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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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好制度是最有效的救荒丸？



1943年2月，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决定，与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从重庆出发，去往陕西，沿着陇海线从西往 东走，经洛阳，到达郑州。他希望通过这一路的采访调查，弄清楚当时发生在河南的“吃的问题”。51年之后的1993年，刘震云回到自己故乡，回到1942 年的河南，写出了小说《温故一九四二》。2012年，冯小刚将刘震云的原著拍摄成电影《一九四二》。在电影上映之前，本刊记者沿着白修德当年途经的路线重 走了一圈，希望通过回溯这段漂浮着300万亡灵的历史之路，让今天的人们有所觉悟。

一

当我们到达白雪覆盖的郑州时，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他们会从每一个巷子里窜出来向我们尖叫，双手塞进衣服里取暖。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我们曾轻轻地戳戳其中的一两个，看是否还活着。

——白修德

2012 年冬天开始的时候，我在河南省档案馆的二楼看到了1943年12月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报告在记述1942年大旱的起因时，语言竟然像一首 诗，但这首诗里的意象显露的是一副狰狞的面孔：“自春徂夏，旱魔为虐，雨泽愆期，麦苗受损甚巨，迨至收获之期，复遭风雹，以致二麦歉收，平均不及三成，原 期秋收丰稔，以补麦季之不足，讵料入夏以来，又苦亢旱，禾苗枯萎，投火可着，低地秋禾，更遭虫害，入秋以后，风雨失调，寒暖不均，早秋晚秋，复告绝望，以 致引成今日之大灾。”

在2012年的郑州，完全感受不到1942年的灾荒画面。当我来到《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调查河南饥荒的最后一站 时，吃的第一顿饭是花生炖猪脚。吃完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几乎是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开头：“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 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

1990年代初，钱钢正在编写中国百年灾害史，找到刘震云，希望他写一写1942年河南的大饥荒，因为刘震云是河南人。“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家乡在1942年死了300万人。”刘震云觉得这事情有点大，答应了下来。

在2012年的郑州，把我打发回1942年的是两首民谣。

我见到了宋云龙。他出生于郑州宋砦村，今年六十多岁，显然没有经历过1942年的事情，但他记得母亲给她唱过的两首民谣，他把这两首民谣唱给我听。

第一首：“孩儿孩儿你别哭，前边就是大瓦屋。支小锅，打糊涂（类似于粥）。喝一口，老甜哪，逃荒就是老难哪。”1942年，饥荒发生后，沿着陇海线往西逃荒的河南人极多，一路上死人无数。宋家有上百亩地，没人逃荒。

第 二首：“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里头种荞麦。” 宋家在1942年的秋天里种了荞麦。“荞麦那东西耐旱，长得快，3个月就能成熟。”宋云龙76岁的大表哥王新五说。他经历过1942年的饥荒。冬天里，荞 麦收割好了，宋家人准备歇一歇，第二天再拉回家去。第二天去看，荞麦全没了。

我在华谊兄弟公司的放映室里，提前看了电影《一九四二》。电影的开头就是一群挨饿的土匪到地主家打砸抢粮，填饱肚子是最大的理由，可以搭上道德和尊严，有时连命都可以搭上。

郑州郊区的农村跟城市已经没有了差别，地理上的界限也没有了，在大楼盘一般的南阳寨村，我见到了宋云龙的姑姑宋秀莲，她出生于1930年。

“这是一个记者，想问问你民国三十一年的事情。”宋云龙对宋秀莲说。

“民国三十一年？让我想想。”老太太有点茫然。

“闹饥荒，你还记得吗？”

“咋不记得，二层榆树皮揭得老高了，噫，那榆皮面可粘了。就那还没有啊。荞麦你知道吗？做馍馍吃，连皮都吃了。”

“有没有饿死人？”

“饿死的人可多了，你德宝大爷就是饿死的。”

