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三十一）

憨妇888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十三章，反右前奏曲《草木篇》事件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有人说是出自诸葛亮之口，但难以考证。反正四川是个一当国家有事，总是最先闹起来的省份。推翻满清的第一枪，保路同志会就始于此，之后才有武昌起义。想不到毛“伟人”反右斗争也是在这里初见端倪。


三，争论转向政治问题

流沙河的发言使我们闷在心里的恶气渲泄一空，一个星期天，茜子丶邱原丶遥攀丶流沙河和我聚在人民公园茶馆里闲聊，茜子得意洋洋道：“沙河这回的发言击中了要害，打得他们昏头转向。李亚群像乱了阵脚，到散会时也没说一个字，李累也一付垂头丧气的样子，听说李友欣准备找你交换意见。”邱原不乐观，有点忧忧忡忡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教条主义在党内存在多年，决不可能退却，我认为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遥攀总是秋秋的，对前景显得信心不足地说：“李亚群我不清楚，对李累我知道。别见他平时嘻哈哈，可他的报复心超过勾践，我看得提高警惕啊！”流沙河没有发言，一直像在想着心事。我咕噜噜吞下一口茶，说：“下一个埃批的可能是我了，不知他们会说些什么？”流沙河淡淡一笑说：“总不敢说你仇恨革命嘛！”邱原似乎有点未卜先知：“很难说，思想划线才不管你出身成分，纵是三代赤贫也可能打成反党分子哩！”

无风无浪平静了几天，似乎左派们退却了。但没有想到一周后，《四川日报》突然在一版上以题为“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写信写稿给本报对流沙河的发言进行驳斥”发表文章说：“遂宁小东街43号店员工人税梅5月 21日来信：人们都知道，批评我批评是推动工作，增强团结的工具，但是，有些人却不这么看。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流沙河等一些人把批评说成侵犯了人身自由，把批评者说得来似乎是犯法似的，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对批评这样特殊反感？我是一个读书很少的店员工人，我看到大小知识份子中，很多是爱国者，但也有些知识毛病很严重的人物，他们消极，牢骚，看不惯新社会，如流沙河就是一个，对他们进行一点批评有何不可？他们把批评者态度方式的一些缺点抓到后加以扩大，说别人不讲道理，究竟谁不讲道理？中国究竟谁领导？是否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墙拆了，把沟填起来搞成一家人？按照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来“改造”中国人民。有的人一定说我是共产党，我是一个不愿意把旧的枷锁套在身上的中国人，也许‘草木篇’的流沙河会把我比喻成“藤”，我要说，时代不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流沙河在‘草木篇’里提倡的思想是不利于人民的思想。硬骨头可以拿在美，蒋面前去，不要拿到工人农民面前来。也许还有人会说我同情官僚主义，为官僚主义作掩护，或者我就是官僚主义者的化身。老实说我要反对官僚主义，帮助党通过整风把那些害人的思想，搞得干干净净，使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完成。”

一封农民的来信写道：“编辑同志：前些日子，看见报上批评流沙河“草不篇”，说他仇恨新社会；最近又看见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过“宁愿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当个自由的贫困儿”的气愤话，这是有来头的。说起流沙河有些人不晓得，说是余勋坦，那我们金堂老城的人，都晓得那个金堂城槐树街那个“吃人骨头钱”的兵役科长余营成就是他的老子。余勋坦在本乡人都称他是“九老少”。他家原是九百多亩地的大地主，余营成四兄弟分家，一人分二百三十多亩，余营成四川大学毕业后，在成都上海等地“ 玩戏班子”，进赌场，以后从成都伪县长训练班出来就在广元，德阳，金堂等县当了多年的兵役科长。靠着“吃人骨头钱”，生活过得好派头。大老婆和三个子女居住在成都，他和小老婆（原是丫头，被强奸后收上房的）与六个子女住在一起，雇了四个人：一个伙房，一个老妈子，两个奶妈。子女都在上高中大学。他哪里来的钱呢？就是买卖壮丁，敲诈勒索，吃人骨头的钱。1945年，他回金堂来当了兵役科长后，害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1946年，上面分配金堂县壮丁三千名，他就私自多派两百名，每名卖三十石，共贪污六百石。1946到1947两年的壮丁安家费，全部被他们吞没了，反而还去敲诈壮丁家属。他搞了钱交不出壮丁时就到处乱拉，拉的金堂路断人稀，独子罗货娃也被拉去了，逼死了罗的父亲，气死了罗的母亲，罗本人也死在国民党部队，一家人都死完了。被余营成搞得这样凄惨的，金堂又何止一家！

