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共“ 对毛作评价”为什么会一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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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
和必须重新评价中共的“解放战争”

“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
——四评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四

陈智淙
       3． 中共“ 对毛作评价”为什么会一拖再拖，一捂再捂以及解决此问题的出路所在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召见华国锋等人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 他说:“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
1981年也就是毛死后五年,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该决议认定，“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内乱。”在四千高干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会议上，就有不少老干部声讨毛氏，夏衍概括毛的错误是十六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方毅则说“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薛暮桥说， “49年以来，我们没有做对几件事” 。
        “邓小平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联席会议上，作过如下的发言： “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 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 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 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 毛泽东从部署、策划 、 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 道 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 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 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 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 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这段话据说是万 里 在今年给中共政治局的信函里面提到的…… 。
        说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问题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回答，并不是说邓小平、陈云等人心里不知道这个答案。 出席会议的五十六个高级干部，最后有五十二人都同意邓的讲话，说明他们或者是心照不宣，或者是在私下里互相交流过意见而取得了共识，都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邓说了： “我们是清醒的。 ”但是他们也都知道，把这个共识公布于众，对共产党将会造成极大的政治伤害，还是胡耀邦说得直率： “我们党经不起实事求是。 ”因此他们决定保持沉默，说要等十五、二十年，实际上就是说，要把这个秘密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去。 周恩来在临终时对妻子说，他心里有许多话，但不说了。 邓小平、陈云等人，看来都是周的追随者。 ”〔引自于华新民的《追溯毛泽东思想的轨迹》 〕
　　 12年后, 1993年1月15日邓小平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有如下讲话:“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给后代对 “ 评价”留出了很大空间,用意很明显. 。 当时狡猾机灵的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它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 在会上曾举手 表 决，一致通过。
就这样狡猾的江泽民把这问题留给了胡锦涛,又隔了11年,时间到了邓小平指示的“下世纪初”，2004年了，“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 ”胡锦涛2004年7月在与万 里 谈话时讲:“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和平的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从而又被搪塞过去了。
200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前夕，中国政府受到了来自党内外和社会的巨大压力。 这压力来自如今尚健在的中共第二代元老、第二代知名民主党派人士、知名科学界元老，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中共中央，就毛泽东一生，本着唯物主义精神、求真务实、去伪存真的立场，对历史、对国家、对党、对人民负责和承担的态度，作出新的、能经受时间鉴定的评价。 所以，对毛泽东一生重新评价是必须的。 不少老一辈在生前留下嘱咐中也有提出，对毛泽东一生再评价，是共产党的责任。 然而，对毛泽东一生功过的重新评价，竟已成了胡锦涛这一代领导层的政治包袱、压力和负担了。 胡锦涛此人自以为聪明，班想要接的，官想要当的，可一丁点的责任也不敢承担的，更谈不上历史的担当了，谨小慎微，言之诺诺，行之浊浊，岂不知对毛泽东的再评价拖与捂本身就是对历史的犯罪，是对人民的犯罪，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胡锦涛自从进入中央最高层后必定化费了不少的时间，查阅了中共最最机密的档案，如同邓小平说的“我们是清醒的”一样，对中共本身的真实的历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 比如说，中央批准“ 薄一波 叛徒案”的档案，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一共饿死多少万人的档案，是谁下的六四开枪的命令的档案，六四死了多少人，等等，等等。