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谈民主，自由，共产主义和末世危机

齐泽克坚称，自由主义者需要左翼的“兄弟般的支援”，才能在今日去有力地拯救他们自身的理想。


　　齐泽克坚称，自由主义者需要左翼的“兄弟般的支援”，才能在今日去有力地拯救他们自身的理想。“只有我们才能救他们！”否则，自由主义者连它自身的核心价值——从积极的民主参与到消极的公民权利——都可能守不住！



　　《起初是悲剧，随后是闹剧》

　　[斯] 齐泽克著

　　Verso

　　2009年出版

　　汉语学界，对齐泽克不屑一顾者比比皆是，目其为插科打诨的小丑。“自由主义”与“古典主义”两路学者，大多对之仇视有加；而那些所谓“左翼”的领军人物，也几乎闭口不谈齐氏著作。而近年来，不少英语学界的朋友谈到齐泽克时，亦都对着我不住地摇头：“What's wrong with this guy？”个中缘由我倒也清楚得很：因为这两年齐氏转而大谈“共产主义”——岂止大谈，更像是擎着绣有该词的锦旗极力挥舞。

　　面对友人的摇头叹息（其潜台词是，你还在推崇齐泽克，势必也有问题），我的回应是：“至少听人家把话说完。”

　　毋庸讳言，齐泽克写作确是有一种策略性的倾向，姑且称之为“极端写作”：哪些“关键词”大众最怕听到，他就偏要大说特说。换言之，他要用笔杆去刺激的，就是人们那根被意识形态培育起来的“脆弱的神经”。这十年来，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到“罗伯斯庇尔”、“毛泽东”，他把西方世界“敏感词”说了个遍。终于，现在说到了“共产主义”。有海外留学与生活经验的朋友都知道，那是一个让老外闻之色变的词；如果你自承是一个铁杆“commie”，那可能你会随后连一个朋友都交不到。也正因此，按照老齐一贯的“学风”，其晚近行径也实非意外：你愈是“谈虎色变”，他就愈是要把这头“虎”牵到你面前来遛遛。他就想知道，你尖叫完之后，又会怎样？

　　当然，老齐并非庸手。要重新启用这个在政治上与学术上早已双重贬值的词，他绝非随意逞兴、游戏一下便算，而是下足真工夫。今天国内很多学者在申请项目时，同自己旨趣沾边和不沾边的统统都报，这是我们都见惯了的现象。但又分两种人：第一类人在拿到项目后也就只是逢场作戏，弄完交差便了事；而另一部分人则苦心孤诣，把自己原本感兴趣的研究，尽量“套”入对象项目中去。齐泽克，就是这第二类人中的高手。换言之，在齐泽克的精密阐述下，他晚近的“共产主义”论，同其对当下时代的整体分析，确是做到了紧密镶合。

　　自福山深得时宜地推进黑格尔-科耶夫论题，向世人宣布“历史的终结”，已经整整二十年过去了。生活在“终结时代”中的人们，是否真如科耶夫所描述的，得以自由自在地拥抱“一切让人快乐的东西”？新世纪头十年——从“9·11”到金融海啸，已经血淋淋地呈现出一幅新的“泰坦尼克”画面。齐泽克《起初是悲剧，随后是闹剧》（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一书以坠落中的机舱为封面，《生于末世》（Living in the End Times）一书以冰海巨礁为封面，其用意鲜明而直截：这个“end times”，恰恰不是历史终结的黄金时代，而是“末世”——“末日之灾就在门口”。这个全球资本主义格局，并没有能力永久有效地操作下去：尽管它也努力想让人们统统变成“尽情拥抱一切快乐”的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的主体——尼采所说的“末人”、齐泽克所说的“植物人”，但它显然竭尽全力却仍未竟其功，徒然地面对着一个“无调的世界”。二十世纪几代学者反复提醒人们，“共产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而现在看来，福山笔下的“终结时代”亦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9·11”击碎了这个乌托邦的政治面向（自由民主的大同图景），而全球金融崩溃则粉碎了它的经济面向（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

