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五）

憨妇888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五章“三丶五”运动风暴

建设社会主义要钱，“抗美援朝”要钱，钱从哪里来？向有钱人要。谁是有钱人？开工厂丶开商店的资本家。他们不给怎么办？这还不容易，发动个运动，把他们打趴在地上，敢不给吗？除非不要老命差不多。

三丶在市税局抓“老虎”

到了 1952年４月，“五反运动”突然降温。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自杀的原因。民生轮船公司59岁的卢作孚先生，是周恩来亲自说服动员，才从香港率四十多条轮船回大陆的资本家，他为中共的新中国恢复发展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却在毛泽东《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 “五反”斗争的指示》之后13天，亦该公司开展运动的第一天（1952年3月8日）服毒自杀，有人说这是作为中国“船王”卢作孚先生以死对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的“尸谏”，在国内外以至共产党的高层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再加上上海丶北京等地不少资本家的自杀，运动才逐步缓冲下来。

也就在此之后茶叶业的“五反运动”进入尾声，我又调到成都市税务局去揪“大老虎”。行前领导向我们布置工作时说：市税局是和资本家打交道的机关，干部有一半是留用人员，有很多是被资产阶级拉下水的贪污分子，因此是运动的重中之重，有很多“老虎”，调你们去就是揪出“大老虎”。在我们去前市税局就揪了一个姓邱的 “大老虎”，贪污数额高达六十多亿（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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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坦白书”

成都市税务局在提督街，下辖八个分局近50多个稽征组，此时已基本不办公，人员集中在鼓楼街一处大院子宿舍里学习，人员分编为12个小组，吃住一起，行动统一，大门有卫兵守护，外出得有门条。表面上是学习，实际是集训追查问题。每天从早到晚依次逐个检查交待，然后由大家帮助分析找问题，再根据各人的检查交待由打虎办确定追查物件。

我这个组共有16名组员，有12人是留用人员（国民党时代的税工），他们精通业务，曾是各基层单位的股长或稽征组长，均直接和工商业主打交道，均列为是重点的审查对象。另外一人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大家叫他老耿。老耿没有文化，几十年不是当亊务长便是当伙夫头，来成都后安排在市税务局后当总务，负责操办伙食。俗话说“久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因此也作为怀疑对象编入这个小组。但领导却再三向我交待，老耿的问题靠他自我提高，不能追打。除此我和另外两人是“打虎手”。根据市委的估计，大小贪污的人要占市税局总人数的４０%，其中“大老虎”要占一半，那么我们这个13人的小组至少有六个“老虎”。

这样多的“老虎”任务真够大！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十六字的工作方法：“大胆怀疑，找出重点，抓住老虎，穷追不舍”。作法是先学习中央和省市档，然后对照检查，大家帮助分析批判，人人过关提高。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个姓王的小税官，他原是三分局地税科科长。他为人老实巴交的二杆子，有天生的表现欲，在一次自我检查中说：“感谢党和毛主席及时开展了伟大的‘三反’运动，不然我会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 ’打中”。接着，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个电器行的资本家有偷税漏税行为，被我发现后立即抓住不放。这个资本家很狡猾，先是认罪认错，痛哭流涕地骂自己。后来却非得请我吃饭，叫我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其实他在表功，想显示自己能力强革命立场坚定。我们却认为他是不经意地暴露了问题，立即抓住空隙猛追下去。我不动声色地笑笑问：“去了吗？”

他眉毛一扬，嘿嘿一笑道：“当然去了，怕什么，吃就吃。我心里想，吃了你的饭该罚的照罚……”

“不对吧，”一位同我调来的刘姓打虎队员岔断道：“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软，你怎么还会罚人家呢？这太不合乎道理了吧？”

“罚啦”他得意洋洋，还用竹棍剔着牙。

“罚了多少？”我跟上一句。

“两百万（指旧币，一万元折合现人民一元，即200元）。”他笑着伸出两个指头。

“应该罚多少呢，不只两百万吧？他那么大一个电器行，一月进出业务几百亿，就是偷一个亿的税，也该罚二千万啊！你才罚他两百万，这顿饭的代价未免太昂贵了吧？”另一位姓张的打虎队员分析道。

