办黑板报，就跑过去跃跃欲试。张老师艺术细胞浓厚，也很有当伯乐的方法。她多是让在旁边尽情玩耍的小学生，在大黑板上写几个字给她看，或者叫大家用沾上水的抹布，帮她擦黑板。我和大队长的字都被她看中，所以每次办黑板报，都会有我们俩儿的字。凤凤好像也帮写黑板报，但是她多是放学后马上回家，估计错过了很多次帮忙的机会。
有了这层黑板报的关系，我们和张老师非常地亲密无间。她在当时应该在三十岁左右，正处在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岁。她面容姣好，鹅蛋脸上长着一双大眼睛，留着长头发，脑门儿发际线上飘着几缕儿带着自来卷儿刚刚长出来的新发稍，在微风下轻轻摇曳，非常漂亮。当然她更吸引我的，是开朗乐观的性格。她总是笑盈盈地，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同我和大队长说笑。我经常和大队长，陪着张老师回她家取东西。她家当时在四区北部的一片平房里，离公安局很近，我总以为那一片的房子是区上的房子。房子里的地是砖地，和我们常见的水泥地相比，更有农家的味道。张老师的先生浓眉大眼，身材魁梧，他们的儿子则继承了他们所有的优点，相貌英俊。
在我和大队长之间，张老师应该更喜欢我的字，但是更偏爱大队长的长相。大队长娇小的脸庞上长着一双黑黑的眸子，亮丽传神。她行走中的姿势，完美无缺，两条笔直的长腿，迈着坚定不移的步伐，一看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少先队员。大概因为长相上的优势，又有一起办黑板报的多年感情，张老师一手指定让大队长当一小的大队长。开全校大会时，大队长就戴着红领巾，左胳膊上挂着三道杠或是四道杠，小跑到大会场的主席台，一个响亮的立正后，抬起右胳膊，高高地举过头顶，然后忽地一下，右手连带着右胳膊，在头顶上向左侧打一个优美的弧线，向大队部的张老师行少先队的对礼。
八十年代初，父母所在的公司进行了一项教育改革。教改之前的一中和二中都是均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按居民楼的远近，把初中生和高中生分在这两个不同的中学。教改之后，一中变成高中，二中变成初中。我和大队长在一中的初中里，稀里糊涂地上了一两个学期的课后，就被强行合并到了二中。合并后，我们这一届的初中，一共有十四个班，被安排在呈半个工字型的教学楼的第一层，不多不少，正好十四间教室，我和大队长所在的教室在半个工字型西侧的尾部，是十三班。
每天早上，我们都约好一起去上学。有时候是她在楼下等我，有时是我去她家楼下等她。起来晚的时候，我们就拿着家长做的早餐，边走边吃。这早餐多是馒头里夹着咸菜或是炒菜，不过她的妈妈会做酱，所以她拿的热腾腾的馒头里，偶尔会夹着黄酱，因为我没怎么吃过黄酱，更没有吃过自家酿制的黄酱，很是眼馋。我们多半是静默地走十几分钟的路，在学生如潮的洪流里，快马加鞭地赶路去上早自习。下雨的时候，多是轮流打一把雨伞，在或细密或浓稠的雨里，沉默不语地赶路。
我们来到二中后不久，张老师也调到了二中，在团支部工作，我和大队长就按部就班地接着帮张老师写黑板报。当时张群在一班，已经会写潇洒的连笔字，很让大家羡慕。她看我们办黑板报，认为她的字绝对够格，就向张老师毛遂自荐。张老师不喜欢在黑板上放连笔字，所以张群的字写了擦，擦了写，最后好歹登了门面，但是张老师端详着那字，却连连摇头，一脸的不高兴。我看了后也同意她的观点，因为这连笔字放在黑板报上，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因为这个缘故，张群的字算是昙花一现，转瞬间灰飞烟灭。
上了高中后，团支部一个张姓的男老师也找过我，帮他写黑板报，不过写的不是报纸或书本里的文章，而是我青少年时期，父母所在的单位找我征稿后，挥笔涂抹的诗作。我哥哥那时对我写诗是非常反感的，总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有一次他午休后起来去上班，公司的大喇叭里正如火如荼地朗诵着我的诗。他原本没有睡醒，一脑子的雾水，猛然间听到我的大名，和那无比拙劣但又激情似火的诗篇，立马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到了班上，很久也下不去。他下了班回来后，马上一脸埋怨，眼神里充满了无限的哀伤和无奈，绘声绘色地向我形容他浑身上下的鸡皮疙瘩，乐的我人仰马翻，笑到喘不上气。因为他的恶毒攻击，我后来对写诗也就渐渐地没有兴趣了。当然，我没有能够如愿地成为一名诗人，他要付全部的责任。
高中时办的班级的黑板报。我 - 一个中国青年的性格，是我写的字
