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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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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乍到,走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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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3 20:21: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十三章,反右前奏曲《草木篇》事件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有人说是出自诸葛亮之口,但难以考证。反正四川是个一当国家有事,总是最先闹起来的省份。推翻满清的第一枪,保路同志会就始于此,之后才有武昌起义。想不到毛“伟人”反右斗争也是在这里初见端倪。

二、批评讨论天天升级

写完巴金访问记,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来到报社照例是沏茶丶上厕所,然后是坐下来看当天的川报丶成报,当眼晴落在二版上又看见几篇批评《草木篇》的文章,作者署名是曦波丶春生丶陈欣。曦波文章标题叫《白杨的抗辩》,我细细一读,不竟拍桌而起,杨蓓放下手中报纸惊讶地问:“小黄,怎么了?”我气愤地说:“这哪里是‘百家争鸣’的讨论,简直是人身攻击和政治恐吓。你看,这篇文章从流沙河的身材说到他的手臂,‘蛇样的身材,丝样的手臂’,还说别人有媚态,缺乏脂肪。还有‘假若你仇视这个世界,最好离开地球。’最后还提出要追查作者的历史和家庭出身。春生的文章更露骨了,《百花齐备放与死鼠乱抛》,仅这个标题就火药味十足,我不同意,一定写文章反击”坐在我对面的肖青即忙提醒道: “小黄,不要情绪激动,你知道曦波是谁不?告诉你曦波就是李友欣!”

李友欣,省文联负责人之一,有名的左派“棍子”。未待我表态,新从市话剧团调来的编辑邱干坤抡先说:“,管它什么人,文艺批评应与人为善,不能以势压人,动不动给人扣帽子我不赞成。我觉得这次对《草木篇》的批评,不是自下而上,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有点宗派主义的霸气。”杨蓓负责处理文艺理论稿件,当即补一句:“春生就是省委宣传部李亚群副部长……”肖青自来原则性很强,怕将内幕通出去,立即提醒大家道:“我们是党报,要注意组织原则和保密问题,切不能把作者身份告诉别人。”胡克由马上附和:“肖青说得对,肖青说得对。”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似调笑似讥刺地补一句:“党怎样说我们就怎么做,党报嘛就得坚持这个原则。”我扫了大家一眼,冲着肖青故意反话正说: “昨天我在文汇报看见思裳写的一篇通讯,题目叫《解冻》,他说‘诗歌的春天来到了,整个文学正在解冻’,我们四川却在结冰。”肖青极不满意地瞪我一眼,近似制止地道:“小黄,你太偏激。”

上午九点,我作为报社编辑和作者的双重身分,淮时去到文联会议室参加由省委宣传部付副部长主持召开的 “《草木篇》座淡会”。这个会已经连续开了十多次,我很少参加。几天前听说流沙河要发言,所以来的人比往常多。文联的会议室在小院一侧,是个条型长屋,面南背西,四周摆着一排木椅,上首坐的是领导,其余三方是参会人员。流沙河坐在不太显眼的角落,默默独一人低头吸烟,翻阅着准备的发言稿。李累宣布开会后,他欠欠身说:“前几天开会没有来,因为象惊弓之鸟,要看天气。我的发言有顾虑,怕调子不合某种规格,如有说得不妥当的地方,请善意批评。”接着,他细声细气,首先谈到对‘草木篇’的评价问题。他说,“前几天看了李亚群同志的发言,尽管个别论点有出入,但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非常好的。其中有好些情况可以理解,李亚群同志来成都不久,和文联的同志接触不多,虽然有些了解,但都通过间接的汇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草木篇’的批评就出了些毛病。我认为‘草木篇 ’是不好的。最初我抵躅,原因有二:一是主观点的,我写了一首诗,每字的意思是否如何如何,象报纸上说的仇视人民,仇视现实。我觉得生活中有某种东西我看不惯,我要用笔来刺它一下,说它不好,当然想不通。二是客观方面,一开始那种棍子式的批评,有好多东西超出文学批评范围,当然引起人的反感。在比较长的时期以后,同志们说我写得不好,要不得,我同意。但也必须说明一点,我说应受到批评,并非说应受到棍子式的教条式的批评。关于我的作品与错误性质,直到现在我仍不同意很多说法。”

