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卡尔·马克思 Happy Birthday Max!

本草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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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豆瓣上一位友邻的留言我才注意到今天是卡尔·马克思的生日。来北京之后更多的时间放在对于西方自由主义法理学内部的讨论中，已经无暇顾及之前还是颇为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今天看到这位友邻的留言，忽然感觉时间过去了很久。但事实上我自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对我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并且随着通过检读西方当代法理学锻炼出来的某些能力，之前对马克思的阅读也会不断反思。这就使得我注意到马克思真正精妙的地方究竟在哪里。我越是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反思，我就越觉得马克思对于整个思想界的贡献的巨大。在这篇小文章中，我只想说说我最近的一些想法。
我想澄清两个方面的问题：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一种道德批判，他的批判是对准资本主义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最基本核心的批判；这就意味着2）马克思并非处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之外对整个西方思想史开火，相反，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恰恰是西方思想史发展的结果。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有两个重要的发现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前者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后者说明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转以及其作为核心的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这两个理论成果中前者被很多哲学家所抨击，按照这些哲学家的观点，如果历史本身存在什么规律的话，那么道德评价就将是无意义的，因为我做什么事实上都是被决定的。并且在某些哲学家看来，马克思的这种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存在一个可怕的危险，即人们可以基于这种历史理性正当地屠杀或者粉碎那些不赞同其观点和行为的人。刺猬在这方面总是很危险的；而剩余价值理论则被很多的经济学家视为一个错误，他们更喜欢边际效用等等观点。在他们看来将商品视为劳动的凝结物显然是难以理解的，甚至似乎是一种古典哲学万物有灵论的现代翻版。
我并不想在这里全面地反驳这些观点，因为这将使我们错失马克思的焦点所在。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揭示了“历史的必然规律”或者剩余价值理论是不是“真的”，这都必须首先了解马克思的基本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基本出发点并非是单纯进行历史的研究，也并非关心如何使得社会财富最大化，而是试图揭示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可以被视为一种基本的秩序，人们在这种基本秩序中进行全部的日常生活，做一个形象的类比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栋公寓大楼内，而马克思对公寓大楼内的具体事务并不感兴趣，他想知道的是这栋公寓的基本建筑建构是什么。显然，我们一切生活都在这一基本秩序之下，那么最根本的问题毫无疑问就是解决1）基本秩序是从何而来的；2）基本秩序与我们个体的世界观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换句话说基本秩序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自我认知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的。
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马克思对问题的先后考察与康德存在某些类似性，即两者都试图处理最基本的问题，认为当最基本的问题处理之后，将处理的结果运用在具体的领域中就不再是根本性的难题。康德用了毕生的经历完成了三大批判作为自己批判哲学的基本著作，试图扫清哲学的基础，而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花了毕生的经历完成的《资本论》也正是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秩序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对于我们个体生活的影响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马克思本身是法科出身，而首先着手进行研究的是法哲学，他之所以最终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发现法学的很多问题并非能在法学自身的框架内得到解决，而是取决于某种更为基本的基本秩序，这个基本秩序的结构和性质决定了法律秩序的形态。毫无疑问，马克思之后很多学者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运用在不同的领域，形成了在各自学科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基本秩序问题的回答，长久以来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这个困难在康德那里就能很明显地体现出来，康德在纯批的开篇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窘境，要么是陷入独断论的泥淖之中，要么就是处于类似于游牧民族的怀疑论的不断冲击之中。总之，对于基本秩序的回答总是处在这两个糟糕的境地之中。康德试图对理性的能力进行批判，从而有效地奠定对于基本秩序问题的回答的基础，进而进行形而上学的构建工程。但是康德与其说在根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如说他将最后的问题诉诸于某些不可知的力量，告诉我们“不能再问”。这实际上显示出知性逻辑本身的缺陷，这种缺陷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只能以一种“无时间快照”的形式对问题进行分析，是一种线性的构造。这一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物理学家对一个物体进行分析，或者一个化学家对一种物质进行分析的时候，他们分析的前提就是对象是存在的，并且始终是这个形态。诚然，这是一切研究必须的前提，如果化学家还要怀疑自己分析的对象是不是在下一秒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可能任何的化学结论都不会产生。