　　二十年来，刺入我们生活的，并不仅仅是这两桩血淋淋的大事件。在齐泽克看来，至少还有四个新的变迁，将我们迫向“末世”边缘。首先是不断迫近的生态灾难。通过传统的“市场机制”方式与“国家干预”方式（如改变征税模式等）或可解决一些局部的小问题，但无法应对大型的生态灾难。再就是生物遗传工程。我们身体-生命最核心的部分，已经开放给资本与权力的操纵、调用与改写。同样值得密切关注的，是新一轮的私有化。自然、历史文化，乃至语言等沟通媒介被不断私人产权化，其范例就是那不断扩大、到处确立使用租金的“知识产权”。最后一点是，被纳入者与被排除者之间的沟壑。从各种各样的难民营、贫民窟、种族隔离带、边境电网，直到城市“拆迁”带来的无形的新疆界（只有富人和权贵才能够住在某某“环线”之内）……填满我们视线的，便是各种社会性“区划”的不断深化；充塞我们双耳的，则是排外行径的爆炸性增长。

　　上述四者中，齐氏认为最后一个最为根本，只有以最后这个问题作为根本性的视野，才能将前三个问题激进化，不然，“生态将变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知识产权变成为一项复杂的法律挑战，生物遗传则变成为一个伦理问题”。确如齐泽克所言，倘若我们不考虑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谁被排除谁被纳入的问题，那么，比尔·盖茨就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人道主义者，鲁伯特·默多克则将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环境主义者。此中关键乃在于：前三者都可以被偷偷转化为“人类”的危机，但第四个问题则决然无法被这样转化——除非是把“被排除者”直接排除出“人类”。

　　

　　相对于大卫·哈维等人还在念叨着重新恢复二十世纪的抗争主体——工人阶级主导的斗争，齐泽克毫不讳言工人阶级作为单独的一个革命主体早已失败（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时就已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已经注意并重视农民的“潜力”）。在齐泽克看来，这二十年来，“新左翼”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之后，革命的主体或者说行动者落在何者身上。齐氏本人给出的答案是：能作为普遍性的真正担纲者的，就只有“被排除者”。他们正是以被排除的方式，而被纳入在系统中；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就是没有位置；他们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活死人”。

　　尽管“工人阶级”早已失去革命主体之位置，但齐泽克认为“无产阶级”这个古老的概念却值得保留。今天人们正普遍地经历着一个激进的“无产阶级化”——激进化到一个远远超出当年马克思之想象的“存在性的层面”。只有以“被排除者”为根本性视野，我们才能观察到前三种变迁对人们所施加的“无产阶级化”操作：人的“共通之物”——外在自然、内在自然、文化——皆面临着被彻底剥除的威胁；主体将真正被压缩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无实质的主体性”，最后能剩下的除了笛卡儿意义上的“我思”之外，将真的一无残余。

　　根据齐泽克，“新的解放性的政治，将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行动者的行动，而是不同行动者的一个爆炸性的组合。同无产阶级的经典肖像（‘除了枷锁没有任何东西可失去’的人们）相反，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是我们处于失去一切的危险境况：这个威胁，就是我们将被缩简成抽象、空白的笛卡儿主义主体，伴随着我们的遗传基础被操纵，我们被剥除所有的实质性内容，被夺去我们的符号性实质，在一个无法生活的环境里过活。”

　　历史终结，实质上意味着历史归零。而二十年前福山在勾画那幅“历史终结”图景时，他唯一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历史的画布上，“终点”正是“起点”（当下世界所倚赖的主要资源石油，就毫无隐晦地指向我们文明之前的一场毁灭性的末日之灾，指向历史的一个曾经的终结点）。齐泽克的政治方案，就是从零开始，重新开始，从开始处开始。每一个“生于末世”的无产阶级（被排除者），便是肇始未来普遍文明的真正担纲者。