他说得很诚恳,听者无不动容。在他打顿的时候我插一句:“流沙河同志不要顾虑,请把《草木篇》被批评的内幕告诉大家。”茜子跟上说:“不要再窝了,有什么说什么,‘百家争鸣’又不是一家争鸣。”在与会者的支持鼓励下,流沙河兴奋起来,语言的表达显得直率无忌。他说: “我不同意说我在诗里宣扬对社会的不情情绪,我觉得有解释的必要。这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一种是对现实社会中某些东西,某些人不同意。如果属于前一种解释,不同意;属于后一种解释,同意。同样,李亚群同志在政协发言中谈到‘草木篇’一节,我也不能同意。这一节说:‘草木篇是反映了仇视现实,否定现实,宣扬孤傲思想的作品’,理由也象我在前面说的一样。另外,有好多文章,动辄加我以毒草的帽子。我觉得,界限应划一下,是否所有犯错误的作品都叫毒草。我觉得,在文艺作品中并非只有鲜花毒草,有些有错误的作品不算毒草。反社会主义的丶反人民的丶反祖国的才算毒草。我觉得‘草木篇’中有孤傲万群情绪,应受批评。但直到现在,我不承认‘草木篇’反人民丶反社会主义。说它是毒草,为时过早。”流沙河不快不慢,吐字用词极为清析说:“前天看见成都日报上张默生写的短文,我同意他说的对‘草木篇’的批评‘跃跃欲试地’把文艺思想问题引渡到政治边缘。不少人感到这次批评,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发展的。我不同意有人说的批评是基本上对的,只是方式有点粗暴。我认为这一批评不仅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派主义,仅仅是教条主义,行之不远。教条主义所以有力,宗派主义撑腰;教条主义是理论派,宗派主义是实力派;教条主义在前面,宗派主义作后盾;教条主义冲锋,宗派主义供给子弹。在没有被批评前,我做梦也想不到人们会对我如此敌视,我也不能够看出我的作品的毛病。当然,‘草木篇’被批评的前几天捱了一顿,这就是向成都日报记者晓枫谈整个文学正解冻的问题。我的话是:“要不是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刊物是办不起来的。诗歌的春天来到了!不单是诗,整个文学也一样,正在解冻。以后,常苏民同志听有关方面说我这话不对,把过去否定了。我说,话没有错,对任何一字负责。但随后四川日报就抛出两篇文章,一篇是春生写的‘百花齐备放与死鼠乱抛’,说这是对现实的歪曲,认为象‘吻’这类东西应冻结;另一篇是金川写的‘从坟场和解冻想到的’,认为这是把过去成绩一笔抹杀。我写了反批评文章,报社未发,但打了若干小样,内部发行。石天河丶储一天也写了文章。请常苏民同志找伍陵同志把搞件刊出,在一天内找伍陵同志三次,终于碰壁。据统计,‘四川日报’丶 ‘成都日报’、‘草地’上共发批评‘草木篇’文章二十四篇。发展到‘草地’2月份上刊出的黄鹿鸣写的‘草木篇书后’是高峰,这篇文章是声讨宣言,提出了很多问题,可以看成要组织更大规模的第二期围剿。为什么整个批评这样发展,这与曦波写的第一篇批评文章‘白杨的抗辩’有关。这篇文章不能叫诗歌批评,而是人身攻击和政治恐吓。起初不知道是李友欣写的,后来才知道。这篇文章从我的身材说到手臂,说我是蛇样的身材,丝样的手臂。还说我有媚态。我缺乏脂肪,说身材还有所凭,说媚态查无实据,我在文联因为缺少媚态,因此捱了很多的打击。至今也无媚态,还有一句,从小看见我如何,我与李友欣同志1952才认识。这话暗示,我有政治问题。这篇文章后面更不象话,说‘假若你仇视这个世界,最好离开地球。’翻出来就是叫我自杀。‘不想活,你去死’。因此以后的批评文章敢于给我带政治性帽子,如敌视人民,仇视现实,不满社会主义,自取灭亡,自绝于人民。最后要追查我的历史。追查我的家庭出身。我出身封建家庭,是我的不幸,把我的不幸列为罪过之一,能批评到如此,很残酷。

