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关涛: 借鉴历史、重建文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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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

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军阀混战的时代，尽管当时也有大量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引进国际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创建本土民族工业，但在文化传统败落，道义信仰迷茫的社会里，经济成长与频繁战事交织出的只是一片混乱无序的社会景观。前清社会的遗老遗少们还在企盼王朝复辟；混迹于社会的商家巨贾仍在四处投机；嘴嚼口香糖、手夹雪茄烟的民族买办们仰仗外资势力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拥有房产田契的乡村大户们拼命压榨着自己的同胞兄弟；唯有大批进了城或入了地方产业的赤贫劳工和离不开土地耕作的农家佃户忙碌在田租捐税盘剥下苦苦地谋求生存。虽然封建王朝不复存在，但封建文化影响依然巨大，社会既无法倒退回到封建帝制，又不知往前能走向何方？这成为困惑当时社会的巨大文化迷茫。失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就像条失去了风帆舵盘的扁舟在社会动荡中游来晃去。人们本能地企盼生活，却又不知道生活中到底有什么可以被期盼。

孙中山先生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来指导中国创建共和的社会奋斗。在这场斗争中，既不能没有指引斗争的政治旗帜，也不能没有支持斗争的中坚力量。推翻满清政府以后，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实际利益，他们不会为创建民主社会而奋斗；地方军阀财团只视身边的人马、手中的枪炮和袋里的银元为真正的实力，他们根本不相信文化和主义的力量；商家买办们更是痛恨三民主义会断送他们的商机财源；工人农民们还在为自己和家人吃饱肚子而努力挣扎，他们既没听懂主义到底要干什么，也看不到主义怎么就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处境。难怪孙先生的同代人曾把孙先生称为理想主义的“大炮”；也难怪孙先生为什么提出要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因为他实现理想宏愿的一腔热血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拥护和推动。没有强大的社会支持，实现孙先生的理想真是寸步难行。这样的主义和口号当然难以成为激励社会为之共同奋斗的文化目标。

社会舆论不能通过体制渠道表达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特点。除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强制运作，那些受到传统文化熏陶、达则兼济天下的知识人才真正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他们的心声通过自己的文章和宣讲传播，更通过接受了他们影响的学生们被逐一表达出来。在这里人们又一次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根深叶茂，植被民间的潜在力量。就是这些被人嘲笑为只知背书考试，手无缚鸡之力，目中五谷不分的人们不仅在努力地探索着中国的未来，而且在时刻准备着以身殉义。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一二九运动中走在前面的是知识分子和学生，1989年六四事件中为争取社会民主自由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还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一些年长的人们看到年轻知识分子们奋力冲向前去时，曾担心地惊呼：当年被抓去的右派们就是这样一些不知深浅的青年。可在惊呼之余，他们又在私下低声感叹，如果社会里的年轻人都不敢站出来说句真话，这个社会就真得没有希望了。中国的希望就在于唤醒社会公众的独立思考和突破体制约束的文化表达！就在于激发社会的道义良知和完善制度对于公民批评的权利保障！

二十世纪之初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胜利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带来了希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恰逢中国社会寻求理想和文化旗帜之时。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在新文化运动中猛烈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在高举文化理想旗帜的同时，组织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的大环境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不只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推动，它有着自身成长的社会环境，顺应着中国的形势发展。在共产党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共产党的生存发展也曾面临过孙中山推动三民主义时的类似困惑。寻求推动革命的主要社会力量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问题。历经磨难的共产党人最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以组织发动农民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形式向代表中国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民国政府发起了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下，实现改朝换代的唯一出路，除了发动政变迅速夺取政权，就只剩下组织农民革命的另一条路。现在有不少人以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作为和腐败来谴责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的革命奋斗是有失公正的。因为社会革命需要顺应时代的现实逻辑，这个现实逻辑不是出自于哪个个人，也不是出自于哪个组织的杜撰创造。国民党的统治失败首先源于它自身的作为和腐败，更是由于国民党的统治没有能在中国社会的文化变革中有所建树。面对共产党在统一指导下组织起来的强大反对势力，面对在这个势力联合之下的社会各阶层反抗，无论国民党的统治如何引进西方的支持，失败是它无法摆脱的最终命运。