　　那么，是什么在阻碍着齐泽克所说的“二十一世纪革命主体”的形成？一个主体性的原因，便是精神分析中所说的“拜物教式的拒认”，其逻辑便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譬如说，在今天人们意识到气候在变化、生态灾难在迫近，但许多人内心却并不真的相信大灾难会真正发生（直到真的发生）。

　　有这样一种“双重拒认”——先是预设为“不可能”，继之予以“常态化”——在今天实是比比皆是。齐泽克观察到，就冰山融化这个生态威胁而言，十年前政客们与市场精英们把全球变暖的恐惧作为灾异论的谣言惑乱而搁置起来，他们向我们确保，没有理由恐慌，基本上，事情会正常地持续下去。然而最近几年，全球变暖突然间被作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成为事物“正在正常地持续下去”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格局中，人们尽管生活在灾难频袭的“末世”中，但却根本不会去激进地对当下局面进行反思——如果，冰山融化使得像冰岛这样的国家整个无法居住；如果，核泄漏最终使整个日本无法居住？这些国家的公民搬到哪里去，还是集体沦为全球秩序中新的“被排除者”？……当下以民族-国家为“主权”单位（“至高”单位）的全球格局，对应对这样随时可能到来的危机，还根本没有任何——哪怕是最初步的——准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于末世”的我们，不得不去努力突破既有的世界格局，彻底地越出自由市场（传统右翼立场）与国家干预（传统左翼立场）之二元格局，在市场与国家外另辟能真正保障人与人“共通福祉”的全新模式。在齐泽克看来，如果按照全球资本主义内在趋势走下去，就算不是今天不是明天甚至不是2012，但始终会走到末日之灾，在那一天历史彻底归零（生活在“末世”的人们都变成新一代的“石油”）。我们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行动，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组织社会生活的根本方式，彻底改变我们组织全球秩序的方式。齐氏并不认为某一场具体的灾难就会直接、自动地使资本主义翻船，但它打开一个裂口，批判性的左翼便可以从这个裂口入手，来动摇资本主义的长期运作。如果我们不积极去逆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它终将会在一个大灾难前吞没整个世界（尽管如哈维所说，精英权贵们已经准备好了逃命方舟，但他们终究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难逃末日之劫）。

　　在齐泽克看来，机运却未必因生于末世而“偏消”：末世的紧迫关头（伴随着频繁袭来的灾难），打开了新的社会实践的空间，为齐氏所说的“正在到来的共产主义”创造了契机，重新启动了这项“已溃失之事业”。那么，到底什么是他所说的“共产主义”？

　　

　　质而言之，齐泽克重新激活“共产主义”这个词，至少基于两个理由。其一：奈格里与哈特所提出的“共通之物”概念，为重新启用“共产主义”一词提供了理论的正当性基础。如前文所论，在今天，“无产阶级化”已经进入到一个存在性的层面上，社会存在——即，我们每一个人——彼此所共享的实质（内在自然、外在自然、文化）正在被掏空、剥除。也正因为这个理论基底上的根本转换，二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绝对不是去走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全权国家）之老路。

　　齐泽克坦言，二十世纪十月革命式的共产主义实践肇端于在既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外打开一个全新空间，然而随后事情却变得非常糟糕。二十年前的全面崩溃，是它的“应得的失败”。齐泽克拒绝那种虚假的“左翼姿态”（譬如为了批判现代性而热赞毛主义），过去二十年并非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自由、民主并不是什么糟糕的东西。他追问道：为什么不承认自由主义的成就，不承认欧洲现代性中确实伟大的遗产？左翼不能再玩这个不诚实的话语游戏了！与此类虚伪的“左翼姿态”不同，齐泽克的左翼姿态建立在他对当下时代格局的分析上：资本主义无法长久运行下去，“无限再生产”下去；让它依照其自身逻辑发展下去，会在一个大灾难前崩溃，而整个全球化了的世界则变成它的陪葬。因此，齐氏声称：我们和自由主义的关系，不应当再是不诚实地将对方诋毁成一无是处、“万恶的旧社会”；而是应该告诉对方，只有比自由主义更迈出一步，才可能真正捍卫自由主义的理想。“自由主义所要的我们都要，而且我们要得还要坚决、还要不加妥协！”

