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胖：邻家姐妹（10-15）

胖胖168 · 发表于 2013-4-26 15:10:31

(10)

大批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广阔田地里，改造自己也改造地球的年月里，我们这些晚几年出生的幸运儿，也没闲着。为了填饱肚皮和弄出点儿油水，几乎家家开始养鸡。早上东西南北的鸡鸣声，此起彼伏，象交响乐一样地雄伟嘹亮，我头枕“够够够够”的鸡鸣，在凌晨的吵闹声中继续我的梦乡。林梅家因为住在一楼，每天会把院子里的公鸡母鸡从院子里放出来。林伯伯借用他家厨房和里屋的外墙，用砖头水泥砌起一个长方形的矮屋，里面铺上麦穗，上面贴上油毛毡，一个鸡舍就在他的妙手回春之下，风雨无阻地屹立在小院里。

放出来的几只鸡，在楼栋之间或闲庭信步，或闷头啄食，一定时间之后，林梅姐妹会把它们赶回院子里。如果碰到不合作的公鸡母鸡，就得几个人合作，把这只鸡团团围住，或是围攻到一处墙角，伸手抓鸡，再把它抱回到院子里。抓鸡的过程，并不是次次如意，鸡飞狗跳的时候，我经常看见威武的大公鸡，扑扇着翅膀，咕咕咕咕愤怒而急迫地叫着，纵身一跃，勇猛无比地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飞到树杈上，或是跳到周围搭建的违章建筑的棚子上。

三姐是个倔脾气，几个姐妹在家里忙乎作业和家务的过程中，难免不起争执。闹起事来的时候，三姐经常独自一人站在里屋的一角，面壁啜泣，或是独坐床头，一整天一言不发地闷头抹眼泪。我从来不会过问为什么，慢慢地了解到，三姐小小年纪，曾被林姨送回山东老家，准备把她送给亲戚家。她和林伯伯的本意是家里孩子太多，生活太苦，把三姐送给老家的亲戚，彻底放手。也许是放心不下，两年之后，三姐又被接回家。当时农村的生活环境比城市相差甚远，三姐在西安从出生到送回老家，一直生活在不富裕但也不是一贫如洗的环境里，在山东很是吃了一些儿苦。回来后就有点儿不合群，谁都不吝，气起来的时候，她会恨恨地告诉我，我妈不想要我，把我送给了别人家，这么多的孩子，我是她唯一不想要的。

吃过晚饭后，三姐经常带着我们几个小孩，沿着大马路朝北走，途经公安局之后不远，就是大野地，在马路的两侧扩展到到无边无际的天边。路灯下，有各种各样的蛐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威武的，懦弱的，或蹦或爬地在路灯下穿行。我们的任务就是逮住蛐蛐，拿回家给鸡喂食。逮蛐蛐是个精细活儿，要一跟到底，眼睛紧盯着地上嗖嗖疾驰的个体，手勾成一个窝，往蛐蛐身上一扣，再把手指慢慢收拢，一个蛐蛐就这样被逮起来了。放蛐蛐的工具是玻璃瓶子，要把里面爬上来的蛐蛐摇晃到瓶底之后，再开瓶盖，把新逮的蛐蛐飞快地放进瓶中，再盖上盖子。

一天晚上，三姐似乎从林伯伯那里接到了新的指令，不仅要逮蛐蛐，还要抓青蛙。青蛙俗名癞蛤蟆，一身绿色的癞皮，上面布满深深浅浅的斑块，一对同金鱼眼有一拼的鼓眼，在脑袋顶上像两个放光的电灯泡，肆无忌惮地审视着周遭的一切。青蛙的举止傲慢而从容，我对它，心里充满了敬畏之情。由于青蛙不在马路上出没，而是藏在野地里，我和三姐就跨过马路边上的大沟，来到田地里。地里的泥土一坨一坨地，干硬而咯脚，我们站在田埂上，借着昏暗的路灯，寻找青蛙的踪迹。

