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弹人墙（2）- 《三柳湖畔》连载之四

老钱

《三柳湖畔》连载之四

防弹人墙（2）

方小慧喜欢亦叶，亦叶自己知道，松园的孩子们也都知道。但是多少年来，方小慧并没有天天和亦叶在一起。只有回到松园，他才能见到亦叶。方小慧不明白，为什么这次和亦叶分开，他会这样难受，这样控制不住自己，这样揪心揪肝般地想亦叶。

躺在寝室的床上，方小慧夜夜都梦见亦叶。梦到亦叶那对含着泪水，忧伤的大眼睛；梦到亦叶在他耳边亲昵、柔情地呼唤着“小慧哥！”只要闭上眼，他就能感到亦叶湿润光滑的小嘴唇正紧紧地贴在自己的嘴唇上；亦叶冰凉的小手正轻轻地抚摸着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方小慧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三字兵学习、开会，他心不在焉。独自呆在空无一人的排练厅中练功，过戏的时候，他也常常走神，有时甚至莫名其妙地在心中和亦叶说起话来。而方小慧参加的三字兵又是亦叶参加的红司中总的死对头。方小慧根本不可能指望，亦叶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在他的视野中。这种无望的思念简直要把方小慧折磨疯了！思前想后，方小慧决定退出三字兵。搬回松园家中去住。那样的话，至少还有可能隔三差五地见到亦叶。再说青年京剧团在这一片混乱的形势中，根本不可能排任何正经戏。倒是回松园可以学点戏，因为父母已经从住在S市的姐姐方小芬那儿回来了。

也就在方小慧下决心从戏校搬回松园的时候，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个他完全没有预想到的，崭新的变化。

W部队下属的文工团，驻地就在W市郊区的竹篮镇，奉总政治部之命，要排演八个样板戏。江夏戏校青年京剧团中方小慧这一届的毕业生，全部被应征入伍。方小慧还没能来得及回松园住一段，就荣幸地穿上了绿军装。

五香粉在松园兴高采烈地迎接着敲锣打鼓来送喜报的队伍，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方小慧的姐姐方小芬，比方小慧早两年毕业于S市的戏校，那时刚被光荣地选入样板戏某剧组。方玉慧本人在江夏京剧院的样板戏剧组中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按旗手的指示，彼时全中国的样板戏剧组成员，一律军事编制。方家在那之前已经是准军属。现在方小慧再一正式入伍，方家就是名正言顺，一点也不掺假的“光荣人家”了。三柳湖畔的二十四户居民中，像方家这样三重的“光荣人家”还真是“史无前例”的“新鲜事物”。

就在方家锦上添花，捷报频传的那之前不久，住在中南海的那位伟大舵手突然间注意到他治下的大学校园竟满目疮痍。他老人家于是心血来潮地把为数甚少还幸存着的“外国朋友”“进贡”来的几枚芒果，赠送了亦抵加所在的那所Q大学。一时间，全中国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学校，都“迎”来了Q大学开创的，最初主要用来领导“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 简称“工宣队”。江夏医学院自然无法例外，几天之后，校园中便举行了一次全院革命教职员工和阶级敌人都必须参加的，隆重的欢迎大会，欢迎工军宣队，因为这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由工人和解放军共同组成的，的进驻，同时也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瞻仰几只用蜡仿制的“金色的芒果”。

亦伯梅正好从分院回来会诊，十分荣幸地“躬逢盛世”。

工军宣队的权利机构从派性斗争年代的司令部，改为指挥部，仍带着浓浓的硝烟味，让亦伯梅想起三十年前的西班牙前线。工军宣队的负责人也不再是勤务员，而是和指挥部相映生辉的指挥长。在那个隆重的欢迎大会的那张庄严肃穆的主席台上，工军宣队的指挥长热泪滚滚，声情并茂地读着手中的讲稿，台下是一片肃然起敬的沉寂。

“伟大领袖毛主席送来的金色的芒果，是他老人家对咱们工人阶级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最大的鞭策和最大的信任！金色的芒果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鼓！”

台下数千张面孔面面相觑，把伟大领袖毛主席送来的金色芒果比作一面鼓！这比喻妥当吗？会不会是反动话？

指挥长在主席台上不慌不忙地翻了一页讲稿，认真地看了一眼，又接着大声地补充道：“还有舞！”

