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三）

憨妇888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四章土改岁月


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莫过于暴力，它的利润大过任何营生，且赚不赔。只要你手中有了枪杆子，而这枪杆又变成强大的权力后，天下无论什么再贵重的东西——黄金丶白银丶玉器丶珍宝丶田地丶房屋丶美女丶奴婢，都是你的了。要什么有什么，谁敢不给？不给，就抓起来。轻则坐监，重则杀头。所以千百年来在我们中国，有的是“起义英雄”，“造反好汉”，如果成不了，当个山寨王也不错。我所历经的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最清楚不过了……


三丶风雨为民夜三更

占地拆房动员搬迁，是一项新的工作。那时共产党做任何事没有强迫命令一说，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老百姓作宣传说服，哪象今天的干部趾高气场，一骂三瞪眼，又吃回扣又贪污，不搬家用推土机推，你敢反抗老子有防暴队，用皮带打用电捧揍，再不抓到监狱关起来。哪是共产党比法西斯还不如，所以老百姓说，共产党哪在为人民服务，全在为自巳造金窝！变味了，変味了，早早地变味了。

我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对占地拆迁的五百多户人家逐个征求意见，有什么要求和打算。老百姓真好，人人支持修筑成渝铁路，纷纷表态配合政府工作。一有时间我还叫他们唱歌：“成呀成渝路有话说从头，四十年来说修路派欵又拉夫，人民血汗化流水，不见铁路只听哭。共产党好领导，立即动工把路铺！军民合力修铁路，火车奔跑笑呼呼……”

尽管折迁任务大时间紧，工作组的我组长是我，组员也是我；丈地是我，记录还是我；出纳是我，会计也是我，成天忙得不亦乐乎。白天忙完工作，夜里李捷团长还要我学习文化，有时还背着卡宾枪送他下村，当义务警工员。他总是一路走，一路向我讲革命理：“黄牛呀！革命没有文化可不行，打天下靠枪杆子，坐天下就要靠笔杆子了。坐天下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你对党忠心耿耿，工作能力也不错，立场又坚定，但还不能象潘清雍丶袁忠智那样独当一面。尽管他们出身不如你，但他们是大学生，搞建设就需要大学生。”

他说的潘清雍丶袁忠智，和我参加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一是川大学生，一是华西大学的学生，一直在他手下工作，很受他的相信和器重。现在两人一个是红花村土改工作组组长，一个是团部秘书。由于李捷区长对我器重，两人对我挺不错，像大哥哥对待小弟弟。这时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把我放在中心工作组所在的双水碾村，原来觉得我文化低了挑不起担子，实际让文理阳领导那里工作。于是，我决定学习文化，赶上潘清雍丶袁忠智。自此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就拼命看书写字，不浪费丁点时光。一次，我在油灯下看书学习到深夜，被他发现忍不住笑着夸我一句：“黄牛呀，不错，现在正是你人生发奋的时候。记住‘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奋时’ 一个没有知识文化的人不能受到党的重用！”

成渝铁路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时间，筑路大军就开到占地的村子，任务迫着人跑得翻脚板。拆房搬家，首先从街村开始，事前得搞清楚，拆多大面积的房丶是木结构还是砖砌房？不仅要祘出补助金额，还要为他们找到搬迁的房子，里里外外我一人真够累，不过干得特欢。李捷区长几次要给我配备助手，都为我婉拒。我说：“李区长，你不是说为革命要勇挑重担吗？现在我能挑下又何必多占一个人呢？”他听后点点头，高兴兴地说：“这样也好，更能锻炼你。”

那天我坐镇现场指挥老百姓搬家，干到下午七点才回团部，累得浑身没一丝力气，仍点亮煤油灯看书，不会儿老天吹起风下起雨来，我便倚床迷迷糊糊睡去。突然，在睡梦中听得有人叫：“黄同志，黄同志，不得了，房子垮了，周裱禙一家埋在墙下……”