每听完一段老太太河南口音极重的自述，宋云龙就回过头来给我翻译一遍。德宝大爷叫耿德宝，是宋秀莲在宋砦村的邻居。老太太当年是从宋砦村嫁到了南阳寨村。

在1942年的宋砦村，实行的是保甲制。宋云龙的伯父是甲长。“怎么当的？大家都不愿意当甲长，轮到谁家谁当。”

轮到宋云龙伯父当甲长的时候，正好是饥荒最甚之时。“政府不减你要缴的粮食。政府的狗腿子就跟着甲长去问老百姓要粮食。交不上粮食就打人。我伯父没办法，不想打人，就自己去借粮食，给穷人抵账。”宋云龙说。

但是穷人还是还不起啊。过一段时间后，放债的人就来宋云龙伯父家，把牛啊车啊都拉走了。后来就开始卖地。“我们家原来有一百多亩土地，最后卖到四十多亩。”

地主家也没法过下去。“要差事（田赋等）没有。”宋秀莲说，“俺娘被逼跳井了。冬天，被人救了起来。回家衣服可湿了。”

杜 德阳出生于1928年，是南阳寨村的老居民。1942年的时候，他正好在郑州城里读初中。在他的记忆里，那一年开始的时候，冬天和春天都没下雨，庄稼不行 了。“到了42年底，都没啥吃的了。有的人卖田地，有的人逃荒。很多人往西逃，走到洛阳，才能上火车，前面的这一段铁轨很多被扒掉了。”

“当时郑州城里20万人，每天早上警察搜寻街道，都能拉出来七十多具死尸。”杜德阳的叙述令人震惊。他亲眼看到过饿死的人，“我们学校旁边有个老太太，吃榆树皮拉不出屎来，憋死了。”

当 时不只河南闹饥荒，紧邻河南的一些地方也难逃此劫。如今家住郑州的牛士杰，出生于1931年，老家是靠近河南的山西高平，那里1942年也闹饥荒。他当年 连榆树皮都没吃上，吃的是杨树叶。“煮一锅杨树叶，真难吃，涩的，但还是一碗一碗吃。”毫无疑问，吃这些东西更难消化。“牲口吃的东西，人吃了，大便下不 来，没有办法，我父亲用棍给我挖，肛门都出血了。”

说到这时，牛士杰说不下去了，开始低声啜泣。有时，伤痛太深，多少年后都无法抚平。“不能提那事，太受罪了。”他继续说，“我坐在门墩上，动都不能动，走不成路了。”

1943年的春季，牛士杰的妹妹出生了，没法养，送给了别人。“别人大概给了一斤米。”牛士杰记得，家里买了一些盐，用4斗黑豆换了地主家8斗麦。“那一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很多人没熬过来。牛士杰所在村叫高平县北诗乡野沟村。“我们村三十多户人，绝户的就有四五户。”绝户，就是全家死光。

邻村更惨。有一户人家上山采黄芩叶，第二天，全家4口都死了。“撑死的，黄芩叶吃进去发胀。”

牛士杰家当时还剩下一只羊。看到舅舅家的人挨饿，杀了羊，给舅舅。舅舅把羊肉拿回家烤了吃。羊肉热气，肚子里啥也没有，羊肉吃进去，舅舅的眼睛就瞎了，没几天就死了。没几天，舅母也死了。不久，女儿也饿死了。“舅舅一家全没了，绝户了。”

能吃的东西都吃了。“我们村有个老太太，七八十岁，一生吃斋念佛，不吃肉，民国三十一年把一只自己养的猫杀了吃了。”牛士杰说。在电影里，王子文扮演的星星抱着一只喜爱的猫逃荒，最后她同意把猫煮了，给在逃荒途中刚生小孩的嫂子熬汤喝。

“家族里的人死了，都是我父亲埋的，没有棺材，用席子裹一下。”牛士杰说，“我们村有三四户，全家出去逃荒，到现在都没信，活着一个人都会回来的，肯定都没有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村几乎处于无组织状态。牛士杰都说不清自己家乡当时归谁管。“一下是国民党来了，一下是八路军来了，一下是日本人来了。”

