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讲座《垄断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录音笔记整理

本草知無 · 发表于 2011-5-24 10:42:11

垄断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潘毅主讲
（2011年5月20日于清华大学）

一、研究回顾和目前的关注重点

九十年代中前期，关注第一代农民工。第一本书《中国女工》处理第一代农民工中的女工问题（即将在大陆出版）：资本对中国的改造最初以世界工厂的形式展开，制造业中70-80%的工人是女工。第二本书《大工地》处理男工问题：资本对中国的再次改造是地产资本带动下的高速城镇化，在建筑业中90%的工人是男工。2010-2011年关注富士康问题，关注垄断资本背后工人的生存状况。富士康的发展模式背后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中国的崛起。08年的经济危机中，西班牙的失业率是20%，而中国出现用工紧张现象，那么从90年代初直到今天，中国的用工条件、工人阶级的形成状况是否有所推进？这里可以先给出基本判断，即对于二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路是越走越窄的。

二、富士康的用工秘密

在九十年代中前期，工厂里年龄最小的工人在17-18岁上下。今天在富士康，最小的工人只有15-16岁。而《劳动法》规定18岁以上的是成年工，16-18岁之间是未成年工（对未成年工并未规定其不能打工，属于法规灰色地带），16岁以下是童工。但目前中国的用工状况是18岁以上的劳动力不足，于是形成了企业跟学校制度的高度结合，利用学校进驻企业实习的名义，大量把年轻学生送入工厂打工。这种状况从富士康开始。富士康引领了合法使用童工年代的开始，也将中国带入垄断资本的年代。

三、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分部及发展走向

富士康在中国分部于超过22个城市。深圳富士康雇用当地100万工人中的40万。从深圳、广东发展到昆山、南京、上海、淮安等东部城市，再向北拓展到太原（太原是郭台铭老家）。太原对于富士康而言是有战略布局意义的，山西产煤，他们要从物料第一关开始控制、掌握整个生产链条。近年从太原再往西，往中部发展，在成都和重庆开厂。

四、2010-2011年的调研概括1、工业园区的半无政府管理状态

2010年的调研报告集中在中、北部工厂。2011年3月在成都重庆展开调查。对富士康的整个调研始于去年7月中旬。潘毅带40人负责深圳调研，进入龙华、观澜工业园区。起初担心团队太大，会被厂方提防。但事实是，40人进入龙华工业区，无人过问监管。（对于一个拥有35万人的工业区来说，上下班时间人潮汹涌，便于发问卷。吃饭时间工人集中，也被很好的利用。）工业区处在半无政府状态。厂方管理者不在乎几十万农民工在做什么。40个人在厂区内很快被淹没。周末工业区里很热闹，有大喇叭在放歌曲，是搞传销的，吸引人进去。有16-18岁的女孩子，打扮漂亮，推销化妆品。但这是一个失去自我的空间，所有的工人都无法找到自我，更加需要感官刺激。

如果说深圳的空间大，富士康本身的企业历史比较久远、成熟，调研团队不易引起关注，那么在新建的成都厂区同样未引起关注。成都的新工业园区在扩建，目前在旧厂区生产，工人分布在厂区东南西北，比较松散，中间有20分钟公交车程。重庆较集中。现在的“苹果”在成都厂区生产，目前的状况是一边在盖厂房，一边是厂区，到处灰尘滚滚，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苹果”品牌干净整洁的生产环境。工厂的管理十分松散，是一层压一层的转移式管理。在新厂区，虽然生产管理不到位，设备也不到位，但对产量是有要求的。于是企业管理层给地方压力要求招工，但很多时候招进来的工人却没有工作，只能每天军训，很多工人还未上岗，军训期间就走掉了。

2、工人的工资真的上涨了吗？

在自杀事件发生之前，深圳富士康工人的月薪为1200元，自杀事件发生后郭台铭承诺提高到2000元。在成都重庆的新厂区，地方政府招工时承诺的月薪是1500-1600元，但实际上基本工资是950元，不过大部分人还是留下了，期待过了试用期能够加薪。调研得到的资料是，今年3月工人的月薪是950元，4月涨到1350元。但实际上，3月的950元中，免去了住宿和伙食费。而加到1350元时，需要工人自己负担吃饭住宿的费用。