　　在这里，齐泽克批判锋芒直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肇始于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以及最近在英语世界大热的“中国模式”。齐泽克观察到，晚近十年，这种“具有亚洲价值的资本主义”（实质为资本主义加威权）之影响，已然横扫东西世界，从普京治下的俄国到贝卢斯科尼治下的意大利，民主越来越成为“空白的仪式性的空壳”；并且可怕的是，这些领导人竟都拥有着极高的支持率。甚至我们看到，这种威权的资本主义，比起原本自由民主框架下的资本主义来，运行得更有效、更具活力、更富蓬勃气息。这才是现代性的真正危机：如果任由当下格局按照其内在趋势发展下去，这种剥离民主的资本主义，就会演变成现代性的归宿。正是基于这个观察，齐泽克直接向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致言：“你们需要意识到，没有来自我们激进左翼的援助，你们甚至无以捍卫自由主义的诸种理想。”齐氏坚称，自由主义者需要左翼的“兄弟般的支援”，才能在今日去有力地拯救他们自身的理想。“只有我们才能救他们！”否则，自由主义者连它自身的核心价值——从积极的民主参与到消极的公民权利——都可能守不住！“未来，”齐泽克宣称，“要么是新共产主义，要么就会是贝卢斯科尼。”

　　于是，在齐泽克这里，二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必须以如下方式被思考——不仅远离经济主义（传统的市场主义），并且远离国家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换言之，“共产主义”纯然指向市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全新实践，它要求我们在市场与国家之外创造全新的社会生活之组织形式，去真正地保障我们的“共通之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给奈格里的著名标题“再见，社会主义先生”补充了下半句——“欢迎，共产主义同志”！齐氏坦言并不知道这位未来的“共产主义同志”会具体是何等面貌，但他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这位同志加入战斗，我们很难捍卫得住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很难真正走出这个“末世”。

　　下面再来看第二个理由。齐氏重新启用“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亦正是为了强调：对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只是为了追求某些细小的、部分的、有限的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整体意义上的改变，真正的，甚至是创痛性的改变。今天，绝大多数以批判为己任的左翼知识分子，尽管表面上一个个严辞拒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但实际上恰恰皆是福山主义者：他们在心底已经接受当下格局是无法被根本改变的，左翼所能做的，就是努力使这个系统更人性化一点、更宽容一点、更公正一点……齐泽克的质疑粗鲁和直截：这是否就够了？

　　今天的西方社会，确实是有很多具体的批评声音——批评某些企业不择手段丧失良知（排放工业废料、窃取人体遗传材质、制造毒奶粉黑大米……），批评某些政客从事私下交易（以权换钱、以权掠色、以权圈权……），但没有人将批判矛头整体性地对准系统、对准这个正在运行的制度本身。那些针对具体人和事的道德-法律指控，并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一个腐败者倒下去，还会有后来者填补空位。并且更为严峻而迫切的是，从“9·11”到全球金融海啸、从生态灾难到核泄露，这个“末世”中奔涌出的大问题，皆无法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现有道德与法律的坐标内解决。我们必须将批判的视野激进地越出既有的道德-法律框架，而确立起齐泽克所说的“共产主义的预设”——整体意义上的制度性改变。在我们所处身的这个时代，几乎什么都被宣称是“可能”的，无论个人层面上（改造性格，甚至是改变性别），还是科学层面上（改组物种基因、登月球乃至上火星），但社会制度层面上进行一些系统性的改变（譬如，彻底改变医疗制度），马上便摇头认定“不可能”。而在齐泽克看来，真正的批判性的左翼，就是致力于达致“不可能”的人。

