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周年的历史反思

阅读模式 · 发表于 2010-8-23 14:05:15

作者：谭中简历：

　　谭云山长子，祖籍湖南，生于马来西亚，在印度大学教书将近半个世纪，现退休定居芝加哥，为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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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总统马英九「六四事件」20周年感言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流血冲突，史不绝书，中外皆然。」暗中劝告大陆当局「勇敢面对，不能刻意回避」、「面对不幸的历史，要『就事论事』；面对沉痛的家属，要『将心比心』」，并且捧出台湾政权对1947年「二二八」事件「调查、认错、道歉、建纪念碑、立法补偿、恢复名誉、设国定纪念日并降半旗」等的榜样来作为「中华民族」（影射北京政府）的参考。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一「感言」是高瞻远瞩、符合两岸增进友好合作关系的。我想，胡温政权一定会看到并深刻反思的。不过，我认为二十年前的「六四」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却不能同日而语，要把这一问题说清楚，难度很大，也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达到目的的，我想在本文中略述一己区区之见，望读者批评指正。

不能不看到先人奋斗的血泪
首先，不能不看到从十九世纪开始，中华民族走过一段崎岖曲折的进化路程，人民困苦颠连、家破人亡，罄竹难书。为了爱国救亡，有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其中大多数变成无名英雄。没有这一切，今天海峡两岸十多亿炎黄子孙就不可能有安居乐业的享受。

百余年来历次惨案中流血牺牲的人（不管是自愿还是无辜）都值得我们怀念。

再有，应该肯定九十年前的「五四」和二十年前的「六四」之间的亲属关系，它们都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一个带甜味，一个带苦味，这是自然现象。参加「五四」和「六四」的青年学生都有一股爱国热忱，也应该充分肯定。

从历史唯物论来看，过去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来龙去脉，都按照一定的前因后果而形成自然发展的规律。可是人们对待这种相互连贯的历史演变却经常有取有舍，一些事物被捧上天，另一些被打入地，「五四」和「六四」的不同命运就是这种割裂历史的显着例证。人们对历史有所取舍既是由于价值观念，也有功利的因素。单从价值观念来看，「五四」和「六四」所牵涉的学生运动是一种「前仆后继」的关系，如果要称赞，或者要批评，两者都应该同等对待。

可是客观上出现了一褒一贬，那是因为「五四」是成功的象征，「六四」是失败的象征。

我想现在我们反思历史，应该先从为甚么「六四」变成失败的象征这一现实切入来深刻探讨。

不能把中国的发展与「苏东波」割裂开来
以六四「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出名的周舵最近发表言论认为：当时邓小平是偏向李鹏的强硬派而错误地采取对学生「开枪」来结束僵局。他说，如果邓小平顺从了「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大方向上寻求和解」的赵紫阳派，「赵也会采取强硬手段，比如抓几个学生头头，但绝对不是流血镇压。如果赵的这个方法奏效了，中国改革会大大进步。十三大政治上的进步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到十七大都不能与之相比。」按照他的看法，当时中国的「民主」运动和苏联、东欧完全是两码事。他也承认，「如果中国走苏联式的路，社会解体是必然的」，然而当时「东欧几个小国的经验对我们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可是最近美国某大学的反思会上，一位「六四」人士、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道出当年两个「六四」，一个发生在中国，一个发生在波兰，中国的「六四」是时光倒流的反动，波兰的「六四」是时代进化，产生骨牌效应导致苏联解体与国际共产主义集团崩溃。

我认为不能像周舵那样把中国的发展和苏联、东欧割裂开来。

具体地说，当时要是真走了「赵紫阳路线」，今天中国肯定会像俄国、前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国家那样没有太平日子过。我的这一结论和周舵上述的结论都是企图在历史发展上加「如果」的反历史逻辑，因为这个「如果」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明摆着的国际反共理论逻辑作为旁证，他们认为苏联与东欧二十年来的发展是时代进化，是国际「民主」潮流的胜利；中国却是国际「民主」潮流遭受挫折，是西方「文明」的失败。

把「六四」摆到「苏联（加东欧）－中国－西方」这三边关系中来看，问题的实质就明白了。这冷战后期「苏－中－西」三角中，主要能动力来自「西」，是西方不遗余力地对「共产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里根总统公开说出要把苏联这“evil empire〔邪恶帝国〕”推翻），最后是「和平演变」在苏联成功而苏联倒霉，在中国失败而中国胜出，这苏联和中国的一败一胜是上述周舵的话中也承认的。