1951年我就在川西日报上受过批评,那时是十八篇批评文章,那些文章赶不上这次倡狂,那时的教条主义给我戴三顶帽子,说我污蔑农民,因为我描写的农民中有李逵式性格的人;说我污蔑解放军,因为小说中有解放军剿土匪未剿着;说我污蔑工作干部,因为小说中有工作干部不工作,只教群众扭秧歌。而且那时没有一篇文章敢于要追查我的政治历史。‘草地’三月号发表田原的‘在争论中所想到的’那篇文章,不知文章怎样发出来了。象田原,1951年打了我一棒,那时他未成为‘理论家’,写的是‘读者来信’。我不知谁授权田原在文章中追查别人的政治历史面貌,但田原要如此说也非偶然的。这使我联想到契诃夫笔下的普希里别叶夫中士。不仅如此,为‘草木篇’辩护的人全受了打击,邱漾丶黄泽荣(即晓枫)丶沈镇,还有自贡市文联的李加建,这不仅排斥异端,而且排斥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文联召开的第一次讨论‘草木篇’的会议,李累说为反动腐朽的作品辩护,站在什么立场。第二次讨论会上有肖长睿认为‘草木篇’宣扬个人孤傲,但对作者未保护,一棍子打死。李累站出来说,对待这些东西就要一棍子打死。这就是不仅排斥异端,而且排斥异已。如何给‘草木篇’辩护者以打击,难道能昧着良心说仅系理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我看系连坐法,九族皆诛,为‘草木篇’辩护的人都脱不倒手,捱了打不许叫痛。曦波发表‘白杨的抗辩’的当天,我给四川日报写了一封信去,六百字,第一点,指出曦波文章系人身攻击,我对这表示抗议;第二‘草木篇’是好是坏,让群众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这封信没有登,也没有退,最近又去信问。说找到后即退,是否这信作为流沙河材料往上交了。如何现在还不退信,捱了打不准人叫痛。‘草木篇’受了批评,好象一错之后,千错万错。甚至远在上海的姚文元也写文章批评……”

他越说越激动,情绪化的字眼越来越多,对指责的人不回避名姓,大有一死相拼的气度。我心里感到很痛快,希望他更激烈一点把那些棍子骂个够。在场的邱原丶遥攀丶储一天丶华剑丶沈镇,一个个喜形于色,好像教条主义被打败了,再无还手之力。