三姐自己不敢抓青蛙，就让我帮她抓，说了多次，我都支支吾吾地不肯答应她，主要原因是我胆小如鼠，害怕同滑溜溜粘兮兮的癞哈蟆，来一把亲密接触。等三姐侦探好了地点，让我下手的时候，我看着眼前并非坐以待毙的癞蛤蟆，魂飞天外，哪还有胆量奔赴战场？三姐焦躁不安，就威逼利诱，说我要是不帮她的话，她就不跟我好了。情急之下必有勇夫，我闭上眼睛，在三姐的指引下，扑向癞蛤蟆，抓住两只后，混身上下恶心地发抖，并飞快地把它们扔进她的瓶子里。青蛙挤进了装蛐蛐的瓶子，看起来非常壮观，我紧盯着绿油油的青蛙电眼，非常好奇蛐蛐会不会成为青蛙的盘中餐。时候已经不早了，三姐抓青蛙的任务圆满解决，神情明显地放松下来，就回到路灯下继续孜孜不倦地逮蛐蛐。我估摸着自己已经在黑灯瞎火的夜晚，疯玩了有些时辰，就顾不上亲自验证青蛙的食物链，匆匆忙忙地告别三姐后，一个人赶回家，洗漱上床后，酣然入梦。

入夜，母亲按惯例让妹妹起来，把妹妹扶坐在尿盆上之后，发现尿盆东摇西晃地，根本无法让妹妹坐稳。她叫醒了父亲，想让他搞清楚摇晃的灯绳是怎么回事，并在楼下嘈杂声渐起的时候，猛然间意识到，地震了。我和哥哥被父母摇醒，我听见窗外淅淅沥沥的雨点，正乒乒乓乓地敲打着窗棱，一场倾盆大雨正在酝酿之中。我们穿戴整齐后，拿上小板凳，父母一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套上雨衣，一家五口人在雨夜里，途经公安局，路过我逮蛐蛐的地带，一直向北走到人迹罕至的马路上，围成一个圈儿，把雨衣搭在全家人的头顶，在马路边昏暗的路灯下，瓢泼大雨的滴答声中，相拥而坐，打着盹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第二天早上，通过父母单位发布的信息和广播电台，我们得知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三姐后来告诉我，我离开之后，她继续逮蛐蛐，夜已深，昏暗的路灯下，她的影子如影随形般地跟着她的足迹，或长或短地在马路上出没。忽然，她觉得天旋地转，站立不稳，一个趔趄，跌坐在马路上，回家之后才知道地震了。三姐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位在户外亲历了唐山大地震后，西安附近的第一次余震。我记忆中雨夜里露宿街头的情形，很可能不是在第一次余震之后，只是36年之后，想要考证我记忆的准确性，有一定的难度。

（11）

唐山大地震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强度为里氏7.8级，震中烈度为XI度，震源深度达到23公里，死亡人数超过24万，是世界地震史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大灾难。河北和天津经历了两次较为严重的余震，震级高达里氏7.1级。在唐山大地震中，78%的工业建筑，93%的居民建筑，80%的水泵站和14%的下水管道，毁于一旦。这场灾难是空前绝后的，西安经历的余震，估计有5级左右，我没有听说过人员伤亡和建筑物的损害。

这场灾难后，住在楼房里的人们全从家里搬到了露天场所。我家所在的四区被派往一小大操场安营扎寨。家长们齐心协力，搭起了几个长方形的棚子，里面架着简易床板，每家按人头分发通铺上的床位。母亲有洁癖，拒绝和周围的邻里睡通铺，就置生死而不顾，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享受清静的夜晚。学校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又不能彻底放手，就经常在大操场上，以年级为单位，开讲大班课。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堂课，是珠算课，一个大算盘挂在简易黑板上，我们小学生们一排一排齐齐整整地坐在板凳上，眼睛盯着老师和黑板，心思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一个女生被老师叫到算盘前，做演示。我看着她的手指，推动着算珠上上下下地进位，心里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听讲，完全不明白老师讲的和她演示的是什么原理，就一心盼着赶紧下课，好回地震棚玩耍。

