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五十六）黄桷槽改造的“分子”们

憨妇888

文章作者：铁流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十八章，“415”屠场

亷价的劳动力，亷价的生命，这些生命的活与死既不属于自已掌控，更不归上帝管辖，仅仅是一批无知识、无文化、地位极其卑微的冷血恶吏。他们自卑，生恐别人看不起；他们空虚，肚里没点东西，故只能用作恶来打发日子，以表示自己“立场坚定” ，步步高升。

二、黄桷槽改造的“分子”们

黄桷槽是个小地名，也是挑夫脚夫歇肩的地方，它有一个卖饭卖茶水的小店，近似川西平原的幺店子。它的得名是因此地有两棵巨大的黄桷树，这两棵树枝繁叶茂，像两把大大的伞盖护着一块山里的平地，使它冬不寒、夏不热，为来去行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休息场所。现在它成了内昆铁路的必经之地，48号隧道就在这里。我们中队的任务，就是凿通横亘在两山之间长約三百八十米长的穿山隧道，故称黄桷槽隧道。开凿隧道是项艰险的劳动，一无机械，二无技术，要用我们的双手挥动十磅鉄锤，一锤一锤地在坚硬的石头上打上炮眼，然后装上炸药，把它一寸一寸地开凿出来，而且是在山腹里劳作，困难可想而知。

我们来到黄桷槽即住进山坡上新建不久的几座简易工棚，一、二大组住上面工棚，三、四大组住下面工棚。我们工棚后是医务室和事务长、生产干事的办公室，再上去是厨房，对着厨房的是中队。在山坡下面是一中队，他们人员平均年龄比我们中队大，故负责修便道。紧挨着我们工棚有户姓彭的农民，男的在一家小煤窑厂挖煤，妈和老婆女在社里当社员。有三间草房，黑黑的没有什么家俱。盐津农民煮饭不用锅灶，每户有个火塘，火塘上吊个铁锅吊，用以煮饭、烧菜、煨水，成天地塘里有火，他们吃盐不是放在菜中，是用一条绳索把盐（一种称为崖盐的黑盐）系住，吃时放在铁锅里涮一涮，到不是视盐如金，这是几百年相沿下来的习惯。他们一日三餐不是包谷便是瓜菜，多是汤汤水水的东西，从未见过白米饭。他们的生活使我感到惊讶，解放近十年来的新中国老百姓还不如解放前的农民。彭大娘五十多岁，矮个子，常年头上缠着张青布帕子，一双解放脚（指那种先缠后放开的足），走哪里都拿着根长长的竹筒烟袋，一坐下来就咕噜噜地吸烟。吸烟是云南农民的嗜好，就像四川人喜欢坐茶馆。一次我问她，解放前就是这样生活吗？她说，那时三顿白米饭，一月两个牙祭棒棒都打不掉，黄桷槽店子日夜都是人，脚佚、船老大人挤人，每天都有七八个赌桌，热闹极了，哪像现在鬼秋秋的。话语中对过去充满向往恋眷，对眼下一切十分不满。她突然问我：“听说你们过去都是干部，怎么弄来修路来了？”我回道： “是当个干部，可现在是右派了。”她不明白，奇怪地看着我：“右派，右派是个什么东西？”我笑笑不知该怎么回应，随便补一句：“说话上犯了错误。”她更感到奇怪，直直地看我半天说：“说话还会犯错误，是哪朝哪代的王法？”我不便再说什么只好一笑。看来老百姓是质朴的，对共产党做法越来越不理解。

我编在一大组三小组，大组长叫黄泽澄，原是成都市公安局的，解放前他在一家照相馆当学徒，与一位参加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解放后被定为特务组织）的师兄关系较好，他参加公安工作填履历表“社会关系栏”时他如实填报了这一关系，到1955年机关“肃反”时，组织上怀疑他也参加了特务组织，因此受了审查。后来在“整风”中他发了些怨言，结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号角吹响后，又要他交待特务组织的事。他经不住白日夜晚的连续批斗，在极度疲惫，神志恍惚的状态下默认参加了特务组织。他以为承认了就完事了，哪晓得领导上为了 “扩大战果，乘胜追击“，又问他是不是发展了其它人参加了特务组织？在穷追猛打日夜追击的情况下又牵出了同局工作的王伯勋、王建基、林北富、何培森、李成基等十多人参加了特务组织，成了市局一个“反革命”大案，但后来终因拿不出参加特务组织的证据，不好定他们反革命罪，但又不愿承认把他们搞错了，于是就把他和王伯勋划为右派，他的处分是开除公职强制劳动教养，王伯勋是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但他毕竞是公安系统的所以当上了大组长。“吃一堑长一智”身为大组长的他为人十分谨慎，不轻易和人接近，做什么事都是一是一，二是二，对人和霭可亲，不亲易树立对立面。

