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六）

憨妇888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十一章、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

知识份子是国家的财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知识份子便不能创新发展，社会便不会进步。可是毛主席却仇恨知识份子，他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他不断发动运动，不断肃整知识份子，恨不得把知识杀个精光。我拼命学习知识，也就成为事打击对象。


四、麻烦事接踵而来

中国是个封建一统的家长制独裁国家，大到社会小到家庭，是君权父权占居着统治地位，不存在着什么民主自由。大家长小家长爱的是听话顺从的乖孩子，决不喜欢有独立思想与人格的捣蛋娃娃。对不起，你想要当官或提拔或仕途一路风顺吗？首先得做百依百顺的小孩。不知怎么搞的，我有了文化知识后开始我行我素的不听话了，人生麻烦事也就来了。不知是食品公司在调拨上出了差错，还是供应本身就不足，成都市买肉出现了排长队的现象。我作为党的喉舌向市委发声了，在内部“每日评报”栏上写道：“老百姓站在寒风中买肉排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作为党的报纸不去过问一下。为人民服务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应该是具体行动。”

当日下午，总编辑张烈夫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我推开门，他从办公桌上的档堆里抬起头，久久地盯了我一眼，似笑非笑有点冷峻地说：“小黄，不要骄傲啊，尾巴是翘不得的，你说说，你写这个意见的动机是什么？” 我道：“很简单，过去买肉从不见老百姓排队，现在排起了长龙你不觉得人民辛苦吗？”他哈哈地笑出声，说：“你真幼稚，排队买肉是好事嘛！正说明人民收入增多了，购买力提高了，生活改善了，吃肉的人多起来。过去为什么不排队？因为没有钱，买不起肉。”我想也不想地回顶道：“人民生活提高了，物资供也应该跟上去……”他吐口烟圈，皱皱眉头，打断我的话道：“物资供应为什么跟不上？原因是现在农村生产方式太落后，要是我们农村像苏联的集体农庄，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提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只有改变了生产关系，才能提高生产力。生产力不提高，物资的紧缺问题就解决不了。”

他是个小知识份子，又是“三八式”干部，讲起大道理来一套一套，你只有听讲的份没有回嘴的地方。说到这里，他略微沉思片刻，把话锋一转道：“你也承认党报是党的喉舌，那我们一言一行就要代表党的利益说话。纵然我们一些地方丶一些单位工作上出了偏差，报纸也不能去瞎批评。你要记住，我们党和毛主席说的一句话： ‘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任何时候都是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要看到光明，不要只看到阴暗。你是工人出身，调你到知识份子成堆的报社来，就是要你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意识，怎么你却有点变调了？”

面对他的这些说教，我能说什么呢？真难以挑出他话中的漏洞与瑕疵，也许这就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概念化与公式化的定论模式。可它一直起到主导作用，成了驳不倒的“真理”。我难以反驳也无法反驳，只能在思想上不予认同。

不久毛主席的《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开始层层往下传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同志多次在省府礼堂举行报告会，宣讲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在报告中多次批评指责文艺界在创作上所存在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问题，以及教条主义丶宗派主义丶官僚主义的不正之风。省文联也多次召开座谈会，就如何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作为青年作家和成都日报文艺组编辑丶记者的双重身份，多次参加了这些会议。到会者无不对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丶概念化”表示反感和厌恶，主张要无限地扩大写作题材，文学艺术不是政治图解，人物要有多面性，切忌歌功颂德与高丶大丶全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此时，苏联作家奥维奇金的报告文学“在区委平常的日子里”和小说《拖垃机站长与总农艺师》等作品，不断涌向中国，使年轻的读者眼界为之一新。接着从北京掀起一场“文艺作品要干预生活”，“揭示生活阴暗面”的主张，常见于报章杂志，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

中国作协机关刋物《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在《人民文学》杂上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的广阔道路》一文，在文学创作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覌点与主张。1956年夏，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刘白羽同志也来到四川，号召作家要走出“公式化丶概念化的框框条条，笔下要有强烈的时代感”。４月，《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刘宾雁有震撼力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7月又发表了他的《本报内部消息》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举国上下一片叫好声！

政治气氛越来越宽松，阶级斗争越来越被淡化，科学界丶文化界丶艺术界出现了空前的活跃。通过有影响的《译文》杂志，苏联大作家爱伦堡的《解冻》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这一切态势表明：沉闷多年的中国的文艺界，正在复苏，正在解冻，预示着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即将莅临。

此时我已和省文联一批青年作家丶诗人混得烂热，有的还成了相交至深的文友。《草地》文艺月刋的编辑茜子丶遥攀，《星星》诗刊编辑流沙河，创作辅导部电影组的丘原，均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同时，也结织了储一天丶石天河丶李伍丁丶方赫和业余作者沈镇丶华剑丶万家骏等人。我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聊天或探讨文学的未来。在这股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茜子丶瑶攀几次向我提议能否写一篇“干预生活的作品”？当时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反党的行为，相反认定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经过短时间的酝酿思考，把过去有过的生活串联起来，赶写了一篇以第一人称为主体的近似写实的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小说发表在《草地》文艺月刋1956年的10月号上，很快得到了一片喝采声，被不少读者誉为“省内《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有人把这篇文章送给了张烈夫，他看后找我作了一次很认真交谈。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不停地抽着烟，呼呼地抽着鼻子，想了想说：“小黄，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我也知道你所写的是事实，但那是极个别的亊实，怎能普遍化？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是用人唯贤，决不是用人唯亲’。比如，你有能力不是调来报社工作了吗？不能颠倒是非啊！”

我平静地回答道：“张总编，干预生活可是党中央提倡的嘛！我作为报社的编辑丶记者应该回应呀！”他楞楞地望着我问：“党中央提倡的，红头文件在哪里，我怎么没有看见？”我笑了，举出报刊上一些文章，他听后也不坚持仍好意提醒我说：“我不干预你创作自由，我还是建议你写过去那些文章为好，像《风水树》啦，《生活在前进》啦……”我不同意道：“那是公式化丶概念化的政治图解”张总编显得有些不耐烦说：“好啦好啦，我不和你争论这些问题，谈点其他的吧。”

恰好，此时报社因一封群众来信，反映成都市某个小学一位女教师，因与校长在工作上发生顶撞，这位校长自恃姐夫是位官员，便私自组织斗争批判会，斗这位女教师。女教师想不通在一个晚上吊死在寝室里，有人写成稿件分别投给川报和我们报纸。可是我们报纸负责处理此事的记者，因调查失误未予登载，川报却抡先登了。于是，引起全报社哗然，我一时冲动，在“每日评报”栏上，写出直问总编辑火辣辣的文章：“一个小学教师被迫自杀，为什么我们不敢披露，川报却刋登了。请问：成都日报社报纸的党性在哪里？怕什么，有什么怕的？这是不关心群众疾苦，典型的官僚主义！”

在我开炮后不少人跟进，各种意见贴满了几大版。我感到十分扬眉吐气，一些支持我的人，私下竖起指拇说：“小黄，你真勇敢，是个闯将！不愧是工人阶级。”但我发现张烈夫总编对我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突然严峻森冷，满脸秋霜，见着我再没有一点笑容，像个路人。应该说这是个危险警讯，可我不在意，认为自已做得对，是在按毛主席的话办事，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表现，有什么怕的？不知道中国是个传统的封建社会国家，新中国仍然是个旧瓶装新酒的独裁帝王体制，单位领导仍是你的衣食父母，一个敢于反抗父母的“儿女”，当然会触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