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四）

憨妇888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五章“三丶五”运动风暴

建设社会主义要钱，“抗美援朝”要钱，钱从哪里来？向有钱人要。谁是有钱人？开工厂丶开商店的资本家。他们不给怎么办？这还不容易，发动个运动，把他们打趴在地上，敢不给吗？除非不要老命差不多。

一丶未解鞍马再征战

1951 年11月，川西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我们还来不及解马下鞍，轰轰烈烈的“三反”丶“五反”运动又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也是毛泽东一手发动和领导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反贪污丶反浪费丶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的“三反”运动在全国机关丶党派丶团体丶部队丶学校丶企业相继展开。说句天地良心话，当时的机关干部（无论是新参加工作的还是老区来的），大体上保持着艰苦朴素本色，过着供给制的生活。穿的是蓝色丶灰色的干部服，住的是从官僚资本手中接收过来的房屋（单身汉全住的集体宿舍），吃的是按级别规定的大灶丶中灶丶小灶，一般干部每月一万二仟元薪贴（旧币，折合新币为一元二角，还得拿出百分之五十捐献“抗美援朝”），处级干部不足五万，地司级约十万元左右。难道还不艰苦吗？毛泽东就是这个德性，不搞政治运动就过不了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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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三反”丶“五反”运动又在全国开展起来

12月8日他代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有说“应把这一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到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1 月23日毛泽东不作任何调查了解，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的指示，主覌硬性地圈定老虎范围和打虎指标，他说“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丶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他还指示“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例如中央一级，在1月18日以前查出的一万名贪污分子（其中有很多人款数甚少，情节甚轻，迹近贪污，实际不能叫作贪污）中，只有十八名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至1月18日，认为可以再查出50名。最近两天又有增加。估计将来还有增加。”以上引文见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87页）“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必定藏有贪污分子，这样的有罪推定，应是中国的特产。

1月24日，在军队一份报告中他又作如下批示：“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汇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

他的“打虎预算”与日俱增。2月11日《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说，“华东局指示全区须打大老虎五千只，中小老虎二万只。这是全国各大行政区打虎预算最高数位”。 “华东军区打一千只大老虎的计划，也是全国各军区中预算最高的。”（《文稿》第193页）然后他就要求各区必须大致和华东看齐。这是2月11日，过了两天 13日，他又批转华东军区的报告，因为华东军区的打虎预算翻了一番，增为大老虎二千余，中小虎六千余。于是他要求“各大军区按照自己和华东军区人数和经费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预算”（《文稿》第206页）。到了17日，中南局又把预算提高为“大老虎八千小老虎四万二千余的新计划”（第221页）18 日，他又指示说，中南军区打虎预算为大虎八百只及华东军区的一半，而且华东军区将来大虎可能打至二千五百至三千。因此批评中南军区“勇气不旺”。（第 228页）毛泽东还规定对揪出来的老虎的处理标准：“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这话登上了1952年2月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上。其中还有一句“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都可以处以死刑。”接着，张子善丶刘青山被枭首示众。

就在这个时候，我回到三区区政府，李捷区长看着我即说：“回来啦，现工作特忙，明天就要开揭发会，你帮着去布置下会场。”

我问：“揭发谁？”

李捷区长抬起头，把一双看档的眼睛移向我说：“公安局的李志强。”

“他？”我吃了一惊。

“他怎样？一个侦察科长嘛！”李捷燃上只烟，若有所思，静静地说：“黄牛呀，干革命和行舟一样，不进则退。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说：我们一些同志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是英雄，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却是狗熊。李志强挺能干，可他管着公安局的那个秘密商店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我仍惊疑不定。

“据有人揭发，说他有贪污。”他吸着烟，慢慢吐着烟圈儿说：“张区委和我都同意，只好拿他来开刀，有什么办法！革命是不讲情的啊！今后你得注意这些小事。”

记得两月前，李志强风尘扑扑来村里找我，拿出张照片叫我看，照片上是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长相十分英俊中年人。他说：“这人叫周迅予，当过成都稽查处处长，后来还当了成都市警备司令。就是他下命令活埋四十二个烈士在十二桥。临解放时跑掉了，从西边跑的。有人说他潜伏在农村，你们这里原是土匪窝窉，现在我们正在搜捕，如发现什么线索，要立即报告。”说完话就要走，我挽留他说：“急什么李科长，今晚我们加餐，我请你怎样？”

