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刀逼着盖起来的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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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刀逼着盖起来的厕所

芦笛

现代读者很难相信，古代中国的城市里，哪怕是百多年前也罢，非但没有路灯，没有像样的街道，而且竟然没有公共厕所，更没有垃圾车。

居民就在街上任意出恭，倾倒便桶和垃圾。

而这些陋习的破除，城市有了最起码的市政管理和公共卫生设施，竟然是八国联军用枪杆子对北京那「首善之区」的居民实行强制改造的结果。

最近国内时兴捧妓女，张艺谋拍了部《金陵十三钗》，拿到奥斯卡去参赛不说，就连清末民初的妓女兼老鸨赛金花，也被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主持人姜波正式封为「九天护国娘娘」，其唯一的依据，乃是无聊文人曾朴写的《孽海花》与刘半农、商鸿逵写的《赛金花本事》。后者是赛金花本人的自述，基本是不着边际的自吹，只能哄信毫无辨伪能力的人，但书中对老北京的介绍却很真实，她说：


「北京的街道，那时（注：拳乱时）太腌了，满街屎尿无​​人管。洋人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商家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欢喜，很夸赞洋人们能干。」


慈禧是否夸赞过洋人能干，赛金花根本不可能知道，但北京城确实在西太后出逃后变得干净多了，而这却是八国联军占领的结果，是他们首次将「市政管理」的新概念引入了中国。下文的介绍都取自当时人的日记或回忆录。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实行分区占领，北京城被划为德、英、法、美、俄、日等国占领区。各国军队的军纪不一样，各占领区的管理也不一样。根据当时的居民的日记，德军军纪最差，管理也最粗暴，而美军与日军的军纪最好，管理也比较人道。英军则良莠不一，白人士兵军纪较好，印度士兵的军纪就比较差。不管是哪国的大兵，进城之初都大肆抢劫。但在最初的骚乱过去后，美军即整顿军纪，在部队换防出城前，由军官搜查士兵，搜出来的银物一律没收，交汇丰银行代管。在分区占领后，美军迅速出榜安民，派士兵保护街巷，并建立协巡公所，由地方官募派练勇，会同洋兵弹压缉捕盗贼。英界也成立了类似的警察机构。各界除法界外还都设立了民政厅，封禁烟馆赌馆（美界甚至禁酒）。美界还出布告，不许其他国家的士兵在下午六点后进入美界。若美国士兵擅入民宅，百姓可以将其捆送巡捕房，赏银元一百。若士兵持枪，百姓不敢捆绑，可以悄悄尾随，另外派人去举报。举报者不会说外语也无妨，只需竖起两个指头，当局就会派人来抓。英、美、日界都不拉夫，而是花钱雇佣民工，还鼓励贸易，以致市面比乱前繁华了许多。日界还开仓平粜，缓解了粮食危机。


德军的军纪则很差，不但抢劫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实施占领后还在入宅抢劫，甚至放火焚烧军营周边的民房，不但沿街抓苦力，甚至闯入民宅强行拉夫。不论是士农工商，还是平民官宦，都被逼着去为他们无偿劳动。以致德界居民怨声载道，纷纷迁往美界或英界。德国人的安民告示只有四条，一是德界内的粮食，禁止出界外贩卖；二是命令住户负责将各街巷修垫平坦，每日三次在街上洒水，打扫干净；三是从晚七点到十二点，每家都必须在门前点灯照明；四是严禁居民在街巷里大小便，违者重罚。


德军为何作此规定？入夜每家在门前点灯照明，是因为当时没有街灯；严禁居民在街巷里大小便，乃是因为当时既无公厕亦无私厕，要出恭就只能在街上，女眷则在家里用便桶，然后再倒到外面去；而规定家家户户必须平整路面，洒水清扫，则是因为当时北京城里的路况根本不是现代人可以想像的。


老北京的街道之糟，早在明代利玛窦来华时写的《中国札记》中就有记述：


「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砖或石铺路的，也很难说一年之中哪个季节走起路来最令人讨厌。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尘同样使人厌烦和疲倦。由于这个地区很少下雨，地面上分离出一层灰尘，只要起一点微风，就会刮入室内，覆盖和弄脏几乎每样东西。为了克服这种讨厌的灰尘，他们就有了一种习惯，那或许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知道的。这里在多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不管是步行还是乘坐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


这情形到了清代仍无改进。据著名的戏剧艺术家齐如山介绍，那时北京的大街中间有条所谓的「雨路」，「各大街之雨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边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雨路上头，浮土都是一二尺深，步行可以说是万不能走，所以北平有两句谚语：『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又有两句是『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