我一惊，慌忙跳下床，抓起斗笠蓑衣，拉起街村农会周主席没命地向出亊地点跑去。此时，天黑不见五指，风刮得尘土狂飞，豆大伪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原来是他家那堵封火墙因紧邻的房屋被拆去，它便孤立无援地裸露在风雨中，又因封火墙是泥坯垒砌的，被雨水一泡，大风一刮，就轰然坍塌了，把熟睡中的周裱禙夫妇深深埋在地下。此时我全身没个干的地方，雨水顺着下巴流，屏住呼吸听去，只听得从泥土的隙缝中发出一种求救的微弱呼喊：“救命呀！救命呀！”

“救人救命”是无声的命令，是争分夺秒刻不容缓的大事。此时若再去组织人或有半点怯懦与犹疑，都是对人命的不负责，也是良心上的最大犯罪。我立即扑上前蹲下身，不顾个人安危，不停地用双手扒抓泥土。街村农会周主席在旁提醒我：“黄同志，太危险了，封火墙还在坍塌啊！”未待我回荅，又一堵封火墙坍了下来，所幸距我不远未伤着。

我的临危不惧与勇敢精神，深深打动了周围群众，他们迅速挤身上前用双手扒抓泥土。人多力量大，大约花了三个多小时，才把埋在泥土下的两夫妇扒了出来。但他们一身是伤，多处骨折，人已经昏迷过去。我当机立断：“赶快送医院抡救。”我和七八个群众，临时找来两付滑竿，轻轻地把夫妇两人放上去，抬起就往成都市青龙街省医院旋风似地跑。街上没一个人，静得来只有我们的呼吸声和脚板声，到了省医院送到急诊室，经医生检查，须立即开刀抢救，但开刀须要有亲人签字。哪有亲人？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在签字人的关系上填上“儿子”二字。医生看着抢救单上的签字又注目地望我一眼，喃喃地说： “儿子，你是他们儿子？”我认真地点着头道：“对，我是他们儿子！”

周裱禙夫妇两人保住了性命，我十个指头有八个没指甲盖了，充血红肿像萝卜头，整整疼我了半个多月。李捷区长知道后心疼地批评我说：“黄牛，怎么不叫团里同志？下次可不行啊。”我笑笑不好意思道：“这是我的工作没做好，造成此意外事故。”他拍拍我肩头，深深地动了情感，说：“不错，小小年纪敢一肩挑责任。”

我想今日的国家干部能这样吗？当年是我儍，还是追求革命的理念左右了我，可后来革命又给了我什么呢？

四丶也算欠下的血债

我在土改团部是个招人喜爱的小孩，见事做事，喜欢做事，知道我绰号的叫我“黄牛”，不知道我绰号的叫我“小鬼”，有些女同志还叫我“小弟弟”。我不知道什么叫愁？什么叫忧？快活得象只小麻雀，纯洁得象块白玉。我一个心思在革命上，在工作上，对共产党丶毛主席感恩戴德。记得当朝鲜战场传来黄继光以自已胸口，堵住美国大兵的机枪光荣牺牲的消息时，我几个夜晚不成眠，多次向李捷区长提出请求：“我要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为黄继光报仇，请组织批准我！”李捷区长批评道：“黄牛，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需要。现土改工作需要你，你就一心一意搞好土改工作。上朝鲜打美国鬼子想法好，但当前革命不需要你这样做，你报仇的决心就是搞好现在的工作。”

征地拆迁工作告一段落，土地改革也进入尾声分田分地分财产的建政工作。为了让农民放心分到的土地不会被地主夺走，在这个时候都要召开公审大会，杀一批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以资“庆祝土地还家”。那时杀人很简单，不需任何法律程式，只要土改团团长点个头就行了，布告也是用手写的，只需识字的人当众念一遍，便把杀的人插上死标拉出去毙了就是。在召开公审大会前一周，李捷区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关上门极秘密地说：“黄牛，给你一个特别任务，从现在起搬去和看守犯人的武装住在一起，一天要去仓里查看几遍，决不准许跑掉一人，如出了问题我会重重处罚你。”不用问他的谈话意味着什么。



