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以理：（22）ZT完结篇

言之以理

（22）ZT《民运精英大起底》作者后记

二十年多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连续超过加拿大、义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更跳跃式接连超越香港、台湾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在其他各方面，中国在都以惊人的迅度发展并日益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
　　而同一时期，海外民运却在贪污腐败和内斗不息中，土崩瓦解、江湖日下。时下的民运人士几乎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二十多年来的海外“民主运动”的历史，实际上正是“六四事件”的一个延续，是所谓“激进民主化”道路的真实模拟。
　　相信绝大多数人，看到这些六四精英们、民运精英们在海外自由民主的环境下，上演的这一幕幕丑陋无比的闹剧，以及惨不忍睹的悲剧，在大梦初醒之际，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庆幸当年这些人没能在中国得逞，庆幸当时中国政府所採取果断选择，否则，今日之中国，将是一副乱相，国之命运、民族之命运、民众之命运都堪虞。
　　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明确指出：“民主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些年来，包扩民主化在内的大陆的各方面改革，正在循序渐进并形成良性循环。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言论自由和民主监督在网路上蔚然成风，贪官污吏和司法不公等丑恶现象，被一一揭发出来，并从法律上得到及时纠正，亦在促进相关的制度化建设。“网路民主”正成为新时代的民之喉舌和参政议政的有效管道。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以强大的财政实力为后盾，在全国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为“人的现代化”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为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为中国的民主化奠定坚实基础。
　　二十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海外民运的日渐式微，是两条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结果。而两种不成比例的实践结果之间的鲜明对照，不言而喻，让所有关心中国的人们，对中国正确的发展道路更加清醒坚定。

