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七）

憨妇888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六章和平的岁月

三丶申请参入“先锋队”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参加共产党才能去领导革命！在一切工作走上正规道路，按步就斑后，机关开始建党丶建团。目的是把各种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极积份子，吸收到党团内来，以壮大发展革命有生力量。在建党前，区政府各科局室没有科长丶局长，通称称负责人。同志间直呼其名，没有地位与权势之分。建党后一批新入党的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称呼也就随之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变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告诉人们： “要当官就要入党，不入党就休想当官。”

爱国卫生运动使我一炮走红，派出所张所长和我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们两人本住一个寝室，现在就更无话不谈了。一天，他直白地向我说：“小黄，我真羡慕领导对你这么相信，有次开会张区委还提到你，要我们学习你雷历风行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工作精神。看样子你的进步会比我快，我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到现在才混个营级，你不出三年定是个县团级干部。不过，你要尽快解决入党问题，这次机关建党我第一个推荐你，今后你跑到我前面去了，别忘拉我一把啊！”我谦虚地笑笑说：“张所长，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全是为了报告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没有他们哪有我今天？”

“是呀丶是呀！我和你一样都是贫苦人出身，为报恩才来革命，但如果能凭工作能力当上官，又为什么不当哩？”张所长是个直率人，说话做事从不遮遮掩掩。

我笑笑，无言以对。

隔不了几天，区委通知我回机关丶组织部长肖柳和我谈话，于是我正式写了入党申请书。接着，潘清雍丶袁忠智丶王琴玉等十三丶四个人都写了。为了审查每个人历史和工作中的表现，机关团支部出面邀请各科室代表人员，对每个申请入党的人进行认真严格的鉴定。办法是先由申请人在会上作自我介绍，介绍内容包括家庭出身丶个人经历丶社会关系丶工作表现丶优缺点，以及为什么要入党等。最使我感到震惊的王琴玉在介绍中说：她在裕华纱厂当女工时，曾被工头奸污过。我一下木然了，对她有过的美好印象顿时消逝净尽丶她在我脑海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尽管我们两人都在会上一致得到通过，但自此再没有以前良好的亲密关系，好像友谊平添了一层隔膜，又像飘起一层薄雾，甚至工作上也有了别扭。她多次找我意见，我总是说工作忙丶没时间想其他事。其实这是中国大男人的封建主义思想在作崇，女人的贞洁是择偶的一个重要价码，同时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在入党会上公开自己的隐私，谈这些与入党不相关的事？于人于已又有什么好处？在我迷惑中，姚红菊向我耳语道：“黄主任，她编的，你怎么相信了？”我不解问：“她为什么编这些脏事？”姚红菊神秘兮兮一笑：“想表明自己苦大仇深嘛！叫组织相信。”我哦了声，再没说什么。人啊，难道为了入党什么廉耻也不要了吗？

全区一共批准了12名党员，都有候补期，有的一年有的半年（大约六十年代后才改为预备期）。这批新入党的党员很快提拨到领导岗位，大则局长小则科长，不知什么原因我原封不动？那些提了干的同志有的工资连升两级，有的换上呢料制服，说话做事都有了架子，显得一副当官的样子。我思想上有了压力，表现得不自然。李捷区长发现了苗头及时对我进行教育说：“黄牛，你还小，目前最需要加强锻炼，再有你文化水准低，怕你占在位子上挑不起，组织上是有考虑的”。我口上应着心里却不痛快，认为对我不公平。巧好，我要好的朋友陈智远当上民政科长后（街道办事处归口在民政科），老在我面前指手划脚，惹得我顶他一次：“你别给我摆谱，老子至少出身比你好。”弄得他在人前下不了台，反映给李捷区长，说我不好管。李捷区长为缓和矛盾，又把我调回生产建设科，再次与老熟人潘清雍搭挡。