“谢谢你了”他快步如飞，拍着挎包里的干粮说：“我这里面装着比你肉还好吃的东西。”
难道这样的人是贪污分子？回到宿舍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第二天的揭发会在簸箕街文化馆如期召开，李志强科长披着黄军棉大衣无所谓地笑着说：“同志们，我会贪汚吗？我搞侦察，金子丶银元见得多，我光棍一个要它有何用？”尽管他把自已说得清清白白，一尘不染，但与会的同志们不同意，有的吼有的叫：“态度放老实点，别在这里打马虎眼。”接着有人站起来揭发检举，说出许许多多芝麻蒜皮的亊，比如吸烟丶喝酒的钱是哪里来的？身上穿的毛衣是用的什么钱买的？无论他怎样解释，大家都不听，非要他承认自已是贪污分子不可。北方人性格硬，他又是个自幼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出入枪林弹雨一身是伤，突然圆睁两眼火辣辣地冲着大家吼：“老子没有贪污，你们非迫着我认，到底是什么意思？纵然贪污了，又怎样？”

他这一吼，惹恼了大家，会场乱起来，人们纷纷发言端正他态度，有个公安局的年轻人，虎地跳上台动起手来，他突然拔出身上的左轮枪，扣动板机，“呯，呯，呯”几下，好在未伤着人，他却被大家制伏后当场抓捕了。他不服，仍大声吼：“老子犯了什么？十几年南征北战，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嘛！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告你们！……”

我心里在想：你告谁去，这不是毛主席一手发动领导的吗？

第二个挨斗争的是管生活的事务长老王，他是留用人员，没有“本钱”，态度极好，别人叫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叫他跪下他就跪下，大家反斗不起来了。不知为什么，正当机关“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1951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倡狂进攻的指示》。过了二十一天的1月26日，毛泽东下达了《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于是“三反运动”套上“五反运动”，一环扣一环，环环相连，这就是新中国史上的“伟大三五反运动”。

成都市闻风而动，成立了旨在领导“五反运动”的“成都市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我奉命调入了这个委员会。

二丶抓“不法资本家”

成都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叫彭塞，中共成都市委的一个头头。办公地点在骡马市街成都市供销合作总社，一个特制的长木牌挂在机关大门上。各方抽调来的人员到齐后，彭塞即向参加此一工作的全体干部，作了一个十分精彩的动员报告。他说：

“一场大规模的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即将在全国展开。这个运动是我们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重点是打击‘五毒’俱全的资本家，要把他们行贿干部，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丶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予以坚决彻底的揭露，毫不手软地给以打击，配合党丶政丶军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对于他们各种犯罪行为，不仅要在经济上追赔，还要在政治上搞臭。为使这个运动取得胜利，我们在工作中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出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对资本家要实行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丶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判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大约反动资本家约占资本家总数百分之六，其中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是最反动的资本家，他们就是逮捕，判刑，枪决，没收的对象……”

他的报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战略战术和具体的方针策略，以及运动开展的方式方法。毛泽东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不论做任何事或决定国家命运时，从不作任何的调查论证，更不需要采取任何的民主程序，也不需要事先对运动作出进程的安排，反正是只要能够做到有罪推定，师出有名，放手发动，大轰大嗡就可以了。至于怎样具体开展运动，政策界限，后果估量，他从来是不事前讨论安排。其特点是不讲科学，不讲民主，不讲法制，而是发动了再说，反正最后总是会取得“伟大的胜利”。这种领导政治运动的方法，从“镇反”到“肃反”，从“土地改革”到“三反五反”运动，及至后来的“统购统销”丶“农业合作化”，“对私改造”的“公私合营”丶“反右斗争”丶 “文化大革命”，直到他1976年命归西天，他从不害怕造成天下大乱，也不害怕杀多少人和死多少人，反正我手里有枪杆子，你敢怎样？

这个五反运动到底会对国计民生会造成什么影响，他也是不考虑的。在领导政治运动方面，他总一厢情愿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中央政治局的那些委员们，从来都是充当他的应声虫。由于他固执疯狂，好大喜功，头脑发热，在他执政的27个春秋，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万劫不复的苦难。

参加节俭会的两百多个干部，经过几天的短暂学习，按成都市工商行业的分布情况，编成二十多个“打虎队”，我当然编入成都市茶叶行业的“打虎队”。队长车毅英（车耀先烈士的女儿），二十五六岁，精精干干，虎气十足。我是成都市茶叶工会的青工委员现又是打虎队队员，便成了她相信和依靠的物件，几乎无事不找我商量。按照上级的布置，我们首先将茶叶行业一百三十八家茶叶店，按大丶中丶小三个不同的等级排队，分为守法户丶基本守法户丶半守法半违法户丶违法户丶严重违法户等五大类。