他语塞，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发现自己钻进了一个自编自织的套子，出不来了。我趁势进逼说：“王同志，态度是真诚的，思想动机是好的，能主动检查出自己的问题是进步的表现，靠近组织的表现，我们表示欢迎。但是，看得出你还有顾虑，大大留了一手。我希望你要拿出勇气来，一定要脱光裤子割尾巴，才能轻装上阵。” 于是，大家跟着我的调子，你一句我一句分析批判起来，积极向纵深发展。在猛烈炮火的围攻下，他节节败退，逐步走上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绝境，开始承认，他不仅吃了饭，还接受资本家送的烟和酒。大家又帮他分析提高，既收了礼没有不收钱的道理。我便进一步动员他坦白交待，立功受奖，相信领导，靠扰组织，不要有任何顾虑。分析批判到晚上，他终于承认从资本家手里接过八万元的红包（那时我们供给制干部每月是一万二千元人民币，处局长是五万元人民币）。

猎物出现，我甚为高兴，立即向领导汇报。领导作了研究后指示：这仅仅是开始，他决不是几万元的问题，是几十万几百万丶上亿的问题，要集中力量穷追猛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根据领导的布置，我们集中力量马不停蹄，日夜追击。为了以逸待劳，分成三个小班用“车轮战术”对付他。并一再向他交待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引和诱的策略与强打猛攻丶双管齐下手段的重击下，他从八万元的红包，节节上升八十万丶八百万丶八千万丶八个亿丶八十个亿，成了全局全市打出的一只最大的“大老虎”，很快隔离单关，消息见报。

我所在的组一共揪出大小“老虎”七只，在整个“打虎队”中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局领导的表扬。我对自己的诱骗行为，一点不感到脸红，反认为自己工作能力强，在忠实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做着有益于革命和人民的事情，对揪出的“老虎”毫不怀疑他们的虚假性，不是变相的逼供信，是他们主动的坦白交待。当时市税局关押的“大老虎”有十七八个之多，这些人全关在机关后一排的房子里，日夜有人监守，只能吃饭解便才准外出。一个个篷头姤面像叫化子，走路躬背弯腰一付惨分兮祥子。其中还有一位是我姐姐“姻亲姊妹”的丈夫唐先生，他是大学生，解放前就在市税局作课长，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精神极了！现在倒楣透顶，关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天天反省，天天交待，一身脏臭，人不人鬼不鬼，不敢正面看我一眼，我也不正面看他，相互就像不认识。我心里在想：“这是个人，怎么也成了‘大老虎’？”

一个晚上老耿没事和我闲聊，他一边叭哒叹哒吸着北方特有的旱烟杆问我：“小黄，老虎揪得差不多了吧?只要完成任务就行了，不要再追下去了。人呀，得放手时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迷惘地望着他，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听他继续说：“这十几年我看得多了，从延安整风到大生产运动丶那次不揪十个八个丶可运动一结束大家又一锅吃饭了。小伙子，你才跨进这个门槛，今后的路还长啊！”

我虽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不敢回顶他，别人是老八路啊！我想了一下，便岔开这件亊问他：“过去说的大生产运动是不是开垦南泥湾?”他一下来劲了，满脸红光，精神显得异常兴奋，说：“可热闹了，白天开荒，晚上纳军鞋，我老耿有的是力气，手又巧，得过全师模范。”

我又问：“粮食收得多吗？水稻还是小麦”他愣愣说：“什么水稻丶小麦，那是个屙屎不生蛆的地方，根本长不出庄稼。全种的是鸦片。”我瞪双大眼晴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不是犯法吗？”

他哈哈地笑起来说：“闹革命干什么都不犯法，小伙子你知道不-——”，他环顾左右压低声音说：“一亩地种粮食，收三百斤棒子顶上天，可一亩地种上鸦片，就能换回一百亩地所产的粮食，那可是黄金啊！把鸦片换成钱买布料丶药品丶枪枝弹药，闹革命呀管它干什么，只要有利。”我哑了，心里在问：“南泥湾竟然是种鸦片的地方吗？这不是坑人害人么？”不过我从不敢向任何人说起这事，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几十年从不间断问自己：“南泥湾是种鸦片的地方吗？”

