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插手“六四事件”內幕

阅读模式 · 发表于 2010-8-18 07:33:28

〈先贴张当年台湾报纸的一篇报道，该报道多站在台湾立场发言，所述不免有许多「诚实的错误」 - 渲染、扭曲、夸张和捏造，但其中部分也不无事实（如：美中情局在8-9所扮演的角色等）。〉
--------------------------------------------------------------------------------------------------------------------

黄雀行动是六四事件中的被通缉人士秘密运送行动，涉人有400以上。名字来自1991年岑建勋在接受BBC访问时提到中国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行动总指挥为香港商人陈达钲，另外重要人物还有罗海星。该组织的活动得到了美国情报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来源请求]

行动针对中国政府在1989年6月13日公布“通缉以‘北高联’为首的21名民运领袖”开始筹备并开展，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陈一咨、苏晓康等从翌月起陆续逃离中国境外（各人逃离时间情况请参看其条目），行动从沿海城市经香港中转至其他国家。

至1989年10月，当行动的两位成员在湛江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行动时官方被捕而终止。

黄雀行动港商忆当年误中警方圈套记者：海涛
香港
Jun 7, 2007

《谍心不死》
作者: 金城出版社专业图书编辑部编
当前第:5页～9页

王红  摘编
1989年2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有三个人踏上了前往总统别墅戴维营的路途。这三个人是老朋友了，他们冒着凛咧的寒风，缓步行走，边走边说边笑。
走在右边的是李沽明，他刚从美国驻韩大使馆卸任返回，并即将出使北京‘，李洁明文质彬彬，有足够的秘密工作经验。他1951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他的情报工作生涯，  当布什出使北京任美中联络处主任时，李治明已是新设立的中国情报站站长。李洁明深得布什倚重。他的中国话讲得十分流利，中情局认为他是一位冷静而又长于争辩的“考虑周到、机智敏锐、有良好职业：素质”的情报官员。
另两位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亚洲和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奉召去总统府召开一次特别的会议。会上，中情局估计：中共政权面临的唯一威胁，是知识分子当中的与海外有关系的“改革派”，不过，从整个国家看来，内部没有什么不和，几乎刁：可能发生重大政治危机。
会议后不久，李沽明即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也认为当前中国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他也认为并一再警告，在中国，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1y6Ll午O月j U况，半后明社距太女何以尔个5U 3央里明天国大使馆里，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微弱枪声。他知道，他过去几天一直十分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从燕京饭店高层一个可以远眺的地方，美国、情报官员看到，至少一千多示威者正在和军人对峙，于是马J：用保密通讯工具同美国大使馆联系，在晚上10点多发回了第一个报告。
四天以前，李洁明就对中情局北京站站长说：  “我认为示威者将被赶出天安门，军队会奉命结束抗议活动，必要时会采取断然措施。”
对李洁明的这番警告，站长先生却摇摇头，耸耸肩，表示不能同意。他对李洁明说，中央情报局已得到最可靠情报，中国领导人不会马上采取行动平息动乱。这位站长先生讲完这席话后没两天，就返回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中情局总部，作例行磋商。临走前，还颇为自信地说，用不着担心，我离开期间不会出什么事。
然而，站长这次回国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在中国的秘密间谍网和在中国内部设置的情报来源陷入一片混乱。更为糟糕的是，在“六四”期间，美国使馆的一些要员，担心引火烧身，纷纷逃出北京。6名国务院官员和一些情报局官员干脆跑回了美国。只有李洁明和国务院情报组长等5名大使馆负责官员留了下来，去对付这混乱局面。李沽明实际上成了美国在北京的首席情报官员。他派出几个监视小组去观察情况。一个小组在燕京饭店，一个小组在北京饭店，还有两个小组分别在京伦饭店和友谊宾馆。随着冲突沿着长安街，从西向东，朝着：天安门广场的推穆，李沽明也不断收到这些小组的报告。  当军队；在广场西面行进时，广场东边还相对平静，尽管在外交人员公寓附近可以看到军队与示威者在对峙。北京饭店也有军队布下的岗，4，美国大使馆东边据报发生了小冲突。
