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四十九）精英们的悲惨结局

憨妇888

文章作者：铁流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十七章，比夾边沟还可怕的夹边

天津作家杨显惠写的《告别夹边沟》一书问世后，国内外广大读者才知道甘肃省武威地区夹边沟劳改农场，在那里劳教的3200多名右派分子仅1959年 -1960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饿死的右派达2400多人，死亡数高达百分之八十。而四川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关押了一万多名各类分子（右派占百分之七十），在这两年时间里活活饿死五千多人。死人的比例虽没有夹边沟大，但其残暴酷烈却远远超过夹边沟。

二、精英们的悲惨结局

在春播前，全农场进行一次人员大调整，一批同学调到新建的乐山五渡劳改农场去开辟新的基地，说那里比峨边沙坪还燥辣（四川话更艰苦意思），另外几个中队的右派调来白夹林中队。新来的教民中有原重庆作协专业作家刘盛亚先生、中国美协副主席汪子美先生，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庆王匡时光生，西南师范学院讲所董时光先生，还有其它一些名右派。这些都是名人，早在报上见过他们的“英勇”事迹。

其中刘盛亚先生和我曾有一面之交，那是1957年5月，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之邀，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来成都参加省委“整风鸣放”座谈会，一天来到我们报社文艺组，他风度翩翩，身着细呢料制服，脚蹬发亮皮鞋，满脸红光，言谈举止一副大作家派头。想不到十个月后今日相聚沙坪白夹林中队时，竟一脸晦气，满嘴胡碴，两眼无神，显得呆滞。他穿着一身旧棉制服，腰上系着一条皮带，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胸襟上全是包谷汤汤的残迹，看来也在领尝饥饿。他大约年长我十多岁，是个大块头人，易于激动和坦露感情，但没有什么力气，不能承受担粪施肥等重活。他所在的大组长还算有点良心，专门安排他去守看播种在地里的包谷。他每天戴着斗笠，披着簑衣，手拿一根系有布条的长竿，在地埂上走去走来赶麻雀驱老鸹，嘴里总是不停地吆吼着“鸣鸣——鸣鸣……”远看去就像草扎的稻草人。谁能相信他就是当年反法西斯名震华夏的大作家！

早在1953年我就知其大名，因重庆作协机关刊物《西南文艺》常发表我的短篇小说，作为作者每期有一册惠赠杂志。先刊有他长篇小说《再生记》的节选，不久便有连篇累牍的猛批，说它是一篇有害的小说，全书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模糊敌我界限，歪曲阶级斗争，丑化了人民群众形象，违背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方针。

出于好奇，我查问了他的相关历史资料，对他有了一些了解。他出身仕家，自幼聪明，19岁时即留学德国，尔后成为作家。在法西斯猖獗的欧洲，中国人还不知什么是法西斯时，他就以一部《在5字旗下》的记实散文向国人叙述善良的人民在法西斯极权专制下的悲惨命运。刚20出头就跻身于罗曼罗兰与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纳粹作家行列，而且还是中国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刘盛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登上中国文坛，不仅高举人道主义旗帜，还以襟怀人类文化前景的高起点，有别于那些吟风咏月的文人。他也是当年的海归派人物了，与今日归来的留学生不同，他是在民族危亡的七七事变后，放弃欧洲的优裕生活，同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起共赴国难。当时欧战尚未开始，抗日烽火刚刚燃遍华北、华东。他回国后即被聘为四川大学教授，时年不足二十六岁。迫于战争形势，川大迁往峨眉山，武汉大学迁乐山，他又受聘于武大。中国教育史中年轻教授不少，著名的如梁宗岱先生，他执教西南联大也是27岁，散文家梁遇春先生也是27岁即任北京大学教授。相比之下刘盛亚更属少年俊彦，他既授文学又授德语，还以专长的戏剧授教于省立四川剧校。华北平原失守后，京沪与欧美的精英汇集于四川，留美归来的戏剧家余上沅先生在江安主办国立剧专，今日还健在的电影名导演谢晋即出自此校。五四运动以来即从事话剧运动的熊佛西先生又在郫县主办省立剧校，刘盛亚在此校教授戏剧，与肖锡荃、侯枫这些活跃四川剧坛数十年的名导演共事。后来脱颖而出的青年剧作家刘沧浪就是他的学生。那时，在江安国立剧专执教的吴祖光先生也很年轻，与刘盛亚共誉为少年天才，吴祖光称北方神童，刘盛亚赞为南方神童。