余营成不但是青帮，袍哥的头子，民社党县党部政务委员会主任，中共建政前夕，还和王从周（已被镇压）等同谋组织‘反共救国军’准备‘誓死抵抗’。解放后，仍不向人民低头，还千方百计地剥削佃户，在减租退押前夕还强行收小妾，逼着佃户何先照给他推去两石菜籽，把耕牛卖了来给他钱。1949年的公粮到1951 年还未交。应退押六千多斤大米，应赔罚五千多斤大米，他颗粒不退，经过了群众的控诉历数其残害人民，反抗解放军和国家法令的罪状，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依法把他镇压了。流沙河生长在这个官僚地主家庭里，娇生惯养，在学校和街坊上处处仗势欺人，“打三个擒五个 ”的，同街的都称他“九老少”，连那个帮他家二十多年的老妈子李王氏，也常常挨这位少爷的拳头。他过惯了这种剥削腐朽的生活，又有杀父之仇，当然对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要仇恨的。镇压了他父亲以后，我们到川西农民报把他找回来，动员家庭退押，他满口答应“保证退清，不欠农民一文”，哪晓得他挽了几个圈圈，订了一个骗人的计划就溜了，一文也未退出来。当时大家都很气愤，要去把他找回来，后来又想到他参加了革命，让他好好去工作吧！就原谅了他。叫他想想是谁把他养大的？不是他罪大恶极的父亲，而是我们金堂人民的血汗，他不该把我们当仇人！阳关大路他不走，那才坏得没底底呢！

金堂县绣水乡马鞍农业社主任李元清，红旗农业社主任王栋成，绣川农业社社员毛正兴，红旗农业社社员何光照等十一人”

这些所谓的工人丶农民来信全是有组织的行为，是共产党搞人的贯用手法。不难看出，中共四川省领导对《草木篇》的批判己转向政治，不再是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学术争论，下一步可能是追查历史，作出处理。紧接着有人告知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市）委发了红头文件，决定对《草木篇》要组织更大的力量进行围剿，认为这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一时间党棍丶打手丶喽罗以及那些一贯奴颜媚骨的文人和天生讨好上司的文痞，磨拳擦掌，勒袖张臂，操刀握笔杀上阵来。不几天全省所有报刊几乎都是声讨《草木篇》的文章，多如垃圾堆里的绿头苍蝇。《草木篇》的事情越闹越大波及全国，引起各方人士的关注，对四川省如此过火作法反映较为强烈，使省委宣传部有点进退维谷。据说，李亚群副部长曾向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清示“应该怎么办？”李井泉是个一心往上爬巴结讨好毛泽东的极左分子，在半年前就知道毛泽东的打算招数，认为《草木篇》是“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的政治斗争信号，于是大笔一挥：坚决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草不篇》批臭” （笔者曾于1974年逃亡中，去李亚群家探视，当时他已被打倒卧病在床，谈及往事后悔不迭，说：“过去我们对年轻人处理太重了，把人家送到公安局去，现在要都要不回来。我管文艺，事事得听李书记的，他叫批谁，我敢不批么？当然我也有责任啊！”

在新的一轮轰击下，流沙河经受不住了，思想快到了崩溃的地步。不知是利益的共同，还是“臭味相投”，或者是“惺惺惜惺惺”，再不就是同情，此时我隔不上两三天去文联看望他，安慰他，鼓励他。记得就在金堂农民揭露他家世的第二天晚上，我在他和方赫同住的宿舍，看他独自一人（当时方赫不在）在流泪哭泣。我惊愕地问：“ 沙河，怎么了？”他说：“晓枫，我申请退团了。”说着，将早已写好的退团书给我看：“亲爱的团组织，当我举手向你宣誓时，我没有想过要离开你，但我现在不能不离开你。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啊！我到底有什么错？那样的批我整我……”

“沙河，在这个时候你不能退团啊，天大的事也会说得清楚，何况一首诗嘛。没有攻击诬蔑党就没有攻击诬蔑党，怕什么？何况对你的批判好多人也不同意。”我冷静地劝导他和开导他，他从悲愤中回思过来说：“晓枫，报上天天批判，文联大小会批判，团内还要开会斗争我，叫我交待这样那样，要我不是团员至少能少一层批判斗争。我想拒绝但拒绝不了，我退团主要想求点安静。”