四丶指挥农民种庄稼


成都平原田地多是油沙土，黑黝黝的用手一捏都会流出油。再加上两千多年前蜀太守李冰父子凿开玉垒山，使泯江之水流入内河，干旱的西蜀一下成为富庶之乡，宝瓶口的都江堰千秋万世造福子孙，自此沟渠纵横，沃土千里，稻花麦浪，无饥无寒。庄户人家若需用水，只稍在堰坎上放上几块木板，不一会儿清清甘冽的流水便窜进了田畴，潺潺汨汨奔流不息，有诗章的美有管乐的声，故川西平原自古无旱涝之灾，家家户户无断炊之虑。农民世代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勤劳耕种，繁衍生，谁去管过他们？谁去领导过他们？他们是最务实的人，最讲实事求是的百姓。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土地改革使千家万户农民按人口分到了土地，自此再没有农户雇请长短工，也再没有吃栽秧酒一说。过去栽秧子一天吃五顿（两顿么台汤元或面食，中午晚上有酒有肉），薅秧子吃四顿（么台面皮稀饭），打谷子也是吃五顿（两顿么台稀饭胡豆，晚上有酒有肉）。故农村有句谚语“栽秧子是女婿，薅秧子是舅子，打谷子是老丈人”。现在这一切习俗没有了，各家各户守着自已分到的那几亩田土过日子，但农业上的活路又是集中在春秋两季的裁秧打谷，抡种抡收上。

已前每到这些日子，东山一带（指简阳丶资阳丶乐至丶安岳等县）农民，便成群结队来到成都各乡镇出卖劳动力，站在桥头仍雇主择选（俗称桥市砣砣肉）。现在没人来了，农村便出现传统与习惯的“换工”。可共产党总喜欢管闲事，非要学习老区的办法，宣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非要成立农业互助组。农民不接受，喜欢一家一户的单干。为了让农民走 “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推广有计划性的生产和科学种田，区里抽出大批干部奔赴农村，指挥农民干这种“脱了裤子打屁”的事，我也扛着行李与生产建设科的陈崇阳丶徐泽昆，区委的老朋友“梦觉”和绰号“干豇豆”的女同志刘家惠等六七个人，去到凤凰乡蹲点抓秋收冬播。工作组全是年轻人，大家相互了解，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凤凰乡政府设在凤凰山坡口赖家店街上。这是一条老街，十多家店铺三十多户人家，凤凰山机场距它不足两里路。成都人所叫的山不过是个黄泥巴土坡坡，无树无林满是冬水田和垫塘，泥土泛红只长玉麦和地瓜，一下雨泥巴粘脚，天晴又是坑坑洼洼。乡政府有五名脱产干部，乡长丶副乡长兼党支部书记丶民兵队长丶民政干事丶财粮干事和一名在编的炊食员。工作组加乡干部共十一二人，很是热闹。

我是驻乡组长，代表区委丶区政府工作，有点近似“钦差大臣”，什么亊都得向我清示汇报。我当时不足1９岁是个黄毛未蜕乳臭未干的孩子，管的事却不少，大到全乡播种计划，小到农户向银行贷款买农具丶肥料，田里栽种什么作物丶使用什么种籽以及庄稼的窝行距等。工作组每天早晨起床自学，十点吃早饭，十二点后汇报工作研究情况，布置第二天工作任务，下午四点吃午晚饭（两餐并在一起），饭后戴上草帽拿上电筒雨伞和一根打狗棍，各人下到所分管的村子串户找人开会了解情况，直到下夜一两点钟回来。我们这些吃公家饭拿政府钱，回家可以睡到第二天八丶九点，可农民鸡一叫就得下田干活。我们辛苦，农民比我们更辛苦，为了革命辛苦点又算得什么？

老百姓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共产党做任何工作都是靠开会。这办法还真灵，无论宣讲政策还是贯彻什么新措施，从上至下都是靠开会解决，这叫“走群众路线”，又叫“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凡是会上定了的事情有谁再去反对，就是反对群众。其实会上定什么，全是我们工作组在作决定。国家做什么事讲计划，不仅工业生产要讲计划，农业生产也要讲计划，到后来生儿育女也有计划，不然怎么叫社会主义！计划来计划去，计划得没点个人空间。中央每年向各省下达各项生产指标：诸如播种什么庄稼？用什么种籽？施用什么肥料？行距丶窝距多少？都有规定。省又将这要求下达到地市，地市再下达到区县，一层一层，一级一级，周密详细，无懈可击，这就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的关键所在。