现在香港等地曝光的「六四」时的「黄雀行动」以及还没有、或者永远不会曝光的、国际上有组织的大规模对「六四」人士的营救，清楚地说明「六四」这场国际斗争的实质。我在印度就听到，有些「六四」人士是越过喜马拉雅中印边界逃出来的，是得到「藏独」势力支持的，他们一到达印度就由联合国的「难民」机构（实际上是国际反共势力的工具）秘密过渡到西方国家，他们经过印度首都新德里而从未露面。

《河殇》崇仰的“East India man”
时至今日，「藏独」和「六四」的「民运」人士紧密勾结在一起，已经变成人所共知的秘密。

1988年我到北京开会，恰巧看到中央电视台重播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推崇的《河殇》电视纪录片，它唾弃「黄土文化」而憧憬「蓝色海洋文化」，还亮出一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远洋帆船照片作为强国象征。我在六○年代作博士研究时聚焦于英国、印度、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我把它总结成「（英属）印度贩给中国鸦片，中国贩给英国茶叶，英国贩给印度殖民地的『贸易平衡』」），对这名叫“East India man”的东印度公司的远洋帆船十分熟悉。它们是那还没有在船上装发动机时代的世界最先进的大型木船、以上百个风帆巧妙利用风力的极端范例，船的两侧都装有名叫“broadside”(舷侧炮)的重型大炮，火力胜过海上任何其他船只。它们在公海上一看见别国船只就打出信号要它靠拢，谁不听话就以船侧对准、示意要开炮，别的船只好靠拢乖乖地让它肆意掠夺，这《河殇》电视纪录片所崇仰的“East India man”帆船正是18、19世纪公海抢劫的恶霸。它们每次回国靠岸时财宝堆积、受到「英雄」欢迎。我又于1973年亲自去伦敦东印度公司档案馆查贸易数字，得出了英国是「鸦片帝国主义」（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主要依靠把印度鸦片贩到中国，在广州把鸦片利润变成茶叶贩到全世界牟利）的结论。这《河殇》电视纪录片所崇仰的“East India man”帆船正是东印度公司把中国茶叶载运全球使英国成为世界茶叶转口岸（英国坐享税收之利，美国人不堪这一剥削因而爆发独立运动）的罪恶工具。《河殇》那样盲目无知地「东施效颦」的愚蠢竟变成学生运动的灵感，使我当时哭笑不得。

我不知道「六四」以前北京学生运动的整体指导思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从《河殇》所反映出的思想境界来看，可以算作「崇洋媚外」，走火入魔，可以算作把「五四」的缺陷进一步发展。学生是天真而单纯的，问题是那时党内外的一些前辈滥用了年轻学子的爱国热情，妄想在中国复制美国独立运动或法国大革命，北大学生在宿舍砸「小瓶（平）」，「自由女神」上街游行。

从全世界来说，国际反共势力趁机浑水摸鱼，整个西方世界那「背着白种人包袱」搞「文明冲突」的媒体健将（去年想干扰北京奥运而碰了一鼻子灰的BBC和CNN之类）都集中到北京天安门了。苏联那边也出了提倡“perestroika”（改制）的、被诺贝尔奖金「请君入瓮」的戈尔巴乔夫，他也在那时候访问北京，使天安门广场的混乱达到高潮。

思想也是「阵地」
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发展是绝对没有可能的。邓小平「解放思想」，放弃政治理想，鼓励全国向「钱」看，一时当官与「下海」混到一块。毛泽东说过，思想也是「阵地」，你不去占领，别人就当仁不让了。邓小平时代一方面搞「少数人先富」，另一方面放弃大多数人的思想阵地，他自己就有「崇洋媚外」的缺陷（这是北大教授有板有眼说的），他把心底里极「右」的赵紫阳捧出来当他的「接班人」就是天大的「不识人才」。结果搞得两面为难。

再有，全世界哪个民主国家也没有像邓小平、赵紫阳政权那样让政府的要害地区──天安门广场──变成示威游行者露天宿舍，还荒唐到向他们送水、提供公共厕所的（印度新德里政府大厦前面的「胜利广场」就永远禁止游行示威、华盛顿也如此），这样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况不开枪是结束不了的。当权者对这样的发展是有责任的。

所幸邓小平最后清醒了，下了决心来背骂名结束这不可收拾的局面，军队是出动了，枪是开了，血是流了，但是也极端克制，事后也网开一面，就像中医诊治水痘，让它发散，慢慢结疤痊愈。「六四」二十年了，那些「疤」还在，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褪，但中国的健康恢复得很快，和俄国与东欧国家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别的不说，经济发展却是「硬道理」。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按购买力计算对各国2008年国民总收入估计：美国143万亿美元，中国78万亿，日本43万亿，印度33万亿，俄国才22万亿。全球金融海啸冲击，中国不但率先走出全球危机，还被看成「金主」（外汇储备最多、手中美国国库券最多）与「救市主」。俄国陷入经济危机，不久前制定《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要在2015年闯进经济五强。二十年前不可一世的「老大哥」超级大国，如今要「民主」没名（美国不认），要强盛无能。