土地改革在发动群众的阶段，各村都要召开几次斗争大会，每次斗争大会都要抓几个人，不是恶霸地主便是反革命，以及会道门头目丶保长甲长等。驷马乡一共抓了三十几个，加大“四大运动”（清匪丶反霸丶减租丶退押）遗留下来的未决犯我们土改团一共关押了五十多个人。这五十多个人全关押在距团部不远的几个谷仓里，一日三餐均由家里人送，看守他们的则是各村派来的武装（民兵）。那时人特老实，不知道逃跑，如想逃跑易如反掌，那关人的谷仓用拳头就能打开一个洞，可他们不跑一天老老实实地等死。

我去了后，立即召集武装开会，把李捷区长压我头上的任务转压到他们身上，说：“为了庆祝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反止敌人的破坏活动，从现在起对他们要加强看管，这是革命任务！你们一完要做到仓里飞不出一只蚊子，爬不进一只蚂蚁。”武装全是贫下中农子弟，同声应着：“请土改团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我不敢掉以轻心，白天晚上提着枪不停地查看巡示，以防万一。听说在“四大运动”中就因为不注意防范，杀前竟有人听到风声开了小差，至今还没有抓回来。如果这些人放在今天，判两三年徒刑可能都不够条件。为了“革命需要”，他们只能作“替死鬼”。应了老百姓一句话“阎王叫尔三更死，怎能留你到五更。”

在公审大会三天前，我才知道他们中有四个人要枪毙：一个姓刘的棒老二（即土匪），解放前多次拉过“肥猪”（即绑架），1950年又参加叛乱；一个姓李的袍哥大爷（哥老会头目），是驷马桥乡的舵把子，很吃得开，并无什么血债；一个姓何的恶霸地主，天生怪脾气，解放前逼死过佃户；还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人，他在1950年3月参加过土匪暴乱，打死两个解放军，后混入一家新津机场当防空兵，新近才被抓回来。

公审大会会场设在场背后一块收罢庄稼的田坝子里，主席台是用十五张方桌搭成的，左丶右丶后面三方用晒垫遮盖住，前方上首挂有一条红布长幅，上面写着“驷马乡群众公审大会”七个大字。公审会由土改团秘书袁忠智主持，李捷区长讲话之后叫带犯人，区公安局的武装小队，押着三十多个被关押的人犯，五花大绑走进会场。每个犯人胸前都挂有一块纸牌，上面写着各自名字，名字上用红笔划了XX。当人犯鱼贯而入地来到公审会，全场群众立即高呼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分子！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坚决镇压恶霸地主，为死去的农民弟兄报仇！”

跪在主席面前的一干人犯，个个吓得屁滚尿流，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会场，只那个何姓恶霸地主，几次爬在地上向群众磕头，不停地说：“农民弟兄，宽大宽大，我有罪，我有罪……”

公审会先由受害苦主上台面对面的揭发控诉，控诉到激动处苦主上面挥手便打，举脚就踢，打得人犯鼻青脸肿，以示自已立场坚定。还有些不是控诉苦主也跳上台来打欺头，要不是有武装拦着当场定会打死几个摆起。这就是“阶级斗争”，其实都是我们在掌控，为怕冷场，三天前便分头向群众作了布置。另外在这种场伙，一些人也喜欢表现自已，当了极积分子可以入党入团当干部，特别是年轻人，谁愿失去机会。控诉结束后，即由红花村工作组长潘清雍代表土改工作团，向临时组成的人民法庭提起公诉，并要求给予下列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刘丶李丶何丶王等四犯，给以严惩。接下来是双水碾村土改工作团中心组长文理阳，代表临时人民审判法庭宣判，实际上全是土改工作团在唱自编自演的独脚戏。

宣判完被判处死刑的犯人，背上立即插上死标，由区公安武装押下去等候，待公安局长李云成讲话完后执行。李局长是个大胖子，讲话的主要内容不外乎是，农民弟兄不要怕地主反攻倒算，有共产党撑腰，江山永远是贫下中农的，蒋介石八百多万匪军都被解放军消灭了，几个小毛贼地主还怕他们吗？他反反复复讲了近两个小时，我提着手枪和区公安武装也就守候了两个多小时。