说实话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对农民无丝毫帮助，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是与土地共生共长的农民，懂得农活的规律和庄稼的变数，用得着别人去管吗？党和毛主席为什么喜欢管这些不该管的亊？派我们这些不懂农业生产的年轻娃娃去领导吃黄牙齿（四川话：年长牙齿都变黄经验丰富）的农民种庄稼？真不可思议！可认为在献身革命，还骂农民自私丶落后丶保守，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要把上级所制定的生产计划贯彻下去，离不开天天丶夜夜召集农民开会，一次丶两次丶三次丶四次，总是无休止地开下去，开得农民捶腰杆，打哈欠，闭眼晴，直开到他们同意政府计划为止。有次，高风村生产委员陈太山私下向我说：“黄同志，我真不明白，我们世世代代种庄稼，锄把把都磨光了，难道还不知怎样犂地丶耙田丶下种丶施肥么？你们操这些闲心干什么？地里没收成，我们一家大小吃什么？”

这话再实在不过了，可我认为他思想保守，没有科学覌点，只相信几千年的老套路，听后耐心地笑着解释道：“我们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农民起来推翻头上三座大山，还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富裕道路。就拿种田来说，你们现在一亩田顶多产八百斤水稻，如果接照我们推广的密植法，亩产可以翻一番。” 他睁着两个风霜扑打出来的大眼睛，饶有兴趣地问： “怎么个密植法？”我道：“你们一亩田才插五千棵秧，要是插上一万棵秧，产量不就上去了。”他听后哈哈大笑道：“黄同志呀，发动群众斗地主，你比我内行，插秧打谷丶驾牛犂田，我比你就内行。俗话说，稀插穗满浆，密栽一包糠。种庄稼就象女人生娃娃，不能凭想当然啊！”我没有办法说服他，心里却暗喑骂道：“老保守。”

农民不敢公开抗拒开会，便采取软拖办法。土改时晚饭后一敲钟，无论刮风下雨，他们总是打着火把丶灯笼，或披蓑衣戴斗笠，牵群打荡，嘻嘻哈哈，不出一袋烟工夫，就全集合到指定地点。现在鈡敲烂了也不来，如果来了就打瞌睡。你有什么办法？常言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立即改变方式，不再开村民大会，下到组里开会，你总得来。有天晚上，我和陈崇阳去到落凤村十组开会，等了两个多小时人还到不齐，我便去到一户姓刘的农民家去催喊。在我记忆里这是一家贫农，土改中很积极。一次我去访贫，他又送茶又拧毛巾热情极了，老伴还煮碗荷包蛋非得要我吃，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老不来开会。我来到他家门外篱笆前，见双门紧扣房里没有灯火，便高声喊：“刘大爸，刘大爸……”没人应，几条野狗却狺狺扑来，我只好挥着竹棍亮着电筒，左右防范疲于应付。大约十多分钟后他才亮着马灯，从篱笆里伸出一张没有表情的脸问：“黄同志，什么事啊？半夜三更，有公事明天说吧。”不待我表明意思就把篱笆门掩上了，气得我跺脚骂“忘本变质，好了疮疤丢了疼。”

在回归乡政府的路上我向老陈谈及此事，他想了半天才说：“他们白天下地，晚上又开会，真够苦的。”我道：“土改时，几个通宵通宵地开会不苦么？”

老陈的父亲是教书匠，他自幼读了不少书肚里有墨水，听我这么一说先是笑笑，然后他才揭穿谜底道：“我没有搞过土改，不知道情况，不过土改不停地开会农民可以分到土地，现在不停地开会他们能得到什么？”我急了说：“科学种田呀！”他摇摇头说：“我父亲讲，农民比谁都精，也比谁更现实。”