　　齐氏毫不客气地指出：许多自称“左翼”的知识分子——从哈贝马斯到德里达，虽然看上去也积极参与批判，甚至领头发起抗议运动，但就在批判与谴责的同时，心底实已认定这些抗议对现实社会起不了任何作用，仅仅是表达自己的姿态而已。故此我们经常会遭遇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往往一场抗议运动下来，对抗的双方都感到很满意。他举例道，近年来由“左翼”领军人物所发起的反战抗议（阿富汗战争、伊战），其结果就是如此——抗议者顺利发出了声音，向政客与公众展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同时他们静默地知道战争并无法被阻止）；而政客们亦趁机强调，这些抗议正是展现了自由民主“开放社会”之实质，这正是我们要带到阿富汗、伊拉克去的东西，让他们的人民也能这样公开抗议……最后所形成的就是一个“win-win situation”——经过一个运动双方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满足，而实质上却没有改变任何事。这就是齐泽克所批判的“伪积极性”——他称之为“左翼”的入迷性神经官能症：知识分子不断行动、各种批评声音此起彼伏，恰恰是为了保证真正的行动不会发生、保证被认作“不可能”的社会改变永无可能。在这里，齐氏并非建议取消所有具体的批判实践，而是强调在抗议的同时，必须要有更大的视野，亦即，必须有“共产主义的预设”——“共产主义”正是代表了对既有系统的一个不妥协的激进变革。

　　

　　在本书中，齐泽克讲了一个他在前南斯拉夫年代里听来的笑话。十五世纪的俄国（当时在蒙古统治下），一个农夫和妻子正走在尘土小路上，被一名蒙古武士喝住。该武士就地强奸了农夫之妻，并因地上太多尘土而命令农夫托住他的睾丸，使之不至弄脏。完事后蒙古武士纵马绝尘而去，待其背影完全消失于路尽头，农夫起身放声大笑。他的妻子惊问：“你自己的老婆刚被残暴强奸，怎么还能笑得出？”农夫回答道：“你没看见吗？我在托他蛋蛋前先暗地里蹭了一手脏泥，现在他蛋蛋上已经沾满泥巴。”这个笑话，在齐泽克看来，恰恰揭示出今天左翼知识分子的困境：他们认为自己在从事严肃的抗议斗争，然而他们的全部抗议，却仅仅只是在那群手握体制大权的猪头们肆意强奸普罗大众之时，在对方蛋蛋上轻轻擦上一些泥巴……齐泽克亦通过这个笑话影射：和那个农夫一样，那些左翼只是关心自我满足的获得（成功地发出他们那些“涂泥巴式”的批判），而在根本上完全无视被强奸者的痛楚。这就是今天左翼和当权者都感到满足的——左翼成功地成为“摸权贵睾丸”的英雄，而权贵们则继续享受“淫人妻女乐呵呵”的高潮快感。谁在乎被强奸者的创痛？老齐认为今天有必要重温马克思的“第十一论纲”（以往哲学家仅致力于解释世界，但关键在于改变世界）：以往批判性的左翼仅仅致力于给既有体制的蛋蛋上涂层泥，但关键在于把它们彻底割掉！

　　老齐随即补充道，要有效地把睾丸割掉，并不一定要去追随左翼政治的“革命”老路。我们完全可以耐心地从事意识形态批判，在理念、文化与思想的层面上战斗，让那些掌权的猪头们继续占据舞台中央、继续出镜、继续大声喧哗、继续发号施令，只是在某一刻，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嗓音已变得又细又尖，再低头一看，胯下的那对蛋蛋已经不见……■

“齐泽克亦通过这个笑话影射：和那个农夫一样，那些左翼只是关心自我满足的获得（成功地发出他们那些“涂泥巴式”的批判），而在根本上完全无视被强奸者的痛楚。这就是今天左翼和当权者都感到满足的。”

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每天尽可能的减少用水量（缩短洗澡次数和时间）；
减少用电量用电时间，减少各种电器的使用频率和时间，比如从不去健身房，代之以户外有氧散布跑步；
用过的大小塑料袋包括纸袋收集好，下次、下下次去超市接着用；
尽量乘公共交通出行，来亚城后出行尽量到马路边举牌（上书要去的区域）要求搭车；
……
无论怎样都做不到像朝鲜人民那样低碳和环保，很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