台下原本已有几分骚乱的人群中，一时间响起了雷鸣般的哄笑。

只有端坐在一只小木凳上的亦伯梅没有笑。他紧锁着眉头，唇边的肌肉连一下也没有抽动。工军宣队指挥长的一番发言，把亦伯梅带回了三十七年前的往事中。

十八岁，在齐鲁大学医学院上一年级的时候，亦伯梅曾正襟危坐地呆在操场上，和现在几乎完全一样，亲耳聆听过当时国民党L省省政府主席H的一番训导。那时正逢齐鲁校庆。那位H和今天的这位工军宣队的指挥长一样，也十分激动。

“诸位！各位！在齐位！今天，兄弟我召集大家来训一训！兄弟我，言之不当之处，还请诸位互相谅解。兄弟我，和诸位是不能比的！诸位都是握笔杆子的。有物理的，化学的；还有懂七、八国英文的。兄弟我虽是握枪杆子出身，对诸位也还是蓬荜生辉，感恩戴德，百分之一的佩服！”

那一天，齐鲁的校园中，也曾响起过和今天一模一样，惊天动地的笑声！文学院的一位学长，忍不住地开起了玩笑。

“H主席海量无边，普及数学有功！应该兼任我们文学院的数学系主任！那样，百分之一和百分之百在咱们齐鲁校园就完全一样了！”

事后，那位学长受到了学监严厉的斥责。

三十七年前，亦伯梅没有笑。而今天，他都有几分想哭了：中国这片苦难的大地，何时才能逃脱愚昧的权利控制，趋向真正的文明呢？我这一辈子，恐怕是看不到了！

供奉着金色芒果的那张被蒙上红色丝绒的长条水泥台下，五十年代初，刻的原本是“知识就是力量”六个大字！后来被红卫兵刮掉了。

是该刮掉！亦伯梅悲哀地想着。那句话本来就是那些懦弱无能的文人们自欺欺人，自我陶醉的一剂鸦片！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知识根本就不堪一击，何曾有过力量？

在认真读书的那段相对平静的时光中，亦新元和一大批他那个年龄阶段的中学生们一样，渐渐不再像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那样，热血沸腾地崇拜各类“真理”。他们隐隐约约地注意到那场“革命”幕后的一些肮脏、黑暗的权利之争。那些东西促使他们意识到，那场“革命”，远不像它的倡导者粉饰得那样冠冕堂皇。也就在新元和他的同龄人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反省那场所谓的“革命”的时候，那场“革命”的倡导者明察秋毫，及时地发现了这种反省的危险！

中国当代史于是揭开了史无前例、沉重的一页！

一场用那个年代极为时髦的词汇“波澜壮阔”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三号楼的孩子们，新元、美盼、梦帆和英英，都是第一批报名下乡的，虽然梦帆和英英都是独生子女。新元和美盼的学校，对口的是W市西南方向约四百里外的Q县。英英要去的J县在Q县同一方向，但比Q县远几十里地。梦帆没有和任何同学、朋友相约，他独自一人报名上山，去了E省和C省交界处的神农架。

一九六八年的九月，松园三号楼的这四个从小在三柳湖畔一起长大的孩子，在亦家度过了离别W市前的最后一个晚上。

那个年代有许许多多不合逻辑的事。婚姻和生命的繁衍，每日每时都在发生。但年轻人的谈情说爱却是绝对禁止的！三号楼的孩子们默默无语地分手了，他们的惆怅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被迫要离开松园和W市，而是因为他们彼此的被迫分离。

新元和美盼走的时候，祖母亦夏氏八十有五；外祖母叶张氏八十有八。叶张氏身体健康，还能帮助柳妈烧饭、做菜。亦夏氏从年轻时身体就差，此时骨瘦如柴，终日咳喘，已经无法下床了。

两个月之后，那段后来被载入史册的“最高指示”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发表的当天，街上锣鼓喧天，一片欢腾。几天之后，这段“最高指示”被谱成歌曲。街头巷尾响遍了上山下乡的歌声。