组长冯振英，长我一岁，原是省邮电局汽车队的技术员，刚结婚不久，划成右派原因是长期和车队党支部书记关系不好，认为他没本事，靠拍马屁当官。“整风”中他一次在座谈会上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是靠嘴皮子，靠什么？”他拍了拍手中的一本英文技术书“靠这个！”因此，挣下一个不轻不重的“罪名”：“企图摆脱党的领导 ”。他和我一样，家庭关念极重，每周必须给妻子一封信，缠缠绵绵，亲爱得不得了，信的末尾总是“吻您，热烈地吻您”。我是小组学习记录，和他关系不错。

除此，小组还有十多个组员，不但性格各异，还各有各的故事。成都市卫生局防疫站的戴长子，因他天生的腿长腰长手臂长，大家按其特点这样叫他。他说話轻言细语，做事慢手慢脚，纵是火烧着屁股也急不起来，却因攻击苏联而成为极右派。我问：“ 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反什么苏，一次团小组会上有人说苏联的吉姆汽车比美国好，我说美国的福特汽车比苏联好，谁知就成了亲美反苏的罪行。”我道： “你怎么不找领导说清楚。”他笑了笑说：“我的記者先生，抓右派有任务领导能放过你吗？”我道：“你悔吗？”他似认真似开玩笑地说：“最难过的是再跳不到舞了。”原来他是个舞迷，过去每周都要去人民公园露天舞池跳两场舞。

同戴长子性格迥然两样的是灌县来的王思贵，他和我同年，1935年5 月生。195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省灌县政府机械科作科员。鸣放时他没吭一声，是诚心诚意拥护共产党的好干部，只出身成分是个小地主。不知是成分关系还是他们单位为了完成“ 指标”，于是不明不白地把他搞成了右派分子。他说，1957年岁末，他回老家简阳过春节，与表妹谈定终身大事，准备来年“五一”节结婚。春节后他高高兴兴地回机关上班，一天人事科突然通知他收拾行李，去自贡报到。他以为是调动工作，高高兴兴地和人事科干部一起坐上汽车去到指定的地方报到，才知那是省公安厅劳改局“415 ”劳教筑路支队的收容站。一进门就叫他打开行李检查，然后解下裤带、鞋带以及随身所带的钱和粮票。他感到情况不对，提心吊胆悄声地问了句：“同志，我是工作调 ……”未等说完，检查他的公安干部黑着脸说：“谁是你的同志，我们是专政机关，你现在是专政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他急了，一头冷汗，不停地声明：“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局里。”对方嘿嘿一笑：“好人不会到这里来。你叫我问谁去？右派分子都是不认罪。告诉你，就是你们局里定性送你来的。”他傻了，哑了，张着的嘴再说不出什么。经过十多天的“思想改造”学习，后送来19中队，不但和我同小组，睡觉还连着一个铺。

不过南充市运输公司黄调度显得更特别，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攻占贵阳，兵临靠近四川的独山，举国存亡全民忧心，蒋介石先生的儿子蒋经国，发起“十万青年十万军” 的救国号召，他热血沸腾走出中学校门，成了一名青年远征军。在印度他集训不怕吃苦，在滇缅公路运送战时物资累得吐血……他跑过车技术过硬，无论山海大川百行无阻。1949年随305师罗师长起义，不久开赴朝鲜与训练他的师父“美帝国主义”作战。1953年朝鲜停战，他光荣回到家乡南充当了一名运输公司的驾驶员，后升为调度员，很快结婚安家抱孩子，沉浸到小家庭的快乐日子里。1955年全民大“肃反”，他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审查关押了近半年时间。当兵的人性格直，1957年趁共产党“鸣放”之机，跳出来找党委说个所以然。不但问题未得解决，反弄了个“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不服，每晚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会上发言说：“我反什么党，什么社会主义？全是裁脏陷害，没点事实根据。”我为他捏把汗，私下几次劝他说“明白人不吃眼”前亏。他道：“怕什么？大不了一颗子弹！”我不好再劝只能听之任之，将他发言如实上报。