在此天天开会的岁月，我却得到了人生意想不到的收获。自当了工作组长后，每周有项雷打不动的任务“向区委。丶区政府写工作总结报告”。我文化低怕提笔，可身为组长不能不写。当时有句流行语“干部怕总，女人怕坐月”，为了对党对革命负责，也是为了组长的尊严与面子，我决心学习文化。为了学好文化，起五更睡半夜，无论在办公桌前的油灯下，还是在来去的田间小道上，也无论晨曦初露的早晨或是寒冷彻骨的冬夜，我都不停地看书写字，不停地抄誊诗词，还给自已定下一个死任务：每天必须认识二十个生字。怎么识？笨人有笨法，我把《新华字典》从第一页依次写在纸片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一路诵。记住的放在一边，记不住的再重复。如此反反复复坚持不懈，不到半年时间我竟能认识两千多个生字，终于摘掉文盲帽子，能写出一手流畅的合格的总结报告，有时还向川西日报投寄稿件，被聘为党报通讯员

五丶惊动全市的“投毒案”

1952年岁末，工作组一边继续向广大农民灌输科学种田，强调密植增产的新思想新观念，还对土改中一些遗留问题进行处理，重点在漏划成份上，此项工作叫“土改复查”。比如一些本属地主成份的却划成了富农；又一些本属富农的却划为中农。经过几天来的调查了解，确定全乡有三户应划为地主的划成了富农，本来地主和富农之间界限就很糢糊，关键在干部掌握的分寸上。

用句老话说“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但在那个“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阶级斗争”年代，我们这些小年轻人，恨不得把农村中所有的有钱人都划成地主才够劲！

有个姓王的自耕富农是乡里出了名的“恨铜匠”，一辈子省吃省用，赶场天不上茅房，把大便拉在一片荷叶上带回家扔在自己田里；家里一年四季很少吃次肉，老婆娃儿穿得像讨口子，他挑谷子可以肩挑四五百斤没个长工干得过他。这样的人应不应该划成地主，在全乡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争议。我力排众议，坚决支持个别人的意见说：“说他穿得破呀，不吃肉呀，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不是问题的本质。地主的本质是用土地雇请长工剥削农民，他占有二十五亩好田好土，又长年请着长工，栽秧打谷还雇月合（短工），他不是地主谁才是地主?”陈崇阳看了看大家，终于忍不住发表意见说：“据我了解，他那二十多亩土地，是临解放前才买的，还不到三年啊！”一场争论就要拉开，巧好李捷区长来检查工作，听了汇报后表态支援我的意见，他正色道：“同志，别忘了我们是革命干部，革命干部首要的是立场问题。我们宁肯左一点也不能右啊！右是立场，左是方法。”结果王姓富农递升为地主，在没收他家财产那天，全家呼天号地悲情动天。家里什么也没有，破衣服，烂棉絮，分给农民农民都不要。

后来年终工作总结中，老陈在鉴定里有一条“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写了几次入团申请也没被批准，听说在反右斗争中他几乎划成右派，不过平安一生活到老死。于是我才发现党和组织为什么这样相信我，就是在任何时候都站在左的一边，立场是干革命的关健啊！如果一个人一旦同 “右”字沾上边这一辈子就完了。但做梦没有想到，我这么“根红苗正”的“左派”不但和“右”字沾上了边，还成了一个十足的“大右派”，不知该怎么解释。