「六四」发生后这二十年来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都发生分裂。西端的分裂最大、最惨，共产主义集团分裂消失，苏联分裂消失，俄国现在是三种势力保持均势，一是「走资派」（其中不乏苏联时期的掌握军警权力者摇身一变成为社会「恶霸」兼垄断资本家），另一是共产党人，第三势力是普京，既抵制共产党人东山再起，又想把俄国恢复到苏联时代的超级大国地位。中国也发生分裂，邓小平另选江泽民为接班人，呈「中间偏左」之势，赵紫阳派的「中间偏右」势力消退，有些人逃亡国外。参加「六四」前群众运动的人大多数消沉下来，有的下海、个别人甚至在新兴大城市「五星级消费」中经营淫窟。那些逃亡海外的也分裂，有的一「反」到底而变成「白华」（中国「白俄」），唯恐中国不乱，和台独、藏独、疆独、法轮功结成「反华」同盟，自绝于祖国，许多过去的「同志」都慢慢和他们划清界限。

「专破不兴」、「厌土崇洋」
着名作家刘再复在《读书》月刊2008年第4期发表《谁是最可怜的人》文中有一段话：「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二十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

我认为这一思维很深刻，道出两个真理：（一）人为的思想潮流可以改变历史发展方向，（二）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造成与几千年的传统割裂是一大错误。我们现在对「六四」反思也就是对「五四」反思，「六四」错误的根源出在「五四」。

拿印度的发展和中国比较更能帮助我们认清问题。印度和中国同是文明古国，在近代又同受西方文明压迫统治。印度的爱国志士绝大多数受过西方教育、接纳西方文明，却从不贬抑印度的文明传统，不像中国某些爱国志士把斗争矛头转向祖宗、先贤圣哲。印度政治贪污腐败与人民对政府不满从来不逊于中国，印度社会经济却一直稳健发展，没有「五四」、「六四」等折腾，因为她传统文化从未断裂。中国文化发展走入「专破不兴」、「厌土崇洋」等偏向，半个多世纪都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现代文化。我想，如果中国百年以来没有犯「矫枉过正」的偏向，中国当今的情况一定会好得多的。

「一个没有自己伟大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而一个拥有、但却不珍惜自己的伟大文化却要崇洋媚外的民族，是更可悲的。当人们羡慕西方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繁荣，而耻于谈论自己所固有的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却是极其肤浅的。这正如一个年迈的老人可以羡慕青年人的生机与活力，但却没有必要因此而抛弃自己一生积累的人生智慧。」

说这段话的是今年只有36岁的、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曾经到英国和新加坡深造、到过许多北美大学讲演、对于中西文化都有很深了解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刘余莉（这段话引自《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2期的刘余莉写的《和谐：儒家文化孕育的民族精神》文章和《齐鲁学刊》2007年第6期刘余莉和内蒙古赤峰学院中文系教授刘慧敏合着的《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文章），代表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新思潮与中共党内新思路。我想，如果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观点就在中国牢固树立的话，那就绝对不会有「六四」的悲剧了。

「年迈」的中华民族在「羡慕」年轻西方文明的「生机与活力」时不应该「抛弃自己一生积累的人生智慧」，这话值得当今海峡两岸以及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参考。

吐故纳新　推陈出新
周舵说，「毛泽东搞的是民粹型的极权主义」，比属于「现代型的国家治理方式」的苏联「极权主义」更坏。

这话也是从「羡慕」年轻西方文明的心理出发的。中国「民粹型极权主义」的老祖宗要推秦始皇帝，如果没有他、没有那「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中国在「五胡乱华」时代就会灭亡。正是靠这「民粹型极权主义」，在遭受数百年契丹、女真、蒙古、满清侵略统治后反倒出现了「中华民族」。毛泽东的「民粹型极权主义」使得中国在冷战时期从两个超级大国势力范围的狭缝间崛起，邓小平拯救了「民粹型极权主义」使得中国今天被美国人捧为“G2”和“Chimerica”（中美大同）的世界主角。这一切如果从中华民族本身的角度来看，就不是眼中刺了。

当然不应该把过时、落后的体制保护起来而不让它吐故纳新、推陈出新，可是这吐故纳新、推陈出新一则要靠中国自觉（不能由外国主导），二则必须根据中国国情（人老了就不能动大手术）。如果发挥中国自己的本能与传统智慧也可以使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换血、增加新生细胞、防止老化、延年益寿。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可以老当益壮地再活五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