八年抗战，在重庆也留下刘盛亚的文学与文化活动历史。他的家就在重庆，那时郭沫若在重庆办群益出版社，虽然他的夫人于立群巳在社里工作，郭沫若却聘刘盛亚任总编辑。后来，中国最著名的民营报纸《新民报》迁重庆，主编此报副刊均是大手笔，如夏衍、聂绀弩、吴祖光等，刘盛亚也有一段时间主编过这家报纸的副刊。 1950年以后刘盛亚进了单位，从西南文联再到重庆文联，他的教授、作家、总编辑、主编等职务都没有了，成了专业创作员。凭他不凡的资历、学识修养、业绩与声望，应是重庆文联的招牌作家了，却受到一些自诩为革命作家的歧视与排挤，虽然这类人不过是中学生，他们认为你刘盛亚只不过就是仅仅出国留了一下学，喝了一点海水而已，这岂能和我喝过延水的相比。喝的海水是资产阶级的，喝的延水才是无产阶级的，这就是刘盛亚被这类人打成右派最早的思想定性了（此段材料文字引自曾伯炎先生文章，作者稍作修饰）。

一天，四下无人，他悄声问我：“晓枫，你饿不饿？”我苦苦一笑道：“刘老师，谁不饿啊！可有什么办法呢！”他低低地叹口气，抹去流在嘴上长长的清鼻涕，极其悲观绝望地说：“你年轻扛得出来，我看来会死在这里。晓枫呀！又冷又餓日子真的难过啊！”我道：“你怎么不写信向家里要点吃的东西？”他摇着头，无可明状地说：“这信该怎么写呀？我能说农场吃不饱，这不是又在攻击党和政府吗！”我听后几乎叫起来：“刘老师呀，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顾虑这么多，快向家里写信吧。” 但他没有写，一直没有写，每天就样抱着肚子承受饥饿的煞煎。

我出于同类相怜，一次偷偷地送点猪油给他，开初他说什么也不要，在我再三强送下他才收受。他接过猪油，两手激动得发颤，声音近似在哭地说：“晓枫，你送我的不是猪油是救命的血呀！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我不好意思道：“刘老师，我们现在是同经患难的难友，今后回到单位在写作上求你多指教指教。”他一脸迷茫，没点信心喃喃地道：“不知有没有那一天？”

我发现饥饿已夺走了他的人生希望，残酷的环境已吞食了他壮年的志气，那颗跳动的心已经死了。后来他家里得知一点情况，寄来的两大瓶酵母片，他竟一次把它全部（1000片）吞下，后果可想而知。不久，他一身肿得发亮，快死前急送到农场医院急救，半路上就“脱胎换骨”提前“解教摘帽”了。死后没棺材敛收遗体，也没有属于自已单个儿的坟场，几十个几百个合葬在一起。１９７９年获得“改正”，生者为他举办追悼会时，多次去沙坪觅寻遗骸，面对大片白骨难辩谁是他的真骸？为此，那灵堂的骨灰盒里只好放下他生前写文章常用的那只派克钢笔，伴着他灵魂的安息。

董时光是西南师范学院的讲师，有弟兄三个，大哥董时恒、二哥董时进，他居三。在我读到过介绍他的文章中，有位叫陶谓熊先生这样写道：“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身穿短袖白衬衫的中年人走向西南师范学院大礼堂主席台。看他从容不迫而又大义凛然的气度，像是要对台下6000多名师生员工作一次重要报告。此时，台下鸦雀无声，几千双怀着复杂心情的眼睛盯在那中年人身上。那中年人走到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用铿锵洪亮的声音开始讲话：［我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共产党并肩战斗，为国民党所不容，不得已离乡背井亡命海外，去美国留学，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在美国报纸上撰文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美国政府所不容，被驱逐出境。1953年回到祖国怀抱，并来西南师范学院教书。我满怀激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我没有反对共产党的任何企图……］此时，主持会场的学生会主席马娴华（即后来在陈希同案中自杀的王宝森之妻）一手夺过麦克风大声叫喊：［不许右派分子董时光放毒！董时光必须彻底交待反党罪行！］接着，台下齐声高呼［打倒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必须低头认罪！］会场一片骚动。董时光凛然不可侵犯地站在主席台上。这位年青时就向往自由、民主，并为之战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铁塔似地伫立在那里，坚持说他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参加整风运动。严词拒绝了会议主持人要他自污自辱、检讨自己的［反党罪行］的威胁和诱导。台下继续呼喊口号，许多争当反右英雄的勇士，已经手舞足蹈地站了起来，会场秩序大乱。这时，会议主持人用几句陈词滥调对董时光乱吼一通：［你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绝不会有好下场！］随即宣布勒令董时光继续反省交代，精心安排的斗争会只得草草收场。