就在那个争论的当晚，我们下村归来已是下夜一点大家喊肚子饿，炊事员因急事回家去了，大家便自立更生烧火炒饭。男男女女嘻嘻哈哈七手八脚在厨房忙碌起来。没有菜怎么办？老陈提议吃油炒饭。“梦觉”嘴馋肚子大立即回应，在柜里找了半天没找到油，老徐转眼看见案版上有一大盆油，他用鼻子一闻嘻得大声叫喊：“我发现新大陆了！好香的油，又稠又浓。”说着将半盆油倾在锅里，立即满屋油香透鼻大大刺激了胃觉。未等“干豇豆”刘家惠停住手中锅铲，大家一窝锋一前疯抢。 “梦觉”抢得最多吃得最多，饭后大家高高兴兴回房睡觉，“梦觉”和我睡一屋，他睡不着老在床上翻来复去，不到10分鈡自个儿说：“心里怎么这么难受？”我笑着骂：“谁叫你抢得最多，不撑才怪。”“不对，不对，我难受死了……”话未完他哇的声张口呕吐。“好臭，好臭……”我仍笑着逗乐。不一会，隔壁屋的老陈丶老徐，也都呕吐起来，哇，哇，哇地叫过不停，我因吃得少是最后一个呕吐的人。

此时，我第一反映是中毒。哇哇的呕吐声惊醒了来乡检查工作的李捷区长，他翻身跳下床查看现场，立即作出判断结论，说：“定是阶级敌人投毒，马上封锁现场，向公安局报告，赶快叫卫生所派人来抢救！”真不愧是久经革命烽火考验出来的老干部，他镇定自若指挥在场的乡干部，先调来附近村里民兵把乡政府团团围住，凡通往各处要道路口派武装把住，一面亲自摇电话向市里报告： “凤凰乡工组遭阶级敌人暗算，现有七八个人处在生命危险中……”

不到一个小时，区上丶市上的公安人员，卫生医护人员，分乘汽车丶摩托车丶自行车赶来。警笛呼啸，车灯晃动，人声哴哴，煞是热闹。经过简单的检查与化验分析，很快得出结论：食物中毒。再一查那炒饭的不是食用油是桐油。很快查实清楚：原来下午五点炊食员从供销社买来桐油，准备用于油厨房用具，老婆突然生病便慌忙赶回家，将这碗桐油放在案板上，我们却当成菜油炒饭吃下肚子。这下弄得在场的人笑不是，哭不是，气不是，怄不是，区长李捷更尴尬。为了不致让此事传为笑话，对外严格保密封锁消息，以利强化敌情观念。


六丶白赔的眼泪

“阳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川西平原阳春景色远胜江南，黄灿灿菜花千里一色，绿油油麦苗万畴翻波，黄鹂叫枝头，蝴蝶飞花间，溪流白似银，绿柳兰如丝。在这美丽的日子里，我喜欢骑着单车在田间地头奔跑，像只鸟像只鹰，这是多么美妙的享受！在这如诗如画的岁月，我们更向往老大哥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听说那里工厂林立，烟囱如枉，城市遍街汽车奔跑，农村铁牛耕田，收割用康派因机，一切自动化。人民生活幸福得不得了，牛奶面包仍吃仍喝，毛主席教育我们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明天是什么？农村，楼上搂下电灯电话；城市，鲜花盛开绿草茵茵。这就是人们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视苏联领袖史达林为自已国家的领袖丶导师，深深地热爱和尊敬。这认贼为父的理念，全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苏联文化的影响。那时苏联的电影丶苏联的小说，比比皆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丶《卓娅和舒拉》丶《无脚飞将军》等书是年青人必读的文艺作品，特别是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小说，人人看得如痴如醉，个个读得发疯发狂，书中主人翁保尔·柯察金那段“至理名言”大家记得滚瓜烂熟，下少人还写在笔记本上或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作为人生座右铭：“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而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庸庸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在你临死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已经献给人类最壮丽的的事业---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除此，还有个时髦的亊儿就是加入中苏友好同盟，在灰制服的上衣口袋上佩戴着一枚有中苏两国国旗的小小纪念章，以显示自已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员。

就在这一年---1953年3月5日的下午，工作组全体人员在大厅学习和看书，“梦觉”突然惊惶失措，慌慌张张含着眼泪从寝室跑出来高声喊：“不得了，不得了，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全世界共产主义的伟大领袖，我们敬爱的革命导师史达林大元帅逝世了！”大家听着这一喊，一时不知所措，怔怔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似信非信地急忙问：“真的吗？真的吗？这消息是听谁说的？”