1949年中国摆脱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要挟、恫吓和借助于中国封建势力所推行的半殖民地统治，中国人民重新站立起来。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新兴政权统一中国的重大历史贡献。但是夺取了社会政权并不意味着能够长期地巩固这一政权，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不能仅靠强权霸道来维持。特别是在中国失去传统文化，社会丧失共同道义理想的前提下，巩固社会政权的根本出路必然是通过社会的文化启蒙，树立社会的文化旗帜和恢复建立社会失去的公正与道义。苛政专制不得民心，它只能加速统治者的自身地位转换，使自己站到与民为敌的另一面去。

如何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社会发展方针？如何调整执政党与社会各方势力的合作与联系？如何继续发挥知识人才兼济天下的文化作用？特别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如何重建中国文化，再树社会道德理想直接关系到保障革命成果和社会建设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在这些重大国策和文化发展问题上，与社会的现实和共产党高层团队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借助于在共产党打天下过程中积累的威望和人气，毛泽东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打击和思想整肃运动。封建权威再次充斥社会：凭借对军队力量的控制，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压抑了社会的民主声音；凭借个人的威望人气，毛泽东的神话在共产党内愈演愈烈。

夺取全国政权以后的共产党改变了曾向各民族民主势力承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共同纲领[见：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人们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公私合营剥夺了民族资产阶级，人民公社横扫了企盼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从此在中国实现了财产基本归国家所有的社会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共产党违背了先前的承天下之诺，开始推行自己的一党专政。社会上的民主党派名存实亡，就连他们的领导者换届都要经过共产党的挑选审批，民主合作从此成为花瓶粉饰。无论执政党违背承诺的理由是什么，这都成为破坏中国社会文化的恶劣开端，为此中国持续不断地付出代价，直到出现社会的全面危机。这些沉重代价无一不体现在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又一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之中，先是在1956年以“引蛇出洞”的方式打击了社会上的活跃文化精英，把那些思想独立和具有独立思维倾向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把那些同情独立思维的人们也打成右派。从此中国的社会舆论中只有共产党的一家之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共产党又在自己的内部批判中整肃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1966年的文化革命中炮轰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让他们在党内的批斗火焰中，在亿万民众的怒吼中“丢盔卸甲”；直到1971年毛泽东亲自选定，并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乘夜机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于大漠荒原；…… 这才使得大批紧跟毛泽东的人们，大批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们最终看清，毛泽东式的社会理想是个环环相扣，人人过关，只争朝夕的“超越式革命”。这场革命既没能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也没能重新树立起国家的文化旗帜与社会的道德信仰。与国家原子弹和氢弹武器发展相对应的是，中国农民为国家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长期付出的贫困代价，是中国工人和城市居民的低收入和低水平生活，是中国知识分子遭放逐、受批判、甚至是自贬灵魂的精神扭曲，是中国国民经济走向濒于崩溃的危机边缘。毛泽东的历史光辉与当代作为压抑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阻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道义的回归历程，这是个巨大的时代悲剧。

1976年毛泽东去世，他的个人神话从此结束。毛泽东的突出作为在于，他放手搅动社会大众，以为大众争取利益的情结发出自己的“逆流”声音。只要社会中仍有腐朽强权，毛泽东的经历和思想就还会影响社会和世人的公开反抗。为此历史不会简单地否定毛泽东，一定会公正地还原他的历史地位，但其中也一定会包括对于毛泽东专权霸道的历史批判。毛泽东思想的最大败笔之一是：他只看到了群众运动对于社会腐朽势力“矫枉过正”式的纠正；他没有看到或者也不愿看到，建筑在文化积累之上的体制建设对于人类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正面推动作用。这如同只相信人定胜天，却不承认自然界中的内在规律；这如同看到江河冲破山峦阻隔最终流向大海的一面，却不承认山川地势引领江河走向的宏观趋势。毛泽东的理想革命没有建立中国的文化道义，反而自残了中国的文明建设、中断了指导社会进步的文化教育、扭曲了时代的道德与正义。抛弃社会文化的最终结果将是自己被时代的文化所抛弃。在这一点上毛泽东非常幸运，他的共产党战友们并没有简单地抛弃他。因为他们知道，扳道了毛泽东，就扳道了共产党；而扳倒了共产党，他们自身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这是条被扭曲了的伦理，但这条被扭曲的伦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依然生存。