在这所学校，董时光用他的智慧和勇敢，第一个粉碎了让右派分子在斗争会上屈膝投降的阴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当年，我作为刚刚跨入这所学校的新生，董先生的正义凛然，极大地震撼了我。”

由于董时光是全川以至全国的名牌右派，相关资料有如下陈述：1951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正是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的岁月，他怀着一腔义愤于1953年9 月回国后，来西师教书。抱着自由主义理想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多么向往！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初解放时，知识分子都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谈，自由地写，大胆地批评，大胆地陈述不同意见了。］他在给友人罗容梓的信中说：［以我们的经济平等，加上政治上的民主，我们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起来，便不比他们差了。］然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缺乏起码的了解。他们不知道专政，是容不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虽然董先生没有参加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但对那些旨在摧毁知识分子尊严，并随意打人、逮捕、逼人自杀的政治运动，却有所耳闻，并深恶痛绝。在1957年5月11日在老教师座谈会上他发言说：［党员领导们在思想改造中要打垮知识分子的尊严；正是觉得他们太骄傲了，看不起自己，就批判他们 ‘纯学术观点、纯技术观点、纯业务观点，从来不检讨自己纯政治观点。其实纯技术观点，自高自大即使是真的，也绝不会严重到应该受斗争的罪恶地步。］又在稍后19天的 《文科论坛》上的发言说：［思想改造难道必须用残酷的肉体伤害吗？纯学术观点、不问政治，难道也应该拿来斗争吗？应该把人家关起来写坦白交待，逼迫人家把自己的骂得狗血淋头，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杀吗？］

知道他的人这样评价他：董时光是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孤傲、不屈、自视高洁，看不惯一切污泥浊水；既鄙视不长脑筋的盲从者，又厌恶趋炎附势的钻营者。他的性格很难容于专制社会。他寄希望于声称实行民主自由的中国共产党，可惜他太天真。他哪里知道，仅仅把民主自由当作手段的共产党，对于他这种桀骜不驯的自由主义者，更不能容忍！所以他痛苦、彷徨、呐喊。他说：我们领导上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肉麻当进步，把投机当积极。真正品德好，有进步思想，不说肉麻话的人，反而被他们视为［顽固］、［落后］当反右大潮迎面向他扑来，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刊连篇累牍地向他泼污水的时候，董时光临危不惧地高呼：［你共产党有四百万解放军，我董时光有正义感！］这样一个临危不惧，有着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最后被西师开除公职送来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劳教，真叫中华民族的悲哀，在严酷的饥饿面前，他和许多右派一样也成了一条觅食的“野兽”。

他个子精瘦矮小，鼻梁上架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身上还穿着质地很好的美式服装，走路老低着头，沉默少言，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他也比我长七八岁，劳动上体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据说他送来劳教时带有不少钱，可很少见他买东西吃，不知是出于节俭还是怕露富，但在抢饭上却又一马当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来的星点米浆，要不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许带糊状的泔水取来喝下。有一次干警嘲弄地问他：“董时光，仓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干警不知这是有力的回击与控诉，反视为取乐的趣头。

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成了一条条以食为目的豺狼。在这残酷恶劣的境况下，一些难友竟去偷窃别人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或家里寄来的吃食，真叫防不胜防。于是，有钱粮的人将它缝制在衣服中，有吃食的人出工背在身上。董时光也是将所带来的钱缝制在贴身的棉背心里，一夜也被窃去几十元，害得大家相互怀疑了好几天。自此，睡觉时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失窃的危险，但并未免去死亡的厄运。后来他同我调到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415”筑路支路去修筑内昆铁路，由于饥餓时间太长，肠子变得越来越细。有一天他出差遇上一位老乡，便将一件上等呢料衣物拿去换了两斤干牛肉，竟一口气吃完，造成肠梗阻致死。悲哉！中国的知识精英啊！谁叫你们要离开“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到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享受共产特有的“幸福”，不死你死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两位兄长董时恒、董时进均是右派，仅比他庆幸一点的是没有死在劳改队而已。

在大量死亡扑向沙坪时，我去了“415”筑路支队，在云南修筑内昆铁路，逃脱死亡一劫。但对沙坪难友一直萦怀于心，直到1980年“改正”回归报社碰见当年教民，才知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在不足的三年时间里竟饿死五千多人，罪过啊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