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二）

憨妇888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四章土改岁月


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莫过于暴力，它的利润大过任何营生，且赚不赔。只要你手中有了枪杆子，而这枪杆又变成强大的权力后，天下无论什么再贵重的东西——黄金丶白银丶玉器丶珍宝丶田地丶房屋丶美女丶奴婢，都是你的了。要什么有什么，谁敢不给？不给，就抓起来。轻则坐监，重则杀头。所以千百年来在我们中国，有的是“起义英雄”，“造反好汉”，如果成不了，当个山寨王也不错。我所历经的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最清楚不过了……

一丶奔赴斗争第一线

经过为时两个多月的紧张学习，中共成都市委青干班在歌声笑声中正式宣布结业，除七八个人在自我检查交待中，不承认有历史问题外，二百多号学员都分配了工作，成了成都市第一批中坚的干部力量。官小的当上了科长丶处长，官大的当上局长丶厅长，甚至还有人爬上了副省级的宝座。这叫“膏药一张，各人的熬法不同。”不过也有的人什么也没有捞上，还成了“反革命”或“右派”。我虽然是右派，有幸活到了今天。那位与我交好的毕业于建国中学的“梦覚”老兄，1957年12月因划成右派“想不通，自杀于金牛区农委，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还说他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根据中央指示：也是革命形势的需要，为了巩固红色政权，全国新解放的地区立即实行土地改革，只要把土地分给农民，红色政权便固若金汤。于是，中共川西区党委（四川省的前身）立即成立川西区土地改革工作团，由区党委常委郝德青任团长，各地市设立分团。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开。成都市土改分团长由中共市委秘书长曹振之出任，团员主要是从市委干训班中精选一批立场坚定，有工作能力的学员（我是其中一名），然后再增调一批老区来的干部组成，总人数约120人，选择近郊青龙乡作为试点。人员配备好后，立马进行新的一轮培训，主要是学习土地改革法大纲，以及如何做发动群众，划清阶级成份，斗争地主，分田分地等一系列政策性与实际工作手段。

在工作开展前，全区（川西区）二千多位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集中在总府街区党委大礼堂，听取郝德青团长的动员报告。郝团长约莫四十岁，大个子大块头，戴付茶色眼镜，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土改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地主不会轻易地交出田产必然抗拒到底”，他特别强调“对那些罪大恶极，作恶多端欠有农民血债的地主，必须坚决予以镇压。当杀的杀，当关的关，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站稳立场，打好这一场无硝烟的战役！”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团一行百余人在成都北门大桥，第八区区委的大院子里集中待命，先由曹振之团长训话，然后背上被卷丶戴上草帽丶项上扎着白毛巾，男女一色的灰制服，一行两人排成长队，浩浩荡荡地向土改试点的青龙场开去。青龙场距成都市中心不足15华里，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村。那里的人情世故和生活习惯，几乎和城里有天壤之别，当地人说的是客家话（称土广东）我们根本听不懂。全场有近百家商店，分布在宽不足五尺丶长不过六七百米窄窄街道的两旁。穿街是一条光滑的石板路，石板路上留有鸡公车（即独轮车）和钉鞋的痕印，与石板路交相辉映的吊角屋檐檐口上挂着各式长短不齐丶颜色各异的吊牌和纱纸灯笼。商店开间大小不一，但却是一色的木门木柱木柜台，黑色额匾上多是“童叟无欺”“言不二价”的朱红大字。纱纸灯笼老是在风中摇拽，场头场尾几株老态隆钟的古树，又给古镇频添一派秋色，来到这里就像来到了中世纪。

当我们进入青龙乡地界，早在那里等候的农民欢迊队伍一下向我们拥来，又是送茶水又是抢背包，热情似火，真感动人，还不停呼口号：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土改团万岁！”

那阵势，就象一年前解放军进城的感人场面。我心里在想：革命真伟大！我也真走运，碰上了这么好的一个岁月，怎的不卖命为党工作？为毛主席献身啊！

青龙场乡农会（未建政前均叫农会）在场口田埧里用十几张拌桶塔起了一个台子，作为欢迎土改工作团大会临时的主席台，参加群众有两三千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小红纸旗，伸着长长的脖子，眼里闪着企昐之光，恨不得立即就拿到梦寐以求的土地。欢迎会先由乡农会李主席，代表全乡农民对土改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其后由我们曹团长讲话。他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土改团，来的目的就是帮助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翻身，就是要把地主手中的田地没收过来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彻底根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的封建社会制度！”他的讲话赢得阵阵掌声和口号声。会后，土改团按事先分配好的名单下到全乡二十四个自然村。