文化革命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中国发展的主流航道也发生了巨大转折。但文革仍在很大的程度上继续影响着中国，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和社会道义滑向更深的低谷。这首先是由于执政转折的窘迫处境使得共产党虽然在结束文革的过程中批判处置了许多毛泽东的政治替身，却不能触及毛泽东思想与行为的根本败笔。因此对于社会和共产党自身而言，文革的转折极不彻底，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仍在长期影响中国社会。其二是推动文革转折的立足点只是把促进国民经济放到了社会发展的主航道上，完全搁置、放弃了社会对于文化建设和社会道义的重建问题。具体地说，追求物质小康的高速发展牺牲的正是社会文化与道义精神的重建，牺牲的正是国家自然资源与社会成本。在被牺牲的社会成本中，人民当家作主和民众对于社会生活的参与权力被挤压到了历史的低点。这些被积留下来，并在逐渐发展扩大的问题之所以没有影响到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航道转折，是因为它们被前些年社会经济超速成长的趋势湮没了。在2008年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以后，下降了的世界经济消费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减速和严重的就业挑战。社会分配公正和重建文化道义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成为挑战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方面。

在前三十年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的财富积累大量流向政府的军事开支，而不是流向民众生活的结构改善；个人的财富积累扩大着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的民意不满；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发展，征集农业土地，推倒大批民宅房产顺应了社会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为此付出最大代价的是社会底层群体。对于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既不能生活在农耕土地上，又不能在城市就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更没有资本和能力创办自己的生意买卖。“均富”的流行理念导致了他们对于暴富者的普遍仇恨。但是人们的不满情绪却无法直接表达，维稳的舆论控制压抑了他们对于不公平事件的申诉权利和声音。凡是遇到重大的社会灾难性事件[例如2010年11月15日上海交州路居民公寓大火；2011年7月23日的高铁尾追事件]，当今社会主要媒体的新闻报道不是“求真、求实、求速、求反思，求纠正”，而是“不跟进，不质问，不联想，不反思，不作为”。社会的执政集团只期望把民众的不满压缩到地方的局域空间，在时光蹉跎中消磨人们追求公正的诉求锋芒。在现代中国，除了娱乐中的文化偶像，民众心目中的道义形象和社会权威已经不复存在；越是不让民众表达，民众就越是想要表达，嬉笑怒骂调侃流行于网络平台。追求物质小康指引着人们向“钱”看的视线，但却无法剥夺人们要求平等、公平与伸张民主的本能愿望。如果说满清后期的社会腐朽尚未完全动摇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念，洋务运动还在推动着当时的中国加速发展自己；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还在刻意寻求建立新的文化信仰；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对决时期，社会还寄希望于共产党新生政权；如果说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信任还曾一度投向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那么到了今天，这些文化与信仰的偶像都已灰飞烟灭、荡然无存。而造成这个局面的正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正是在这个文化专制之下的种种食言而肥，更是因为在这个专制过程中发生了多次不择手段的党内斗争。文革把这些内部斗争伤风败俗的一面彻底地暴露给了社会，政治对手们使尽造谣诬蔑、栽赃陷害的整肃风气就像“政治传染病”一样流行于整个社会。在今天的社会里，“反革命”的政治罪名虽然已经不再时髦，但是“挪用公款”、“经济问题”乃至“包养二奶”的流言蜚语也足以达到打击报复杀伤对手的目的。更为恶劣的是，利用“莫须有”的流言蜚语和造谣栽赃压制社会中的不同声音，而无论当事人如何要求拿出证据说明真相，在幕后整肃他人的当权者都按兵不动，即不予调查，也不予解释，更不对这样的现象负责。经过文革的人们对于当政者的这套利用职权打击他人的“不作为”手法已经看得太多，现在的人们既不相信现行的社会领导，也不相信社会上最正统的新闻报道。社会公正与道义丧失遗尽的真正原因不在学校的教育之中，而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特别是在缺乏社会的公正监督和当权者滥用权力的切肤经历之中。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真有“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感受，流行于社会的仇官仇富的民众心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逼练”出来的。就连调查社会上的贪腐案件，久谙世故的法律单位都会根据上级预设的审判结果进行“酌情”取证。譬如在对某“双规”对象审判取证之前，上级机关已预设审判前某市某区党委书记以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结论。因此取证就限定在预设的范围之内，一旦调查满足审判的证据要求，取证立即停止，不再继续。这样的法庭审判如何能够公正独立，这样的取证方式是在法律的名义下包庇更多的同案犯逃脱法网。如果审判的结果竟可以在完成取证之前预先达到，这个走过场的审判形式就失去了公平公正的执法目的。这样的审判结论更难达到让社会口服心服的结果。社会的道义丧失就是通过这样一些看似细小，但影响巨大的违规执法操作形成的。难怪乎当今的法律审判虽然惩罚严厉，获罪者可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但贪腐的公款数额仍在递增，违法乱纪的人数增长得更快。人民群众可以因违法者被审判制裁而高兴三日，但同案逃脱犯们则可籍此而暗自庆幸余生。这样的执法如何教育社会？这样的政府怎么能受人民的信任爱戴？