这四个判处死刑的人犯表现各不一样，那个姓何的恶霸地主，早瘫痪在地上像散了架的一堆肉；姓刘的那个棒老二，一付无所谓的样子说“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小伙子”；那个袍哥大爷说人总得死，唯一是死前没有看见儿女；姓王的那个年轻人直直站着，象在想什么心事。他突然冲我一笑说：“小同志，请你把我头上帽子摘去。”我准备上前去摘，一位区公安的武装却叫他先蹲下，以防他用足踢我。我想，临死的人还会这样凶恶吗？多此一举吧。看来我自幼属于那种阶级斗争觉悟不高的人，怎不犯错误嘛？

区公安局李局长讲完话，便是最后一出戏：枪毙人。参加公审会的群众，人挤人的往前挤，都想揍热闹。有的人还用线麻线吊块铜钱，用来沾人血，说挂在家里门上可以驱邪；有个别的还用馒头来醮血，说吃了可以治痨病。杀人的地方在河边不远的乱坟坝里，由区公安武装扎成人墙划成警界线，警界线外是农会武装。这四名被执行死刑的人犯由区公安武警押提着，依次进入刑场。我威风凛凛地提着那支“可尔特”，紧跟在区公安武警后面，俨然是个监斩官。到了刑场，武警叫犯人跪下，那刘丶李丶张，都乖乖跪下，王却不跪，一个武警上前飞起一腿踢在他的足弯上，王一个跄踉倒了下去。一声口哨，枪栓哗拉一声，再一声口哨瞄准，第三口哨四只步枪同时“呯丶呯丶呯丶呯”地射出一团绿茵茵的火，呼啸的子弹一触到人体人犯即应声倒地。区公安武警不打回头枪，见人犯倒下转头就走，由我和团部另一位同志逐个检查被枪毙的人是否已经毙命？刘丶李丶张全没有了恼袋，躺在血泊里一动不动，只有那个姓王的足手还在动。我立即扣动手中“可尔特”，对着他胸口“叭，叭，趴”三声，他再也不动了。警戒解除后，围观群众一涌而上，用铜钱醮血的醮血，用馒头沾血的沾血，有的人还用石头砸尸体以示仇恨。乱哄哄的，煞是热闹。

待围覌群众散尽后，家属便备上香烛丶纸钱丶棺木前来收尸，有的哭，有的嚎，有的一边哭一边嚎，一边数落死者生前的功与过。有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背上背个小娃娃，手里牵个半大子，头缠孝布，跪在地上给那个何姓的恶霸地主烧纸帛，一边长声鸣鸣哭说：“死人呀，谁叫你活着不听话，上前年张家交不出租子，我说算了，你却偏要去追，追得别人上了吊，欠下命债，这下成了恶霸地主，把老命都丢了。你倒走了，丢下我们娘娘母母，怎么活啊！鸣，鸣，呜……”

在土改团离开驷马乡前，不少翻身农民前来送行，依依不舍，难分难解。在人群中我看见了马师，他穿着一身不合体的阴丹士林长杉，头戴一顶青绒瓜皮帽，不伦不类，满脸红光，腰间还别着支二十响手枪，笑嘻嘻走上前向我说：“黄工作队，真感谢你们，这下我们穷光蛋翻身了，我分了钟家大瓦房，你看还穿上了钟老大的衣服，我还选上村农会武装队队长。对了对了，不再穷了，睡到吃三年也饿不死。”他说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我无言，心里在想：这就是农民翻了身，他们还会穷吗

五丶干革命站稳立场

李捷回区政府前悄悄告诉我，说：“黄牛，你的人事关系己经从土改团转到了区政府，等洞子口乡土改工作结朿后便回到区政府来。”他还说，洞子口乡土改团长是三区区委书记张烈夫同志，张区委已同意我担任九里堤村工作组组长。我心里好高兴：这下我可以露一手了！年轻人谁不想逞能？谁又不想节节高升？但那时想高升不是为的得到更多的工资或享受，而是能更多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工作。也许这是新中囯建国初期欣欣向荣的原因吧，因为它拥有大批一心为革命，不计个人得失的青春财宝。

土改团的团部驻扎在肖家碾，一个叫陈国栋的公馆里。陈国栋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孙中山先生讨袁护法战争，作战娆勇，号称 “威武将军”。听说张烈夫区委书记看上这座公馆，立即以土改团没收“官僚地主财产”的名义，予以没收。当天就派人把陈国栋全家大小七口，撵到村里三间茅草房里去了，这里就成了土改团的团部，也就是后来中共成都市第三区的区委会的办公地址。