全团下设四个分团，毎个分团下有五到六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有三至四名组员，组长是老区来的干部和市委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全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们属三分团，团长叫朱震，中共成都市委农工部部长，分团部设在三村百公堰旁边一座地主的大院子里。我和“百灵鸟”以及另外两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负责小地名叫回龙寺的第七村土改工作。这儿是个土地贫脊，人烟稀少的丘陵村落，一条长长的土山头把村子分为两半，一边与天回乡接壤丶一边和龙潭寺乡交界。解放前这里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一年前发生过激烈的叛乱，曾是“四大运动”（指减租丶退押丶清匪丶反霸）重点清查的村子，先后“杀丶关丶管丶斗” 近二十人。据所掌握的材料表明，现村农会干部不纯，大权仍为坏人把持。

我们小组组长叫叶青，团市工委组织部部长，一个沉黙少言原则性很强，成天老是皱着眉头想问题的人。组员除我和“百灵鸟”外，还有一人是刚从乡农会提上来的干部邓大泉。他是本村本地人，解放前曾给地主当过放牛娃，对村里情况十分熟悉。村农会主席是个40多岁的精瘦女人，头缠青纱帕，腰系一块围布，虽是小脚走起路来却轻快麻利，大家叫她罗大娘。她带着我们回村，一路上十分热情，主动介绍村里请况，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当过保甲长，谁参加过叛乱，一五一十如数家珍。“百灵鸟”听后很激动，悄悄向我说：“黄牛，这罗大娘觉悟好高，不愧是村农会主席。”我未及回答，邓大泉却对我耳语道：“她是一贯道点传师，当然会说。”

“百灵鸟”吓得打个颤，睁着双大眼晴不知说什么好。

从青龙场到回龙寺虽说不足十里，全是一溜坡的黄泥巴上山路。这路真难走，遍是鸡公车的軲辘印，坡坡坑坑，弯弯曲曲，累得人一身大汗。罗大娘见“百灵鸟”走得气喘吁吁，便要抢着帮她背行李，她死活不干生怕沾上眼前这位“一贯道”点传师。罗大娘笑笑也不强行，指着远处坡坎上几间瓦房说：“快到了，那就是有名的马家店，又高又陡，推车挑担的人最怕。当地有句顺口溜：“马家店，磨盘山，上面悬个药罐罐。我们村农会就装在药罐罐里。”叶青站个立马式，望望马家店又看看罗大娘，自言自语道：“药罐罐？”

进了村，我们安排住在一户张姓的农民家里，成份下中农。他一家三口，两夫妻和一个十七八岁叫英英的女儿。他家是个独立小农院丶正屋丶厢房共五间，房外一圈黄泥巴土墙，上面长满茅草。土墙外是竹林，门前有个小水塘，用来洗衣洗菜。我们三个男的住在厢房里， “百灵鸟”和英英同住右侧厅房，原放农具的地方临时作工作组办公室。我们和他家同吃同住丶每天交纳24两米票和一毛钱的莱金。他家三餐白米饭。菜是从地里新摘下来的，又嫩又鲜好吃极了！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更无电话，基本上过的是中世纪自耕自足生活，唯一要买的是盐巴。他们全家穿的衣服是自织的家居布（一种土制窄篷木机，自纺自织出的土布），吃的油丶肉是自已种的菜籽榨的油和喂的猪。张大爷约五十出头丶蓄着大清的半边头（前顶剃光后顶蓄发），腰上栓着搭琏，搭琏里装着烟丝和打火石。他女儿英英留着过腰长辫，手腕上戴着发亮的银镯子，见人说话就脸红。张大娘成天有做不完的活丶不是煮饭丶喂猪丶喂鸡丶喂鸭，便是缝缝补补或者摇纱纺线。全家和和融融，过着妻贤子孝，没有忧愁没有痛苦，几百年丶几千年都是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日子。