因此，也难怪德国鬼子要命令各家各户平整街道，洒水扫除，并严禁居民在街上出恭。虽然其他占领区都有类似规定，但以德国人执行得最严格也最粗暴。而且，他们只知禁止，却不为居民想法解决问题，这与其他占领区特别是美界完全不同。据当时人的记载：


「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并无人倡率此举，凡出大小恭或往别界，或在家中。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倒垃圾也这样，过去只需倒到户外去即可，如今洋人却不准了：


「惟烈风时起，尘沙败叶吹满门，必须时刻扫除干净，否（则）遇洋人巡查，即遭威吓。又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惟德界无人倡率此举，似亦缺事耳。」


您说那阵子的中国人怪不怪？明知其他占领区有公厕，有垃圾车，非常方便，却只是因为德界「无人倡率此举」，于是男人宁肯在空房里出恭，或是跑到数里之外， 或是半夜偷偷摸摸跑到街上去出恭，然后赶快打扫干净，​​女眷则将排泄物存在房里，垃圾就堆在院子里。联军是8月16日开始占领的，大热天里，那气味怎么受得了？可就是没人出头去「倡率」，或发起邻里募捐，或游说当局向各户派捐，修建公厕，创办「公捐土车」，却宁愿默默受罪。这些人到底是犯了什么病？


好在后来德界有了华人巡捕，总算「变通章程，改为各巷安设路灯，每三四户轮流值点」，这才把每家门前的灯撤了。但那已是半年后的事了，「整整半载，无论风雨寒冷，未敢一日偷闲。家家耗尽钱财，受尽劳苦。今立此新章，户户似稍轻释矣」。


鬼子对神圣的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粗暴干涉，激起了英勇的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与反抗。一份日记说，有人对着墙小便，过路人便试图制止他，说若是让洋巡捕见到就不得了了。那人大怒，破口大骂，惊动了四邻，都出来参与吵闹。那日记作者估计也是个汉奸，在日记中感慨道：大众洒扫清洁，一人随意便溺污染，已为情理所难容，却反而大怒，恶语相加，莫非是「以随地泻便为数百年之正宗，一旦扫除为今日之异学乎？」他不知道，后世中共庄严号召全民「反对西方文化渗透和颠覆」。根据这一价值标准，那位随地小便的壮士，正是反对西方文化「异学」的渗透与颠覆、捍卫数百年正宗传统文化的民族英雄，而试图制止他的居民则是与鬼子里应外合的「带路党」。


因此，北京人民特别痛恨德军，当然主要是因为德军军纪太差，但德国人执法一丝不苟，试图把洁净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们，只怕也是原因之一。据另一位日记作者说，「美界虽亦有洒扫之举，并不甚严。英界由华人巡捕督催，亦成虚应故事。日本界内，沿街脏秽，飞土扬尘，并无修街之事。」日记作者因恨道：「虽德国凶暴难以从权，亦界内翻译官绅，一味附和洋人，办理之不力也。」所以，德界特别干净，说到底还是汉奸的罪。


但汉奸们也未必真是「一味附和洋人」，而是迫不得已。据另一位日记作者介绍，德界由绅董轮班，一班两小时，每人一班，带巡丁五人巡街。德界的行政长官（时称「德国知府」）又深知他们懒惰，特地派洋兵监督，所以不但街道干净，盗贼也少。而美界因为使用华人巡捕，下雪后也没像德界那样清扫干净，云云。


待到洋兵快撤走时，各占领区交还给步军统领衙门与五城巡缉，「各街巷扫街、泼水、点灯、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暂多松懈，不甚严查究责」，日记作者因此激赏道：「究竟我兵同气连枝，互相怜悯，不比洋人横暴耳。」所以，还是自己人心贴心。
街上遍地垃圾屎尿也倒罢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连皇家的官府衙门乃至皇宫，也都十分龌龊。