“三反”最后一个阶段是追赃，谁知这成了大问题，那些打出的“大小老虎”一个子儿也拿不出，无论怎样逼也逼不出，于是自杀亊件成了运动的主轴戏。有天，一个山东汉子丶原六分局稽征所的张姓所长，被打成“老虎”后爱人向他提出离婚，加之来去有人跟着，没有点自由，覚得很没面子，那天吃午饭趁跟他的人不注意，悄悄跑进厨房，抓起一把锋利无比的莱刀，就像吹口琴样对着喉咙来去抹，顿时鲜红的血喷了几公尺远，吓得饭堂里的人鸡飞狗跳。另一个是姓苏的女士，是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打成“老虎”后退不出赃，一个晚上借大家熟睡之机用根绳子吊死在梁上；还有一个姓陈的年轻姑娘也跳在井里淹死了。所幸运动很快结束，好些问题不了了之，不然还会屈死多少人哩！

不几天局党委召开中心积极分子会议，研究贪污分子的退赃问题。主持会议的郝局长是个老八路，特别喜欢我，常夸我工作积极，立场坚定，对党忠诚。会议正开到关键时，传达刘老头推门伸进脑袋向我说：“黄同志，有人找。”我眼也不看道：“没时间，叫他等一下。”刘老头不肯离去：“我说啦，她说一定要见你。”我嘟哝一声：“乱弹琴。”正在思索问题的郝局长扔掉烟头笑嘻嘻问道：“什么事这么重要啊！喂，刘老头，是男还是女？”刘老头应道：“一个姑娘。”

“姑娘？”郝局长咧开大嘴催着我说：“快去，快去，媳妇都找上门来了。”他一句玩笑话，逗得参加会的同志纵喉大笑，弄得我一副窘态，脸红得像个番茄。我出得会场，穿厅过院，一边走一边想：是哪个姑娘不揣冒昧来找我呢？想来想去没个结果，步入会客室，我一下愣住了，眼前这位短头发，身穿花哔叽棉袄，胸脯高耸，脸儿红润的姑娘好面熟，是谁呢一时想不起来。


她笑盈盈地从木椅上站立起，很有礼貌地招呼：“当官了，连我也认不出来了。”“哦，宝宜！”我冲口而出，但马上觉得话不妥，立即更正：“你好，王宝宜同志，几时回来的？”
我们相视对坐，久久没有说话，我一边打量她，一边心里在嘀咕：“变了，变了，已经不是一个姑娘了……”

“昨天才回来，一下车就打听你，问了好些人，才知你在这里。”她说，声音还是那么圆润，那么好听，但我却不舒服。“妈妈听人说你，您调到税务局来工作了，工作很有成绩。”对她的称赞我并不在意，觉得勉强丶做作，随即打断话头问：“这次回来要住多久？”

“不走啦。”她说，低下了头，发光的脸上浮起两片乌云：“唉，真倒楣，他是贪污分子，一月前畏罪自杀了。在重庆我住不下去了，只好回来。”我屏住呼吸听着，无声地玩着手中的茶杯，她那高耸的胸脯像压迫人的山峰，老是在我眼前转，使人有点喘不过气。

“妈妈老了，爸爸没有工作，家里生活困难，听说成都不少单位要招人，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忙？”她的话象低沉的琴弦，一声声，一字字，酸得人心痛。我虽然同情她不幸的遭遇，然而绝没有勇气为她作牺牲。有什么办法，在这个讲“阶级斗争”和“政治立场”的年代，谁叫我过早的成熟，一个人做什么事不能不权衡利害得失啊！我淡淡一笑，用那种既不是推诿也不是肯定的官场口吻说：“这样，你留个通讯位址，我和领导研究一下，回头告诉你，如何？”她无可奈何地点点头，留下通讯位址悄然走了。

我没有去，一直没有去，几乎遗忘了这件事，半个月后接到她一封从重庆发来的信：

“泽荣：你好。

我又回到了我所不喜欢的地方。这地方没有亲人，没有我熟悉的面孔，一草一木都十分陌生，可有什么办法呢？要活下去呀？虽然我们相识偶然，可那一瓢水，却在我无尘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拂拭去的痕迹。解放前是贫富悬殊使我们不能接近，解放后一个新的悬殊把我们隔得更远。这不怨你，只怨我不该出生在这个家庭里，同时也怨我缺乏勇气，如果当初不离开，也不会演出这样一出悲剧。所以此次返归故里，并不抱什么奢望，我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想找个工作在故乡住下来，使受伤的心能得到一丝抚慰，一点温暖。然而，就连这一点也难办到，我只好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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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泥湾地处陕北，每年无霜期才152天，早霜始于十月中旬，晚霜终于四月上旬，解放后数十年当地农民种庄稼连饭都吃不饱。当年王震的军队去了到底有什么法术能把它变成“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