但是他也都知道，若把这些事实完全公布于众，对共产党将会造成灭顶的政治伤害，还是胡耀邦说得直率： “我们党经不起实事求是。 ”因此他们决定保持沉默，说要等十五、二十年，要等三十年、五十年，等到共产主义吧，实际上就是说，要把这个秘密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去。好在中国没有档案解密一说。胡锦涛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良心泯灭，人性泯灭了，却还要装着说人话 （编按：正是在胡锦涛当权的时期，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基础工程学院”； 2006年在广东视察教育时,指示要把“文革革命样板戏”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在中共国庆六十周年大典上又推出了“毛泽东思想方阵”； “唱红”和复辟文革的噪音开始响遍中国大陆……）。 现在狡猾的胡锦涛学着他的前任狡猾的江泽民又把这问题推给了 红 二代习近平了。现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了60多年，毛己死去30多年，从小就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人也已六、七十岁了，应该是能对毛泽东一生功过全面评价的时候，难道这历史责任会从党的这一代推到党的下一代，从党的下一代推到党的再下一代，一直推到未来的考古学家的身上吗？
        为什么在“对毛作评价”此问题会一拖再拖，一捂再捂呢，会推到何时呢？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点：

①中共背离了“ 真正决定历史的是人民”这一准则，根本无法解决“对毛作评价”此问题。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些中共高层在“对毛作评价”问题全 上 都忘了，真正决定历史的是人民，而不是你几个中共高层，尽管你几个中共高层可以将“对毛作评价”此问题或一手遮天、或一推再推，人民也一直在思考“对毛作评价”此问题的出路。 就算你几个中共高层作出了什么决议之类的东西，那也需要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才行。 1981年也就是毛死后五年，经过了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的大讨论的邓小平逼退了华国峰，重掌大权之时，自恃功高无量，一言九鼎了，本想“对毛作评价”一事，只要通过中央全会作个决议，加上中共搞的民主集中制，就可以了结完事了。 从而便有了六中全会的那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对起草这个决议，邓小平不仅划了框框，定了调子，而且正是邓小平一连串讲话内容的集中，可以说，它不折不扣地反映了邓小平个人的意志。 首先，邓小平反复强调，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邓小平甚至还用了三个最——“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来强调这一条。 故《决议》给文革的定义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竟然连毛泽东的名字都舍不得点，只含混地说是“领导者” 。 更严重的是，究竟是谁利用谁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元的。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我们不会像赫鲁 晓 夫对待史达林那样对待 ​​毛主席。 ”在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上，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价上等等全都遭到了中共高官 得 质问与抵制。 可参见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一文。 看来邓小平所定下的框框不管用了，故1993年1月15日邓小平只好说，“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并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再一次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 全党无法统一，留给全国人民的只能是一本糊涂帐，但中宣部仍在那里撒谎，教科书仍在那里误人子弟。
刚上台不久的习近平强调指出： "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该文发表后，但在网路上，迅速 ​​招来网友"吐槽"。 推特网友"苠铁蛋"认为"对毛用不着否定，公开档案，出版自由，一切真相大白；是神是鬼还是人，立观原型。再说希特勒倒了、史达林倒了、齐奥塞斯库倒了、波尔布特倒了，天下大乱了吗？"〔引自于吴雨《习近平：否定了毛泽东，天下会大乱》 〕可见由于人民日益觉醒，以及广大有良心的史学研究者的不懈的努力，在中共党史，这一直为中共高层视为禁脔的官史领域，以及近代史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真相逐渐透露出来。 学术界非常活跃，成果累累，出现繁荣景象，从档案中挖掘出很多真相，对史实以及历史人物重新评价，推翻了不少以讹传讹的旧说，澄清谎言，振聋发聩。 韩钢在《中共历史的民间研究》一文中写道；
“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民间研究逐渐兴起。民间研究是一个与官方研究对应的概念，目前尚无明确界定。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旨在通过“建构”历史来证明既往和当下政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而前者不背负作政治结论的责任，它追求的是学术价值，注重对历史的还原和解读。
搜集和利用多国多边多层的档案和史料，〔特别是，苏联的档案大量被解密，国际共运的档案大量被披露－笔者注〕是民间研究最为突出的进展之一… … 。
理念的更新带来了方法的变化。 很长时期里，中共历史的研究形成了一种模式，这个模式以既定的结论为中心构成了一套纵向叙事框架。 在这个框架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历史人物的褒贬臧否、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都有统一的结论，研究者所做的不过是按照既定结论选择史料，再反过来诠释既定的结论。 从这样的历史著述中，人们常见的是抽象和宏大的判断，却很难看到繁复和具象的历史事实及细节。 民间研究则以事实和经验为基础，采用实证研究、微观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方法，强调只有经过实证研究、微观研究和个案研究来厘清史实，然后才可能建构相对可靠的历史知识体系。 …有意思的是，一旦呈现历史的细节，人们熟悉的那些宏大结论多半难经推敲，而显得脆弱和无据。 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民间研究修正了许多长期流传的讹误，填补了过去被忽视甚至无视的空白。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还是有希望的。