只有松园居委会的主任吴向芬，心中有几分淡淡的遗憾和失落。三号楼的那几个黑五类的狗崽子，还没等到聆听她的动员，就已经静悄悄地离去了。

大学生分配了，中学生下乡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阵地也被工人阶级占领了。亦叶天真地以为，这场大革命，就要慢慢地结束了！哥哥姐姐走后，亦叶开始回自己的中学去转悠。学校也发了通知，让大家都“返校”。亦叶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能“复课闹革命”。她已经快十五岁了，中学的课却一天都没上过！

去了学校，亦叶才发现，“复课”是假，接着“闹革命”才是真。一场更阴险，更残酷，更血淋淋的政治运动，正刚刚揭开序幕！

那场崭新的政治运动，有一个文质彬彬，让人绝联想不到腥风血雨的名字，叫做“清理阶级队伍”。听上去像是父母清抽屉，清书架，整理资料和文摘卡，将其归类一样！但亦叶却很快注意到这场新的政治运动的严酷，父亲在分院呆得好好的，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却被押回W市，一夜之间，关进了“牛棚”。

亦家已经没有别的狗崽子了！有可能从“狗崽子”转变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只剩下亦叶一人。按照党和人民的一贯方针，亦叶只有老老实实地和父亲划清界线才有出路。这一点，已经“参加革命”好几年的亦叶不难明白。从工军宣队指挥部中走出来，亦叶的脑海里充塞着父亲五彩缤纷的“罪行”。亦叶逐条地背诵了一遍，发现文化革命刚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父亲的那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主要“罪行”竟然不见了！

特别是，工军宣队的党和人民们，根本就忘了父亲那只惊天动地的皮箱。

亦伯梅领导的皮肤科教研组中，设有一个“真菌研究室”。真菌室的负责人G，六十年代初从江夏医学院毕业，曾是亦伯梅十分得意的门生。红卫兵抄家前，亦伯梅专程送过一只箱子到G家，嘱G好好保存。

“你年轻，解放后才大学毕业。这场文化革命，中央说了，不整你这个岁数的人！所以请你务必帮我保存好这只箱子！”亦伯梅如是说。

亦伯梅完完全全低估了这场革命。他没想到，G很快被定为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苗子，竟和亦伯梅同台批斗。比G小不了几岁的红卫兵，实际是他低班同学，压着G的头，强迫G揭发亦伯梅。G思前想后，实在想不起亦伯梅的更适合他揭发的罪行，便把那只箱子上交了。亦伯梅没有把皮箱的钥匙交给G，也没告诉G箱子里究竟装的何物。G能交待的只是，那只箱子装得严严实实，还重得出奇！红卫兵精心布置了一个全院性的批斗会，把那只箱子放在会场的正中央。亦伯梅一向是个神色自如的人，但那天一看那箱子竟会出现在批斗会场，面容颓唐下来，像是苍老了十岁。等到一位红卫兵手执一把锋利的尖刀，切开那只箱子的时候，亦伯梅便默默地闭上了眼。

陪斗的老教授们为亦伯梅这位过五关，斩六将，识时务的俊杰，竟然会“走麦城”，深深震惊。

在江夏医学院的校园里，亦伯梅从来就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亦伯梅身材修长，皮肤白皙，高鼻子，大眼睛。连小护士们找对象都爱拿亦伯梅打比方。医学院中风流逸事层出不穷，却从未和亦伯梅有过关联。亦伯梅事业心强，学术造诣高。这两点，在知识分子中，谈不上是什么“优秀品质”。亦伯梅的“优秀品质”是，他在这些事业心强而又有学术造诣的人中属于难得的，不图虚名的人。作为文才极佳，而且还是国家级的医学学术刊物的编委乃至主编的亦伯梅，极少写文章。亦伯梅动笔写文章，几乎全是为提携后起。在亦伯梅改行搞皮肤性病专业的四十年代中期，西方皮肤性病专业中普遍流行着重诊断，轻治疗的倾向。这原因是皮肤病中百分之九十的病种，不是病因不明，因而无法根治，比如牛皮癣、白癜风等；就是病因虽明了，却仍然无法根治，比如胶元组织疾病，过敏性疾病等。而亦伯梅却把极大的精力用于探索皮肤病的治疗。他没能著作等身，却在患者心中树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六十年代中期，亦伯梅麾下的皮肤科医护人员不足内、外大科的一半，却创下日门诊量八百号的全中国皮肤科人均门诊量的最高纪录。