又一个姓卢的年长我七八岁，是重庆大学的调干生，长得白白净净，斯斯文文，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不苟言笑，很少与人说话交谈，只要是休息时间就一个人躺在那个不足60公分宽、两米长的属于他自己的连铺床位上抱头沉思，像有无数不可告人的心事。后来我通过点点滴滴的言谈，才知道他解放前参加过地下党，后不知为什么失去了组织关系，一直没有受到重用，“肃反”后才赌气去读大学。在学校表现得十分好，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中帮助校党委极积收集和揭发右派言论，使不少学生沦为右派分子。可在今年年初“补课”运动中，他却补了进去。原来有人检举他，说他在日记上写有不满意党的话，一查属实，就这样来了“415”。用他的话说“得罪人太多，没有立到功，反让别人立了功”。用四川话叫“鬼冬哥（猫头鹰）吃妈 —— 一报还一报”。在小组里还有一人比我名气还大的右派叫李康，他是重庆市民盟宣传部的部长，与组织部长苏军合称为重庆民盟“两员反党大将”。他曾是老大公报的记者，参加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的采访，见过毛泽东，还与周恩来混得烂熟，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谈起往事一脸红光，感到十分兴奋和光荣。他常开玩笑称我是“同行”，多次看过我写的家信，叫我“黄抒情”。

另外五个“分子”也各有特色。第一个姓朱刚二十出头的小青年，生性活泼，喜说大话，干什么事都逞能，组里人给他一个绰号叫“朱天棒”。可能在家里太调皮管不住，父母主动向公安机关申请送劳动教养。半年后又反悔，但要不回儿子了。“朱天棒 ”在干活上不错，但却说劳教队生活太差，每月十八元人民币工资太剥削人，稍不如意他就敢在人前说浑话：“惹毛了老子，我就脚板上擦油——溜之大吉”。当时，我们对逃跑做梦也没有想过，只想快一点改造好回机关。与他性格相反的另一个小青年叫李时顺，因在单位常和领导闹别扭被打成“反社会主分子”送来劳教，来此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妈妈。他父亲在1951年“镇反” 时被敲了沙罐，妈妈一把泪一把血把他拉大，苦极了，一想到这些就哭，有时也失悔在单位时不该和领导顶牛，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要有就吃他个十几包。一天早晨起床他悄悄向李康和我说：“糟糕，昨晚我来尿了。”我们没怎么介意，又听得他继续说：“这尿不多，怎么是粘粘糊糊的？”我明白了，笑道：“这不是尿。” “不是尿？”他怔怔望着我问：“那是什么？ ”未待我回答李康抢先说：“小李，这叫遗精，一个成热男人正常的生理现象。”他 “嗯”一声，一张脸红到耳根。还有一个叫“晋瞎子”的，其实不是瞎子，只因岁数大眼晴不好，成天没事就補衣服，总是请这个或那个给他穿針，久而久之就叫出了名。他在国民党时期当过排长，后起义参加了解放军，去过朝鲜与美囯干了几天，荣获三等功。转业后安排在一家囯防工厂当工人，家里有老婆孩子，工资不够花，一次私将废料拿出去卖了钱，加之口臭与车间主任关系不好，成了坏分子送劳教。一个月1 0元伙食费省下两元，再加上8元工资合并10元，不停地往家里寄，故大家骂他是个“ 顾家不顾命的人”。

其它两人，一姓高一姓田，都是劳动人民出身，没什么文化，只知都是囯营厂矿的职工，因不服从分配，常和领导闹意见而被送劳教。姓高的劳动不出力，一天不停地卷烟，有一只没一只地抽，老是出神地看着自已吐出的烟圈；姓田的老泡病号，说患有严重胃炎，把厨房买来的包谷沙沙飯老是加水熬煮，纵是出工也拖在后面，不论小组开会怎样帮助他，他就是 “老马不死旧性在”，气得冯振英组长跺脚，他呢依然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