②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中共搞的描述性史学也吧，解释性史学也吧，就史学研究方法而论，搞的有阶级分析方法、加减计算方法、革命史观决定论、或西方中心论、或一分为二思维方法等的历史研究方法，但全都忘了，史学研究的目的 “ 为何 ” 这一根本性的问题，除了造假以外还是造假，全都无法从历史事件中吸取治理中国的经验教训，如何使本皇朝能够长治久安、千秋万代永存下去。 就拿 专制 皇朝来讲，也非常重视历史研究，常说的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因为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姓的家族掌权，一个家族掌权者自然害怕以后权柄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 比如说，批判了文革，最起码可确定的一条教训就是，批判毛泽东无法无天的“革命”精神，要依法治国、法律至上。 揭露了“三年灾害饿死了 四 千多万”，最起码可确定的一条教训就是，必须废除新闻管制制度，开放言论自由。 …这是从“对毛的评价”朝向未来的角度来分析。 由于没有认真从“对毛的评价”中吸取治理中国的经验教训，全国于1989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六四运动。 邓小平最后不惜动用军力来保卫已经占有的统治权，以在天安门广场流血和丧命来告终。 老的问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③推翻了老的“两个凡是”，又树立了新的“两个凡是”。
“对毛作评价”问题又直接联系到“对邓小平作评价”这一问题，特别是对六四运动的评价问题。 一个军委主席是否有权力下令，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么？ 一个军委主席下的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的命令是否是正义的？ 现在邓小平己走了，作为后来人，是不是也要如是简单地重复，“我们不会像赫鲁雪夫对待史达林那样对待 ​​邓小平呢？”在毛泽东活着时处理一切案子全都是查他为何会如此地“反党”的，好给全国的父老乡亲们，特别是四、五岁的娃娃作一“清晰”解释。 比如讲此人原先就是叛徒、特务、内奸、一贯地反党等等、等等。 而全国的父老乡亲们，全都象永远也长不大的四、五岁的娃娃一样高呼伟大、英明。 而今要“对毛作评价”时邓小平却一捂再捂，讲这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讲什么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属于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倒归属于我的）！ 使全国的父老乡亲们越听越糊涂了，事实被越描越黑了。 这是从“对毛的评价”朝向过去的角度来分析。 “当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时，与会的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激动而沉痛地说：“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 30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其他地方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难道不是浩劫?!”据有关党史资料的记载，单是“富田事变”中，抓“AB团”“第三党”，大搞逼供信，红20军从班排长直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 …谭老在回顾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时痛心疾首地说： “对于这些严重错误导致连续发生的党内外灾难，我们长期不愿正视，讳疾忌医，不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会产生建国以来历次'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才开始觉悟，却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郭道晖《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上]》〕无论是从“对毛的评价”朝向未来的角度来分析，还是从“对毛的评价”朝向过去的角度来分析，“对毛作评价”此问题己成与当前中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紧密相联、休戚相关的核心问题，绕是绕不过去的。而“对毛作评价”此问题又确切地讲是邓小平以降的中共各届望而却步的难题。中共己无能解决“对毛作评价”此问题，那人民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要严肃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对毛作评价”此问题，必须首先要在哲学认识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的角度、历史史观的角度、正义战争理论的角度这三大方面要有一个全新的认知上的扬弃、改造、突破和发展，方能获得完美的结论。

  ④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曰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真是这篇文章， “开启中国人的第一次的思想大解放”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真是这一句被誉为“二十多年来最响亮、最具关键意义的口号” ， “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一方面我们首先要肯定由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当时历史背景条件下所起的历史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句错误的口号”。 只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殊不知检验真理还有逻辑标准、价值标准呢！ 《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我于2005至2006年间写的一篇读书笔记。 主要的论据，即关于真理的三大学说，其一、一致与符合说， “真理符合论”，其二、关联说， “真理关联论”，其三、为普遍接受说“真理共识论” ，是引自于法兰克福大学查卡教授所著的〔德文版〕《形式逻辑和科学哲学，经济科学导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源于希腊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关于真理的一致与符合说。 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关联说，这一学说可追溯到，或溯源于辨证法大师黑格尔。 这学说认为，一个定律若是真理，它必须与已知的其他的定律相一致。 相一致就是指逻辑上的无矛盾性。 价值理念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文化科学范畴的理论是极为重要的，它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 “ 为普遍接受说 ” 。 这个以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学说认为，一个理论若为真理，它必须是为普遍所接受的。 小结一下，实践、逻辑与价值理念，这才是真正的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