那天晚饭后，我们团聚在办公室里紧闭双门，研究村里情况，叶青首先把团部得到的资讯向大家通报说：“根据乡农会和县公安局提供的材，全乡百分之九十五村农会成员不纯，有土匪丶有地痞丶有帮会头目丶有‘一贯道’骨干和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这个村的农会主席罗大娘一贯伪装积极，正是我们开展工作首先要打击的物件，今天你们注意没有？她说马家店是个‘药罐罐’，要把我们装进去。”

其实马家店是个山头么店子，一条直端端的路通到将军碑连接川陕大道。这条路是黄泥巴山路又陡又直，为肩挑役夫和推车大汉所怯，多是三步一歇五步一停，躬腰贴地气喘呼呼吃力极了。若谁能一气登顶不死也得大病一场，故有“药罐罆”之称。可是叶青口中之药罐完全是另种意思，所以吓得“百灵鸟”惊叫：“真的呀？”

叶青把指头立在嘴上，意思要她小声一点，然后继续说道：“看来斗争很复杂，我们要打开局面，首先得把罗大娘抓起来。但是现在群众对她很信任，我们得做大量的工作，首先要收集她的材料。”

“把她抓起来不就行了吗？”百灵鸟有点接受不了，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晴。

“对，首先得把她抓起来！但不是由我们去抓，要等群众发动起来后让他的自已去抓。”叶青肯定地说：“斗争是无情的，减租退押中的极积分子到了清匪反霸时，他们中很多人成了绊脚石，现在搞土改，清匪反霸中的极积分子也就跟不上了。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破不立，不止不行啊！。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依靠物件，土改工作就无法搞下去，当前最重要的是发动群众，通过斗争发现积极分子，尽快建立起新的农会。”

叶青的讲话似乎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共产党用人是一批代替一批，有点近似老百姓说的“推完磨子杀驴吃”。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驴呢？会不会到后来也把我们杀来吃了？无数历史证明，共产党的干部几乎都是“驴子”，常常有被“杀”的可能性。

确定好工作目标后，我们立即分头下村了解情况，每晚忙到十一二点鈡才回家，吃罢饭马上又聚集在一起研究情况。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基本上掌握到罗大娘一些情况，比如一家农户娃儿病了她去烧过蛋还收了钱，又如土匪叛乱时有个土匪在她家喝过茶，还有一年干旱她组织大家去庙里点过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目前问题是以何种名义抓她？用何种手段打击她？最后决定先开斗争会再捕人。叶青布置邓大泉向一个姓彭的贫农嘘信说：“斗倒罗大娘你就是村农会主席。”姓彭的高兴极了，除向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外，还串了一大帮人。斗争会在回龙寺小学的操场坝里召开，有一百多人参加。可是士气不旺，几乎斗不起来。发言人不多，好在那个想当村农会主席姓彭的贫农，在会上大叫大嚷，才把罗大娘威风打下去。后又由他出手捆扎，以“一贯道”罪名，把罗大娘抓了起来。可罗大娘不服大叫寃枉，说她当“一贯道”点传师在“四大运动”建立农会时就主动向工作组说过，工作组还是要她担任，现在却说她隐瞒历史太不公平。当然她的叫屈毫无一点作用，因为纯洁阶级队伍和提纯海洛因一样，由粗而细而精，同时也必须要有彭姓贫农这样的粗料，有工作组这样的催化剂，这过程才会如此快速打开局面。

第二步工作，拿那个地主开刀祭旗？这是一个穷村没有大富人家，只有一个叫黄和尚的还有点家产，可是口碑极好。一天吃早饭，叶青突然问张大爷：“你们村地主黄和尚怎样？”张大爷想也不想地说：“那可是个好人啊！”

邓大泉闻言脸色骤变，立把筷子一撂道：“你这是什么立场?像贫下中农吗？地主还是好人！”

叶青不动声色继续问道：“他怎么是好人?”