李洁明后来来到了京伦饭店，和手下的人一起把准备离开中国的美国留学生安排在这里。同时，李洁明顾不了许多，干脆通过公开电话线路频频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告事态的最新详细情况，直到6月4日早上，他才停止了报告，这时他已精疲力竭。李洁明收到的一份报告今他十分感兴趣。报告标，甲国有天部门的官员仍在学生当中来回做工作，苦苦劝说他们离开广场。这份报告是潜入到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美国情报小组6月4日凌晨发出的。这个小组推测，一个特别安全单位在部队进驻行动之前就来到了广场，其目的很明确，就是减弱)I宁突的强度，阻止流血。
中情局情报人员还发现，中国有关部门安装了大扩音喇叭，劝说学生和平撤离广场，还向他们指明了撤．离路线。早上四点，作为一种警告，广场上的全部灯火熄灭。最后大约5点学生列队离开天安门广场。
中情局在北京最显眼的话动，是与广场上负责“安全”的小批示威者的接触，特别是“敢死队”的接触。中情局利用以前在香港和大陆招募的许多特务，同“敢死队”频频交谈，以期评估动乱头目的素质，以及他们最后成功的可能。在以后几个月里，当“敢死队”成为叛逃行动的核心成员时，这些早期接触，被证明是相当有价值的。
“六四”后的整整六个月，  中情局启动·了部署在大陆、香港和澳门的、由几十名最有价值最为精干的特·工人员组成的网络，为这次动乱的最主要的头目们提供了安全的避难所，并帮助他们逃离中国。
实际上，被布什政府严加保密的这次“黄雀行动”，在“六四”以前就开始实施了。5月下旬，李洁明在美国驻华使馆向二百多异议分子签发了签证，甚至供钱给他们，让他们乘火车或飞机去香港。这笔钱从大使馆“特别应怠基金”中拨付。
“六四”那天清晨，两个最重要的动乱：头目——吾尔开希和李录突然神秘失踪，中国安全部门全力搜寻而不得。6月底，万润甫和严家其也逃离了中国，来到了西方国家。这四个人的逃脱，都是在中情局的精心安排和全力支持下进行的。中情局为了达到颠覆中国的目的，不惜动用了大量的现金，并为叛逃者准备了身份证、伪造的火车票，并指示他们沿着一条从北京到南方的“秘密通道”，最后或从陆路到香港，或从海路偷渡到澳门。
“六四”后的第二天，方励之在一群记者的护送下惶惶逃入美国大使馆。方励之倒是很知道怎样利用记者保护自己，有一次他还曾躲进一个美国记者住的饭店房间中。
“六四事件”后，中情局在文革后招募的特务，个个如惊弓之乌，纷纷向中情局告急，请求得到帮助。李沽明向其中最有价值的情报人员提供了援助，帮助他们逃离中国。用车洁明的一个同事的话来说：  “这使我们想起了当年撤出西贡时的情景。不过这一次我们没有甩下朋友不管。”
“黄雀行动”后来采用了更为复杂的技术手段，  以躲避中国安全部门的追踪和追捕，如使用了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信号装置，甚至动用了快艇和武器。一名中情局官员证实，“大部分高技术装备是中情局提供的”，整个行动由设在香港的特别机构来执行。
尽管“黄雀行动”启用了中情局在中国内部的最重要的关系，但并非由中情局所“包办”。许多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也参加了这次行动，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英国和法国。  “六四”后不到半个月，中国向全国公布了21名首要通缉犯名单，  由于西方情报机构的联合行动，只有6人被捕，其他15人均已逃脱。后来，中国的叛逃者出现在法国巴黎，向新闻界宣布成立流亡的“中国民主运动阵线”。至此，“黄雀行动”并没有结束，  中情局仍在帮助尚留在中国的动乱分子，经过“，秘密通道”叛逃到西方。
然而，中情局一直拒绝承认他们在这次叛逃行动中所起的作用。当国务卿贝克喜气洋洋地公开感谢法国政府“削繁就简”地安排中国叛逃者时，  中情局默默躲在后面，对自己的“功绩”不置一词。这样一来，全世界都以为是法国在领导这次行动。
规模巨大的“黄雀行动”。得到了布什全力支持。一名前中情局的官员说：“这么说吧，‘六四事件’之后，如果没有白宫的批准，中情局在中国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这件事是总统的裁决。”
半年以后，  “黄雀行动”首度曝光。布什政府不愿意对“黄雀行动”有所夸耀，因为它担心如果把中情局的活动公布于世，将会激怒中国领导人，并把中国推入苏联的怀抱。但中情局认为并不存在这种危险，  中苏不可能恢复原来的同盟关系。
为了缓解美中关系，  “六四事件”几个月以后，美国国家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秘密出访北京。这可让招募了许多中国年轻的异议人士的中情局叫苦连天。其中两名异议人士(目前仍不能公开他们的身份)，是中情局在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务，他们遭到了逮捕。

