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eface: 赵鼎新与那件事

本草知無

　　赵鼎新原来是昆虫学博士，在那件事发生以后，毅然决定再读个学位，把这件事弄明白。有趣的是，他选择的学科是社会学，而不是政治学。这可能是 个误打误撞，比如说麦基尔大学社会学系录取他了而且有奖学金而政治学系没录取他。但从最终的成品看，他的选择十分明智，从社会学角度来理解这件事至少有几 点好处：1、这是个社会事件，由一大群人以各自自发的冲动和动机来推动，而不是少数精英有理性的操作。2、能看到长时段中结构性的原因和结果。3、能从意 识形态的纠葛中摆脱出来。4、社会学中已经有的大量理论和模型为分析那件事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概念工具，例如社会动员、国家/社会关系、合法性等等。
　　
　　闲话少说，先谈谈赵的主要观点。书分上编下编，上编主要讲那件事发生的社会、经济、政治大背景，尤其是学生和市民的心态和生活形态。简单说 来，就是改革开放了，大学生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应当是受惠者，却面临毕业找不到理想工作、收入低、出国日益困难等等问题，于是心理不平衡。同时80年代末的 经济危机造成物价飞涨，社会普遍对fubai和政策不满。同时，就大学的小生态环境而言，因为大量扩招，而且学校师资流失严重，造成学生无心向学，沉迷于 跳舞、麻将、恋爱等，同时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政治控制已经相当薄弱了。知识界的大环境而言，文革以后的文化真空被各种热点所填充，却是非常肤浅的快餐 文化，大家乐于听讲座而不愿意读原著，知识和观念通过卧谈会和各种小团体来传播，容易走向极端，容易被情绪煽动而缺乏理性思考。
　　
　　下篇是重头戏。先简要介绍了那件事发生的经过，虽然简要，却表现了赵鼎新非凡的历史功底，在汗牛充栋的各种（互相矛盾的）回忆录和新闻报道中 把事实梳理出来，真是很不容易。从赵提供的例证看，他整个还原的功夫非常扎实，相当客观。从历史过程中，他归纳出了几个重要关键点：4月22日的追悼 会，4月26日的社论，5月13日的jueshi，5月20日的jieyanling，以及最后发生的那件事。这些时间点对后来的社会学分析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接着就是从社会学各个角度进行的分析，非常精彩。首先是从国家合法性的角度来讲。当时政府对其合法性的理解仍然是意识形态式的（只有共产党才 能救中国），而经历过WenGe，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老百姓，已经普遍以绩效合法性来要求政府（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有道德、履行仪式）。对合法性理解的 偏差，使得国家控制手段失效，国家在让步、强硬社论恐吓、温和安抚、jieyanling种种手段都使用殆尽，都无法改变局势，又绝对无法以放弃政权的方 式终结的时候，只能用了最后的大杀器。
　　
　　其次，赵研究了当时大学的生态环境——这段极具创意。当时北京的大学都集中于海淀区，学生生活基本被封闭在校园里，宿舍平均6-8人一房间， 大量集中居住着上万（无所事事的？）学生。谣言在学生中散布极快。宿舍的环境使从众心理得到最大程度的加强，互相影响，再加上校际竞争。根据赵的考 察，youxing往往是先有几十个积极分子开始，先在校园内部转圈动员，积累到一定人数以后，与相邻的其他学校进行联络，然后才出校门，与其他学校的人 汇合，达到一定人数以后，再冲击封锁线，往城区出发。一直到后来的jueshi也有类似竞争和从众的心理，其结果是群体行为的自发性和无序性，没有有效的 组织和纲领，各凭情绪行为，即使学生领袖也无法指挥学生集体行动。
再次，赵通过对五四、一二九和那件事中的话语和行为特征比较来分析不同国家/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不同行为模式。他的分析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那件事与20 世纪早期的学生movement相比，有那么多传统因素，比如跪求政府、诉诸忠孝等传统道德语言，等等。他分析，因为早期运动中国家精英高度分裂，国家之 外还存在着较为强大的社会中层组织和资源，比如社团、政党、商会、地下党等等，为学生提供支持和指导。而在那件事发生的时候，全能型国家刚刚开始退出社 会，社会根本没有成熟的中层组织，因此在事件的进程中自发性集体行为（mob）占主流，而这些自发行为又是与旁观者的反应有直接关系（大伙在一块闹就容易 形成某种气场）。当时学生和市民虽然各有其目标，但在以道德表现来要求政府上达到了某种一致，因此往往对政府的冷漠最为义愤填膺。几次冲突和激化都是因为 学生的道德诉求没有得到起码的仪式上的尊重。

　　最后一章是分析媒体的。媒体基本上是被管的，但是在80年代后期开始已经逐渐松动，尤其是开始编辑负责制，有些编辑和基层的记者还是相当开明的，在社会新闻一栏里面经常登负面消息。整体而言，老百姓对媒体普遍有不信任感，认为是zf喉舌。在那件事发生的过程中，国家对媒体的态度发生几次关键变化。一开始报道是受到管制的，以中性和负面为主，对老百姓而言，他们更愿意相信谣言。在5月14日-19日，zaoziyang坚持以温和态度对待学生，并暗示媒体可以放开报道，出现了大量正面报道，官方媒体的这一态度大大刺激了广大老百姓的参与，他们从中嗅到上层意见的分裂和松动，因而官方温和态度反而造成了更为激进的活动。而到20日以后重新收紧媒体后，整个局势已经无法控制，民众不再相信媒体而信谣言，造成后来的矛盾激化。

最后作者分析了为何经过激烈动荡的80年代，90年代反而风平浪静了呢？首先，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使80年代人对回到wenge时期保守政策的疑虑消失了。其次，从上海出身的几个领导，对治国有更加务实的态度，与老百姓对绩效合法性的认识逐渐吻合。再次，随着改革的深入，全社会对市场经济了解日益深化，90年代初的下海热使知识分子不再有失落感，市场经济对知识精英的回报使他们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但最后，作者还是警告，造成那件事的国家/社会关系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一旦绩效合法性丧失，类似运动仍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