《民运精英大起底》----二十年目睹民运之怪现状
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整整20年了，当年那份贴满大街小巷的长长的通缉令，让王丹、吾尔开希、柴玲这些学运领袖名噪一时。这些人现在何处？有没有受当局迫害？有没有继续为民主运动事业奋斗？想必也是多数象我一样的国民所关心的吧。
《民运精英大起底》这本书，正是收集了媒体和互联网上公开的大量资料，告诉我们包括这些学运领袖在内的诸多民运人士们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一看之下，令人触目惊心——民运20年，竟是如此场面，谈何拯救国民于专政政权之手？观此书，不由得想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间的鬼魅魍魉狗苟蝇营绝不亚于此，于是也仿作一题，记下民运之怪现状。
怪现状之一，民运人士当特工——理想主义者的悲惨结局。民运之怪现状，最怪莫过于“民运人士当特工”。民主运动是政治斗争，是造专政政权的反，是理想主义者的高尚追求。而“特工”或是“特务”则是当间谍。即便在西方自由国度，当反对党搞政治运动尚且受人推崇，当“特务”损害国家利益，就会受到重刑处罚。可是对于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民运人士来说，想要钱，想找靠山，想寻资源，就得背叛点什么、出卖点什么吧。于是变卖灵魂，换作一世荣华。
《民运精英大起底》一书披露，台湾为了在大陆制造混乱以利于台独，在民运人士中大量网罗人员为其卖力。台湾军情局、情报局、国安局曾设立“移山项目”、“文正项目”、“致广专案”、“志翔专案”、“二王专案”，网罗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军涛、王丹等海外民运人士充当间谍。
号称“海外最大民运杂志”的《北京之春》，是由台湾国安局出资两亿多新台币设立的，其主要任务是，在“支持民运”的名义下，为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等势力或组织制造舆论，并替台情治单位收集两岸及美国的情报。据说台湾军情局交付的定额情报任务为每年250件。杂志社目前的社长王丹是“六四精英”的一号代表人物。王丹干“特务”这真是对“六四”的莫大讽刺。
“特务”没有那么好当的。吃着人家的饭，当然就得听任摆布。哪个组织的新任主席不听话，这个组织就会让台湾当局捣鼓分裂。民联、民阵、自民党、民联阵、民联阵-自民党等民运组织都陷入“双胞胎”的怪圈之中，不断的内讧和分裂让外界耻笑不已。更有甚者，王炳章、杨建利这些为台湾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士，台湾老板一朝翻脸，就会将其出卖奉送给中共。
怪现状之二，各据山头争权夺利——黑幕下隐藏的种种罪恶。
各据山头、争权夺利、打压异己，这些毛病似乎在所有的民运人士身上都能多多少少地找出一些来。其中最黑暗不堪的，当属“中国人权”主席刘青。本书引用《中国人权理事会问题的总结报告》一文，揭露了“中国人权”组织掌权者刘青、谭竞嫦等人大搞黑箱作业，横行霸道、巨骗狂盗，只为出钱人办事“买办民运”，以及操纵国内坐牢国外炒作“吃人血馒头”等大量黑幕。“中国人权”组织竟然最无“人权”可言，刘青和谭竞嫦在组织内部玩弄程序上的阴谋，封杀理事会提案。“中国人权”的钱被称为“刘青的钱”，不用于对国内的人道援助，只用于培植刘青的个人政治资本和“本山头”的挥霍。所谓民运出了“王伦”，山寨就剩几个喽罗。象这样彻底烂掉的民运组织，还不如称作黑帮算了。
“独立笔会”的内斗更为复杂。“余、王排郭”事件（亦称“排郭门”）、“余、王罢免案”、“拿下高、郭”风波（亦称“删名门”）、“开除高寒案”、“余杰不信任案”等等目不暇给，有说是争名的，有说是争钱财的。等到“屁股决定脑袋”，“帮规高于一切”，“财务上做假账”，“法人代表不公开导致潜藏的法律危机”等等让自家人抖落出来，让人不禁怀疑民运当中还有没有能捏合到一起的组织，还有没有能共事的人。
怪现状之三，为抢“政治庇护”这碗饭而衍生出来的“真假民运”。
靠着“政治庇护”赚钱不失为民运的一条生财之道。专门以此谋生的“假民运”更是打着民运旗号迅速兴起。中国民主党创始人徐文立和王有才大骂自称“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的人是专搞“政治庇护”骗钱的“假民运”，人家立马一耙子倒打过来，说你们自己不也是变相搞“政治庇护”，且收费比咱家还贵些。据说徐文立召开民主党大会，所有与会的100多号人（即政治庇护客户）都是倪育贤带去的，而且还交了“党费”。看来真民运在没人没钱，尴尬无奈的时候，也顾不得择人、择友而处了，真是饥不择食“拉郎配”。
“假民运”搞“政治庇护”搞臭民运，“真民运”尽管不屑与他们为伍，但似乎又剪不断理不清脱不了干系。真让民运真假难辨苦不堪言。
怪现状之四，“总统”和“领袖”比比皆是。民运人士做“总统”、当“领袖”的欲望该说无可厚非。可是如果弄成了自我吹捧、自我封圣，则令人怀疑其心智是否健全。魏京生一个需要补初中课程的人，要当“民运之父”，整合民运组织。胡平一介文人，在“六四”中无尺寸之功。可偏偏傲慢得不得了，对比他名头大得多的魏京生、王军涛、方励之一律傲视之，立志要做“民主中国的‘开国总统’”。伍凡、唐柏桥两人组成“中国过渡政府”，伍凡出得起1000美金就当上了“总统”。没有资金、没有组织，也没有群众，靠两个人四只手不断发布“总统令”，并亲手往互联网上贴。据说王丹、王军涛成立“宪政协进会”弄了个什么“七人政治局”。这个“七人政治局”是中共的复制品吗？哪怕是要篡位，也篡得太没想象力了吧？