我听得他继续往下说:“其所以如此,与李累有最密切的关系,李累说过,‘草木篇’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气味,过了不久,成都果然出现了一个作者写的这样的文章,把‘草木篇’与王实味丶胡风相提并论。李累不但这样对待我,而且在内部搞我。团内开会批评我,而且外加反苏丶反共丶反人民,会上有党员,有常苏民同志在,不加制止,为何如此颠倒黑白,叫人痛心。发到别地的信被追回,李累叫我把读者写给的信交出,这是剥夺我的通信自由。李累在团内开的会议上,大喊大叫斗说,你退团,退吧,退了在群众中搞,而且把你的言行公诸报端。我的包袱不去掉,不敢往外走,请看宗派主义倡狂到什么程度。张默生说:“诗无达诂”,一首诗不可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最好让作者自己去加注解,任何时代的诗也是如此。如诗经“关关睢鸠”那一首诗,有人把它当成是赞美贵族爱情的诗,有人又把它当成是赞美平民爱情的诗。诗人写诗的时候,是不可能把他的思想用意具体地表现出来的,不然就不能成为诗了。他是用“比”兴“的手法去表达思想感情的,只有他本人才懂。别人看了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本来报纸篇幅有限,纸张缺乏,四川日报丶成都日报,除了象报导“八大”那样的任务是不轻易加篇幅的,所以平常有一定价值的文章尚因篇幅有限而不能刊戴,为什么在批评《草木篇》上又不惜浪费纸张刊出许多堵塞文艺方针的批评文章呢?这从精神丶物质方面来讲都是一种浪费。如果批评真正的意义,真正繁荣了文艺,则不叫浪费。如果不正确,方式方法粗暴,而且又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从精简节约的原则看,则是浪费,小题大做。‘草木篇’是在“星星”创刊号刊出的,“星星”是文联刊物之一,而且得到党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订户很踊跃;为什么刚刚出土的幼芽,领导上就给他一个无情的摧残?听说批评后,有的订户马上要求退订,这一影响很不好。听说,除‘草木篇’的作者受到斗争外,“星星”的编辑之一石天河也受到严重处分,其中具体原因我不清楚,但从这些地方看,是在让百花齐放呢?还是使寸草不生?我想,无论怎样解释,是不符合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因为批评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上而下,而且超过了文艺批评的界限。假如今天领导上再不明确表示,就会使我们的文学艺术长此堵塞,使青年作家灰心丧气。我对李亚群副部长的发言非常拥护,但还希望今后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深深加以体会,然后再坚决贯彻下去。”

流沙河的发言使李亚群丶李累丶李友欣等左派如坐针毡,脸红一阵白一阵很不好看,那心里难受味可想而知。待他的发言结束后,我们这些支持他的人一个一个抢着轮翻发言。我首先开炮说:“在中央提出 “百花齐放丶百家争鸣”政策后,全省确实有新兴气象,但教条主义者与‘百花齐放丶百家争鸣’政策争夺阵地。例如,老作家段可情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谈他对‘百花齐放丶百家争鸣’政策的感触,立即受到履冰同志的一篇文章的狠狠批评。到陈其通等四同志文章发表后,教条主义更气势汹汹举刀乱杀乱砍,使人毛骨悚然,寒气森森。文汇报上载的一条新闻,说四川艺界谈心里话与事实不符,四川文艺界对教条主义丶宗派主义的愤慨尚未谈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的意见以及对 ‘草木篇’的不同意见也未谈出,这与李亚群同志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在四川地区机会主义较为突出这一点有关系。四川日报上发表‘放’和‘鸣’的文章,拍巴掌的多,感叹的多;谈远不谈近,只谈今后,不谈过去,好象‘抬起城皇老爷出驾,大家敲锣鼓’。四川地区没有很好的‘鸣’起来,‘放’起来,其原因是领导上不放手,四川日报对‘草木篇’的批评用运动式,但到现在没有客观地承认缺点,四川日报缺乏自我批评。前次文联开座谈会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 ‘百花齐放丶百家争鸣’的方针,许多同志对批评‘草木篇’的方式提了意见,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写的消息只字不提。这些都给文艺界带来了顾虑,害怕挨整,据我看,四川仍是教条主义占居着统治地位。文艺部门的领导应亮出底牌来,到底是“放”还是“收”。‘草木篇’不是一篇作品不好,但我不同意一些人所作的结论:对现实不满。分析这篇作品应从具体情况出发,不能笼而统之。据我知作者是从文联几个人出发写的,不能把小圈子划成大圈子,说它对人民不满,它的最大毛病是作者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之间发生了矛盾。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省委如遇大敌,调兵遣将,进行围剿,意图就是一棍子打死。我认为批评‘草木篇’从开始就进行了党内动员的,可以说是有目的丶有计划丶有步骤搞的。那些写文章的人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保护几个教条主义者。”

会后,上海《文汇报》记者范琰先生,将流沙河的发言作为特稿在《文汇报》上登了出来,全国其他大报相继作了转载,于是《草木篇》变成了全国一桩大的事件,也使四川省文艺界分成两大阵营:支持者与反对者。支持者多为无权无势的文艺工作者和爱好文学的年青人,反对者多为文艺文化界的领导,胜负优劣也就铁定了,悲剧也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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