张大爷放下碗，拈着下巴上几根胡须沉思半响说：”民国二十八年，村里闹瘟疫死了不少人丶好些人家买不起板板（即棺材），还是他捐的哩！”

我忍不住了道：“那是伪装善人啊！”

张大爷是个大老实人，没注意大家脸色仍实打实道：“是善人，是善人。”

英英毕竟是年轻人，知道我们的意思，冲着他爸道：”天底下哪个地主是善人?爸，你真落后。”

张大爷一下变了脸，几乎叫喊起来：”你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我可不能当着工作组乱说，去害人啊！”

这顿饭闹得大家不欢而散，晚上研究工作时叶青提醒大家说：“看来发动群众是件很细致的工作，不能急燥，要深入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地主阶级的伪善面目。”

一天我们去分团部开会，正碰上北京来的土改参观团，团长是当时通俗文艺负责人王亚平，团员均是文化界的民流，个个斯斯文文，人人西装革履，好些都戴着眼镜。他们不参加实际工作，每天到各村去听农民的诉苦。一天王亚平将他新写的诗念给农民听：“土改风雷卷狂涛，农民弟兄站起来！”那些听念诗的农民全从凳子上站了起来，王亚平即招手说：“坐下，坐下，我是在念诗，不是叫你们站起来。”这事成了个笑话，长时间在我们中流传“农民弟兄站起来”。

正当我们进一步深入访穷问苦，发动群众的时候，川西区党委来了新的指示：要加快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土改工作。我们土改团立即分成若干分团全面铺开此一工作。我调到驷马乡分团部去，并担任双水碾村工作组的组长。后来听说黄和尚等六户有钱农民被划成地主，没收了全部土地丶农具丶房屋和生活用品，以及桌椅丶板凳和睡的床铺丶穿的衣服。

在斗争会上黄和尚喊天哭地地叫屈：“我是什么地主呀！新衣没穿一件，肉没有放开肚皮吃一顿，成天起五更睡半夜，一背太阳一背雨的丶累了几十年挣了几十年，才买下点田买下点地，就成了地主。这叫啥世道啊！？”结果被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打得皮青脸肿，最后还送到乡农会去关了三个月。还在一分通报的材料中看到：青龙乡农会干部基本不纯，先后有十二人被逮捕，其中两人被枪决（一人是七村武装队长，一人是十三村农会主席）罗大娘还算万幸，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另外全乡被杀的地主丶恶霸丶叛匪共有六人，被关被抓的有二十五人。土改，血染的风彩。

二丶忙中有乐儿女情


小桥流水，竹林石道，花香鸟语，满眼翠绿，这是川西平原农村特有的景色。驷马乡之名，缘于西汉司马相如赴京求官，与才女卓文君别离时留下此言：“如不高车驷马，决不过此桥”驷马乡距成都北大门约五华里，是座石拱桥，现已不存在，掩盖于高楼大厦之中。当年它是川陕大道枢纽，来往车辆均由经此桥，从早至晚响着鞭捎的载运棉花和粮食的骡车，以及“咯吱咯吱”推货的鸡公车，偶尔也有一二辆鸣着喇叭的卡车，扬起片片尘灰呼啸而过。街道两旁是零零落落的店铺，其中茶房丶旅店丶饭馆居多，便于南来北往的客人休息下塌。大概这儿距成都很近，故不赶场。全乡除街村外还有十八个自然村，土改团团部设在石桥左边一个绅粮（指有钱人）的院子里。此时乡农会已没有什么权力，我们来后就搬到街村一间一楼一底的房子里办公，乡长丶武装队长丶文书都是待审人员，留给土改结束建政处理。这大概是种既定政策，新的运动不用老的运动留下的人，近似一朝天子一朝臣。

土改工作团长叫李捷，成都市三区的区长，山西人，抗日时期打游击的干部，瘦高个儿，对人和霭，从不发脾气，腰上常插只不足拳头大的美式白朗宁小手枪。团部下设两个中心大组，各管九个村的土改工作组。李捷对我有点偏爱，不知是我年纪小还是出身成份好的原因，他常向我说：“我参加革命和你一般大，还没有扛的步枪高。”所以一去就指定我是双水碾村工作组的组长。

