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ZT: 杨美卿：回忆黄万里先生在清华的这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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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美卿：回忆黄万里先生在清华的这五十年


——在黄万里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是黄万里先生诞辰100周年，也是黄先生离去10周年。我们集聚在这里，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黄万里先生。首先，向黄师母和黄先生的亲朋好友，向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同学，致以崇高的敬意。

黄先生自1953年来清华，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我们这一代，都是他的学生，后来又成为他的同事。我们目睹了黄先生在清华大学这50年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

上世纪50年代，他是清华水利系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当水文教研组主任，给学生讲课，带学生去水文站和水利工地实习，担任水利系教工工会主席，组织各种活动。1956年和1957年发表了《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这两部教材和专著，对高校水文教学和有关的工程设计有重要影响。这段时间，他志得意满，意气风发。但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将他推进了20年灾难的深渊。

他被打成右派，主要是三条：一是在《新清华》上发表短文《花丛小语》，二是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第三是召开水利系教工“鸣放会”向党进攻。这些“罪状”在50年后的今天看来，当然是十分可笑的。

如果说在顺利和成功的时候，常可显耀人生的亮点；那么，在困难和磨难面前，将更加能够拷问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更可能彰显其人性的光辉。

黄先生那时的言行，仅仅是根据自己的科学认识，说出了真话，提出了不同意见而已。被打成右派以后，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承认“客观上”是这样。但在三门峡大坝问题上，他始终坚持，竟在宣布给他戴上“右派”帽子时说：“虽然伽利略被投进监狱，但是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

尽管戴着“右派”帽子，不断受到批斗和惩罚，但看到三门峡水库严重淤积，造成如他所预言的严重灾难和后果时，他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万分痛心，一次又一次地上书建议，提出三门峡大坝改建的建议。

在清华大学三门峡基地，我们看到，这个甚至被幼儿园孩子都被教唆来骂他为“大右派”、“大坏蛋”的人，在打扫厕所、轮番批斗之余，常常秉烛夜读，研究黄河的资料，研究治黄的方法和策略，或者，自言自语地写诗吟诵。

更令人感动的是，对于曾经批斗过他、有过过激行为的教工，他没有记恨，更没有报复，相反，当这些教工有困难时，他总是出手相助，甚至不遗余力。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他和钱宁先生、夏震寰先生一起，创建了我们这个泥沙研究室。他为年轻教师和研究生讲课，先后开设过《统计与随机原理》、《治河方略》和《治水原理》等课程，指导和培养多名研究生。

他研究治理黄河方略，研究水文地貌演变与治河的原理，研究降雨、河流与水资源的关系，研究黄淮海平原的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问题，研究暴雨洪水的规律和防洪的技术与政策措施等。他还研究水沙流动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基础理论课题，提出《连续介体动力学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还申请了“关于明槽非恒定流堰流流量特性研究”的基金，指导年轻教师进行研究。

他关心同事、晚辈和学生，真诚平等待人，友好相处。退休后还经常参加研究室的集体活动，从无居高临下之势。他不计较别人对自己的不敬，却总记住他人的点滴好处，常常对此感激不已。他为人胸怀坦荡，处事光明磊落，在清华泥沙研究室和水利系的师生员工中，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和钦佩，有口皆碑。

90年代以后，他仍然关注我国江河的治理。19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造成很大的损失。在和我们讨论时，他多次自责以前没有教好学生，课程设置上有很多不足。他写信给系里领导和教育部领导，建议修改专业设置，增开《治河工程学》的课程，要求重上讲台，自己编写讲义，向教师和研究生宣讲《治水原理》。

从80年代末，他身体已经不太很好，发现癌症，先后进行多次手术。但是，他仍然潜心于对我国江河治理的研究。三峡工程论证，没有邀请他参加，但他还是利用各种渠道获得技术资料，认真研究，写出报告。他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多次呼吁：“三峡大坝即日停工！此坝决不可修！”他倍感焦急，多次上书中央，呈述自己的意见和理由。

他原本生性乐观，但那些年却心情沉重，焦虑不安。不是因为他的观点和意见遭到反对和批评，而是他多次上书遭到冷漠，被置之不理，让他失望。其实他仅仅只是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说清楚。”

黄先生的反对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没有地方让他发表。只有张宪宏先生主编的《水力发电学报》，顶着压力发表了他的两篇论文：《关于长江三峡卵石推移量的讨论》（1993）和《关于长江三峡卵石推移量的讨论（续）》（1995年），在学报上公开讨论达一年半之久。这是黄先生三十多年来首次公开在专业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因此他多次感谢张宪宏先生。

在他感到自己老之将至，终会不久于人世时，特意将关于三峡的论述和意见，寄给他的学生马力和张玉美保存，先后共计十多次。他说，三峡大坝上游不是泥沙淤积，而是卵石堆积，事后如要补救，更难于三门峡，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将难以估量。今后假如他已不在，而有关方面却回心转意，愿听一听他的见解时，希望他们能替他把这些文章呈交上去。

2001年8月初，在他弥留之际，仍然那样心系江河的安危，他没有对自己的家人亲眷留下只言片语，却郑重其事地写下那份感人肺腑的“遗嘱”——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 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年8月8日

黄万里先生离我们远去已经十年了。

今天我们纪念他，纪念他为我们留下那么丰富的学术遗产。黄万里先生的学术功底十分深厚，不仅数学、力学基础极好，而且，涉猎地理、气象等多种学科，还有多年的实地勘测经验和水利、土木工程的设计、施工的实战经验，更具有诗人气质和人文情怀，在多个学术领域内都极有创建。他有深邃的学术洞察力，有把握全局的气势，常能够高屋建瓴地提出和解决问题。他的一些学术观点，颇具超前意识。许多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方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上世纪三十年代年他首启“瞬时流率时程线”的研究方向，提出由暴雨推求洪水的方法；他极力倡导多学科协同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他提出修建水利工程必须尊重水沙运行的自然规律、江河治理必须顺应河流的演变规律的思想；他提出水资源的新概念和估算方法；他关于连续介体动力学能量消散率的研究和非恒定流下的泥沙运动规律研究，也别具一格。他没有“博导”和“院士”的头衔，但绝对不愧为清华大学引以为傲的真正学术大家。

今天我们纪念他，纪念他为我们留下那么丰厚的精神财富。他看到1930年代江淮洪水给黎民百姓造成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愤而立志，改学水利，坚守一生，用学得的知识报答人民。在三门峡和三峡问题上，他能那样勇敢和坚持，一是基于他的学识，坚信科学就是真理，再就是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与忠诚。他多次说：“我是水利专家，我知道有问题，不说，就对不起老百姓，就是不爱国。”

他给我们留下那么多诗词佳作，那里有他的喜怒哀乐，有他的高风亮节，也可见到他的赤胆忠心。正如他在自己诗词中说的：“赤心报国济苍生”。他相信科学，坚持真理，不图私利，不畏权势，为国为民，不屈不饶，奋斗一生。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辉。他不愧为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不愧为我们后来人学习的好榜样。

黄万里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纪念他，就要将他的学识和精神，在我们河流所，在我们水利系，在我们清华大学，得到继承和发扬。黄先生在天上也一定会感到安慰的。

谢谢大家。

2011年8月20日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清华大学正成为的独裁者的桥头堡, 拉民主倒车的火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