1943年，山西人逃荒的方向是河南。当时有一句话：“往南逃一千，不往北走一砖。”他们相信南方有吃饱饭的地方。太行山太高，两百多里路，很多人在山里都没出来。而在河南，大多数人往西逃，那更是一条漫长的恐怖之旅。

祸 不单行的是，在干旱和饥荒到来前，先是国民党把花园口的黄河大坝给炸开了，洪水一泻千里，形成黄泛区。黄泛区有淤泥，有的人不小心走进去，就陷在里边憋死 了。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叫“栽橛子”。干旱之后又起了蝗虫。“到处都是蝗虫啊，一片黑压压地飞过去，能把太阳都遮住了，蝗虫过去，高粱就只剩下秆了。” 牛士杰说。人们为赶走蝗虫，都把蝗虫称“蚂蚱爷”，盼着他们赶紧走。

另一个巨大的威胁是，日本人的军队来了。在电影里，就连地主老东家，也带上他的家人和粮食，往西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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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子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因为是他的多管闲事的妻姐逼着她接见我的。

——白修德

站 在重庆黄山风景区位置绝佳的云岫楼前，我试图在脑海里构筑白修德面见蒋介石的情形。但工人们敲打天花板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想。这里正在重新装修，屋子里空 空荡荡。这座当年全中国最受瞩目的官邸放在今天并不算多么宽敞，隔音显然也不好。如果像刘震云小说里所写的那样，蒋介石在会见白修德后摔了杯子和骂了“娘 希匹”的话，那声音一定会在山林间传之辽远。

“日本进攻中国从1931年就开始了，把整个东北都占领了，接着就是1937年7月7日的卢 沟桥事变，占领了华北。日本人整天烧杀掳掠，南京大屠杀也发生了。但你知道中国是什么时候向日本宣战的？是1942年12月9号。”11月24日，电影 《一九四二》首映式前的头一天傍晚，刘震云在北京亮马桥附近的一家酒店会议室里跟我说道，“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因为12月7号发生了珍珠港事件，8号，美 国对日宣战了。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委员长整天要看谁给他援助，没有外援打不了仗。这个时候，地方上发生旱灾，对他来说，一定是个小事情。”

在 电影《一九四二》里，李雪健扮演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到云岫楼见陈道明扮演的蒋介石，一顿饱饭后，李培基准备向蒋介石报告河南灾荒的实情。此时，段奕宏扮演 的陈布雷进来，给蒋介石读电报，内容包括：“昨日我军在曼德勒损失惨重”、“英军一个师七千多人被困，蒙哥马利元帅请求我军支援”、“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秘 书请求委员长接见”、“南京方面，周佛海派来密使，有意脱离汪逆”、“希特勒昨天会见了墨索里尼，说将要攻陷斯大林格勒”、“蒋鼎文将军的军队已渡过黄 河，但迟迟未见日军行动”……

当陈布雷说到“印度方面，甘地昨天绝食成功”时，李培基说了一句“他饿了几天？”陈布雷说，“七天。”

李培基没往下说。当蒋介石问他到重庆有什么事时，他说，没事，没事。他觉得刚才听到的事情都比自己要说的事情大。

在电影里，李培基的表现并不像历史上那么不堪。“是不是融入了郭仲隗的形象？”我问刘震云。“对，这就是艺术的功能。”刘震云说。

“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这是郭仲隗当年的一段自述。

河 南征粮负担重，在1942年之前就开始了。郭仲隗在1941年就曾提议案，减轻河南之压力。当时，河南因田赋被征的粮食居全国第一。1942年，郭仲隗带 着灾民食用的榆树皮、观音土和雁粪来到重庆，摆到国民参政会上给大家看。10月30日，他在国民参政会联名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 而利抗战案》。

刘震云用了一个比喻形容中国当时的情况——“杂拌粥”。“别说是委员长，换任何一个人，处在那样的位置，三百万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三百万是三百万人自己的事。”