凡是生意做得大又有钱的茶叶店老板，都是违法户或严重违法户，那些中不溜的茶叶店，大都划入半违法半守法户的范围，那些雇一两个工人的茶叶店，绝大部份是基本守法户和守法户。开初我不明白这划分的标准根据是什么？我问车毅英队长，她笑笑十分坦然地说：“不违法怎么能赚大钱？我们把他们列为违法户或严重违法户，就是要向他们追索赔款，罚他个精光，罚他个倾家荡产。”

“哦”我似乎明白了“五反运动”的目的，就是通过赔退罚款等手段，把资本家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钱财收归国家，再通过政治上的严酷打击，使他们服服帖帖丶永远归顺共产党。为了党和毛主席的伟大革命事业，我义不容辞率先站出来向全市茶叶业工人，作现身说法的动员报告。在报告中我再强调：“我们是翻身的工人阶级，国家的主人，不要怕打击报复，不要怕被老板开除，如果哪个老板敢于打击报复，开除工人弟兄，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有共产党撑腰，有毛主席支持，什么也不要怕，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检举‘五毒’俱全的资本家，特别是检举揭发自已朝夕相处的老板。”说到这里我还大声问一句：“敢不敢？”

“敢！”会场山呼海啸，情绪激昂。

我讲完话，车队长接过头说：“黄泽荣同志过去和你们一样，也是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工人，由于他敢站出来跟着共产党走，现在不是和我一样都是国家的干部了吗？你们为什么不赶快站出来，跟资本家作斗争，跟老板作斗争，争取当国家干部呀！”

谁不想翻身？谁不想当国家干部？我们首先从青年工人入手，他们总想改变自已没钱没势的地位，易于鼓噪易于发动。现在机会来了，怎能轻易放过？我们先封他们为 “打虎队员”，许以这样和那样的承诺。不几天就把他们发动起来，大家争着表决心，提保证，在此情况下，再将我们事先拟好的违法户丶严重违法户丶半守户半违法户的名单，拿出来交给他们讨论。他们竟然比我们还左，把全行的老板都定为违法户和严重违法户。我们只好笑着耐心作工作，强调要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能通通斩尽杀绝，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在排队分类名单落实后，然后再分人头包干揪要揪的“老虎”。

在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揭发“不法资本家”的斗争大会先在几家最大的茶叶商店召开，被斗的老板站在工人当中，任工人吼任工人骂，任工人推过去拉过来，搞得这些柀斗的资本家头昏眼花，骨头散架。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直到被斗的资本家承认交待自已的违法事实为止。如遇上顽固的资本家，不承认自已违法事实，我们除坚持天天斗争外，还罚跪罚站顶板凳，再不，几天几夜不准睡觉，还在商店周围主要街道的每根电线杆上，安装了高音大喇叭，每天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呼喊口号，或是指名道姓地点他名字，并叫工人宣读揭发他的材料，要他立刻交代问题。除此就是宣读中央和省市委档，一再交待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抗拒交代，死路一条”这类软硬兼施的语言，一句话空气中全是浓浓的火药味，每个分子都是致人于死地的子弹。我发现只要喇叭一响，那些大小商店的老板无不侧身站在店门口竖起耳朵专心静听。他们时时刻刻准备被点名，只图侥幸度过每一个白天，即使听到点名点的是别人，也没有了幸灾乐祸的轻松或窃笑。至于大幅的漫画，招贴，标语，当然更是随处可见。翻开每天的《川西日报》（四川日报的前身）和中央各报，每版皆是揭发声讨不法资本家的文章，字字句句全是某省某市不法资本家被捕被判的消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谁不为之怵悚惊心啊！

打虎队员个个干劲十足，意气风发，威风八面，颐指气使，只要在哪家商店门前一站，那里的老板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身子骨抖得来象筛米糠一般。不几天，全市便出现被批斗的资本家自杀事件，有的跳楼丶有的上吊丶有的抹喉丶有的投水……开始我们有些犹疑，不知如何是好？市里节俭会得知情况后说，死几个违法犯罪的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他们存心和党和人民作对，这叫“畏罪自杀”。

