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北洋海军将领公正评价2 ---转贴

老夫

                                              《二》
刘步蟾没有“怯战自保”
　　刘步蟾，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黄海海战中，在丁汝昌受伤后代为指挥。在威海保卫战中，他英勇抗敌，最终在不得不引爆“定远”后，拒绝投降而服毒自杀。
　　甲午战争后，国人对刘步蟾的评价一直是正面的。但至20世纪中叶，他突然又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一些学术书籍和影视作品中，其形象变得相当负面。
　　据查，刘步蟾的这些恶名主要来自英国人戴乐尔(又译泰莱)之手。戴乐尔是北洋舰队洋员，海战时曾担任“定远”舰副管驾，在其晚年所著回忆录《中国事记》中，刘步蟾被描述成为中国将领中的反面典型。由于戴乐尔是海战的经历者，他的话具有一定权威性，因此该书译本被视为研究北洋海军的重要一手资料。
　　评价历史人物，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戴乐尔攻讦刘步蟾的要害问题，是指责他在黄海海战中擅自改变既定阵形，怯战自保。那么，北洋舰队将双纵阵改变为雁行阵，是否是刘步蟾擅改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丁汝昌在战后报告中明确指出曾下令变阵，刘步蟾代表提督发出变阵旗号，完全是职责所在。其次，变阵后“定远”舰居于舰队正中最前方，距离日联合舰队本队最近，受敌火力威胁最大，又怎么可能自保？再次，海战中“定远”舰一直冲锋在前，从第一个开火到最后一个撤离，如果刘步蟾怕死，“定远”舰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勇敢的行动？
　　戴乐尔为什么要诬陷刘步蟾？戴乐尔是经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介绍进入北洋海军的，自恃有此背景，对北洋海军事务多有干预，刘步蟾对其越权举动多次予以制止，戴乐尔对刘步蟾积愤已久，这恐怕是他诋毁刘步蟾的原因所在。
　　评价刘步蟾，还有一个著名的争议事件——“撤旗事件”。1890年，北洋舰队南下停泊香港期间，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上岸，刘步蟾按规定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此举惹怒了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他认为自己这个“副提督”还在，为何要撤提督旗？为此他与刘步蟾发生争执，后愤然辞职。琅威理离去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军纪日渐松懈。有人将此事简单归结为刘步蟾排挤琅威理。但实际上，“撤旗事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北洋海军创建初期，面临技术和人才严重不足的困境，聘请洋员是正确和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洋员也是西方国家企图控制北洋舰队以捞取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如何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一方面又牢牢掌握海军的控制权，始终是北洋舰队一个既重要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撤旗事件”实质上就是一场北洋舰队的控制权之争。在这一重大是非问题上，刘步蟾是清醒的。当然，“撤旗事件”的处理也反映了刘步蟾与琅威理平时积累的矛盾。
　　总之，刘步蟾为中国近代海军特别是北洋舰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近代中国腐朽社会的大环境下，他无力改变失败的命运，但还是以自杀这样悲剧性方式表达了爱国精神和坚贞气节，其崇高精神值得后人敬仰。
　　林泰曾不是“胆小鬼”
　　林泰曾，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兼“镇远”号铁甲舰管带。1894年中日黄海海战后，“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损，林泰曾引咎自杀。
　　与北洋海军许多将领一样，林泰曾身后受到的不公指责中，除了“能力不强”外，最重的就是“畏日胆小”。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李鸿章和丁汝昌对林泰曾的评价。李鸿章在丰岛海战后给丁汝昌的电报里写道“林泰曾于仁川畏日遁逃……”；林泰曾自杀后，丁汝昌的评价是“林泰曾向来胆小……”。以此为依据推断，林泰曾是“胆小鬼”似乎成了史学界的流行看法。为了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来看“畏日遁逃”是否属实？
　　1894年6月，日本发兵入朝，林泰曾受命统带3舰驶往朝鲜仁川。23日，林泰曾到达仁川即派人打探日军情况。24日，林泰曾会见日本领事，提出交涉，并电告国内相关情况。25日，他又发回电报，报告风闻有5000日军即将到达仁川，建议后路速备海军大队并调南洋军舰来北洋。26日，林泰曾发回第三封电报，称军舰在仁川战守均不宜，拟留一二舰在仁川探信，余舰转赴牙山备战守。30日，林泰曾根据命令率舰开回整备。