双水碾村位于川（四川）陕“陕西”道和成“成都”彭（彭县）道之间，深藏在翠竹绿水环绕之中。村子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很大的碾房，碾房被一条石板路一分为二：一边碾米磨面，一边榨油压枯。那两条奔腾不息的碾河水，从远远的西边直奔而下，昼夜发出轰鸣声，似万马千军。对着碾房是三间瓦屋么店子，终日售酒卖茶，人来人去显出静中的热闹。碾房老板姓李，为人厚道谦和，生意上十分诚信，故这里碾出的米又白又净，榨出的油又黄又澄，好得不得了，深为四乡八里的人称赞。由于日夜碾米榨油，水碾石砣从未停止转动，一年四季不分昼夜远远就能听到它有节奏的 “咣啷，咣啷”声音。那推动石砣的奔流，卷着浪花，发着狂吼，一泻千里，流经驷马桥，再汇集上千百条小溪倾入锦江河，然后汇入滚滚长江。

我们工作组驻扎在钟家大院子，这是座百年老院子，青砖灰瓦黑木柱，一看就知是书香大户人家。红漆大门的院子前，有上马磴下马石，三重院门的门楣上，都挂有金字匾额和楹联，巍峩雄踞一派昔日风光。院子主人姓钟，弟兄三人，各住一座大院。我们来前村农会早已把他们撵在最后一座院子里，一丶二重院子全归了土改工作组。钟家三弟兄无论老小男女，打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总是低着头，不敢正面看我们一眼，就像监狱里的犯人看到狱警一样，只差没喊报告。那时他家种着百多亩上等的田地，还雇着两个一老一壮的长工。老的叫郭师，壮的叫马师。郭师一见着我们就回避，背地向人说：“怎么能去分有钱人家的田，那是人家出汗出力挣来的呀！我帮了他们家几十年，没骂过我也没克扣过我一年一担（十斗米计量，约合三百斤）六斗米的工钱，我为啥去闹？下辈子会遭报应的。”马师和他恰恰相反，经常找着我们反映情况，说钟家三兄弟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恶，不给他吃好穿好，年底还扣他的工钱，应该好好斗一斗。后来有人私下向我说，马师经常去么店子茶馆里掷骰子丶玩牌九，有时还去嫖女人，知道他德性的都不请他，钟家弟兄看他找不到事，两年前才请了他。没想到现在却恩将仇报，老是说别人坏话。看来农村也是个复杂天地，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也有人干。

钟家大院既是工作组的办公地方，也是土改团中心工作组的指挥部。中心工作组相当于一个工作队，管着四个村的工作组有点权力。组长叫文理阳，市长米建书的秘书，一个很历害的女强人。凡她决定的事休想改动，在她说话时休想插嘴，大家都有点怕，背地里叫她“文主覌”。工作组加中心指挥组有近十二个人，故有伙食团，炊事员叫夏得海，一个国民党的老兵。由于工作组和中心指挥组在一起办法，实际领导权在大组长文理阳手里，我是个聋子的耳朵—摆式。文大组长很会用人，叫我身兼伙食团团长，可指挥炊食员夏德海干这干那。不过文大组长我很器重，经常差我去团部领送材料，还专门给我一只“可尔特”手枪防身，总是“黄牛”前“黄牛”后地叫个不停。我们每天上午汇报研究完工作，午饭后下村发动群众，收集地主材料。农民不叫我们名字，统称土改队。男女着装一律是四个篼的灰制服，灰布帽，元宝胶鞋。女同志全剪短发，帽子罩着额头，要不是胸前鼓鼓胀胀，会全视为男娃娃。

土改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划分成份，分清敌我；斗争地主，没收财产；查田评产，分田到户。斗争策略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还在工作的第一个阶段，钟家三弟兄就多次找到中心工作组长文理阳要交田契丶房屋，表示向农民弟兄请罪。文大组长立着眉毛，大声呵斥道：“你们急什么，没那么便宜就过关，农民还得评你们是不是守法地主哩？不守法还得赔退。”钟家三弟兄吓得浑身发抖，不断低声下气说： “我们有罪，我们有罪，请工作队宽大。”