除了写黑板报，我还练过大字。在父亲的指导下，我练颜正卿的字。父亲坚持说颜体最好看，给我买来了字帖、笔墨，砚台，拿来一堆破报纸，我便开始了时断时续的练字生涯。字帖是从字碑上誊印下来的，所以字帖的底儿是黑色的，字是灰白色的。每一页里的古文，断断续续的好像很少能找到一句完整的句子，也可能是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古文。从小学开始，母亲给我订了《少年文学》，我经常拜读后来大名鼎鼎的王安忆和另外几个知名女作家的文章。刚开始练颜体不久，大概在小学二年级，《少年文学》搞了一次书法比赛，要求所有在一定年龄范围内的参赛者，把作品寄给《少年文学》编辑部，由公认的书法专家评奖。
看到书法比赛的消息后，我兴奋异常地拉上了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刘永红来陪练。我们俩儿练了一个多礼拜后，我在一张父亲买来的宣纸上，用尺子打好方格，然后用磨得不太黑的墨汁，临摹了不成文的大概十六个颜体字，一行四个字，并同时给《少年文学》编辑部写了一封肉麻的自荐信，然后塞进信封，让母亲给我寄出去。永红本来在我的撺掇下，也是要参赛的，但是她比我有自知之明，认为她写的大字，根本不够参赛标准，所以临阵脱逃。我软磨硬泡，机关算尽，也没有办法说服她。她总是能想方设法在马上就要把她的作品塞进信封的最后关头，颤抖着双手，嬉皮笑脸地轻叹一口气，唉，写得太差了，然后半途而废。我很生气，就一直骂她叛徒。
信寄出去后，我就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待评奖结果，认为我的大字即使得不了一等奖，也应该是二等奖或三等奖。等了这么半年多的时间，连鼓励奖都公布完了，也没有我的名字，我当时失望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母亲从我这次经历的一开始，就乐她女儿的胆量。把信寄出去后，就告诉她的同事，说你敢不敢相信，我女儿在家里练了两个礼拜的大字，就信心十足地参赛，实在是可乐。她当然知道我不可能获奖，只是不想揭穿而已，所以每一期的《少年文学》她都假装在我面前仔细过目，说这次没得奖没关系，下次会有的。不过她对我的勇气，却是自始自终都津津乐道。当然她对我的一些毛病还是有看法的，乐归乐，却从来不忘就事论事地给我起外号。家里家外，我的外号之多，连我都记不清。我虽是尽量改过自新，但是有些性格上的烙印却是永久的，根本就抹不下去。我至今觉得她给我起的外号中，有两个到今天还适用，它们是拼命二郎和马大哈。有了母亲和哥哥，我练就了铜墙铁壁一样厚的脸皮，刀枪不入。
从初中升到高中，我的字明显地在退步，每一划都开始偷工减料，不再像以前一样，脚踏实地。这期间，我开始学写连笔字，写得很不好。父亲有时翻我的语文书，找文章来消遣的时候，总是告诫我不要在每一句古文上，都写一堆乱七八糟的标注，他边说边一脸的无奈，我只好不耐烦地告诉他，我没有功夫按他的方法，把对古文的解释抄在笔记本上，然后再对着书本，来推敲每一行古文的意思。他下次再看我的书时，又是一番老生常谈，我就干脆不搭理他，照旧在书本上写标注，只是那字越写越乱乎。
上高中时，我先是同大庆同桌。他的字小小的，象是蚂蚁帮他爬出来的，要仔细辨认才能搞得清楚他写的是什么。他的字同他高高大大的模样对比强烈，更和他浑厚而张弛自如的男低音大相径庭。大概看他的字看得多了，我的眼睛就渐渐地变近视了。后来我被调到了大庆的前一排，和壮壮同桌，因为看不清楚前排黑板上的字，又不敢回家告诉母亲，怕她伤心，说我终于变成了四只眼，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就只好由壮壮来读黑板上的字，或者是我来抄他的笔记。
壮壮长得秀秀气气，即使戴着眼镜，那厚厚的镜片后面的一双美目，也是光彩照人。我每天被他照得晕头转向，自愧弗如，就只好低头猛看他的笔记，这一看不得了，吓了我一大跳。那字写得歪歪扭扭，象螃蟹爬出来的一样。我分析来分析去，也搞不清楚他使了什么邪乎劲儿。惊奇的同时也就很释然，心想，看来老天爷还是很公平的，每个人的优缺点都分配的合情合理。
在高中同学里，万方的字写得最好，运笔气度不凡，既流畅飘逸，又剑拔弩张，很难让人相信他平时在班上一言不发。不过我们俩儿很要好，所以他的优点我就当着他的面猛夸，害得他连北都找不到了。张国强的字也是写得很出色的，不过是另一种风格。如果说万方写的字是中楷的话，那么张国强的字就是小楷，且每一笔每一划都是精雕细琢，娟秀清丽。二班长的字浑厚敦实，看着就让人踏实。女孩子中，字写的能和万方和张国强相媲美的，几乎没有，但是值得一提的字有嵘嵘的。李芳的字也算是写的很不错的，俊秀端庄，赵娜的字则是方方正正，力透纸背。