  ⑤必须树立以“人民是目的”的新历史史观，批判以“朝廷是目的”的旧的历史史观。
笔者于2013年4月16日从博讯上看到了资中筠的《“以史为鉴”的不同出发点 —— 人民和朝廷哪个是目的？ 》一文，该文是笔者自从去年初发表本系列文章《 “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以来难得一见的好文章。 它揭示了“以人为本”和“以人的尊严为本”二种不同的价值观在历史史观上的对立。 对“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如何看待“亡国”“亡党”和所谓“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等等观点作了深刻的分析，值得一读 。
           张君劢老先生曾说，“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以人的尊严，天赋人权之说，来推翻当时的专制统治，建设合于人类尊严的政治，从人的尊严，发生人的智慧，人的辨别，人在政治中的地位。”又说，“所谓人权的意义，在哲学上看即康得所谓拿人当目的，不拿人当手段、工具，也就是说人类有其独立的人格，政府应待其人民为有人格之人民，不待之如奴隶。”〔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 245页， 247页〕这里讲的从人的尊严这一价值理念出发，引申出民主政治、人权等领域上的新的内容、新的意义。 运用到历史史观这一领域上，便产生了“朝廷是目的”和“人民是目的”二种不同的价值观在历史史观上的对立。
以“朝廷是目的”的旧的历史史观，就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如同资中筠的《“以史为鉴”的不同出发点 —— 人民和朝廷哪个是目的？ 》一文所讲的，“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民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唐太宗又说，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 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给“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 ”可唐太宗的“以民为本” “以人为本”也好， “以史为鉴”也好，尽管延长了大唐王朝的寿命，也逃不了灭亡的命运。究其原因，无非是“朝廷是目的”是靠不住的。直至辛亥革命孙中山举起了共和的大旗，开创了民国。但是何为共和，何为共和国，何为人民，何为人民共和国却是一直含糊不清。请参见孟泳新《建立张君劢纪念馆，这是我的最大的心愿》一文。
以“人民是目的”的新的历史史观，就是以人的尊严为本，人是目的，而统治方式的选择、政权的兴替，制度的变迁只是手段，历史史观就应以人权的解放、公平正义的保障、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用这一把尺度去衡量，什么样的政府和什么样的制度是合适的，不合适就该被“替换” 。

⑥评点《求是》文章《反对“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在解释新的正义战争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来分析一下在上面几个问题上存在哪些糊涂的观念。 可选的文章非常多，只能选一篇极其代表性的，《求是》杂志2009年第6期发表一文《反对“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作者是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由梁柱执笔，下面简称之《教文》。
该文的推荐者按写道，“ 原题《近现代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不容忽视的领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社会思潮中否定革命正义性和必要性的逆流。在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中，正在进行着极其激烈的斗争。否定刘胡兰、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的价值，半夜没有鸡叫，为黄世仁翻案，推翻烈士墓，近日发生的重庆烈士墓养鸡事件和南海冲突中国尊严尽失，以及反毛扬蒋，全面否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否定新中国建立的价值，否定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价值和贡献，否定马列，否定毛泽东，否定朝鲜战争的正当性，等等，都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严峻步骤。这是有目的、有步骤、有计划地全面否定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 CCP 〔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历史合法性，从 ​​而将中国全面演变为洋奴买办的殖民地。同时，该文作者告诉大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使民族走向富强。”… “在一些人眼里，革命成了破坏现代化的“万恶之源”。其实，所谓“革命史观”是他们否认革命而生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并不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都主张要用科学的历史观，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以研究。