我每天办完伙食，向夏德海安排好生活后，便下村串户了解情况去，一有时间便到村农会办公室坐一坐。村农会办公室设在双水碾一间么店子的旁边，这里经常有男女武装（即民兵）值班，查问过往行人。我一去他（她）们便要和我聊天，或背着枪陪我下户，说这是保护工作队以防不测。不论到任何一家农户，被访问的对象都十分热情，送茶丶打洗脸水，有的还煮荷包蛋，你若不吃，他们便拿话激你：“工作队，我们又不是地主，是贫下中农呀！毛主席派你们来帮我翻身，我们真心诚意煮碗鸡蛋都不吃，难道有毒药么？”我们只好笑着说：“这是纪律，土改队不能拿农民一针一线。” 他们听后哈哈大笑：“这不是针线是鸡蛋。”面对如此盛情，我真拗不过有时只好吃。

下村送我的多是武装班长蓝秀琼，她和我的年铃一般大。她家是贫农，两个哥哥参了军，是军属。她满头浓密的黑发，分扎成两条小辫，辫稍上还系有一对红蝴蝶结，老是不停地在胸前脑后飞去飞来。她有圆盘脸，脸上有双又大又亮水汪汪的眼晴，胸脯高高的显出少女成熟的美。她总是紧跟在我后面，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一切，生怕有人对我下黑手。时间长了，难免不搭讪，只要说话我一看她就脸红，立即把视线移开，惟恐碰上我的眼晴。一次她十分感慨说：“黄工作队，我真羡慕你，这么小就参加革命了，将来一定是个官。”我笑道：“儍姑娘，我们共产党只讲为人民服务，不讲做官。”她突然愣了半天问我：“我儍吗？”我不好意思笑了，真不知该怎么回答？


在青龙乡回龙寺村有“百灵鸟”教青年农民唱歌跳舞，在双水碾村工作组其他两人都是比我还土的土包子，一个是老区来的“土八路”叫杜兵，吃橘子连皮吞的角色，甚至看电影不知把立着的椅板放平，“还说电影好看，椅子难坐”整整让人笑了三天；另一个是位姓罗的姑娘，成天吱吱喳喳像只麻雀，可又说不到正事上，喉咙左得撕声撕气，没说唱歌说话也得塞住耳，不然吃不下饭。于是教歌教舞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不过蓝秀琼最乐意帮助我，更喜欢拉着我的手跳“二呀二郎山”的集体舞。这些时候，我心中既惬意又迷茫，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一天她悄悄塞了两个煮熟的热鸡蛋给我，说是她妈叫她给我的，弄得我要不要都不是，心里老犯嘀咕。第二天汇报工作，我发现文理阳大组长老是看着我笑，我紧张极了，心想这下完了，肯定她知道了，不记过也得挨批评，别人定说我乱搞男女关系。土改纪律极严格，决不允许任何人与农民有私人关系，特别是男女关系。散会后，我鼓足勇气找到她说：“文大组长，我犯错误了。”她莫明其妙地看着我，愣愣地问：“你犯了什么错误？”我本想说我和村武装班长蓝秀琼有男女关系，到口的话却变成了“两个熟鸡蛋”。她听后哈哈大笑，笑得眼眶呛出泪水，说：“黄牛，你真有趣。” 但没有想到五年后，我被划成右派分子时，在省市召开的千多人揭发批判我的斗争会上，她却义愤填膺地说：“黄泽荣，晓枫，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 1951年搞土改时就违犯纪律，乱搞男女关系，可恨不可恨？”弄得我哭笑不得，有口说不清。其实我和蓝秀琼两情相悦的发展并不在土改，而是我回到机关以后的事情。1952年成都市组建公共汽车公司需要售票员，因她合乎招工条件，我用街道办事处主任的职权，把她介绍了去，但后来条件发生变化，有比她更漂亮的姑娘闯入我的视线，我们仅仅成为一般的友谊，不过我永远忘不了她的纯贞与憨厚。

在工作进入到划成分阶段，我和“文主观”发生了意见分歧。她指示我一定要把碾房李老板定为地主并要组织群众斗争，我认为过火了一点。因为我花了几天时间去调查李的劣行，可连一颗芝麻也抓不出。她却批评我“思想右倾，立场有问题”我不服，说她“太主观，逼着牯牛下儿”于是，矛盾闹到团部去。李捷团长解决办法是第二天调我回团部负责成渝铁路修建的折迁工作。驷马乡三个村都在成渝铁路占地范围内，特别是街村要修交叉道，需得拆不少民房。工作务任重时间又紧迫，李捷区长不知为什么觉得我能胜任，便借此把我留在了他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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