大棚子搭出来不久，持久性的抗震方案出炉。父母所在的单位给每个家庭摊派材料，有木材、油皮粘、钉子等等，用来搭建地震棚。四区所在的地震棚区，位于公安局北边左侧的大野地。地震棚基本上是一家挨着一家搭建的，面积狭小，最高处可以直起腰，矮处则要弓着腰才不会撞了脑袋。地震棚的长度正好可以搭一个大床板，床板架好后，父母从家里运来被褥铺在床板上，晚上我们一家五口就挤在一张床板上睡觉。母亲和我们挤了几个晚上，告诉我们她不怕死，就毅然决然地回到空无一人的家属楼里睡觉。白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得回到四区的家里，做饭，吃饭，洗漱，更衣，地震棚只是晚上的栖息地。

对于小孩子们来说，这段动荡的生活，其乐无穷。到处都能看见成群结队的孩童，脸上挂满开心的笑容，快乐无比地举着竹竿去粘知了，爬到树上逮鸟，在泥土地里挖坑埋上用碎玻璃镶嵌的糖纸，找一块平坦的土地，用手指弹玻璃球，或是干脆在满是车辙的泥土道上，奔跑。哥哥和小伙伴们逮了知了后，把脑袋和后半身掰掉，用火柴烧烤知了的躯干。我有幸品尝过他们的杰作，带着糊味的知了肉，肉细而多汁，味道甘甜，可谓好吃极了，算是我在没有烧烤的年代里，提前享用了这道菜的纯野地风味。

1976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主席三位元老相继去世，我和林家姐妹在抓蛐蛐的无数个夜晚里，并不清楚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正静悄悄地来临。

唐山大地震发生在朱德去世后的第22天，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个半月，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的寓意。毛主席去世后，一小的全体师生在父母单位的电影院举办了大规模的追悼会。毛主席的巨幅遗像，带着微微的笑意，在舞台的中心，肃穆而庄严地注视着我们。很多老师同学痛哭失声，我跟在人群中，缓缓地绕场一周，来到会场中心，向毛主席的遗像默哀致意。

在这些让人目不暇接的大事记中，我和林梅经常在大马路上，跟踪着马车的足迹，为了坐到马车的尾部，在颠簸的路面上忽悠一会儿，同马车夫斗智斗勇。

马车夫看见小孩子们追马车的时候，多半会举起马鞭，佯装挥鞭，吓跑小孩。恐吓不灵时，马车夫就高举持鞭的手臂，在空中画圆。当手臂从小幅度的圆圈渐渐在空中甩成大圆后，马车夫左右甩鞭，鞭子便轻盈地抽在马车的左右边，疾速而饱含力度。如果不幸被鞭子抽中的话，身上免不了会落下青紫的鞭痕。马车夫之所以不欢迎我们这些小孩子爬马车，是为了避免给马匹增加不必要的负重，在那个吃不饱穿不好的年代里，饲养马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贪玩的我们，根本无暇顾及马车夫的心思，看见马车，就恨不得能够立即身手轻盈地跳上马车。

吃一堑长一智之后，我们在马路上看见马车的时候，多是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让它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从容不迫地走过。等发现马车夫放松警惕后，就飞快地跟到马车后面，躲在马车夫视角够不到的正后方，在慢跑中跟上马车的步伐，双手撑在马车上，纵身一跃，在空中转身坐到马车上。有一次我在飞奔中跳上了一辆马车，马车夫可能有急事，在地震棚外面的土路上快马加鞭。我在马车扬起的大片尘土立方中，看见妹妹鬼哭狼嚎地追在后面，林梅和小玉在妹妹的旁边追了几步后，停下来捂着鼻子，我在剧烈的颠簸中，看见她们的身影越缩越小，越小越远，渐渐融汇到尘土消散的远方。

在我们的儿童时代，轿车是大官坐的，我们父母单位的领导，估计级别不够，我很少在家门口的马路上看见小轿车，相比之下，大卡车和拖拉机倒是经常见到。学校春游的时候，会开来一辆一辆的大卡车，我们按班级踩着轮胎爬上露天车斗后，大卡车带着浓重的油门，把欢声笑语的小学生们，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载歌载舞地拉到目的地。我和林梅站在大卡车上，春游过乾陵，西安兴庆宫公园，武则天的墓地。大队长在卡车上曾经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她最喜欢闻柴油味，如果在马路上碰到大卡车，她多半会追赶着大卡车，只为能够多闻几口大卡车排放的尾气。