但是这种将对象视为先在的，恒定的观点固然在近代科学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以这种观点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则是无效的。因为形而上学问题本来就是要解决先在之所以在的问题，解决在之为在的内在理由也就是基本秩序问题，如果你在哲学的开端就已经预设了这种在，那么实际上就是一种循环式的论证，并且最终必然和世界存在变化这个朴素的事实相矛盾。对这种矛盾的解决实际上从康德之后就不断有哲学家试图加以解决，这种解决在理性的范围内最后的集大成者就是黑格尔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中，为了避免遇到之前所述的问题，黑格尔哲学的开端就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开端，而仅仅是一种决心或者一种承诺，即开始哲学沉思的承诺。进而通过有意识地恢复辩证法，将整个基本秩序通过辩证法提炼出来，将一个简单地决心逐渐丰富到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人们不再是静态地对世界进行“分析”，而是同样动态地进行一种“推演”，将动态世界中各个部分的联系动态地加以说明，进而将各个部分的说明纳入到整个体系的某个环节之中。这样通过辩证逻辑进行构造的结果就完成了对基本秩序的刻画。
但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演绎始终是在理性的范围内，即黑格尔试图将基本秩序问题转换成理性能力不断自我实现的过程，是理性造就了整个基本秩序。因此黑格尔哲学如同一场理性所进行的回忆，从开始的空洞到最后将整个世界的基本秩序全部回忆起来，将自己充实起来。但是理性是什么？如果说黑格尔对基本秩序的解析说明我们的理性是能够认识和把握基本秩序，并有能力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那么对基本秩序的最后说明就是要对理性进行说明。黑格尔体系在这里恰恰终止了，当然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开始。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一个环节的“是”，意味着理性的自我觉醒，这个觉醒并非是必然的或者直接的，理性本身并非直接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而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点在《精神现象学》中有很深入但也很神秘的描述。马克思要解决理性本身的问题，就需要回答这个自我觉醒何以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西方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何以成为可能。
所谓的人格，在中国人看来往往变成一个道德概念，“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这似乎成了一种道德上抗辩的理由。在西方语境中，人格并非是一个全然的道德词汇，而是指一种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存在。这是你以你自己的名义进行一切活动的前提条件，特别是进行道德生活的前提条件。如果一个人被认为不具有人格，那么他就成为一种物品。从古罗马的法律上看，奴隶是和物品化为一类的。古罗马人并非否认奴隶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否认的是其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具有人格意味着自我成为一个独立状态下的自我，你有自由意志去做你所选择的，那么相对的产生的后果和责任也是由你自己承担，这又意味着具有人格的人从他人来看乃是一个实体，而非一个透明人。个人具有自己权衡和考量的自由空间，一个黑箱，只有这样最终作出的选择乃是真正基于自己的权衡，也才能真正让这个人负责。人格独立和隐私权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会发现自己独自面对整个世界，而非之前处于某种基于否认或部分否认其人格的社会关系的庇护之中。当一个人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固然意味着一种自由，但是也意味着一种选择的困难，这种困难则主要来自于对世界未知的担忧，以及进而对选择后果的担忧。你要承担你全部所做的结果。当然，当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存在两点1）我们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独立的人格，生活在否认或部分否认其人格的社会关系的庇护之中的人实际上根本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及其严重性；2）我们对于世界的探索和认知受到我们自身的局限，即我们所震惊和担忧的世界乃是我们所“触及”到的世界。这就意味着世界始终是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世界，而非某种固定抽象的存在，我们感到震惊和担忧的乃是我们自身所面对的世界。而这又意味着一个结果3）当我们在认识和改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作为基本秩序的参与者和改造者加入到这个世界之中，而非孑然独立于整个世界之外对于其基本结构进行沉思。
上述的观点乃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最后的神秘主义的栖身之所去神秘化了。我们之所以具有独立的人格结构，是因为我们存在独立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并对他人负责的能力。私有财产在这个能力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正是私有财产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逐渐脱离否认或部分否认其人格的社会关系的庇护，成为在道德上独立的个体。但是马克思同时注意到，当私有财产成就了社会个体全面从否认或部分否认其人格的社会关系的庇护中脱离出来之后，这个重要的手段实际上又转化成新的否定人格的枷锁。这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货币拜物教的批判。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们从过去的西方封建制度下最终解放出来，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使得人们陷入到基于货币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束缚之中，这种束缚导致了无产阶级的人格实际上被否定，甚至是身体健康遭到了摧残，这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手资料的搜集。并且无产阶级的队伍实际上是在扩大之中。自由成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讽刺，这是一种金钱的自由而非人的自由。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工作在我看来成功揭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隐含的政治道德的主张，以及对人的片面刻画。这种刻画恰恰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秩序为其正当性基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视为某种基于功利行动的动物，理性最终被看成是一种计算的能力。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以这种假设支持自己的运算和预测，但是其代价就是只将人视为促进社会财富生产的工具和偏好计算的单位，而是忽视了人的基本能力的发展。