亦伯梅并不积极要求进步，不管是共产党还是“民主”党派，他都从未申请加入过。但他却是政治上最可靠的高干保健医生。亦伯梅从事的皮肤性病学专业，注定了差不多所有在E省、W市任过职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曾是他的病人。但亦伯梅却奉行严格的医德，从不对任何人，包括家人，说他到何处给何人看过何病。在医界的同行中，亦伯梅更是一个同时具有超群的学术头脑和灵敏的政治嗅觉的人。他的许多当年留学时的同窗，每每想到他，就不由得在心中深深感激他难能可贵的指点迷津。

一位在国外本是研究营养学的同窗，抗战胜利后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亦伯梅。

“你老兄，还在搞营养学？”亦伯梅问道。

“是啊！不搞营养学，还能搞什么别的？哪能和你老兄相比呀！”老同学当然羡慕亦伯梅搞的外科临床。战争年代，谁能比得上外科医生的得天独厚！

“你呀！真是迂腐！”

“小弟愚鲁，愿伯梅兄明示！”

“咱们中国人现在能凑合着活着就不错。你搞的营养学，在未来这几十年不会有人感兴趣！我劝你迷途知返，赶快改搞寄生虫！别的东西，咱们中国不一定有，可是全世界各地有的寄生虫，我敢保证，咱们中国一定都有！”

营养学和寄生虫学相距甚远，那同学犹豫再三，最终听从了亦伯梅的劝告。以后五、六十年代，中国土地上哀鸿遍野，营养学果然少有人问津，亦伯梅的那位同学却在这期间成了相当知名的寄生虫病专家。他经手治疗的寄生虫病病例之多，病种之广，让铁幕之外的西方同行都不得不刮目相看。

另一位医前期学药理的同窗，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时在S市为亦伯梅和叶慰余饯行。亦伯梅问起他搞的方向。那同学说是正搞避孕药。亦伯梅当时就忍俊不禁。

“伯梅兄，避孕药有何值得发笑之处？”那位同学大惑不解。

“我不是笑避孕药，我笑的是你的不识时务！别人都在学苏联人，做光荣妈妈。你却搞什么避孕药！我看你赶快改方向吧！研究研究中草药对老年人的益寿延年。现在执政的这帮人，说话间就该老了。”

那位同学听从亦伯梅的劝告，立即改攻老年用药的综合药理分析，后来有幸承担为某副统帅和若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综合用药的药理分析以及中草药益寿延年药物的研究等等一系列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几十年间生活得幸福美满，几乎从未受到过任何政治运动的干扰。

而现在，这样一位在朋友、亲人、同学、同事心目中有先知先觉，大智大慧的亦伯梅，竟会因为一只牛皮箱子而无可奈何，甚至束手就擒，真令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匪夷所思。

和附小的同学们一起坐在台下的亦叶，一方面为父亲感到悲伤，另一方面也在心中感到困惑。回想起来，那只箱子其实是亦叶帮着父亲一起送到那G家中去的。那天晚上，家中只有亦叶一人。亦叶只记得，箱子很重，父亲用了很大的气力，才把那箱子固定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看样子，箱子里装的东西似乎容易碰碎，父亲用绳子把箱子固定好，仍不放心，让亦叶跟在车后扶着。路上，父亲一言不发。亦叶本想问问箱子里装的什么。看到父亲忧郁的样子，没敢开口。因为身体的缘故，在兄弟姊妹中，父亲对亦叶一向最疼爱。多少年来，亦叶早就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 但父亲却坚持让亦叶睡在父母的卧室，坚持晚上喂亦叶服药。父亲常和亦叶聊天、谈心，有时完全忘了亦叶的年龄，简直不像父女，倒像朋友！假如父亲能告诉我，他一定早就说了。而假如他不能告诉我，我问，他也不会说！怀着这样的想法，亦叶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终于还是没有开口问父亲，直到她慢慢地把那只箱子忘记。

