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力量》：看美国“第三力量”如何填充政府和市场缺

《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卢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4月出版

1830年，法国政治思想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来到建国不久的美国考察时，对这片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他激情洋溢地肯定了美国人多种多样的民间组织。180多年过去了，托克维尔所描述的那种私营的、由民间力量组成的非营利部门（第三部门）在当下依然是美国生活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

旅美青年学者卢咏在美国多个非政府组织工作近累计十年，作为这个领域的亲身体验者和研究者，她在《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中感言：非营利部门是美国社会价值的“守护者”，“维护公民社会空间的自由，表达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力……同时，非营利机构通过与商业公司在某些领域（如医疗、教育和研究）的直接竞争，也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商业部门提高效率，提升信用”。

《第三力量》所关注的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济贫扶困的慈善组织，更包括广义上的社会公益事业，从工会、行业协会到俱乐部，从环保组织、妇联到各种公民倡议性团体，非营利部门囊括了政府和商业公司之外的所有机构形式。事实上，非营利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随改革开放大潮传入中国以来，亦已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特别在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和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不少非营利机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社会为何需要非营利机构？卢咏援引流行于学术界的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伯德等学者的观点说，人们如果都希望别人出钱，自己免费“搭便车”，公共物品便无法提供。所以，公共物品的供给无法通过市场体系、由个别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来提供，这就是“市场失灵”。一般来说，政府干预，即政府通过一定的强制手段提供公共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市场失灵”的后果。但是，由于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质和量上的不同，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韦斯伯德等学者发现，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倾向于满足中位选民的偏好。所以，一些人对公共物品的过度需要以及另一些人的特殊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这就是“政府失灵”。同样是关注“政府失灵”——“美国的民主生效了，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美国的政府不被允许做太多的事情，政府所面对的问题可以靠普通人的能力解决……其次，政府之外存在着独立的机构和独立的人。”美国政治评论家沃特•李普曼的说法也生动验证了第三部门在美国社会之所以存在根本的、永恒不变的原因。

美国人需要充满活力的非营利部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是保证他们个人自由和社会多元化的基本机制。换言之，非营利机构的作用是“拾遗补缺”，即填充了政府和市场的缺位之处，勾连起美国社区和公民社会，成为社会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呈现出了卢咏所谓的“第三力量”。

当然，这一力量并不以政府强权和市场私权为基础，而是独立地组织社会资源，致力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它具有公共权威，充满公益精神，并且运作专业化。用投资家乔治?索罗斯的话来说，“作为一个商业市场的参与者，我们受市场价值的导向，追求私利；而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受公德的导向，追求公益。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将自己的这两种角色区分开来。”索罗斯家产百亿美元，自1979年起，他陆续将半数以上的资产捐献给世界各地的公益事业，创建了名为“开放社会”的基金会。或许，他早已体会到了非营利机构对自我人性表达的意义所在——人性还有另外一面，不可能用商业原则来对待生活的所有方面：如果说市场的竞争原则符合人性追逐利益的自然本能的话，那么非营利的互惠原则符合了人性中希望维系公共关系的社会习得的本性。

显然，非营利部门与政府和商业部门共生共存，一起满足各种社会需要的同时，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完整性。那么，是什么使得非营利部门能够动员大量资源，去完成政府和市场不宜做或做不到的事情呢？卢咏研究发现，这归根结底源自于人类的慈善之心和志愿精神——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或者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慈善之心和志愿精神都是彼此相通的，“非营利部门运作的驱动力是人的非物质需求的最大化”——这正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本能的习得性能力。

《第三力量》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民间外交”，即“非营利机构何以积极推动民间外交”。在作者看来：“对于大多数从事国际关系和外交工作的非营利机构而言，它们反映的是非官方性质的社会精英群体的各种观点和力量，是美国多元的政治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决策过程的影响者。在高度敏感的国际政治中，它们可以利用"民间大使"的身份，成就政府无法直接做到的事情。”其中，最为典型并长久值得称道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人所熟悉的中美“乒乓外交”了。

卢咏观察发现，新型的外交需要采取“网状外交”的模式，其互动对象除了政府，还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社会，是社会对社会的外交关系。而非营利机构在与公民社会的沟通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它往往能成为加强理解、缓解冲突、推动合作的有效“调解人”和“中间人”。而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民间外交的履行几乎可以是任何人：留学生、旅行者、移居国外者、从事跨国业务的商人、援外人员，以及参加交流项目的教师、运动员、艺术家等。如果他们通过与海各方的互动，能促进对方与祖国的互惠的沟通与了解，那么他们其实都是在担当着“民间大使”的某些职能。

那么，保证非营利部门可持续发展的“宗旨”又是什么呢？从美国的经验来看，非营利机构的发展需要一些重要的条件：其一，市场经济能得到健康发展；其二，私有财产要得到有效保护；其三，社会诚信度需要提高；其四，要有健全的法制环境；其五，需要现代金融系统，非营利机构才能对捐赠资金进行管理，实现长期运作。由此可见，整个支持系统的营造十分必要且重要。

在《第三力量》中，卢咏虽在探讨美国非营利机构，但时时不忘关注“现实中国”的非营利机构。从早年不时见诸报端的“希望工程”、自然灾害“救灾”捐款流向不明，部分作家和明星不道德的“诈捐”，到最近红十字会的“万元工作餐”，中国的非营利机构显然还有漫长的求索征程。卢咏为此提出的洞见是：必须提高专业化水平，“非营利机构不仅要借鉴商业公司的一些最佳管理方法，还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摸索出属于第三部门的管理方式。非营利机构也要建立组织内的自律，提高内部治理能力。”

（作者：潘启雯；时间：2011年06月18日；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