事实表明，革命决不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相对立的，革命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如果没有革命为现代化创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前提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就永无实现之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革命和现代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灭其国必先灭其史。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他还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历史被否定、被抹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点。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否定和颠倒历史的思潮曾大行其道。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正是经过这样的“重新评价”，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因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虚无主义把“重新评价”的重点放在近现代史的原因。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实质上是从歪曲革命的历史、我们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入手，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笔者如此引文，只是想通过这段引文说明，
其一，本引文之前二小节所说的，战争的道德正义性的讨论是何等的重要，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解放战争的正义性问题直接地关乎到以后建立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证明。 每一个社会在维护自身的合法性正当性方面也都不遗余力的，共产党更是不遗余力的。
其二，如同多篇网评所说，帽子乱扣，棍子乱打，口气吓人，来势汹汹，气急败坏，全篇充满诛心之论。 因为以文风来论，见识过文革的人对这篇文章的风格应该是不陌生的。 历史是过往的客观存在，可又是被形成了文字的本本。 历史虚无无非把历史事实是按当时的政治需要，用不同的文字编造。 历史虚无，当然应加上主义，看并不可怕，只要时间不停留，一切都会付流水，如伟大领袖的“十次路线”论。 因为人类总要进步，总要探索，只要是假的，都终将立不住脚。 以论证来看，文章的水平还是当年《红旗》时代的教条化水平。 虽然立论的依据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本体论，到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的唯物史观，再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路径，可谓一马到底，马得不能再马。 其实这恰恰表明，这些人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笔者认为，多篇网评都很客观，也很到位。 下面仅补充说明一下。
   其三， 《教文》的标题《反对“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本身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在党刊《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教文》明确地推翻了1981年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教文》本身就是一篇反“党”、反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阴谋文章。
   该《决议》讲了“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 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 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
     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来，革命应该分为二种不同类型的革命，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和如同“文化大革命”一样的假的革命，故讲否定革命，比如否定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赞扬的。 问题就出在，怎样区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和如同“文化大革命”一样的假的革命。 问题就出在，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必须是学会了反思、认真进行了反省的民族，而今中国共产党，就是害怕反思，害怕反省。 正是在这一点上，明面上讲的是，坚持唯物史观，实际上搞的是，唯心史观的那一套。 历 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历史大浩劫，如今的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媒体要么回避这个话题，要么只说一切向前看。 文革作为一场官民共同承认的“浩劫”，却变成受害者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 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反思，后来者不甚了了。 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老一代三缄其口，新一辈不求甚解。 三十年前邓小平曾宣称彻底否定文革，然而彻底否定文革就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评价毛泽东，很多政治理念都要重新定义。 所以中国共产党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时间冲淡记忆，让中国新一代彻底忘掉那段历史。 这不是明显的唯心主义的鸵鸟思维吗！ 那来的唯物史观呢！
   其四，对所谓“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的意见 ， 资中筠的《 “以史为鉴”的不同出发点 —— 人民和朝廷哪个是目的？ 》对此有一点评，“还有一种说法，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 。历史本身客观存在，如何“灭”得了？这里指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文本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说法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取舍。… …近代这句话最适用的时候是日本侵略时期。例如在“九一八”之后，建立“满洲国” ，那里的学生学的完全是另一套历史，目的是说明“满洲国”本来就该独立存在的道理，使中国年轻人不了解原来的历史，接受了自己就是满洲国民 ​​而不是中华民国国民的说法。那是在侵略者刺刀下的教科书，为的是奴化一国的国民。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 “灭史”之说可以成立。