3、政府与企业合谋下的征地与用工

在富士康集团向西移动的过程中，不断廉价征用土地，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承诺零价提供土地，比如太原。企业动用行政力量协助招工，政府提供补贴。招工和用工价格本来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进入缺工时代，工资上提才能留住工人，但地方政府为了引进资本进行恶性竞争，给富士康撑腰，用行政力强拉工人，导致工人工资停留在低水平。并且地方上动用大规模的学生就业资源补贴富士康，在政府推动下这些学生与富士康签约。（此外，富士康的用工问题还在于专业不对口都被送进厂去。）而年轻学生较难适应工厂生活。政府规定实习生不能加班和上晚班，但富士康将实习生当正常工使用。对实习生来说，进入富士康要学的技术半个小时左右就学会了，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是被“拐卖”进去的。在重庆，学生交了几千元学费，只上两三个月课就被送入富士康，而毕业证与实习绑定在一块，学生为了拿到毕业证只能一边在富士康打工，一边交学费。在太原、昆山，老师将试卷送入工厂让学生作答。在贵州，学生不用交学费，以勤工俭学的名义被送进富士康打工，打工的工资直接拨给校方用来抵扣学费。由此形成了国家补贴职业学校，职业学校补贴企业的链条。富士康的扩张与体制支撑密切相关，尤其体现在征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政府公务员对资本的直接服务。例如某地党史办的工作人员也被要求每人负责招工30名，否则会扣工资，且工人被招进去需要待满3个月，招工名额才算数。

五、农民工用工制度的不合法性何在？

总体而言，整个工人阶级的年轻化是今年才出现，即合法使用童工的出现。这与制度安排息息相关。农民工是一种用工制度，必须呼吁取消这一用工制度，取消其中的不合法、不合理之处。对于农民工而言，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是农民，给予的报酬是低水平的，但又把他们当工人使用，这是没有合法性的。而社会把农民工仅当作农民的理由是，他们赚了钱是要回到农村生活的。但二代农民工回家的路已被堵死，除价值认同上已无法回归之外，在经济上，来自土地的收益过低，不能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使得年轻的农民工不愿回乡。一部分社会学家认为中国的土地是稳定的堡垒，是农民的依赖，农民工制度是好制度。但对农民工而言在农村的一小块土地无法产出足够的收益，在城市的工资又被压低，资本和城市政府成为最大受益者，不需要承担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无须为进城民工提供医疗教育和住房。农民工的一切贡献留在城市，而农村却越来越破败，等到年轻的人老了不得不被赶回农村，只能让没有解决能力的农村地方政府去处理这些人的问题，留下一块养不活人也饿不死人的土地。

六、精神圈地变为实质性圈地

如果说价值认同堵死了二代农民工的返乡之路可视为精神圈地，那么富士康来到成都、重庆造成的农民失地，则是实质性的圈地，由此或可判断中国的圈地运动已经来临。富士康所到之处，通过地方政府办工业园廉价收回土地，将农民赶走。在重庆，调研团队被30多个村民围住，村民得知团队来自北京，纷纷拿出上访文件。该村的情况是，被拆迁3年，至今未回迁。拆迁时每家赔付15-20万，按照每户平均4-5口人算，年龄在十五六岁以上的均需缴纳养老保险每人2万，回迁房需要补交10万，最后失地村民不但拿不到补贴，还要倒贴钱。至今3年过去，回迁房仍未盖好。新建的富士康园区，只要16岁多一点的劳动力，30岁的村民无法进富士康。而富士康向西部扩展时的口号是，让西部农民不再离家到深圳打工。现今的情况是新厂区把农民的土地占了，年纪稍大的人根本无法进厂赚钱。（三十多岁的妇女有进去打扫卫生的机会。）同时农民失地失屋后只能租房，造成房租上涨，3年中积蓄基本花光。在富士康的问题上，重庆政府很可能是受骗的，造成了超前征地。目前的状况是，整个镇被拆光，富士康工业区周围有很多烂地荒地，由于工业园没有那么大需求，所以地方政府也拿不出钱盖房给村民住。农民只能回到原地盖帐篷，断水断电。当地村民本来已经过上小康生活，居住在城市周边，一亩地一年可以收入1万元。重庆也没有那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富士康建厂时，政府要求村民亲手拆掉自家房子，否则取消回购房资格。农民失去家园又无法成为工厂劳动力，有的只能靠在工业园周围摆摊为生。