大班长和大强子的字好像有些相象，总之很工整。我读补习班时曾给在北大读书的大强子写过一封信，主要是向他汇报我在补习班的生活。那封信里，有对一中的景致和周围环境比较详尽的描写。我那时的文笔和才气是现在看来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强子回信说他收到我的信后，高兴坏了，一口气读了十几遍，说这封信是他见过的最好的一封信，当然他评价的是我的文学修养，对我的字没有说一句赞扬。得到北大才子的夸奖，我很是得意，至今仍和大强子称兄道弟。
上大学后，我们宿舍的女生里，老栾和老蒋的字写的真是好，圆润酣畅，在细腻的笔触里，透出些许王者之气。陈姑娘的字则可以和高中同学张国强的字媲美，只是她的字更显柔情蜜意，每每端详她的字和聆听她犹如一缕青丝儿一样，柔柔软软的声音，我都是酒不醉人自醉。我们系工业管理专业有一个男生写一笔敦厚标准的魏体字，一看就是小时候下功夫练出来的。我发现后，就在上大班课的时候，专门坐在他的旁边，然后把我的笔记本扔给他，命令他给我抄笔记。他每回都被我危言耸听，狐假虎威的气势震慑住，乖乖地就范。遗憾的是他抄的多是社会主义建设史或是党史课上的笔记，我上这些课基本上都是趴在桌子上睡觉，除了睡觉之前低头侧目、认真专注地欣赏他的字，和仔细观察他字里行间，每一笔每一划的用笔方式，睡醒后，多半是合上他认认真真抄了整整一堂课的笔记，匆匆回宿舍。到现在我连这男生的名字，都已完全忘记，实在是非常遗憾。
我上大四的时候，有一次去北航的食品一条街买东西，高等数学老师陆老师远远地看见我，就走过来问：“胖胖，你大一时的高数作业还在吗？如果你找得到的话，能不能借给我，我想把它做个展览，给我现在的学生。”我当时非常吃惊，她时隔这么多年还记得我，而且叫的出我的名字。高数课是大班课，学校分配了两个系五个专业大约两百个学生给陆老师，这两百个学生密密麻麻地挤在一个大阶梯教室里上课。我多半是坐在教室的后排睡觉或是发呆，偶尔来了兴致的时候，会提前在她讲解理论的同时，做高数作业。陆老师总是提前把当堂课后的作业抄在黑板的左上角，我没有什么耐心听课，就在她讲解的时候，猛翻书本，找类似的解题方案，然后在她课讲完的同时，也照葫芦画瓢地做完了作业。由于这一坏习惯，我基本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估计我的数学作业是她所见过的最工整的，尤其是我非常在乎作业的排版，论理论据，演绎归纳，无不线条流畅，一目了然。估计我在排版和语言表达上占的便宜，要远远高于我的真才实学。这是我在后来工作以后，尤其在美国，最深切的体会。我回到宿舍后，马上找出以前的数学作业，拿了厚厚的一摞，送到她的办公室。她后来问我，还要不要以前的作业，我毫不犹豫地说不要了，因为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大学时期数学作业的工整程度，还不及我小学时的十分之一，没有任何保留价值。我长大后，曾非常偶然地在乱字堆里看见过我小学时的数学作业，当时的吃惊程度，不亚于看见天外来客。我不敢相信一个十岁的小学生能有这样的功力，难怪每一堂数学课之前，数学老师都要展示我的数学作业。到了初中和高中，我已经再也写不出来象小学时的数学作业了。当时也不懂保留价值，所有小学时的数学作业都变成了废纸一张，重回大自然的怀抱。
到了工作岗位上，小陈的字是出类拔萃而又登峰造极。这小姑娘也是北航工业外贸的毕业生，比我低两届。她写得字应该算是仿宋体的改版，在每一个转角处都迂回曲折，整体感觉是回肠荡气，让人过目不忘。
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回过头来再看父亲写的字，我才明白什么是气势磅礴。也难怪所有看过他的字的人，尤其是他年轻时写的字，都是赞不绝口。遗憾的是，我即使用尽毕生的精力，也没有本事写出他的字。小学时的字只是昙花一现的美丽景致，不能持久。到如今我已不习惯用手写字了，没有计算机就不会思考。学着在计算机上敲中文的时候，感觉像是又回到了小学，只是这字各个齐整标准，千篇一律地没了性格，自然也就缺少了字里行间的灵气。没有能够写出父亲的字，应该是我终生的遗憾。不过我去年已经和妹妹说好，让她买一个精致的大本子，让父亲在有生之年，写下他想写的字，留住我对中国汉字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崇拜和眷恋之情。
(12.31.2008) | 
发表于 2011-4-9 18:11:46
发表于 2011-4-9 18:28:18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