（12）

在上山下乡的最后收尾中，大军和大批的知识青年返城，通过招工考试后，考进我们父母所在的单位，当了一名学徒工。刘阿姨心头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历经多年的骨肉分离，他们一家五口终于团员，可以挤在一个屋檐下，高高兴兴地讨生活。

八一是我太爷的儿子，太爷是父亲山东荣成老家的老乡，他们都毕业于烟台技校，在沈阳工作了几年后，调到西安。由于太爷的辈分比父亲大两辈，按照家乡的风俗，我们叫他太爷。八一按辈份是爷字辈，我们三个孩子本来应该叫他八一爷，但是这个称呼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就什么都不叫。八一来家里同母亲聊天的时候，主动给自己降了两辈，让我们管他叫哥，不用叫爷，我们乐的同时，就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了。八一很小的时候，母亲得了不治之症去世，他被送回山东老家待了几年，回来后，说一口标准的山东荣成话，从他的谈话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普通话，不知道他的同学们如何看待他的口音。

八一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母亲去世后的家，全靠他一人打理，洗衣做饭，无所不能，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会缝被子，针脚均匀细致，母亲把他缝的被子举到我的眼前后，我这个马大哈自叹弗如，对年长我十岁左右的他，充满了敬佩之情。太爷后来得了怪病半身不遂，八一得以留守城市照顾太爷，没有加入上山下乡的伟大运动。他在家里闲赋多年的日子里，学校早就无课可上，他每天自学高中课本，没事的时候，经常一个人跑到我家，同我父母聊家常。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的时候，八一兴奋异常地准备考试，却在考试当天，被太爷指使着，背着太爷去医院看病。同样的情境，后来再次出现。父母事后发现后，气得不行，直骂太爷太自私，为了让八一留在身边照顾他，无中生有地上演高考当天犯病的闹剧。八一上大学的梦想，就这样梦断在通往医院的马路上。由于八一脱离组织多年，不属于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在大批家属子弟分配进厂到我父母所在的单位工作之际，八一被分到了区上的冷库，里面装着冻鱼冻肉，我们全家去探望他的时候，他会从冷库里拿出成打的冰棍，让我们敞开肚皮吃，直到冻得浑身发抖，看见冰棍就腿肚子转筋。

在八一高考无门成为冷库保管工的岁月里，大姐在技校里如花似玉般地绽放。她有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脸上经常飘着两朵红晕，白里透红般地夺目，神情笃定而执着。有一天她在家里发现了一块碎花布头，很可能是被子面儿的边角余料，红底白花，就决定把这块布头做成一件短袖衬衫。几个妹妹都撇着嘴巴，不敢苟同，说太土了，你想变成村姑吗？她不为所动，在外面找了裁缝，为她量身定做了一件有一个小翻领的短袖衬衫。那年夏天，我趴在我家北屋的窗台上，百无聊赖地静观窗下路人的行为举止之时，总能在惊鸿一瞥中，看见轻盈小巧的大姐，穿着这件红扑扑的村姑短衫，在夏日烈阳暴晒的街道上，放学回家。穿着红色碎花短衫的大姐，是我成长岁月里，有幸看到的最美丽的“村姑”。

林姨和林伯伯的关系时好时坏，闹起来的时候，可谓鸡飞狗跳，吵闹声经常招揽来成群的邻里，站在林梅家的门口围观。在一次吵架中，我看见林伯伯气愤以及，把手中的一个炉钩子甩向林姨，林姨在躲闪之中，炉钩子丁丁当当地摔到马路上，吓出我一身冷汗。为了保障林姨的人身安全，百货大楼给林姨分了一个单间，在百货大楼后面的筒子楼里。闹的凶的时候，林姨会带着林梅和小玉，搬到这个单间里生活。我经常陪着林梅，穿过四区的马路，途经大转盘，走过七区，横穿马路，来到一区的百货大楼，再绕到百货大楼的后面，来到她们的临时落脚地。