众所周知，明代以后，朝野最重视的就是科举制度，称为「抡才大典」。读书人要考上秀才，必须经过三道考试：县试、府试与院试。通过前两级考试的士子称为「童生」（与真实年龄无关，乃是学衔），通过院试即是「秀才」。既是朝野最重视的「抡才大典」，官府想必认真对待，起码要让士子的考试环境好一些。然而据齐如山介绍，县试一般在县衙门的大堂进行，桌子凳子都必须由考生自备。考生乃去城中临时筹借，借不到干净桌子时，「则小饭铺的油桌，厨房的案板，旧棉花的架子等，都可以将就着用」。五场考下来（光县试就要考五场），考生沾了一身油，浑身闪闪发光。
最混账的还是，无论是县试，府试还是院试，都不许考生大便，只许小便。每人座下有个小瓦盆，考生就撒在里面。若非要大便不可，就必须把卷子交给考官，事完后再领回卷子续作。但考官收到卷子时，就会在卷面上盖个黑图章，把它放在一边，再也不会审阅，如厕的考生自然只能落第。于是内逼甚急不可遏止者，「则往往脱下自己之袜子来，即便在里头，自己带着出场，或丢在场内（注：那时的袜子是土布缝制的，不是后来进来的针织袜子，后者称为「洋袜」。土袜比洋袜厚实得多，通透性也比较差，所以考生们可以用来盛屎），这样的大便法，坐在前后左近的人当然受熏而不高兴，这本可以喊监场教官，勒令他出去，但大家都念三年才考一次，好容易才入了场，倘离座大便，则这次等于白来，想进秀才，还得等三年，所以大家也都同情他，只好自己忍受，不肯告发，这总算是众人的仁慈，但是试场内可就脏污多了。……不但大便，连小便也都是撒一地，安得不骚臭难闻，所以第一场还好，以后一场比一场难闻，这不能不算是一种虐政」。


皇宫也好不到哪儿去。据张鸣教授介绍，皇宫里没有厕所，太监们大小便都只能用自己房里的便桶，在屋外干活时嫌回屋太麻烦，便在宫里的旮旯里撒尿。「连庄严的太和殿两侧，也随处散落太监们的大小便。反正皇帝没事不会去那里，后妃也去不了，大典每年不过一次，到时候清理一下也就得了」。更可笑的是，晚清洋人使节必须定期谒见皇帝。谒见前先在南书房等候。然而太监们却早已把南书房改造成了酱坊，支上了酱缸，利用皇家祭祖时剩下的饽饽发酵做酱，「冬天还好，夏天坐在南书房里，就像是坐在了茅厕门口，妙味无穷。洋人被熏得不行，就向总理衙门以及后来的外务部抗议。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涉外官员不断地跟军机大臣商议，是不是挪动一下酱缸，换个地方，可就是没有结果，因为没人敢得罪太监」。


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何以如此龌龊？在我看来，那倒不是先民们天性喜脏厌洁，而是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决定的。中国历来是由一个暴力敲诈集团统治的官僚社会。所谓「国家」，其实不过是个典章化、制度化了的土匪山寨，真正是「阶级镇压的机器」。官府衙门和鬼子的政府完全是两回事。官吏们只有对上的责任，毫无对下的责任。而这责任只有两条：刮钱与「维稳」 ，从县衙门的钱谷师爷到省里的布政使负责刮钱，而从县衙门的刑名师爷到省里的按察使则负责「维稳」 （ ＝拷夹）。地方官只要能督促百姓完粮纳税，不起来造反，确保朝廷能太太平平地享福，就尽到了职责。至于官府收了钱粮去，并不是为自己胡嫖海塞，而是为纳税人办事，必须接受纳税人的监督，这些都是西洋概念，其流入是万恶的西方文化渗透与颠覆的结果，所以共产党才会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与抵制。


这种土匪官府当然不会有什么市政或民政部门。所谓「公共事业」（Public works）都是百姓自己的事，一般由宗法自治小区或善士们自己去筹资完成。此所以佛家要把善人们造桥修路当成莫大的「阴德」。虽然有的地方官如白居易与苏轼留意于此，因浚通西湖，修建了白堤、苏堤而为后人感戴，但那是个人行为而非普遍职责。而且，即使是善士，着眼的也是铺路造桥等明摆着的好事，断不会将敷设下水道、建公厕、运垃圾一类龌龊事体视为流芳百世的仁政。官府既不出头主持，全靠小区自筹资金措办，当然也就没多少可行性了。


上面提到的北京城内的垃圾车的创办就足以说明问题。据当时人的记载：「协巡公所板车上街出土，家中积土用箩筐装之，板车至，倾其上，看此小小事，亦不容易。有骡有车有人饲养，工食谁堪独任？挨户捐钱，多少不等，最难周妥。诸人办至此，亦费几许唇舌矣。」那不过是个区区垃圾车，还是在协巡公所的暴力逼迫之下，都还费尽唇舌，何况是麻烦更大的公共卫生工程？