这座公馆很气派，占地不少于三亩，院墙外是一条宽约一公尺的小河沟，四年四季清澈见底的溪流不停地绕着院墙奔跑，汨汨潺潺发出琴一般的声音。粉白的院墙笼罩在冬不枯夏不黄的竹林里，院内各种树木四时常禾鸟语花香，近似篷莱仙境，难怪张区委爱上了它。公馆距通往洞子口乡的大道约一公里，门前是座精巧的红楠木小桥，小桥和一条乡村泥土小路相连，就像一条洁净的彩带把公馆系在田野上。小路两旁垂柳依依，常年吐秀。相对小桥是两扇嵌在高墙中黑漆大门，门上钉有黄灿灿的铜钉，进入大门是个花草繁茂古木扶疏的庭园，园里种了不少果树，一条用宽窄均等的石板铺小道把庭园分成两瓣，它弯弯曲曲通白客厅。客厅雕龙画凰古色古香，摆着八张紫檀木的太师椅，椅上放着红锦坐垫。客厅两旁有四个小间，是书房丶茶室丶与休息的地方。客厅后是厢房，再后是主人起居室。穿过起居室是花园，楼台亭阁丶敞轩水榭，花台盆景，错落有致。

在客厅各房门的门楣上挂有大小不等的金字悬匾，那块悬在客厅正中最大的悬匾足有一丈二尺长，五尺宽，尤为显眼。匾额上有四个“恩泽乡里” 的金色大字，上款是“威武大将军陈国栋大人六旬寿庆”，下款是送匾乡亲的名字，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从这块黑漆金匾里，我们窥测到了这家主人昔日曾有过的辉煌与风光。按此推算，陈国栋被逐出公馆，正好是六十五岁。我去团部汇报工作，见过他几次。他总是穿着厚厚的棉袍，戴一顶压着眉眼的破毡窝帽，柱着一根拐杖，迈着蹒跚碎步，不停地绕着他那座原先属于他丶现在是土改团的公馆走去走来，有时还驻脚长望或凝目沉思，看着他那一副失落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真有点令人可怜心酸……

我们工作组所在的九里堤村位于成都西外十余里，其名来于村北边府河的九里堤。此堤像一条长龙，把奔腾咆哮直向成都市区冲去的锦江迊兴拦截住，使它平静下来不再发怒，慢慢地唱着歌迈着平稳的步阀穿城而过。传说这堤是当年诸葛亮出任蜀相修筑的。那时成都常被淹在汪洋中，他率民众筑起此九里长堤护城，故又承相堤。锦江河的水来于灌县都江垫，水清而冽，无一丝尘垢，喝进嘴里甘甜甘甜，沁脾润心，哪象现在浑噩污浊。我们去时江里常有打鱼的船，船头站着鱼老鸹，它根据主人的指挥钻到水中，把一条一条的鱼叼上船，待主人喂它一点鱼肉后，又钻到水中叼鱼，周而复始不停劳作，我突然觉得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工作组加我共三人，一人姓张，是个初参加工作不久的农民，笨拙拙的什么都不懂，可还摆架子；一个是区妇联姓曾的女同志，人生得漂亮，喜欢穿件洗得发白的灰制服，以示革命资格老道。她年长我两岁，我仍直呼其名。我们住在一个傅姓的中农家，也是一座独幢的院子，两排厢房，三间正房，中间院坝，下面是三间不隔断的长屋，东边喂牛，西边堆柴火，院子四周是川西平原特有的土坯泥墙，后院是大片竹林，老百姓叫“林盘”。傅姓中农在我们面前决不多说一句话，客客气气惟恐有什么过失。

这个村十三组有个叫边洪恩的农民，是个出了名的“棒客”，与洞子口原乡长曾志清是拜把兄弟，五零年初聚众叛乱，在“四大运动”（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中这个村一共枪毙了十六个人，边家一家就杀了三个（父亲和两个儿子），农民一谈起此事就咋舌。