苏联的《联共（布）党史》，就是围绕着为史达林专政的合法性辩护而撰写的。 现在已经知道其中谎言甚多。 中共过去也是以这部历史为国际共运标准文本，所以整个一代“官史”基本上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真正起到了“灭史”的作用。 如今揭露了真相，否定了这部著作，就是“灭”了某一个政权所建立起的神话，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蒙蔽历史真相，垄断历史文本，是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 在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垄断历史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 ”
            其五， 《教文》的作者是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而教育部主管着上亿人的大中小学的教育部门，怎么连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给忘了呢 ？ 通篇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通篇的什么价值、什么价值的，通篇的什么历史观，通篇的什么虚无主义，而正义性、必要性、价值、历史观、主义那都是与实践相左的价值理念方面的概念，实践看来不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吧！ 也许大概是该“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突破吧！ 应该说，由《教文》也从反面印证了，实践、逻辑与价值理念，这是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 如果只要读一下《教文》，马上就会查觉到《教文》通篇逻辑性极差，多处违反了最常见、最基本的逻辑规则〔如上面其三指出的《教文》的标题中就有〕，如网评说的那样，来势汹汹，气急败坏，全篇充满诛心之论。

其六，《教文》通篇逻辑性极差，比如说，《教文》中讲，“反毛扬蒋，全面否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什么样 的 作用呢？ 有什么样的证据来说明呢？ 《教文》该文的推荐者却只字未提。 如果说，作用是多少年来一直说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蒋介石没有栽过桃树，要下山摘桃子了”。 那么，“反毛扬蒋，全面否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的重要罪人只能是中共首领胡锦涛了。 到了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胡锦涛只好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正如一中央党校教授所言，“并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功绩说得越大越好，作用说得越重要越好，关键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让人信服。如果人们不信服，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连整个抗日战争史都不相信了。” 〔请参见《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三》〕其实，胡锦涛的“承认”也是“与史不符”的。 辛灏年说，即使60年后的今天，中共仍然不改口，不肯承认是“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带领中国取得的抗战胜利”。 辛灏年说：“抗日战争的历史在胡锦涛的嘴巴里是个小姑娘，他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比如说，他刚刚说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台湾报纸都登了，三天后胡锦涛又说了，抗战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然后他对内部又说了，国民党根本没有抗日，主要的抗日是我们打的，所以人民解放军要听党的话，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战。”

正如广大的有识之士所认为的那样，由于目前对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等涉及重大历史史实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到头来总是纸里包不住火，全面肯定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抗日功绩只是个迟早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还抗战历史真实面貌的那一天已经不会太远。 因为我们坚信不移地认为，实践、逻辑与价值理念，这是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一》论述了，共产国际的输出革命，才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二》又论述了，是史达林，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共产党的军队蒙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二》也论述了，是史达林支持毛泽东获得中共最高领导权。 《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三》又论述了，主要靠的是史达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的成功，毛泽东才能打败蒋介石，夺取政权。 揭示这中间所包涵着的逻辑关系则是我们全本七评《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一项任务。 但我们认为，仅仅依靠“实事求是”的证据，还是不足以认清毛泽东的全貌，我们也认为，仅仅依靠历史史实，加上逻辑推理，如同从《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一》起至今的绝大部分的论述，如同诸位历史学家和民主运动活动家们所揭示的那样，也是不足以认清毛泽东的全貌，因为还需要有精准的价值判断，否则，批判了毛泽东，还会出现“邓泽东”，“刘泽东”，“薄泽东”呢！ 为什么如是说呢？