除此之外，东西方生产方式不同，也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在旧中国农村，人畜粪便是「农家宝」，所谓「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既然是宝贝，当然舍不得付诸流水，而西方处理人体排泄物的办法，则是与废水一道排除之。早在公元前225年，古罗马人便在罗马城内建成了排放污水与粪便的下水道，其工程规模之浩大，与中国70年代的人防工事也差不多，与之成龙配套的是室内冲水厕所。中国则顶多只有点仅能排污水（尤其是雨水）的阴沟与阳沟，只有粪坑而无西式厕所。后者还只限于农村。城市居民谋生用不着「农家宝」，不必挖个粪坑将宝贝积攒下来。那时女人又不兴抛头露面，街上走的都是男人，整个城市其实就是个露天大公厕，无论走到哪儿，随时都能就地出恭，该是何等方便？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会想到去专门修建厕所？


好在八国联军把西太后撵出了京城，让她在逃到怀来县前挨饿受冻，吃尽了苦楚，到了西安后痛定思痛，便以皇帝的名义下了罪己诏，痛下决心放弃抵抗西方文化的渗透与颠覆，毅然实行新政。鬼子又开出了必须惩办的祸首名单，将英勇抵抗西方文化渗透与颠覆的民族英雄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协办大学士刚毅、大学士徐桐等民族英雄一网打尽，悉数开列于其上，更是为她彻底扫除了改革障碍，于是中国才开始有了西式市政管理，并开始仿照西方模式大规模重建城市。英国记者莫理循于1911年3月报导：


「（北京）到处都在修筑碎石铺的马路，每一座重要的建筑都装上了电灯，街道被电灯照得通明。电话系统相当不错，邮政服务也很好，一天投递八次。警务工作大为改观——工资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整。我昨天亲眼看到一位运粪工（地位最低的苦力）的手推车打翻在路上，一个警察小队长连忙跑过去，帮助他把车扶正。过去你能想到这样的事吗？所有的部办公楼，或已被安置在一些气势雄伟的西式建筑中，或很快将搬迁进去。自来水的供应很好，我毫不怀疑不久将出现有轨电车……这里的中国人现在正大量地使用现代物品。例如，英国床架销售得极好。全城都能看到胶皮轮的东洋车。信件由骑着自行车的苦力投递，车轮是橡胶的。你可以见到上千辆的马车，汽车不多，但很快就会像上海一样多。全城到处都在修建大楼……」


所以，老北京城的「雨路」，也就是那阵子消失的。不仅如此，除了租界外，各地城市的公厕与简陋的下水道系统，大致也都是那一时期普遍建造起来的。


可惜不久后就发生了辛亥自爆。此后政客们关心的是如何抢天下，又岂会在公共卫生工程上花钱？毛当国后虽然结束了战乱，可惜他又是具有深厚反文明本能的大老粗，以农民的黑手和脚上的牛屎为圣洁的光环，以不讲卫生为劳动人民的优秀质量，将识字分子讲卫生视为没有改造好的表现。他本人在野外散步时踩了粪便，还不许他人大惊小怪，在漂着粪便的珠江中畅游得其乐无穷。而且，那阵子讲究的是「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一点资金都被用到重工业上去了。除了「十大建筑」一类面子工程外，国家哪有余钱投资公共卫生工程？于是改革开放前的公共卫生状况​​，大致也就是清末民初的那个样子，就连大部份街道与房屋建筑也如此。


毛死后，「带路党」当了家，把工作重点从整人转到了建设上，再度在硬件设施上按西方模式大规模改造中国，国家才再度「旧貌变新颜」。随着民生的极大改善， 卫生状况也极大地改善了。如今大城市的卫生状况，与西方已无太大区别，说到底，这乃是西方文化渗透颠覆的结果，但不知民族英雄五毛党为何不对此痛心疾首， 下令全体城市人民立即恢复神圣的民族传统，在大街上拉屎撒尿？

最近，屎尿问题在香港引起极大关注，网上“爱国贼”更呼吁把香港人赶出香港，因为香港是中国的，好像谁对国人不文明的形象“说三道四”，就要开除谁的“球籍”一样。

同时，将野蛮，肮脏的行为上升到民族生存权，把野蛮肮脏不文明而受到批评称作为话语权的问题，大有要捍卫随地屎尿权，随地吐痰权，不守公德的权利，对抗现代文明。。。

好像说反了，这原本就是一些外F“爱英贼”在想着怎样才能将爱国者赶走，从而重新恢复到之前的英殖民地下的被殖民生活的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