洞子口乡田肥土沃，农民富有，读书人不少。我怕他们小视我，处处都学老八路的样子，棉衣不穿披在肩上，板凳不坐蹲在上面。只要开会讲话就端着一个茶缸，嘴巴上还叼着根纸烟，说话一声长一声短南腔北调，开口我们共产党，闭口我们毛主席，一副“假老练”的样子。今天回头看去，真是个十足的小混混。可那时我手中有权力呀，每次召开“地富反坏”训话会，我可以趾高气场骂它个狗血淋头。被训的一个个低头抱膝，不敢正面看我一眼，要是那天我情绪不好，对谁看不顺眼只需嘴一歪，村农会武装就会把这个人绑起来。什么是政策？我就是政策！什么叫专政？，我就是专政！这是体制的残暴，理论的悲哀，这悲哀残暴，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叫报应。

这个村共有240多户，1300多口人，四家地主，六家富农，为了挖净地主钱财，查田评产分地前夕，我们先搞赔退。就是先把确定赔退的物件定成不法地主，然后确定赔退金额，多的十几万少的几万。根据群众反映和我们调查掌握到的材料，住在九里堤上的地主何之媛家里窝藏得有金银。因何的老公是国民党一位军官，临解放前去了台湾，现家里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何琳琳其夫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49年秋去了香港；小女儿何娟娟在成都近郊一个城镇小学校教书。我先初很耐心向何之媛讲政策，动员她赔退。她赌咒发誓说：家里没有金银。无论我软硬兼施，就是没有。事情闹成胶着状态，进不是退不是，搞得脸上没点光彩，不知该怎么办？

这时有个姓丁的武装班长神秘兮兮地向我反映说：何最爱他么女儿何娟娟，只要把她抓起来。何之媛疼女儿定会交出匿藏的金银。这个武装班长很坏，是个兵痞，除了讨好我外还可以对何娟娟动手动脚，满足某种渴望。我年轻幼稚，认为是个好主意，立刻写张条子压上村农会大章，派两个武装当夜把何娟娟押了回来。先初，我耐心向她交待政策丶动员她站稳革命立场与地主家庭划清界线。可她一口咬定说家里没有窝藏金银，并向我保证。气得我咬牙丶骂她顽固不化，存心作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便把她交给武装处理。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自幼没吃过苦，长得白白净净，色秀楚楚的学生女娃娃，就在那批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粗鲁无比所谓贫下中农的武装中掀去推来，这个拧一把那个扭一下，快把人扯成八块。最后那个丁班长使出更坏的主意，叫她光脚光腿跪在炭花碴上。她那白嫩嫩细脚细腿的肉，一压上炭花疼得钻心的叫。她实在受不住，突然哭着叫着，披头散发地跑进我办公室，抱着我双腿哭喊：“黄同志，饶命呀！黄组长，救命呀！”

在这个骨节眼上，正是考验一个革命者立场的时候，也是我忠不忠于毛主席的时候。房门前站着一群农民武装，几十双眼晴盯着我，那个丁斑长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我该怎么办？在前途与立场面前，我只能“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了，立即飞起一腿向她当心踢去。何娟娟啊哟一声惨叫，仰面长伸伸地躺在地上。我把嘴上烟头扔去，手一挥，恶狠狠地大声吩咐道：“给我拉出去，狠狠斗！”

寒冷的夜，凄凉的风，痛苦的叫声不时传入我的耳际，我久久地站着，心里不断在问：我这样做对吗？我是不是太过了一点？但我终究没有去制止武装们的暴行。后来团部通报表扬我，说我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唉，伟大的革命，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已经将我这只山羊灌饱狼奶，当然只有狼性了。在追讨地主赔退上我没有获得全胜，但在追缴地主泘财上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临解放前国民党在成都西门十二桥活埋了四十二位烈士，其中一位叫于渊的烈士遗孀就住在村里，于太太为了表示进步主动交出放在城里的几十箱衣服。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我们不相信于太太，认为没有交完竟然开会批斗她。她伤心地在会上哭了起来说：“你们也太不讲理，我放在城里东西不交出未别你们敢去搜么？我既然主动交出还留什么，要相信人呀！”我自知理亏便草草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