怪现状之五：打架成风谩骂成习。纵揽此书，从头至尾充斥着内斗和谩骂，一言不和拔刀相向，睚眦必报锱铢必较。不像革命义士，倒是一群无聊文人。骂人者义愤填膺，被骂者气壮如牛。看了骂架的前半节以为是原骂占着理，待到后半节被骂者反骂过来，才明白大家不过是半斤八两，谁也别想假撇清。
曹长青骂胡平，言之凿凿地列举出“为了出名不择手段”、“心态不正常”、“从来不做自我反省”等15大罪状。胡反过来就讥讽曹是“台独宠儿”。至于“独立笔会”各大笔杆子骂起人来更是热闹非凡，让人眼晕。
这种内斗和谩骂能不能解释成对“民主”的尝试？中国倘若实现了这样的“民主”，众人多半要被口水淹死。
怪现状之六，人品低劣财色皆贪。
民运人士中人品低劣、财色皆贪的市侩小人不胜枚举。之所以说是怪现状，是因为确实跟人们心目中人品高洁的期望值相去甚远。
民运人士王希哲曾经对香港《星岛日报》的记者说，民运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坏人”。后来，他在诠释“民运坏人论”时，更进一步指出，民运人士多为社会的边缘人物，由于他们遭到社会主流的排挤、歧视和压迫，因而不满社会，报复社会，有些还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认为都是“恶人”、“坏人”和“刁民”。王希哲还认为，1989年六四期间北京出现大批主流人物参加民运的情况，是因为那时社会主流人物怕错过“四五运动”那样的表演机会，以为民运要成功了才参加进来。但随着中共的转型，以及民运前途无望，这批人都相继离去，使民运队伍又只剩下“坏人”，而且“坏人”的比例越来越大。
长期关注海外民运的侨领王涵万对纽约媒体表示，从刚开始的王炳章假护照事件、彭明假钞票事件、王希哲大闹国会、魏京生自我沉沦、阮铭搞台独、侯德健吸毒、王丹同性恋淫乱、吾尔开希夜总会泡三陪、倪育贤招妓、薛伟张菁通奸、胡平虐打前妻致残，到柴玲信用欺诈、刘青私吞公款等等，民运界的丑闻不胜枚举。他表示，自己在民运界经营二十多年，从“充满希望到深深的失望”。他直指现在海外民运界的许多人，是“打着自由民主旗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家伙”。
王希哲说得深刻，王涵万讲得驳杂。二人以民运和关注民运的老资格讲出这些，的确有些说服力。其实二人还算留了些薄面。魏京生岂止是“沉沦”，倪育贤猥亵少女更是超出了“召妓”的恶名。在民主世界，政要名人的这些事都被冠以“什么门”大加炒作挞伐，克林顿为莱温斯基，扁总统为贪腐，都让媒体追得焦头烂额。上述诸公所为，大约足以爆出上百个“什么门”。也怪当初受的教育就没有媒体曝光这一节，真是尴尬死人也！
怪现状之七，一无是处投机钻营竟然吃香喝辣
民运中，除了上述较为共性的怪现状之外，还有靠造假、靠专门骂人、坑人为生的，此种生存状态极为罕见，一总列为怪现状之七。
我国内造假高手如云，恐怕比起吴弘达靠造假干民运来，也要自叹弗如。吴弘达曾亲自供认，他这边到监狱拍下一些警戒设备，那边到商业街拍一些商品镜头，再将事先准备好的监狱标志贴到某个商品上，用特写镜头拍下这个商品。于是就造出了所谓的“劳改产品”。1994年，吴弘达和BBC的一名女记者潜入大陆，以夫妻名义谎称看病，在成都的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把偷拍的心脏手术场景说成是肾脏移植手术，把拍到的当地老百姓的一些坟地说成是死刑犯的坟地。炮制出骇人听闻的“中国移植出售死刑犯内脏器官”的新闻。自己这么编也就算了，可是当人家也编出个“活摘学员器官”事件时，他却觉着人家动了他的专利，红了眼地告发起来。真有大盗抓小偷的气势。
徐水良是民运中出了名的烂笔烂嘴，成了人人躲避的瘟神。除了与陈破空、张菁、唐柏桥等人齐声高骂别人是“共特”之外（据说民运里头有90％的人都被他冠以此名）似乎就没干过什么正经事。骂得兴起也顾不上看场合，在抗议李鹏访美的集会上，在王若望的追悼会上也喋喋不休，以至于挨了鲍戈的耳光。
李洪宽这个“民运超人”据说是曾经一天24小时在网上以低俗的话谩骂所有看不顺眼的“政敌”。并以此获得魏京生以及美国、台湾情报机构的垂青。
创立“中国发展联合会”的彭明更为奇特，似乎是个什么赚钱就干什么的主儿。创立“中发联”初衷是“温和改革”、“渐进式改革”。可一出国就觉着这个不吃香，就变作号召“暴力革命”的“中国反对派”。据说曾计划实施在北京的密云水库投毒、破坏华北电力网等行动，最后，他竟亲自携带面值一百多万元的人民币伪钞到缅甸贩卖，直至锒铛入狱。真不知道他身边的战友，有没有哪天突然挨他一刀的恐惧。
看毕此书，一嗟三叹满腹悲凉。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国的民运人士究竟何至于此？是中共打压使然？还是人的劣根性致此？似乎都不能一概而论。也许这只是一群普通人，原本有些问题的私生活突然置于媒体的照妖镜之下，从来没有享受过极权的人突然间得着一大笔钱，从来不了解制度监督是何物的人却突然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于是原来干的那点破事让人羞过来羞过去，于是制度还没有建起来私欲先膨胀起来，于是没有什么理性，一切只能跟着感觉走，走哪儿算哪儿罢。
能惩罚自己的，只有自己作的孽。作者做此书，我想不是要发人隐私以助谈资，也谈不上帮着共产党打民运，而是探究民运困境的个中缘由。“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希望民运后来人，谨以此为鉴。

全篇转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