“梦觉”自参加革命就从家里带个半导体收音机，不论走到哪里都放在身边，经常免费为我们提供中央的决策资讯，此时为了证实他报告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即忙扭开收音声的按纽，立即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女播音员哀婉丶凄切丶悲凉的声音：“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苏维埃人民伟大的统帅，中国人民最忠实的朋友，史达林同志因病于今日上午北京时间八点四十五分，不幸在莫斯科国家医院逝世”……

接着是沉重的哀乐，在场的人一下哭了起来，哭得比死爹死妈还伤心，我也莫明其妙地跟着哭。不一会儿大家自觉地在手臂上缠上青纱，胸前挂上小白纸花，心情悲痛，颜面凄切。这伤伤心心地哭，有声有泪地泣，全是出自内心真情，决非装摸作样，更非虚假。但为什要哭？要流泪？到底他的死与我们有何关系？谁也说不清楚，也无法说清楚。现在想起来也真笑话，一个外国人，还侵略过中国的外国人死了，却伤伤心心地去哭他，你说滑稽不滑稽？白赔眼泪，白焙情感么，想不到几年后才知道他竟是世界上最残酷丶最专横丶杀人如麻的暴君。

在他死后的1956年3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总书记赫鲁雪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以大量的无可置疑的事实，揭露了史达林在执政期间许多鲜为人知的罪恶，他首先公开列宁的遗嘱“他会不讲道理地滥用权力，列宁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史达林从党的总书记这个位置上调开”。 1923年3月5日列宁曾给史达林写过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话，“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你反对我的言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你斟酌。”(见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与《给史达林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618页。)在1924年5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史达林十分紧张，意识到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列宁的遗嘱对自己十分不利，他积极进行幕后活动，要求列宁生前的战友如托洛茨基丶加米涅夫等人助他一臂之力，结果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史达林得以继续在苏共十三次党代会上当选总书记的职务。


在史达林执政期间死于非命的至少有二千万到六千万人之多


在他执政期间从1936年开始，对老布尔什维克发难。1936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审判案，几万人被卷进来，然后37年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审判案，几十万人含冤而死，然后38年是布哈林审判案，几百万人牵扯进来。“列宁近卫军”领导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约三分之二被处决或暗杀；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名中央委员，约20名被处决或暗杀；列宁去世后党代会（十五大）的7名政治局委员，除史达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布哈林丶加米涅夫丶季诺维也夫丶基洛夫丶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处决或暗杀；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15名人民委员中，除列宁丶斯维尔德洛夫等 5人过早故去外，其余9名人民委员全部被处决。

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 110名被处决或自杀。在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被清洗同时，以“红色拿破仑”丶苏联国防人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员丶杰出的战略军事家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丶红军政治部主任丶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元帅丶红军总参谋长丶副国防人民委员亚•伊•叶戈罗夫元帅丶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丶副国防人民委员丶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雅基尔元帅为首的红军将帅和卫国战争英雄被大批地处决了，他们包括：陆军4名一级指挥员中的3名丶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 15名丶12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12名丶57名军长中的50名丶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丶64名师长中的64名丶97名师政委中的79名丶397名旅长中的220名丶456名团长中的401名，以及几乎全部海军最高指挥员共35000多名红军高级指挥员。

德国军事当局曾提醒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这名纳粹领袖回答说，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最优秀的部分已于1937年被史达林消灭了。任何人都看得明白，无论哪一次战争，无论哪一国军队，都没有像苏联军队那样，在与法西斯德国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遭到如此惨重的打击。

不少资料表明，从1928年开始以“人民革命”丶“历史真理”丶“祖国安全”丶“人类理想”的名义，一场整整持续了十年的政治镇压血腥屠杀，史达林以各种“革命”的名义，把成千上万名的科学家丶哲学家丶发明家丶工程师丶艺术家丶戏剧家丶作家丶画家丶诗人丶演员丶电影导演，以及成千上万名区委书记丶集体农庄主席丶拖拉机站站长丶车间主任和普通教师丶普通宗教信徒被关进集中营，死于非命的至少有二千万到六千万人之多。