   4． 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的重要性、难度所在以及出路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谈到自己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 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 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毛死后，对后一件事 —— 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己经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了浩劫。 但正是由于前一件事的成功 —— 打败了蒋介石，问题就出来了，若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加上民众中普遍存在着的以成败论英雄，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 “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正确的就是真理”的简单的思维逻辑，于是就有了邓小平的“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的说法”，“继续神化毛泽东”和直到现在的习近平的“否定了毛泽东，天下就会大乱”的说法，故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正确地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则成了正确地评 价 毛泽东的关键所在。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正是毛泽东打嬴了解放战争，毛泽东打嬴了三大战役，指挥百万雄师，“解放”了全中国，使毛泽东为一群人从人的位子捧上了神的尊位。 “毛泽东在建国后享尽荣华富贵，帝王之尊，霸王之权，一言九鼎，任意胡行，是一切权力的集中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君师合一的标榜者，是一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无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当代的红太阳，是社会主义的始皇帝，是个人崇拜的一尊神，是代替史达林的世界领袖。”〔引自于谢韬为《陈独秀、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书写的序〕而正是未能正确地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未能破解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的理论难题，未能认别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就无法认清毛泽东的全貌，就无法完全将毛泽东从神的尊位还原到普通人。 列宁缔造的“专制的社会主义”，终于还是被历史所否定，历时74年。 “十月革命”是从民主共和向封建专制的复辟。 1991年，苏联解体 ， 分解为15个国家，苏共解散。 全国静悄悄。 没有抗议，没有斗争，没有人起来捍卫这个党，这个国家。 真是瓜熟蒂落，自然地水到渠成了。 苏联解体了，为什么中国的红旗还没 ​​落地？ 苏联败亡于“三个垄断”，我们举的“红旗”是从苏联老大哥那儿传来的，不也是“三个垄断”吗？ 为什么我们的“红旗”没有落地呢？ 究其原因，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正是因为中国靠的是毛泽东打嬴了解放战争，毛泽东打嬴了三大战役，才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上台不久的习近平强调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假如未能正确地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未能破解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的理论难题，未能认别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那么中国的“红旗”就不会落地。
正是毛泽东打嬴了解放战争，毛泽东打嬴了三大战役，为之中共编织了它的最后一道神话，即中共在大陆广泛宣传的“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 “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诸如此类的神话。 也有许多国内外的历史学家们、特别是国内的党史学家们为之编织了他们的各式各样的神话故事和谬论，使之成为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最后一道防线，故讲，如前所言，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解放战争的正义性问题直接地关乎到战后建立的政治秩序，建立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证明。 假如未能正确地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未能破解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的理论难题，未能认别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那么中共还会在台上自说自话。
许良英在博讯2003年6月21日发表的《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中写道，“他〔李慎之〕对160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历史，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且常有惊人之语。如说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 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这封信非常有价值，可以说是他准备写的中国近代史大纲的一个初步框架，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处处闪耀着他的思想的光芒。当然，也难免有考虑欠周的地方。我给他的回信，首先赞同他提出的政治制度决定经济、文化、国民性的大胆论点，这显然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论断直接对立。