手执尖刀的那位红卫兵终于把那只结结实实的牛皮箱子划开了。一排排整整齐齐地编着号码和标着拉丁文名称的小木盒展现在众人面前。陪斗的牛鬼蛇神中一位微生物教研组和一位病理生理学教研组的教授同时发出了惊叫，只有他们俩认识这些木盒和载玻片，那是他们俩和亦伯梅在过去十数年在致病真菌菌种收集中合作的心血！在亦伯梅领导的皮肤科教研组中的“真菌研究室”中，亦伯梅和微生物教研组和病理生理学教研组的那两位教授十数年如一日地搜集着致病真菌的菌种。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他们三人收集的致病皮肤真菌的菌种，在中国大地上，本是最全的。

主持批斗会的红卫兵，一看箱子中装的既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变天账，恼羞成怒，拿起自己坐的椅子狠狠地砸在箱子上。随后，另一位紧密配合的红卫兵端来一碗煤油。顷刻之间，皮箱在滚滚浓烟和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

但两年之后的这场“清理阶级队伍”，却和那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不一样了。这一次很明显是从上至下，有组织、有目标地，要把一部分人置于死地的整肃，而且还有所谓“公安六条”作为“法律”依据。皮箱子一类的事，不再会有人感兴趣。

这就注定，料事如神的亦伯梅，这一次难逃法网！

亦伯梅原本在历史上就有许许多多纠缠不清的事。比如，他曾就职过的后方那所董氏医院，本属国民党军统。该院聘任的所有人员，在就职之时就自动加入国民党，既无需填表，也不必宣誓。亦伯梅原以为只要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明白这一点。那些事，和政治信仰毫无关系，只是为了得到那个饭碗而必须履行的程序，便把这一切向共产党如实地交待了。其实亦伯梅不交待倒并无人知道那家医院的内幕。越交待反倒越麻烦。不仅自己的历史说不清，道不明，还连累了一大帮当年在董氏医院工作过，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没能离开大陆的同行。

江夏医学院为董氏医院设立了“专案组”，派出老老少少的外调人员，走遍大江南北，全国各地。终于挖掘出七名在各个不同的医学院校位居高职，“隐藏”达二十年之久的“历史反革命”。其中一位何诗竹，北方Ｔ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院长兼外科主任，本是亦伯梅大学时代的挚友，以后又在多大一起进修过临床。亦伯梅和何诗竹不仅在董氏医院同过事；在抗战胜利后的救济分署还一起工作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亦伯梅和何诗竹每年圣诞节前都要互寄贺卡、互报平安。何诗竹认为自己只是一介书生，一九四九年前，一九四九年后，都只是老老实实地当医生，和政治、政权的更替无关。解放之后党组织询问时，他只是简单地交待，自己在抗战时期曾在后方一家私人医院工作过。一听外调人员准确地提到“董氏医院”，“军统”，还说亦伯梅已向党和人民彻底地坦白交待了，当时就口吐白沫、神志错乱了。

外调人员用车轮战持续审问何诗竹。何诗竹语无伦次地向外调人员说，他和亦伯梅一起，在董氏医院做了大量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外调人员认为他轻描淡写、蒙混过关。何诗竹只好继续坦白交待说，他和亦伯梅多次奉命给张学良、杨虎城看病；董氏医院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双手沾满了白公馆和渣滓洞中革命先烈的鲜血的刽子手……。外调人员鼓励何诗竹说下去，好将功赎罪。何诗竹便说，他还和亦伯梅一起在救济分署中犯下了滔天罪行。罪行之一是在救济分署中进行了大量细菌弹研究。后来美帝国主义朝鲜战场用来屠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细菌弹，就是那时在救济分署研制成功的……

何诗竹最后的这一项“坦白交待”简直是石破天惊！整个中国医药卫生界一时无不为之动容。

这一新的诱人的“材料”，最开始倒还没有给亦伯梅带来更大的厄运。时任E省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是W部队的副司令员鲁志海。鲁志海和亦伯梅从五十年代初起就认识，是亦伯梅的老病人。作为行伍出身的老军人，鲁志海对“文化”一类的“革命”并无太大兴趣。十多年来，他大病小病都找亦伯梅看。他觉得，要是亦伯梅真是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把他这个共产党的高官害死了！更何况，作为总后卫生部内定的高干保健医生，亦伯梅的病人遍布整个中国军队的高级领导岗位。他要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去干点“反革命”的事，几乎易如反掌！所以鲁志海对地方上送上来的细菌弹专案组中有关亦伯梅的问题不闻不问，毫不在意，照样每个星期都用自己的车把亦伯梅从牛棚里接出来，并毫不掩饰地通知工军宣队，这是为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检查身体！因为不时地有省革委会点名的出诊任务，工军宣队的人对亦伯梅也就不得不稍微客气一点。