整个19世纪，因为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俄罗斯人才不到20个人，被流放，被监狱关死的也就几百人，顶多几千人。但是死于史达林之手的却高于此数的一千倍一万倍，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数字，从1930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1991年苏联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宣布了一个数字，从1928年到1953年，史达林主掌大权的25年期间，苏联有450万人死于非命。历史的记录更为骇人，在史达林大权独揽的25年中，死于非命的俄国人总数，下限是2，200万，上限是6，600万。从1937年到1938 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狱到审判处决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枪毙。莫斯科火葬场的焚尸炉烈焰滚滚，不分昼夜地火化掉源源不断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这已不是鲜血汇成的小溪，而是白骨皑皑的荒原了！历史上任何暴君都没有镇压和虐杀过如此衆多的自己的同胞丶普通的公民丶革命的精英和国家的栋梁！

2003年11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向继东写的《1930年代的肖霍洛夫》一文透露：1932—1933年间史达林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使近700万农民饿死。1933年至1940年就有近千万人被捕，100多万人处决或死在劳改营里。史学家认为，“史达林的宝座其实是用千百万无辜者的血祭奠的。”据不完全统计，在30-50年代期间苏联全国的政治犯和判刑人数，多达380万人，其中近80万人被判死刑，死于劳动教养营感化营丶监狱（包括刑事犯）共96万人。当时全苏联人口仅有一点八亿，受害人数高达百分之三。

据了解当时参加大会的各国代表团都发有报告文本，在各国代表团中立即引起强烈的反映，率团参加大会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就因过去完全按照史达林模式行事，惊惧万分，自知难逃波兰人民的惩罚，不几天就猝死在莫斯科。

其实，比赫鲁雪夫作报告早十多年便有一个人深刻揭露史达林统治时期存在的问题，这个人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1935年6月他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曾两次见过史达林，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丶调查，回到法国后他写了《莫斯科日记》。罗曼·罗兰是一个进步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伟大的良知，他担心《莫斯科日记》的发表会被扣上反苏反共的帽子，临终前他嘱咐自己的《日记》在50年之内不得发表。在《日记》中他列举苏联独裁专制过头，自由民主不足。并尖锐地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1)苏联正在出现一些自称为国家和民族卫士的共产党员及其领导者们，他们不顾一切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这些人表面工资并不高，但享有金钱之外的种种特权(住房丶食品丶交通工具等)，并有给亲朋带来方便的无形影响力。罗兰认为“这个党已经获得控制最高权力集团的权利，一个特殊的共产党人贵族很可能在党本身不知不觉的情形中形成”。“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权力正在向腐败下滑”。

(2) 个人迷信严重。史达林酷似罗马皇帝，他的肖像如山如海在人群中漂浮着。一切大小成就，功劳必须归于史达林—个人身上，其他的人只能把自己贬低到一钱不值的地步。罗兰称对史达林的崇拜已“成为一种宗教般的礼仪”，人们已被训练成木偶，工具；罗曼·罗兰将列宁和史达林做过比较：当“列宁看到墙上自己的形象，便勃然大怒：‘这使我感到厌恶。到处我都看见自己的猪脑袋。’而史达林则相反，他有自我欣赏丶自我欢呼的癖好。”；

(3)肃反扩大化，排除异己，乱抓滥杀。罗曼·罗兰问：“为什么你们对政治犯是那样残酷无情，对冤假错案却幸灾乐祸不足挂齿?”

(4)不民主，人们不敢说心里话，在苏联“谁要是坦露心灵，谁就等于出卖自己；”

(5)相当多出身不好的青年感到没有前途，处于半麻木状态，无形中就不人道地形成一个为社会所遗弃的阶级。罗兰认为苏联的个人迷信并非真的来自群众，而是领导自己制造出来并加以维护的。最后，他写道：“苏联那样干下去，肯定是干不好的，一定要出大乱子，要崩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