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

憨妇888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三章 新的世界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一部分人欢欣鼓舞，一部份人愁眉苦脸；一部份人趾高气扬；一部份人胆战心惊；一部份人饮泣吞声，一部份人高歌猛进！这就是马列主义丶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二丶大镇压大屠杀的日子

毛主席说：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革命不会巩固。不杀反革命分子不足以平民愤。大逮捕的十天后开始大镇压。，第一批杀了148人；第二批杀了56人。此后，隔三五天杀一批，均在10至20人以上。那一批批杀人的布告贴满大街小巷，整个城市处在从未有过的恐怖气氛中。夜里小孩若不听话老是哭，父母只要说一声“拿枪的解放军来了”，孩子立刻收泪止声，连啍也不敢啍一下。在这大镇压大屠杀的日子里，人人循规蹈矩，成都市面上连个吵筋闹架的人都没有，谁不怕掉脑袋？


被杀的人多是国民党时期的军政人员（军丶警丶宪丶特）和地方上的“恶势力”（乡丶保丶甲长以及哥老会的头目），故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全是根据事先搞好的材料，用手写出的布告，把他们从监狱里拉出来对上名字丶照片，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死标，甩上刑车（不是押上，因为一部刑车要装20余人，四周还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只能人重人的堆放着），即向成都市北门外20里之遥的磨盘山驶去。

磨盘山是个乱葬坟，树林茅草一眼看不透，选这地方作刑场纵然杀个几千几万也好处理。两天前这里就挖了许多土坑，一个土坑可以埋上十多具尸体。刑车到了磨盘山一字儿排开停下，众多的解放军在四周围已早早地布下警界线，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寒森森的刺刀，冷毖毖的枪筒，架在高处的机枪，在警界线外是农村武装。囚犯从刑车上一个个被甩下来，然后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

20人为一批，齐崭崭地跪在地上，站在他们身后不足五尺远的解放军，端着步枪瞄准着射击的脑袋。监刑官一声哨音：预备；二声哨音：瞄准；三声哨音：扣动扳机，嘣的一声，被杀者脑袋开花。杀人的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截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桩桩。共产党来前就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指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我算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148人时，我执内勤距刑场最近，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一大片，白白的脑花，红红的血水，流成一条条的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泥土变了一个颜色，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令人目昏头眩，真叫惨不忍睹！惨不忍睹。

批量性的大批枪毙之后，变为小批量的枪毙。这种小批量的枪毙在于“打击敌人，教育群众”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其不同之处是每杀次人就要召开上千上万人的公审大会，地点多在少城公园。被公审的人均是五花大绑的捆着，那捆在身上的绳索快勒进肉里，每人胸前挂着块写有本人名字丶画上红×××的大纸牌，低头弯腰一排排地站在公审台前，受害的苦主站在台上一声声一字字，揭发控诉他们有过的罪行。被激怒的参会群众不断地呼喊口号，内容多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丶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丶“捍卫革命胜利果实，支援抗美援朝！”丶“坚持要求政府镇压反革命xxx！”，然后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记得最清楚的是公审前国民党某地区专员冷寅冬，因发动暴乱，不归顺共产党，俘后不认罪。公审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组织发动暴乱？”他说：“共产党是乱党，用暴力颠覆了合法的国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对他。”又问：“你当伪专员期间贪了多少污？”他说：“我不是伪专员，是中央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贪不贪污你们管不着，今后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会更贪污。”他侃侃而谈，显得很从容。

还有西门同兴社总舵把徐子昌，东门青龙公总舵子黄亚光，两人是上通官府下拥几千条枪的黑势力把头，解放后拒不与共产党合作，支持兄弟伙打解放军。公审他们时昂头挺胸不倒威，一副好汉样子。再就是何本初与夏斗枢。何是茂县专员，解放初宣布起义，1950年4月为首成立“反共救国军指挥部”，率众举事被捕，公审杀他时也是威风不倒，还说“为党国就义死得光荣。” 夏斗枢当过杨森部队的副军长，是川西地区组织指挥起事的主要头头，和共产党周旋了几个月，先后打死上千个解放军，公审枪毙他时表情从容，没叫喊一声，显得极为镇静，说：“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人生天地死而无怨”。

对大杀特杀反革命分子，我没有半点同情或怜恤，认为该杀丶非杀不可，似乎还觉得杀得不够，应该再多杀一些，才能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