从树立信仰的角度看，社会立法执法只有在与人们心目中的道义文化标准相吻合时，社会的管理才能取信于民。即使是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也是无法违背的社会道义。“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点什么，问一问你自己到底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几十年后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名言仍然在激励那些最崇尚自我的美国人。但是文革经历的政治蛊惑，特别是文革后少数社会败类迅速聚敛暴富的事实打破了人们心目中对于社会道义的虔诚期望。人们抵触咒骂过为富不仁的先例，但社会上追求房产增值和投资获利的狂潮稀释了人们的正义感，抵触咒骂转而变成为淡漠通融，最终演化为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信仰不再，道义皆无，这是对现代中国社会精神状态的最真实写照。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丧失文明规范、只认同物质发展，维持这种社会生存的基本代价就是无穷尽的社会内耗、摩擦与冲突。一旦社会的物质成长因资源、市场和就业形势的变化而达不到基本预期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激化爆发，并且难以被维稳和谐所平复。

从近三十年的生活发展看，不仅社会的文化道义丧失了基本支撑点，就连共产党维护底层民众利益的旗帜也在追求物质小康的过程中被彻底放弃。以为社会公有的财产再次被私有化分割，形成了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重大政策轮回。但是共产党既没有向人民说明，建国之后自己违背对社会的承诺、破坏共同纲领的方向性错误，却又在新一轮社会财产私有化过程中，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弟们转化为社会财产私有化的新主人[见：最新社会财产的私有化排名榜]。面对如此浩大的财富“洗劫”，道德信义的文化旗帜何以树立？以“三个代表”[见中国共产党十六大通过的《共产党党章》：三个代表是指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籍此，私人企业家第一次在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被允许入党。]为基本特色的新党章宣告了共产党自身利益的根本转折。在这样的利益转折面前，人们看到了共产党的执政转身，看到了共产党主持下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也看到了共产党的历史光泽已经褪去。可是那些剥夺了人民财富的人还在宣传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人民，这些空话真的是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

在缺乏诚信的社会环境下，真实的意见难以表达，对于管理体制的批评意见就更难表达。坚持批评就会出现社会环境对于表达者个人的间接打击，这种文化现象绝非偶然。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并没有对自己在院士增选[2011年8月17日中国科学院公布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 中的落选感到意外，甚至随即发表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个人声明。在感谢了对所有推荐人给与的支持后，他表示今后不再参选院士。如果不是因为饶毅坚持对于现行科研体制提出一些公开批评，他的科研贡献就真得配不上一名院士？一个社会不能只希冀追求物质成果上的创新，而否认个人对文化体制的良言批评。院士选举只是个很小的个例，但是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宽容来自各方的认真批评和以体制的方式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监督，重建中国文化和确立道义信仰就是一张世人皆知的空头支票。

在今天的中国，面对老人跌倒街头会出现众人袖手观望，以免被人讹诈的群体现象；“县长可以买凶杀书记”[《朱镕基讲话实录》2011-9-8：谈信访]；“教授可以买凶杀记者”[2010年6 月24日，华中科技大学肖传国买凶打杀《科学报道》媒体人方玄昌；2010年8月29日，华中科技大学肖传国买凶打杀“打假博士”方舟子]；官商勾结“欺压百姓”数不胜数；当官的可以“调粮充仓，欺骗总理”[《朱镕基讲话实录》2011-9-8：谈去安徽考察粮食仓库的经历]；富二代可以“飚车行凶，还不许行人报警”[2011年9月6日，歌手少将李双江子李天一违章行车，肇事后行凶打人，并不许路人报警]；文化人可以“剽窃文章，学位造假”；……所有这些现象都已超越个例，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实。这样的文化道义环境真能推动中国社会长驱直入物质丰富的小康盛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