在黄山风景区，有一座别墅称莲青楼。楼前的池塘里，有开败的莲花和莲叶。这是当年美国军事顾问团驻地。经常到莲青楼的美国高级官员有：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参谋长史迪威，顾问团长巴大维，顾问陈纳德，特使威尔基、魏德迈、马歇尔，大使司徒雷登等人。

“1942 年，蒋与他的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发生矛盾，在黄山官邸吵嘴，即要不欢而散，宋美龄挽狂澜于既倒，美丽地笑着说：‘将军，都是老朋友了，犯不着这样怄气。 要是将军能赏光到我的松厅别墅去坐一坐，将会喝到可口的咖啡！’”刘震云注意到了“咖啡”，因为此时，许多人在逃荒路上吃了“霉花”。

几 个月后，到郑州采访的白修德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招待。“官员设宴招待了我们。我们有两个汤，我们吃了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吃了春卷、热的蒸馍、米 饭、豆腐、鸡和鱼，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刘震云在为小说收集材料时，看到了这一段，他认为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

史迪威 在1942年12月写给太太的家书里提到：“每次从印度到中国，我感到震惊。在印度，当地人垂头丧气、骨瘦如柴、生病、病恹恹、面无笑容、冷漠。在中国， 人们抬头挺胸、正面、愉快、笑呵呵地开玩笑、吃得好、比较干净、独立、干活赚钱，显然生活有目标。”显然，“愉快”、“吃得好”、“比较干净”并不适用于 此时正在往陕西方向逃荒的灾民。

许多美国人倒是纷纷赶来中国，远东对欧美人士总是有着神秘的吸引力。1938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位 叫白修德的年轻人从哈佛大学毕业，他获得了一笔旅行资助，从北美来到亚洲。一年后，他获得了中国政府新闻处的邀请，来到重庆写专栏文章。接着，他成了美国 《时代》周刊驻中国的记者。

出生于山东的《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对中国向来怀有特殊的感情。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至今仍被人们引以 为傲。彼时，蒋介石和她的夫人不止一次在《时代》封面上露脸。重庆方面和《时代》视彼此为重要的朋友。在灾荒发生前的1941年5月，蒋介石曾在重庆为到 访的卢斯夫妇设盛宴欢迎。

白修德原本对蒋介石非常钦佩，他和卢斯一样，对他和他的军队褒扬有加。这样的看法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看到了来自河南的传教士提供的资料：河南正处于饥荒之中。这令白修德大为震惊。他参考这些资料写下了《十万火急大逃 亡》的报道。这篇报道篇幅很短，全是引述材料，缺少生动的现场感和说服力，在美国发表后，并未引起多大关注。

最早引起轰动的是重庆《大公 报》的报道。1940年，天津人张高峰在迁往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上学时，开始兼任《大公报》通讯员。1942年12月，张高峰被派往河南采访。他被 一路上逃荒的灾民所震撼，写下了报道《豫灾实录》。“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 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大城市里的人们开始知道河南通往陕西的荒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 灾民。他们在雪地里行走，在火车顶上休息，在不知名的他乡野地里死去，也可能在另一个快饿死的人嘴里死去。人吃人的现象已经发生。河南《前锋报》1943 年3月23日刊登了“烹子短讯”。这样的新闻，引述起来都让人感到惊悚。

另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是重庆《大公报》社长王芸生为《豫灾实录》 配发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这篇社论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新闻言论的尺度。王芸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政府，“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 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蒋介石看了《大公报》 后勃然大怒，下令将《大公报》停刊3天，以示惩罚。王芸生原本赴美访问的行程也被国民政府取消了。在电影里，蒋介石下令《中央日报》发一篇文章，以正视 听。其实，在王芸生的社论里，就对中央社的一篇电讯稿表示了愤怒。这篇电讯稿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还说： “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认为，这“罄其所有”4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大公报》在重庆遭停刊的事情成为了新闻。白修德注意到了此情况，更加深了他对河南灾情的疑惑和兴趣。

就在《大公报》被停刊的2月份，他约上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上路，开始寻荒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