不过有件事却使我感到置疑。1949年中共进城前夕，我姐夫与四人合股在安乐寺对面（今成都人民商场）开了一家很大的茶馆叫“大北茶厅”，其中一位合股人姓胡，我叫他胡先生，住在少城一带。胡先生一生好色，为保护生意不受人骚扰，临解放花钱买了个国民党调查员的头衔（简称调统，解放后共产党将它列为特务组织）。解放后共产党为瓦解国民党残余势力，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政策：硬，公开抓捕；软，号召国民党军丶警丶宪丶特人员主动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坦白交待罪行。胡先生率先响应号召，第一个跑到派出所登记，时称“自新人员”，属于管制对象。可是胡先生并不知道此身份的严重危险性。仍我行我素过他逍遥自在生活，拈花惹草的坏德性仍不改，没事上街去“吊膀子”（即在街上调戏勾引不认识的女人）。在镇反阶段，一个晚上他在祠堂街闲逛，突然看见一位漂亮女人，即上前搭讪调情。那女人不反抗以笑相迎，叫跟她走。胡先生以为找到了便宜货，喜出望外地尾追于后，结果进了公安局。原来这位漂亮女人是军管会的特勤人员，认为他不是“吊膀子”，是在搞暗杀，加上身份特殊，便成了“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三天后即五花大绑地拉出去，毙在昭觉寺后面的树林里。他家人不敢去收尸，托我去看一看。在一丛楠木树下，我看见他老兄长伸伸地躺在树下，身上还穿着毛料长衫，腕上还戴着手表，只半边脑袋不见了，那铁丝勒过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见。按说这是错杀，谁敢去伸冤？在那特定环境，杀个人象杀只鸡。

在农村，工作组长就有批准的权力，后来逐步收上去，到土改时杀人权力控制在县上，但工作组仍可抓捕人，只需动过嘴，武装（即民兵）就去执行。我听得这么个近似笑话的故事。那时宁夏街关的人太多太多，来来去去像赶场一样。走的去了杀场，来的新抓的反革命。监狱里不准看报纸（当时每杀次人或开公审会，报纸上登有消息），封锁了大镇压的消息。监舍里每走一个人，大家都拱手恭贺，以为得到宽大。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姓李的被叫出去，同舍人免不了恭贺一番，托这托那忙得不可开交。可没两个小时他又被押了回来，一脸煞白，浑身软得像块糍粑，四肢不停哆嗦颤抖，裤裆全尿湿了。他无声无语地躺了三天，后才告诉同监舍人，他一出去即被两个解放军五花大绑捆上，背上插上死标。他吓昏了，屎尿流了出来。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有当官的（可能是监刑官）拿着照片叫名字对，原不是一个人，才把他放回来。自此大家才知道，关在这里是一群送宰的猪，凡叫出去的都去了昭觉寺（当时成都杀人的地方）。自此吓得茶饭不思，但仍逃不了死亡命运。


三、“镇反指标”和镇反策略

毛主席为什么要大张旗鼓搞这个大镇反，是否是为了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巩固红色政权？六十年后一个月明风清之夜，翻读了毛主席有关历史文稿，才知道事情的实质，他说“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着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所以说“镇反”既有胜利者复仇因素存在，但更主要是为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所谓的镇反，根本不是被动的防御，更不是为了政权的巩固，是在取得政权打垮了国民党后进一步打击异己力量。用毛主席的话说“矛盾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建政后中共的主要矛盾对立面已经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外所有的力量。毛主席相当了解，这种大规模镇压行动，不仅对反共的旧势力会有强大的震慑力，而且会对广大基层民众起到一种相当形象化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所以他硬性规定了全国的“镇反指标”：“农村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点五。”

1951年1月21日他要求上海“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文稿》第二卷第47页）1月23日他又在电报称：广西省“三个月中，正确地杀了匪首惯匪及其它首要反动分子三千余人，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第62丶63页）1月24日毛泽东给各中央局书记电报，指示“应当放手杀几批”。（第70 页）2月8日电报指示：“应杀者均杀之。”（第112页）2月25日指示北京市“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第139页）3月18 日，毛泽东在《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中说：“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这主要是由于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的严重性及镇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来。从二月起，先有北京市，现在又有天津丶重庆两市动起来了，这是好现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下面是天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丶南京丶青岛丶广州丶武汉及其它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丶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第168丶169页）3月 24日又指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第192页）

为什么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不放在解放之初却要放在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呢？有的研究者认为：毛主席做任何事都讲权谋，早在1950年6月他还极力劝告党内同志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击。然而几个月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很快失利，中国方面不得不准备出兵，他马上就改变了此前对镇压反革命问题不甚积极的态度。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难逢之机。因此，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利用朝鲜战争“对外树敌，对内镇压”。