茶叶业陆羽春的邹老板，因不满批判斗争全家六口服毒，经抢救救活四人，他和老伴死了。尽管上面说不怕资本家自杀，实际也怕，认为这样会影响不好。节检会暗地叫我们注意方法，尽可能不要发生自杀事件，对紧张过度的资本家要作思想安抚工作。我们三师傅张叔奇被定为“严重违法户”，怕遭到逮捕，全家大小吓得啼啼哭哭夜里睡不好，白天吃不好，有想死的打算。车队长得知此一情况后，叫我去做思想工作。我一去到店里师婆就语无伦次地说：“黄，黄，师兄，不，黄政府，呵，呵…黄，工作队，过去有什对不起你的事，不要放在心上，都是我的错，你是知道的，我们做生意从没有偷过工，减过料啊！更没有偷过税，你和我们师徒一场，要说说公道话啊！”

我感到十分骄傲，过去低眉下气的地方，今天却高出他们一头，连当年对我恶狠狠的师婆也不得不笑脸相迎。时代変了，地位变了，我真成国家主人。但师傅总是师傅，不能太过分，既然求到我，我也不能太刁难别人，便态度十分和霭地说：“师婆，你要相信党，相信政府政策，我们工作队不会寃枉一个好人，只要赔退了就没有事”

师婆抹着眼泪道：“怎么赔退得出几十亿啊！”

我只好坦露心曲道：“师婆，到这个时候了，你是保钱还是保人？”

在一旁的三师傅，明白我话中意思，急忙说：“妈，师兄说了，只要赔退，就不会逮捕。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退，砸锅卖铁都退！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在我离开时，三师傅一再感谢说：“只要不斗争，不逮捕，什么事都好办。”

这时我似乎明白“赔退”是“五反”的根本目的。“五反”反什么？就是要资本家把钱拿出，拿得越多越好！从市节俭会传来一个消息，说南门大桥外那个被定为“严重违法户”的万里香海椒面商店，退出了九百多两黄金，成为成都市“五反”运动特大喜讯。谁也不相信，一个做海椒面生意的小店老板，怎么能退出这么多的黄金子，但确实退了这么多。原来在1949年前夕，国民党退守西昌，准备再从西昌退到缅甸或泰国。兵荒马乱的一天下午，从一辆南去宾士的军车上掉下一个木箱，正好在万里香海椒面商店门前的街面上，当时人们以为箱子里面装的是枪支子弹，谁也不敢拾起。因它妨碍交通，有人将它翻在路边，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万里香海椒面老板将木箱搬回屋里，撬开一看，呀！里面全装的是亮闪闪黄灿灿的黄金，有一百条，每条十两，整整一千两啊！每条上面还烙有中央银行印记。后来，万里香海椒面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成都市最大的海椒面大王，声名在外。由于生意大名声大，“五反”时当然被列为“严重违法户”。在赔退阶段被追得没有办法，便拿出几两黄金交给工作组，却发现上面有中央银行烙印。工作组再加大力度穷退，事情原尾露了馅，万里香老板不得不将此箱黄金退还国家。

不几天，1952年4月初，成都市召开各行各业不法资本家赔退大会，地点在成都军区北较场的大操场坝子里。那天，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亲临大会。大会主席台前放了几十张长条桌，桌上摆满金条丶金砖丶金元宝，银元丶银锭丶银撬宝，黄灿灿白晃晃一大片，在阳光下耀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这是我平生已来看见这么多的金子银子。那些被定为违法户和严重违法户的不法资本家，排着长队，抱着人民币丶美钞丶金银财宝丶珍珠玉器，依次上台向人民请罪，向政府认罪，然后低头弯腰把手中财宝恭恭敬敬放在桌上，然后退着身子走下来。那天，三师傅张叔奇也在这个行列里，我十分高兴他终于“幡然悔悟”走了“坦白从宽”的“光明大道”。

事过六十年后，我们才得知当年“五反运动”的真实情况。据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先生在他所着的《五反运动谜面与谜底》一文中写道：据一份《内参》（见《重庆 “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记载：１９５２年５月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丶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件日益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丶三区均发现有定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借此反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4月8日晚与妻子丶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五反”运动自杀的规模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更上一层楼。谢泳先生写道：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丶中风丶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丶跃江丶触电丶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

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尸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人满为患。其他天津丶北京丶武汉丶重庆丶渖阳丶广州各处商埠，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

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当年，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曾戏谑跳楼自杀者为“空降部队”。上海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丶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巡逻，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丶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上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丶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丶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藉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随行相跟，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谢泳的文章《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份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说：“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駡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正是这种自杀哲学的现象：连自杀也要叫你恐惧！”五反运动的自杀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逼迫交代“五毒”的钱数，每个资本家当然心知肚明，交代之后是要如数“退赔”的。你并没有偷税，没有偷那么多税，为了“过关”，你交代了多少多少，以后怎么办？那只有一死了之。

憨妇888

26岁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名言：“痞子运动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