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清官难断家务事。林姨和林伯伯都曾单独找我父母诉苦，他们躲在阳台上关着门聊天，根本不让我们听到任何谈话。就我的观察，他们的矛盾，多半缘于门不当户不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价值观上的重大偏差，造成了很多事端的导火索。林姨出生在富裕的中农家庭，完全没有想到结婚之后，马不停蹄地生下五个女儿，要和林伯伯过这么艰苦的生活。每天忙忙碌碌之中，难免不生出很多抱怨，林伯伯听得多了，又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从很小的争端开始，渐渐把家庭琐事演变成尽人皆知的家暴。我每天里出外进林梅的家，发现林姨非常关心人，看见我多是笑容满面，林伯伯则多是愁眉苦脸，打骂孩子是家常便饭，看见他的人，总是心惊胆战。

父亲很善于撇开事物的表象，看实质，总是非常认真地告诉我，林姨和林伯伯都是好人，我们不能总是站在林姨的立场上，说林伯伯不好，林姨好。他列举我们小的时候，在王四家联手大学生邻里，试图欺负我们家的岁月里，林伯伯总是敞开大门，随时欢迎我们家的任何成员，到他家遮风挡雨。父亲看着我的眼睛说，但凭这一点，林伯伯就有别于很多见风使舵，落井下石，没有气节的变色龙，他是我们的朋友。

（13）

知识青年返城后，待业青年们陆陆续续地找到了落脚点，家属子弟的绝大部分进了工厂，当了工人，正式成为吃皇粮的一族，没能进厂的家属子弟，被安排在大集体的编制里，负责开青年点，食堂等等自负盈亏的实业。王四家的大女儿就被分到一区的大食堂里打杂，黄文的姐姐黄卫被分到七区的青年点儿，当了一名售货员。黄文是我和林梅的同班同学，她家里间的卧室和林梅家里间的卧室只隔一堵墙，只是她家在家属楼的西把头，林梅家在中间楼口。

在我的小学同学中，除了林梅是我日常交往的伙伴，大队长是我学业上和学校事务上的搭档外，永红和黄文也经常和我一起玩。永红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有一双大而水灵的眼睛，说起话来幽默诙谐。她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全都聪明异常，只是永红天生好吃懒做，总是以得过且过的态度，快快乐乐地生活。我和永红在放学之后，经常里出外进各自的家，如入无人之境。黄文经常在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举着个白馒头，里面夹着油炸辣椒面，嘴里稀拉稀拉地抽着凉气，边吃边努力缓解辣椒的功力。

父亲性格随和顽皮，看见我们总是笑嘻嘻地，还给黄文编了个顺口溜，说她穿着花衣裳，去打白骨精。只要在家门口看见黄文，父亲都会满脸笑容地向黄文打招呼，并且背这个顺口溜，黄文就抿着嘴直乐，粉里透红的脸蛋，越发显得妩媚动人。母亲可没时间管黄文打不打白骨精，她更担心她的个头。如果在家门口碰到永红和黄文，母亲总是兴致颇高地征求她俩的同意后，分别把她俩抱起，让她们的双臂钩在门框上，人整个地吊在门上，双脚离地，然后开始给她俩抻个。母亲认为她俩的个头太矮，抻抻筋骨可以帮助她俩长个，遗憾的是，我们长大后，永红和黄文都没有长到我的高度，我看着小巧玲珑青春倩丽的她俩，总觉得矮一点儿没有任何不好。

周日，母亲经常派父亲带我们到外面玩，她好一个人在家收拾。五口之家对于一个有洁癖的母亲而言，是不堪承受的。我们尽可能地满足她的要求，但是她总有爆发的一天。三个孩子都上了学，书本堆得到处都是，数猪的父亲经常从外面拿回来各种各样的物品，丢到床底下。等书本，作业本，父亲的物品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堆得满床底到处都是，满屋子杂乱无章的时候，母亲会大发雷霆，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我们的破烂归置条理。这个过程周而复始，我心里便有了一个预期：不好，她要爆发了；还好，她还没有爆发；完蛋了，她终于爆发了。等我长大，我发现我是父母性格特点的完美结合，我的爆发力是盖世无双的，我用父亲的随意拖拉对待一切，学业，工作，家庭生活，拖到最后一分钟之后，再用母亲的爆发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我自己的救世主。