　　在此阶段，中日两国并未开战，林泰曾正确判断形势，并提出了备战的积极建议，根本不存在“畏日遁逃”的问题。在当时的装备条件下，一个编队在海上连续执行8天任务后返回“整备”很正常，否则就难有再次出动的能力。指责林泰曾“畏日遁逃”，不过是李鸿章推卸责任的借口。
　　其次，目前所能见到的对林泰曾生前各方面评价都比较高，从未有“胆小”之说。他自投身海军后，几乎参与并指挥了北洋海军执行的所有任务，一贯表现积极。甲午开战后，林泰曾坚决主张采取攻势战略，要求“举全舰遏制仁川港”，与日本联合舰队“一决胜负于海上”。他为人“性沉毅”，而“待下仁恕，故临事恒得人之死力”，在黄海海战中率领“镇远”舰始终冲在前面，并连续击伤日舰。在这一系列表现中，看不到任何“胆小”的影子。
　　将林泰曾自杀视为“胆小卸责”是偏颇的。林泰曾早就立下了“舰亡与亡”的决心，而且在当时清廷“重舰轻人”的巨大压力下，立此决心的北洋海军将领不在少数。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对北洋海军将领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敬佩的英勇表现，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林泰曾是北洋海军高级将领中的杰出代表。
　　邓世昌绝非“虚假典型”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是北洋海军将领中著名的民族英雄。但就是对这样一位将领，时下也有少数人提出质疑，认为邓世昌是后人搞“虚假宣传”的产物。其主要质疑有四：
　　一是对邓世昌治军严格提出质疑。有文章认为邓世昌对下属十分苛刻、严酷；还有人说邓世昌在北洋舰队中是事故率最高的一位管带，不配做“民族英雄”。
　　应该承认，邓世昌不是完人，他有缺点。在封建旧军队中打骂士兵是普遍现象，舰队即将开战之际，面对存在的纪律松弛、斗志涣散等问题，采取非常手段整肃军纪实属正常，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
　　而对于事故率高的问题也应客观分析，北洋海军成军仅6年，驾驭的又是代表当时科技水平的新式战舰，在官兵素质尚不高的情况下，事故隐患在所难免。邓世昌自投身北洋舰队后事事争先，频繁执行各种任务，而执行任务多、干事多者，事故概率自然会高。对此，不应以偏概全。
　　二是对邓世昌驾舰撞击“吉野”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致远”舰速度不及“吉野”，“以慢撞快”非常盲目；还有人强调，在蒸汽铁甲战舰的时代，使用撞击战术很不科学。
　　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其一：当时日舰正以优势兵力和火力形成对旗舰“定远”的围攻，形势非常危急，邓世昌此举可吸引敌舰、减轻旗舰压力；其二：撞击战术在当时仍有一定适用性，“致远”舰舰首下方就有为实施撞击而设计的冲角，当时“吉野”在纵队队列之中不便机动，又正好处于“致远”舰首正横位置，“致远”是以截击态势冲向日舰，一旦撞上可收重创敌舰之功效；其三：“吉野”具有侧舷速射炮的火力优势，正横向是其发扬火力的最佳方位，“致远”试图撞击“吉野”，迫使其转向，可直接降低其火力效果，有利于改变北洋舰队的不利态势。由此可见，撞击“吉野”并非盲目之举，而是试图以重伤之舰为战局作出最后一搏的英勇选择。
　　三是对“致远”舰的作战准备提出质疑，认为很可能是日舰炮弹命中“致远”引爆舰上鱼雷。有人进一步称，北洋舰队接战前要求各舰将鱼雷弃海，以免中弹引爆，而“致远”舰由于故障无法将鱼雷投出，恰恰就是这枚鱼雷最终造成“致远”沉没，由此推论邓世昌对作战准备要求不严、不细。
　　这一指责既不真实，也不专业，所谓“弃投鱼雷”是杜撰的。常识告诉我们，舰载武器不仅有鱼雷，也有炮弹，如果怕鱼雷引爆就将鱼雷卸掉，怕炮弹引爆就将炮弹卸掉，岂不可笑？
　　四是质疑邓世昌究竟是“坠海”还是“跳海”，认为以“致远”庞大舰身，只要邓世昌坚守岗位就不会坠海，由此推断邓世昌是在舰沉之前为求生而跳海，其“英雄”称号名不副实。
　　其实，要分析清楚这些问题并不困难：其一，“致远”舰幸存官兵都是随“致远”舰沉没落水的，如果邓世昌真想求生，那他完全有机会随众接受其后赶来的鱼雷艇救援；其二，包括洋员和日方目击者在内的亲历者多方证实，“致远”在中弹发生大爆炸后迅速沉没，当时“致远”舰官兵纷纷坠海，在舰桥上指挥的邓世昌为什么会例外呢？其三，邓世昌早就下定了以死报国的决心，其英勇行为不是一时冲动。丰岛海战后，他就激励全舰官兵：“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黄海海战时，邓世昌见“定远”危急，高呼：“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遂率舰冲向敌舰。有人主观臆测地将他说成是“出于政治需要的虚假典型”，是极不严肃的。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北洋海军官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批优秀的军人，他们绝大多数治军勤勉，刻苦学习西方海军建设经验，努力钻研海军技战术。他们在甲午海战中视死如归、英勇杀敌的壮举和宁死不屈、自杀殉国的崇高民族气节，都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120年过去，逝者已去矣，生者当自省。今天，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客观评价北洋海军官兵，还他们以公平，还历史以公平，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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