马克思揭示了这种对人格否定的力量的基本结构，指出私有财产固然是形成独立人格的重要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注意这个条件——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已经成为一部分人剥削压迫另一部分人独立人格乃至健康身体形成的工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社会主义运动并非在于“排斥”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而是“否定”这种具体时空条件下的私有财产制度以及基于这种制度形成的基本秩序，重建私有财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恩格斯的话来说，当这一切真正被克服的时候，史前时代在最终结束，人的时代才最终开始。这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克服将意味着一种普遍人格能力有可能形成，只有这样真正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则和公共生活才真正有可能展开，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实现，而非一个国家通过货币就能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根本的影响从而保证其他国家始终臣服与这个国家之下。哪怕在这个国家内部这种制度是正义的，但是这个国家内部实现的这种正义在全球正义的角度来看，却是在向外输出不正义，甚至是邪恶。当然，这根本不能算是可普遍化的正义。故而，可以说马克思的理论与其说是对自由意志和道德评价的否定，不如说是对真正可普遍的自由意志和真正的道德评价的恢复。
马克思的理论在我看来恰恰是给普遍正义或者全球正义提出了前提性的条件，使得我们注意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一基本秩序对于全球正义达成的阻碍。当然，马克思的理论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将理论沉思的问题最终转化为公共生活的行动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言，德国的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真正继承人。哲学将要在公共事务中实现自我，而非变成一种纯粹的理论思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践哲学的转向乃是马克思哲学基本特征，即将哲学视为根本公共事务的解决方案，而非纯粹思辨和玄想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恢复了哲学的实践之基。我们可以注意到马克思对西方基本秩序批判乃是从其基本秩序建构的最基本实践开始，即独立人格的形成及其产生条件。从而将整个社会还原成具体时空下人的自我意识生产的最根本条件，即生产关系的问题，这样，全部的哲学问题就被历史性地还原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也就是马克思哲学真正的精妙之处。
当我们今天面对马克思，沉思我们的实践的时候，我们似乎应该追问自己。我们是否真正领会到马克思究竟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自然西方式的民主始终在中国具有很大的市场，但是很多人对于美式民主在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成功这个事实却视而不见，对于全球贫富差距之大，全球的经济殖民情形之严重也视而不见。似乎西方的制度在自己国家内部消灭了经济意义上的赤贫阶层，就意味着马克思理论的失败。这是相当荒谬可笑的。马克思的批判从来就不是基于某种资产阶级现成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框架，而是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之基本结构的反思，那么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的反思，因为显然市场经济已经占领了全球，这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得到基本的判断，就在于这种经济体制乃是现阶段具有最高生产力的方式。因此，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针对资产阶级整个全球体系，特别是经过列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如此。
如果这个基本秩序本身不消除，那么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罗尔斯式的正义，只有一个条件，即其国家力量能够足以强大到将别国对本国的影响完全排除在外，这意味着在经济上这个国家将必须占据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顶端，而这又必须以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保护和支持。美国凭借自己的实力可以部分达到这个要求，但是显然即使是美国也并非完全实现了罗尔斯式的正义。更别说在中国，引进美式民主的结果必然是瓦解我们自身的政治性，那么美国为了支持其自身国家制度向别国输出的不正义将必然会冲击我们的国家。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没有人替我们回答，我们必须给出自己的回答。我不认为现在整体的宪政框架出现问题的基本理由也在这里，我们保证了基本政治性没有丧失，基本保证了可实现的个人权利的逐渐实现。当然，是否还能做得更好当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但是至少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坏政体。在政治上的一厢情愿往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代价很可能需要之后几代人来偿还，这是那些叽叽喳喳的学者根本没有能力负起的道德责任。
谨以这篇文章，纪念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先生。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