他曾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有过清楚的解释说：“在此之前为什么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这里他表白得十分清楚，“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是“发动群众”。这里的发动，应该解释为压服群众，更精确的说是杀服群众。

在镇反的技术上毛主席又作了研究，他说“杀得太多，会不会引起资产阶级的不满呢？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因为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只要善为处理就不会有问题。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各地务必要抓紧照此办理。”因此毛泽东一直格外关注上海的镇反问题，再三督促。上海终于放开手脚。他说“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之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群众才会相信我们肯杀反革命，积极起来帮助我们。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镇反工作，真正与闻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北京天津两市最近两星期来大有进步，对镇反大张旗鼓，广泛宣传，普遍揭露，利用几十人，百余人，几百人，几千人乃至万余人的会议，利用报纸和广播电台，利用展览会，大肆宣传，使家喻户晓，使全体人民及各界民主人士均参加镇反工作，粉碎了神秘主义，小手小脚，畏首畏尾的作风，收获非常之大，处决人犯的规模也一波胜过一波。”

在3月18日他表扬“天津一个半月准备先处决500个反革命，这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之后，他进而又于4月22日借公安部的报告，公开表扬“北京一天处决200个反革命”说“这是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政府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第一次”。

上海在被毛主席批评后，仅4月30日一天就枪毙了285人，……6月15日又一天枪毙了284人。不到5月，两广地区就已捕了188679人，处决了 57032人，其中广东4月份即处决10488名。至这年4月底止，华东共捕反革命罪犯35万8000余人，共杀反革命罪犯10万零8400余人，占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更是惊人，不到5月中旬杀人已近20万，距人口千分之一点五只差五万左右，远超出处决人犯一般不超过人口千分之一的原则规定。而根据中南地区还要在7000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土改，还没有消灭会道门，城市镇反也才开始进入高潮，还有一大批人要杀。从千分之零点五，变成千分之一，也仍然是原则。倒下的死尸多了一倍，也是原则。有的地方还要比着革命，邀功请赏。要求杀千分之五。

对于某些地区出现杀人失控，而各地还一个劲儿地想要大杀特杀的情况，毛主席这个时候也出面做了纠正。4月20日，他专门致电各中央局书记称：“虽然2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 “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且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丶中南丶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柳州专区要求杀千分之五，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

毛说，“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得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入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丶修河丶垦荒丶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三万人左右各省区负责分批集中生产……如果以人口千分之点五计算，西南丶中南丶华东三区就有十五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贵州省认为不杀千分之三就不符合准和狠的原则，我倒觉得按贵州人口一千万已杀一万三，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上述意见的缺点就是执行起来很麻烦，不如杀掉好，爽快。其好处就在经济方面有利益，政治方面也有某一方面的利益，使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好说话。苏联过去对许多重罪犯就是这样处理的。此事是否可行，请你们和一些同志商量一下。”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也就是尔后“劳改政策”的正式出笼。从这些历史档资料看出，镇反是上级给下级任务，下级必须完成。如同生产指标一样，不同的是：这个任务的指标是人头。

如果说49年前是两军对峙，成王败寇。还可以不深究。但49年后的过多血腥味的镇反就没有任何理由辩解。镇反杀的70万人，老百姓不但被强迫去观看，脸上被溅满鲜血还要强迫的叫好。随之的一波又一波运动，人民看见一批又一批地人被不断地送上革命的祭坛。刘少奇随后的解释更为形象，他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丶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丶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

总之，可以说1951年是杀人年。“大杀几批”成了“镇反” 的主题词，“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直到现在，反思这场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仍是要回避的。至于镇反运动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错杀了多少无辜，就成了永久的机密。

我在洞子口乡十三村登记“杀丶关丶管丶斗”的户数时，才知道这个总人口不足三百人的村子，只是枪毙的就有19人之多。其中有户叫边洪恩的一家父子三人全被杀掉。边是哥老会的三哥，解放前当过棒客，开过赌场。另外这个村叛乱过，除被杀的人外，还关押劳改了不少人。所以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见到使用过多的暴力，因为在这之前镇反，肃反，土改，已经打断了知识份子的脊梁骨，他们早已魂飞天外，根本用不着再去动刀动枪了，使社会治安一度出现了空前的安定。城市和农村不仅无土匪。丶小偷。丶流氓丶妓女，大街小巷连打架的人都没有。好似真的进入了“夜不闭户，路不失遗”的“太平盛世”。其实在这杀人如麻的时代，谁又敢去闹事？不怕脑袋搬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