我可以用一系列的史实来支持他，尤其是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2500年前雅典民主制最能说明问题。同时我又提醒他，政治制度的形成还是受制于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对他一些明显考虑欠周的地方，我也坦诚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提到，1946年后"三年战争共产党大获全胜，可称历史奇迹。 我是过来人，但除了佩服毛主席英明伟大之外，到现在还有莫名其妙之感。 "对他的这两点感受，我感到意外，在回信中这样回答他："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军事指挥上确有高招。 但由于军队士气高昂，各路将领大多身经百战，才艺高强，完全能独立作战，统帅即使换上周恩来这样的人，战争照样会胜利，充其量不过时间可能拖后一年半载。 把功劳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即使在1949年我也不会同意。 我始终认为，革命事业只能依靠集体力量。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心向背问题。 "” （编按：内战究竟是谁发动的，应该有新的结论了。）
         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通信中我们可看到，尽管许多广大的有识之士如同李慎之、许良英一样己经清楚地认识了中共政权的实质，己经清楚地认识了毛泽东的最实质之处，但由于未能正确地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未能破解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的理论难题，未能 识 别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也就无法解释毛泽东的全貌，也就无法向全国的父老乡亲们去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就无法在全国人民面前戳穿中共编织的最后一道神话，也就无法向全国人民公开全部的真相，原因就在于严重地伤害了融贯性，它也是习近平的“否定了毛泽东，天下会大乱”的由来、出处，故 事 ，李慎之、许良英、一大群有识之士对毛泽东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加深才有可能。
提起融贯性，那就远远地超出了本文的主旨。 这里只能略讲几句，美国哲学家劳伦斯． 邦久，将融贯性的基本性质表述如下：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一个信念的体系就是一个奠基于论证的、融贯的体系： ① 、它在逻辑上是无矛盾的； ② 、它拥有高度的无矛盾可能性； ③ 、它的组成信念彼此之间有着相当数量相互强烈逻辑蕴含的关系； ④ 、只有少数无法说明的异常状况； ⑤ 、它提供了某种对于世界相对稳定的理解方式（意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满足 ① 一 ④ 的条件） ⑥ 它满足了观察的要求，亦即，它必须包含一套法则，这套法则足以提供人们在合理范围内形成自发性的、多样性的认识信念，包括内省性的信念。 这就叫融贯性。 我们讲，对毛泽东的评判，实质上也可以讲，是对毛泽东其一生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评判，由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对毛泽东的评判，又可讲，是对整个中国共产党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评判，故自成为或者说应该是一个融贯性系统。 由于种种原因，以及许多的理论难题尚未破解，中国人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李慎之、许良英、一大群的有识之士目前对毛泽东的认识，那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历史进程中的正常现象。 这是情由可原的。 因为按邦久的定义，只有少数无法说明的异常状况。 但有不少民主运动人士却将毛泽东二十多岁时所提出的、以后又被其本人否决了的废纸堆一页废纸，即联邦制，在中国没有出现任何新的重大原故的情况下，在对毛泽东当年为什么提出，以后为什么又否决了联邦制未加任何分析和说明的情况下，奉为圭臬，推之为“未来民主中国宪法”的主线和最重要的诉求，因为它将严重破坏了融贯性，彻底否定了融贯性，造成了在一个信念的体系中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 毛泽东一方面公认的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头号死敌，另一方面又为一部分的民主运动人士推之为“未来联邦中国之父”，故这是不可容许的。 查其原因，也许是没有解决了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的问题所导之。
讲完了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的重要性以后，我们必须要解释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未能正确地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的原因所在。 原因之一，就是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影响，人们的思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就战争的评价来看，很多国人信奉「胜者王侯败者寇」，相信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硬道理，在战争中「打得赢」才是硬道理，实力决定一切，「弱国无外交」，不相信在国与国之间有什么真正的道义，道德话语充其量也就是装装样子，打打口水仗吧了。 在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研究中，一旦有人提出了新的发现和发明，很快就会为世人所公认，由于它只需要实践尺度和逻辑尺度就可，而社会科学却非常艰难，因为它还需要价值尺度。 原因之二，就是由于世界各国已有的理论与实践中还没有出现过类似于象毛泽东一样靠打嬴了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而夺得了政权的例子。 故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必然成了长期以来未能破解的理论难题。 因为不存在着现存的价值理论拿来套用，来借用。 惟有创立新的价值判别理论，方能解决评判解放战争的历史价值，方能解决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最核心的疑难问题，国共内战的道德正义性问题和四九年中共建国的正当性问题。 在此提出我多年思考的新的价值判别理论－《正义战争鍳别理论》，供天下人来评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