父亲有一辆永久牌28自行车，坐骑的后面是一个乘客的座位，前面是横梁。有小孩子的家长，会在横梁上固定一个自制的座椅，有靠背和扶手，把小宝宝放进座位里，可以很安全地骑着自行车到达目的地。父亲自行车的横梁，早就完成了安放小座椅的使命，他如果同时带我和妹妹骑车外出的话，会把妹妹抱起，侧身坐在横梁上，双手扶住车把。父亲把自行车骑动之后，我跟着自行车猛跑几步之后，跳上后座，纠住父亲的衣角，他就轻车熟路地带着我们，在马路上遛弯儿。

母亲让父亲带我们出去玩的周日，父亲会带我们去飞机场，因为路途比较远，小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去，他会同时捎上另外两个孩子，林梅和她的妹妹小玉经常会成为我们的座上宾，和我们挤坐在一起。我和妹妹跟着父亲下楼后，多半会看见林梅和小玉在楼下玩耍。父亲会让妹妹和小玉挤坐在前面的横梁上，他跨上车座，左脚点地，等我和林梅横跨在后座上坐好后，他会用右脚把车蹬子转到最高点，右脚猛踩车蹬子，左脚渐渐离地，等他的自行车恢复水平后，我们一行五人，挤坐在一辆自行车上，以杂技队的阵容，浩浩荡荡地向厂区挺进。

父母所在的单位是国营企业，进厂门要下车慢行并出示通行证。他到了厂门口，会同门卫打招呼，说带我们小孩子到里面转一圈儿，门卫每次都违章放行。我发现父亲认识的人非常多，和什么人都能套上近乎，说几句话，门卫们全都认识他，认为他是个好老头，对我们这一群没有通行证的小孩子，总是放行无阻。我们一行人接着在父亲双脚的循环往复中，途经几个分厂，来到总装车间外面空旷的停机坪上，停机坪的外围是我们看不到边际的飞机跑道，由于没有试飞任务，看起来平坦空旷。

从拥挤嘈杂的家属区，来到飞机场，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天地之间浩瀚无边，我们四个孩子加上父亲，看起来如此地微不足道。飞机场和停机坪的边缘，有杂草丛生的土地，里面可以找到蓖麻和一种我们称为“天天”的植物。蓖麻籽有特殊用途，不可食，“天天”是紫色的小果实，皮薄多籽，挤破果实，会有紫色的汁液流出，果实微甜，我会在乱草丛中找寻它的踪迹，并和姐妹们分享胜利果实。还有一种植物，长着绿色的果实，要拨开果实的皮，吃里面的白色种子，可谓粒粒清新爽口，味道甘饴。有一次母亲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飞机跑道的外围，她发现了大片的苜蓿，叶片饱满挺拔，这次出行因为有了母亲的加入而满载而归。回家后，母亲给我们蒸了一锅苜蓿包子，非常好吃。

分享了大自然的果实之后，我和林梅会轮流骑父亲的自行车，在飞机场里纵横驰骋。从六七岁开始，就学会了骑自行车的我，早已对按部就班地骑车失去兴趣。我别出心裁地让林梅坐在坐骑上，我横跨着坐在后座上，双脚点地，林梅双腿放空，双手扶把，掌控自行车的方向，我从后座上把右脚踏在脚蹬子上，左脚点地，并慢慢用左脚在地上把自行车蹭起来，同时右脚猛踩脚蹬子。等自行车在飞机场上飞驰起来的时候，我闭上眼睛，让控制方向的林梅，带着我，在飞机场上天马行空，得意之极的时候，我会伸直手臂，让它们在微风中沐浴阳光。我们很快就掌握了这个技巧，以双簧的方式，自由自在地在飞机场里驰骋。由于我和林梅的出色合作，我们这个原本没有真才实学的杂技队，衍变成名副其实的杂技队，连父亲也加入了我们的队列里，在我的指挥下，要么扶把，要么踩脚凳子，和我合作的天衣无缝。

永红和黄文也曾被父亲带到过飞机场，和我们一起游玩。长大以后，我发现这段经历，在我们四个小学同学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记忆深处，这段时空萦绕着快乐，祥和，奔放，和热情，同我们熟悉的市井贫顿争吵不休的生活，有天壤之别。父亲作为快乐时光的缔造者，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幸福快乐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