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实连载】（三十九）劳教收容

憨妇888

【记实连载】（三十九）劳教收容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十五章 劳教收容

“劳教”是反人道反法治的一大创造，开人类无需任何国家法律行为，仅凭单位头头一句话即可治人于死地。自此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王国，一位领导就是一个皇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XX哪还有民主自由？

一、仓惶匆忙辞家

翻开每天报纸有关反右斗争的消息渐渐少了，不再是今天揪出谁明天揪出谁的报道，多是某某单位、工厂、农业社，如何通过“反右斗争”带来了新气象、新面貌，以及某某反右派积极分子入党入团走上领导工作岗位，也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总结性语言，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在人民群众在分享“革命”的胜利果实的 “大好形势”下，我等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臭不可闻的东西。没人敢和我们说话，纵是再好的亲戚朋友如在街上相遇顶多从眼神里传达出一个示意问候的信息。我们被社会遗弃了，在人世间绝对地被孤立了。大街小巷成日播放着紧跟时代的革命歌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右派分子反也反不了……”

听到这些歌，看到这些张张陌生的眼神，纵是意志再坚强的人，也开始怀疑自已是否错了？于是不少顽固的右派分子开始低头向人民“请罪”，主动写检查写交待，我仍坚持“别人是右派，我不是右派”的观点，还是我行我素一付不倒威的样子。每天吃罢早餐集体去报社印刷厂劳动，但走路从不敢抬头，脚步快得如飞，惟恐被街上认识的小朋友看见尾追不舍高喊：“右派右派，是个妖怪”。不过印刷厂工人也不为难我们，更不呵叱我们，但绝对不会同我们说话聊天，那界线是划得十分清楚的，不得不使我怀念起工人阶级的生活来，有点失悔“误入岐途”。

印刷厂在中新街，是《工商导报》的老地址，一楼一底宽宽大大。在无人的时候陈泽昆便偷偷向我讲述一下他当年做总编辑的荣光。他说：“解放前我们办了两张报纸，日报和晚报，你猜多少人？不到二十个编辑、记者，可消息全是抓回来的，很少用中央社的稿件。经理、主任和我都有单独办公室，杨蓓也有一间……”我见没人注意我们，低低问一句：“工资够生活吗？”他把折下的铅字归好位送到字架上，回到原处坐下后才说：“够啊，一般编辑、记者四五十个银元，我一百出头，养活全家四口绰绰有余。”我惊得张着一个大嘴：“这样多呀！”我又问：“你们那时报上登的东西都是事实吗？听说还敢骂国民党？”他道：“当然是事实，其实工商导报有几个共产党员，常常把解放区的事情拿到报上登，国民党控制不了新闻，它虽然有检查制度，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一不对我们就［开天窗］以示抗议。那时一个记者有无本事，就是能不能抓到新闻，这可是个学问。”虽然我在报社呆了一年多从无有人讲过这方面的事情，现经他这么一说来了兴趣，便刨根挖底问一句：“到底什么是新闻？”他想了会儿说：“这很难讲明白，这样吧我们这职业有句行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新闻就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心的事情，决不是上面的指示和命令。”我竟然忘记处境与忧愁，哈哈地笑出声来：“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此言一直嵌刻在心，受用一辈子。新闻决不是人民喉舌，革命的工具，新闻就是新闻，发生在生活中真真实实的东西。1980年“改正”回归后，我应邀去盐道街中学向高中毕业班讲新闻，不仅照搬了此次交谈，还作了发挥“中国媒体是党的喉舌，西方媒体是社会的眼睛。两者的区别是喉舌与眼晴。”

在印刷厂劳动一晃就是近一个月时间，我不仅习惯而且有了感情，还学到铅字排版的一些基本技术，甚至愿此生此世就当个印刷工人。但好景不长，一天我在折一个打乱的铅板时发现，在零星杂乱的铅字里有“处分”、“黄泽荣”、“右派”等字样，但还是揣摸不出一个结果。不过有个预感，我的问题即将有个结果了。什么结果？总有个不祥的预感。一天在厕所里解手，邱乾坤悄悄问我：“小黄，你看元旦会不会准许我们回家？我老耽心爱人产后情况。”我想了想道：“可能会准许我们回家吧？，我们毕竟没犯法嘛。” 他信心不足地摇摇头说：“你没见《人民日报》社论说‘右派就是反动派’，反动派是专政的对象啊！”我听后有点生气地说： “反动派？我们反了谁，不就是说点错话，写错几篇文章，也不能太过分了。”外面传来脚步声，邱乾坤不敢再往下说，倖倖地走了。在距离1958年元旦还有四天（即1957年12月27日）的一个上午，我和集中的12名右派份子作完印刷厂的清洁卫生，未等坐下来喘气，人事保卫科姓傅的科员走来向我说：“黄泽荣，阎主任叫你去他办公室，现在就跟我走。”

傅是个矮胖子，宽皮大脸，一身是肉，反右前一见着我总是笑嘻嘻的客气极了，老当着面向人夸赞我：“小黄是我们报社最有才华的笔杆子，写出的文章有劳动人民气息，不愧是工人阶级。”现在不但没笑，反一脸都是仇恨，好像我把他九世单传的儿子扔在尿缸里似的。不过他没有为难我，不是那种一味挣表现的坏人，后来官至成都红旗拖拉机厂的党委书记。我没有犹豫也没有去细想，即忙洗净手跟着他去到有一个多月未跨进报社大门的编辑部。

编辑部一切依旧，树绿草碧，安静无声，自行车架得一马整齐，楼梯过道干净无尘，只是昔日墙壁上“反右斗争”的大字报换成了“庆祝我社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办好党报为社会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标语。在楼梯口碰上不少熟人，别人一见我早杷脸转过去，纵是迎面相撞也不认识似的。过去我不懂得什么叫“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现在才有点明白。进得办公室，阎凯主任示意叫我坐下，态度和往常一样和霭安詳。他笑着打量我一眼，然后静静地说：“小黄，今天组织上决定对你的问题要作出处理决定，本来处理可以轻一些，主要是你态度不好造成。你太牛，不听党的话，如果你在斗争会上能低头认罪，也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今后只要你能听党的话，好好改造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仍然可以回到报社……”

他在说我在想：“到底是什么处分？开除回家或是回到茶厂，反正不是逮捕。听党话，改造思想，仍然会回到报社，难道是下放农村？”

“给你处分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阎凯主任说出处分的结果，大概担心我接受不了，又把劳教的前景讲了一番：“劳动教养有工资，被教养的人享有公民权，还有通讯自由，属于最高行政处分，给你留有后路。”他说到这里，突然转头问我：“小黄，你对组织上的处分有什么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案板上的肉，想怎么砍就怎么砍，能怎样？何况当时人们对劳教闹不明白，以为像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所写的《教育的诗篇》一样，其中有 “劳教”一词，大意是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失去父毌的孤儿，生活无着，流浪街头，政府把他们收容集中起来，送到特有的工厂、农庄去劳动，对他们实行一边干活、一边学习的“劳动教养”政策，使他们很快成为自食其力有利于国家建设的人材。在劳动教养场所里，工作人员对教养的孩子从不打不骂，生活上关怀备至亲如父母。劳动教养场所里有电灯、电话、食堂、图书馆、宿舍、澡堂，劳动轻轻松松，周末还有文娱演出等。谁知道中国的劳教比监狱还监狱，比地牢还地牢，不知道对右派分子实行“劳教”就等于判处无期徒刑！如果早知道劳教是这么霸道，没有一个人去就范。天真是五十年热血代青年的特色，忠于共产党是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最伟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