中国军队18年前武力镇压北京民主运动，大批知识分子开始逃亡。香港一些商人展开“黄雀行动”营救，把100多人接到海外。但是，由于营救王军涛、陈子明行动“失手”，黄雀行动从此停顿下来。

1989年北京当局“六四”清场造成严重伤亡之后，运动积极人士四下躲避。香港支持民运的组织和个人开始营救，陆续把100多运动积极活动人士接到了香港。但是，在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行动失败之后，整个营救行动一厥不振。

当年负责从大陆往海外“接人”的香港商人陈达钲在“六四”18周年前夕接受多维新闻社采访时说，营救行动从6月中旬开始，不到半年，他派去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的香港人李龙庆和黎沛成在湛江中了警方设下的圈套“失风”被捕，整个行动停了下来。

*争取“兄弟”获释北上谈判做让步*

陈达钲说，他为了这两个“兄弟”北上北京和有关方面谈判，作为妥协条件是：他停止黄雀行动，而北京释放李龙庆和黎沛成。他说：“我感到，他们是为了我去坐牢。后来，方方面面的朋友说，这是对‘六四’不理解，所以才干出这种事。我通过各方面朋友打通关系，和北京交上了朋友，我答应以后再不去干这种事情了。”

陈达钲说，香港支持民运的人士也曾活动北京放人，但没有结果，而他到北京同北京达成妥协半年后，李龙庆和黎沛成获释了。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91年陈达钲到北京和高层谈话时见到了当时的公安部长陶驷驹：“公安部的头儿都见了，局长啊、副部长啊、包括陶驷驹，肯定见了。”

陶驷驹曾是中共大将罗瑞卿的秘书，“六四”后取代王芳担任公安部长，并担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他90年代末期因涉嫌福建远华案被中纪委“双规”。

*知情人士：内部人士帮忙*

这位知情人士说，当年黄雀行动之所以成功救出多人主要是很多内部人士帮忙，其中包括一些“太子党”。

谈到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还有一个香港商人不能不提，这个人就是罗海星。

罗海星曾是香港贸易发展局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在北京工作多年，认识各界许多人士。他虽然生在香港，但在广州接受的中学大学教育，还参加了文革，对中国国情有深刻了解。罗海星的父亲是香港老报人罗孚。罗孚被北京当局认为是“美国特务”而被软禁了10年。

*警方设诱饵*

1989年10月，北京利用王军涛一个朋友抓到了逃亡4个月的王军涛和陈子明，又利用这条线索做钓饵，钓到了香港营救人员罗海星、李龙庆和黎沛成。当时，罗海星与李龙庆和黎沛成基本是单线行动，并不认识他俩。罗海星说：“那两个小兄弟和我同案处理嘛。他两个小兄弟，替他卖命的。结果被抓，和我并案处理。公安部把我们并案处理，一起判的。我是头儿，他们俩等于是硬造成一个印象，好像他们俩是我的小兄弟一样。”

罗海星说，事实是，他获释半年之后，李龙庆和黎沛成才获释出狱。

从时间上看，罗海星获释之日，正是陈达钲到北京和公安高层见面谈判之时。罗海星说，他为了保证安全和营救成功，特意保持低调，尽量减少认识各方面的人。

*窝藏犯未见被窝藏人*

罗海星对美国之音说，当时他之所以出面到广州营救王军涛是有北京朋友找他，希望他能帮助救出被通辑和追捕的王军涛，他答应了。罗海星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个人的想法。军涛一些朋友辗转来找我，其中有一个是老鬼。我要考虑，要看什么人。当时，通过那个渠道出来的什么人都有。所以，我是做生意的，和国内还有很多来往，如果一般人，我就不去搭理了。但听说是王军涛和陈子明，我虽然不认识，但我觉得我了解。他们这些第一批‘四五’的人，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罗海星说的“四五”是指1976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清明节事件。当时北京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被当局镇压。工人民兵用了大棒打人清场，但没听说有人死亡。王军涛和陈子明积极参加了这个活动。

罗海星1989年10月14曰在深圳罗湖口岸出关时被公安拘捕，12月18日被正式逮捕，1991年2月被广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反革命分子罪名判刑5年。罗海星当时并没有见过那些他被指控窝藏的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