“你这想法就是错误的，不能为了逃避斗争就采取退团的办法，这是多么愚蠢的办法。”我进一步帮他分析利害得失：“这样别人更会找你岔子，说你存心对抗党对抗组织。”

这本是人与人的正常往来和同情，到“反右斗争”时全成了罪恶，我们文艺组长肖青以刘岩的笔名在成报上写文章揭露说：“右派分子晓枫和流沙河是怎么和为什么勾搭上的？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问题。其实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难，我们只消从他们的往返中随手拣出几件事丶几封信，就可以一清二楚。

据流沙河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的交代说，晓枫和他往来频繁始于‘草木篇’受批评。那时，晓枫常常去看他丶安慰他，而且在2月2日首次邀他到自己家里吃饭。饭后，晓枫问流沙河是否要为‘草木篇’检讨？听见流沙河说不检讨，他就鼓励流沙河说：“你如果检讨了，我就决不和你往来。”此后，晓枫便给流沙河充当了一名忠实的坐探，把他在成都日报内部听到的丶或者借着采访时挖空心思搜罗到的有关‘草木篇’或流沙河的情况，及时地向流沙河汇报了。这不仅使流沙河能够早早准备应战，而且使流沙河能够更加妙巧丶更加恶毒地在呜放期中有计划丶有策略地向党进攻。

为什么晓枫会如此死心塌地为流沙河服务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早已对党丶对社会主义仇视的晓枫从‘草木篇’中看出了流沙河反党丶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由来已久；流沙河在‘草木篇’被批评时期暴出来的反骨比起别人来，更是又臭又硬。晓枫在我们这个社会是早有“知心能几人”的“痛苦”的（他在成都日报文艺组公开说过： “全编辑部我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又说：“有时候，有些话是向自己爱人也不能说的，却可以给知心朋友讲”。）所以他能一眼看中流沙河。另一个原因是早在今年初，晓枫把他的黑色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及其续篇“向党反映”和“上北京”揉成一篇略加增删，更名“五年的岁月，拿给流沙河看。流沙河看后，“激动”得在深夜“11点54分”给晓枫写了一封信，一开头就说：“谢谢你的‘五年的岁月’，它确实使我明白了好些事情。不，应该说它证实了我长久以来的许许多多的想法，它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晓枫的黑色小说在群众面前揭露后，正直的公民都愤怒地说：这是抓住我们伟大的政治运动（肃反）和伟大的经济措施（统购统销），恶毒阴险地攻击我们的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向党进攻的毒箭丶是丧心病狂的恶毒叫嚣。可是流沙河却说它使他“明白了好些事情”，说出了他“想说的话”。流沙河在晓枫那里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从此，流沙河对晓枫关心备至，当晓枫为了能把稿费骗到手，就是挨批评也愿意“草地”刊发他的黑色小说“向党反映”和“上北京”时，流沙河着急地向他说：小说千万发表不得，你缺钱用，可以从这里拿去。后来果然把钱借给了晓枫（这简直是天方夜谈的编造）。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清楚是什么黑线把晓枫和流沙河这两个右派分子联串起来的——是他们长期以来反党丶反社会主义的“意愿 ”的一致；是他们都采取了运用文艺形式向党进攻这一“武器”把他紧紧联串起来的。”

三天后，我大着胆子去文联找李累要回我的两个续篇《向党反映》《上北京》，在过道里碰上一脸喜气洋洋的茜子，未待我问，他便自个儿说开了：“晓枫，告诉你一个天大喜讯，毛主席《在全国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听说为《草木篇》说话了。”“真的！”我有点激动地问：“你怎么知道？”茜子道：“有人参加了全国最高国务会议，听毛主席亲口讲的。”他所说的，就是舒芜先生在回忆录中写的那几句话：“四川还有个流沙河，写了个《草木篇》，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人……我们要团结一切人，包括有杀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们的团结的物件。”毛主席为什么要讲这几句安抚人心的话？他是怕四川围剿《草木篇》而影响到他“引蛇出洞”的“反右”大局，逼不得已随个口而已，可是我们却视为毛主席在为我们说话，于是才有更多人钻进“反右 ”套套，到明白明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