七、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

富士康在中国形成的垄断模式，不可能是特殊的，其他企业会向它学习。这背后有目前的某种发展模式，即权力向上收缩，形成高效快速的发展。从某种观察角度看，90年代初的广东模式要好于重庆。广东模式没有政府的强力介入，村镇到工业园区的转变在村中进行，村民有参与、有受益，成为当地小业主，可以分红，这批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当然相对而言外地民工是被剥夺的。但富士康到了成都、重庆，连当地人都在受损。回过头来说，如果鼓励今天这种资本向西扩张的发展模式，那么当年何必要把乡镇企业逼倒？与其鼓励外资挺进中西部，不如当年扶持乡镇企业。90年代初中国乡镇企业纷纷倒闭，大量外资工业园区在政府给予的免税等优惠政策下兴起，乡镇企业丧失了竞争力。而中国农民是在乡镇企业倒下后才大规模离土离乡的。如今以富士康为首形成的垄断资本发展模式，对当地人，对用工都没有好处，农民和劳动者都没有受益。

八、问答部分：寻找可行性另类方案

问：农民工的未来，或者说工人阶级未来在哪里？

答：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得不到改变，那么农民工问题也不可能取消。但改变的动力在哪里？从城市地方政府和资本的立场来说，他们是不愿意改变农民工用工制度的。维持农民工目前的半无产阶级状态，地方政府对这批人无须承担责任。在深圳90%以上的人口是外来打工者，在北京也达到了50%。政府根本不愿意为这部分人承担财政压力，从资本和政府的角度来说，都没有改变动力。唯一的动力来自农民工、老百姓本身。我们能做的只是提出问题，在改变意识形态上去努力，带学生去厂区实践，看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如何选择，是站在资本、政府的立场（进企业或做公务员）还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但北大清华是太精英的地方，很少有人选择底层。）越多人选择底层立场，改变的可能性越大。
接下来介绍了西班牙在蒙德拉贡集团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与这个地址下的描述相符，不再重复。http://www.hudong.com/wiki/%E8%9 ... 8%E5%85%AC%E5%8F%B8

需要重点补充的几点是1、蒙德拉贡办的大学强调社会知识的传授，强调合作社的精神原则的传承，加入者的心态是彼此平等。2、08、09年的经济危机中蒙德拉贡集团并未裁员。集团由10%的临时工与90%的合作社成员组成。经济危机时，合作社成员自愿减薪5%，要求留住临时工，阻止了裁员。3、蒙德拉集团的民主参与度较强，而且没有变成超大企业的雄心。4、集团不鼓励会员靠拢政党，但可自由选择，任何一个政党上台会来跟它协商谈判。

问：市民社会的根基是市场经济，蒙德拉贡合作社与它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答：市民社会基本是在认同市场经济规则下，开放空间给个人或NGO等。但经济民主才真正能够发挥民主的可能性，蒙德拉贡每一年的生产计划都是由工人投票通过（在以投票形式实行民主时，必须看清投票的基础何在），在决定经济危机中是否裁员、决定是否向海外拓展市场等问题上，均由投票决定。

问：从蒙德拉贡的例子回头看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从中能学到什么？

答：国企作为社会单位，一直被错误理解为国家控制的单位。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只提供职业和大学，但并没未提供住房等社会生活保障，而且只有社员才能享用。就中国的国企而言，是整个家庭都可以享受的，功能更丰富。

对于蒙德拉贡一直有批评的声音存在，比如自我圈地、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我们今天去看蒙德拉贡经验，是希望寻找可行性另类方案，用以批评富士康。现在的情况是越相信富士康越找不到希望，对那些自杀的工人来说，富士康已经是最好的企业了，在富士康的遭遇使他们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所以才会自杀。我们也不可能退回社会主义，任何历史阶段都不可跳过，需要面对当下，所以必须寻找其他可行性方案，必须对富士康反对到底才有可能开拓另外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合作经济的出现本身即是对主流经济的挑战。左派批评蒙德拉贡自我圈地，不参与外部大的改造，仅止于自我满足。右派的批评是再发展下去将丧失效率，越扩展越衰落，况且蒙德拉贡内部仍然存在分层和差异，与主流没有根本分别。但对于蒙德拉贡而言，他们不将建自身建立于道德层面，不需要扶贫的眼光，他们试图证明自身的组织方式更加高效。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有人道主义，有宗教情怀，有社会主义理念。

问：综合唱红打黑和富士康对底层的侵害，怎么看待今天的重庆模式？

答：来到重庆后确实落差很大，也在思考为什么红都不红。今天的政策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受害者只能更多而不是更少。希望重庆目前的状况是一种“精神分裂”，是理念与实践的错位，希望它有坚持社会主义的那一部分。

问：政府为何会参与到富士康模式中？

答：地方的发展依靠GDP，政府的发展依赖地方财政的供给，那么地方最快的发展模式就是依靠外资。地方政府三五年的换届，加上GDP的带动造成这一发展格局。

PS：听这个录音的时候边听边在电脑上做了记录，后来又整体润色疏通了一下，发上来跟大家分享。当然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