但何诗竹的“坦白交待”，却使与亦家同住松园三号楼的，英英的父亲，石仲德，陷入了他自己毫无思想准备的灭顶之灾！

当年在救济分署，亦伯梅和何诗竹都是石仲德的下级。石仲德原本就是学公共卫生的。以后结发之妻在他留学期间患结核死于家乡，他才改攻细菌学和传染病。但他的主专业却一直是结核病。石仲德的父亲是孙中山的同时代人，革命元老。国、共两党执政期间，都没有任何政治运动波及过他。一九四九年前，石仲德是救济分署的专员，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预防医学专业的中方评委，还是国民党C省和E省的参议员。一九四九年后则是E省结核病防治院院长，E省卫生厅副厅长，民革E省主席和E省政协副主席。石仲德为人忠厚、清廉、平易，在单位、在松园、所到之处，有口皆碑，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好人。一九四九年之后，石仲德把前妻留下的两个儿子接到W市。大儿子在省卫生厅工作，二儿子抗美援朝时参了军。三年自然灾害时，一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竟然不吃红烧肉了，石仲德心疼万分，立即让大儿子辞职回乡务农，给国家减轻负担。为此，石仲德曾受到E省省人委和民革中央的双重通报表扬。

亦伯梅和叶慰余从三十年代在多大时就认识石仲德，一向视石仲德为师长。亦、石两家在松园二十四户人家中是关系最密切的两家。

六十年代初的一年，医学院党委突然急找叶慰余谈话，询问叶慰余是否愿意到西北国防科委某医院工作。如愿意，立即从高教五级转行政十二级赴任。党组织找叶慰余谈话之时正逢亦伯梅在外地某名山疗养。叶慰余和石仲德的夫人齐如莲私交甚笃，下班回松园，先问了问齐如莲。齐如莲毕业于英国一所教会办的高级护士学校，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从石仲德那里打听到，西北某地修建的是一个原子弹的试验基地，便忍不住背着石仲德，劝阻了叶慰余半天。

“原子弹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所干的大大小小若干个坏事中最坏最坏的一桩事，上帝早晚会惩罚人类！仲德问过了，你说的那地方就是试验原子弹用的！伯梅不在家，你可千万不要贸然答应上级。”

叶慰余便以家庭人口过多，孩子太小为由，向领导表示不愿意去。那在叶慰余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是独一无二的一次，不“听从党的召唤”！
亦伯梅疗养完毕，回W市后，在学院中听说妻子差一点被调到国防科委西北某医院当行政领导，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并为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在心中默默地感激着齐如莲。
上山下乡开始，英英本是独女，可以在家等着独生子女留城的政策。但石仲德一听说下乡是毛主席号召的，便坚持要女儿立即报名，下乡锻炼，全然不顾齐如莲和母亲齐黄氏的泪水。
“上山下乡是党和毛主席号召咱们干的事，咱们就得不折不扣地干！还得干好！”石仲德慷慨激昂地教育家人，不由分说地让英英下了户口。
石仲德做梦也没想到，英英下乡不过几个月，他自己竟会变成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志愿军鲜血的，研制美帝细菌弹的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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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班人之歌》徐荣街，钱组承，载《中国青年》1963年第12期。
[2]    三十八年之后的公元2004年，一代才子L所著的，关于W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方位的回忆录《仰天长啸》出版，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当年锒铛下狱之时，L年方弱冠，风华正茂；如今下笔千言，慷慨回眸，却已是虚度花甲的老翁！真是“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啊！

（未完待续）

老钱：小说连载《松园旧事》的开场白

第一卷《三柳湖畔》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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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钱:《松园旧事》- 中国二十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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