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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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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乍到,走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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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5 19:03: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七章 农业合作化运动

农合作化运动是用“组织起来”强制性的手段,剥夺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使中国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农业社会又回到土地公有制的变相XX社会,自耕农又成了戴着“镣铐”的XX。

五丶去做管肚皮的亊

什么是管肚皮的事?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中规定:“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丶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但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却不准许农民在市场上销售或互通有无的交易,只能卖给国家,自此农村再无存粮,一遇歉收或青黄不接便出现饥饿。

共产党为什么要实行这个政策?不少专家认为:中共建政伊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一方面城镇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粮食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由于私营粮商与国家争夺粮食市场以及农民的惜售心理导致的粮食征收困难局面。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政务院才发布了以上命令: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粮食,稳定粮价,消灭粮食投机,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特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 的规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丶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

由统购统销出台的背景及所要实现的目标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农村粮食征购中的强制性;二是统销对城镇粮食供应的保障性。农村粮食征购中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粮食的控制,农民逐渐丧失对粮食的自由处置权,农村粮食被国家最大限度的掌控。换句话说,统购统销体制的确立,事实上确立了一种城乡粮食分配中的不平等机制。在这种带有偏向性的体制安排下,农村作为粮食的供应地却缺少必要的粮食保障,城镇在国家的粮食供应中明显居于优势地位。为此,才有1959年至1961年的饥荒,说得明白一点那场大饥荒固然有“大跃进”丶“大炼钢铁”的客观诱因,而根本问题是这一政策把农村存粮洗劫一空,也就是说饿死的几千多万中国人,是毛主席从根本上否定了原有的行之有效的存粮于民的传统优良的制度。

翻开历史画卷,历朝历代农民所收下的粮食除自食外,均能将余下的粮食积存起来。民间有句成语“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由于民间粮食富裕,纵是天干三年也不会出现饥谨。农民是最现实的保守主义者,从不轻易卖掉自己库存的粮食,在遇上红白喜事或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忍痛出售一点粮食。纵是如此,他们也要多次地权衡价格后才拿到市场去销售,一当难关过去有了钱又去把它买回来。故粮价总是随行就市,自由销售交易,不受权力或政府掌控与制约。

当时成都四城门都有米市,各条街有米店,价格一天一个行情,无论买米或是卖米,都是以斗丶升丶合计算。一斗米重量为30斤,十升为一斗,十合为一升,把米盛在斗丶升丶合里面,用一个特制的木刮一刮,天公地道皆无二言。卖米的米贩子多是四乡农民,他们每天从集市(四川叫赶场)上零星收来,然后再装成袋用黄牛驮到米市上去卖,买主多是米店的老板。他们谈论价格均是双方的手放在袖笼里面捏指拇,什么“拐丶么丶叉丶筒子”近似黑话。生意成交后,米贩按照成交的价格丶品质,又用黄牛或板车把米送到米商开设的店铺去,米商再卖给需要买米的各家各户。千百年来市场就这样运转,大家都习以为常。可是共产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把这一切良好的供销关系全部粉碎,认为这样会造成不法奸商屯积居奇,抬高粮价,坑害百姓,破坏国家建设。他们总是说“我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从老百姓利益出发”,偏巧老百姓却不买帐,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拼死抵抗,因而产生不少悲剧。粮食“统购统销”便发生了不少这样的悲剧。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这项新的创举,区委丶区政府又向各乡派出工作组,我是站东乡工作组的组长。统购是有任务数位的,数位由中央分配到省,省分配到市,市分配到区,区分配到乡,一级一级压下去滴水不漏。这些任务数字从何而来?是田亩产量,扣去应交的公粮,全家人的口粮丶饲料粮,余下叫的余粮。田亩产量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说起来既简单又“科学”,简单的小学生都能计算,“科学”得连华罗庚都信服。比如一亩田栽多少棵秧,每棵秧有多少棵谷穗,每穗有多少粒水稻,用秤一称求出约数,再乘以棵丶乘以亩的总数,便是田亩产量。这种“科学的换算法”无懈可击,但实际中却远非如此,常常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悬殊,可又无法反驳说它是错误的。

工作的开展办法仍然是学习档,统一思想认识,召开全区乡丶村丶区三级干部会议。层层加码分配任务,村组包干落实到人头。我所在站东乡的“统购任务”是340万斤。老天,一个人口不足两万,田土不满八千,平均每亩要向国家卖出三百多斤余粮,公粮还另计。大家听着都咋舌,纷纷叫喊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坐下来一边学习有关文件,一边算粮食的收入支出帐,这一算还余有十几万斤粮食,叫卖不出那么多的嘴巴全闭口了。区长李运成在三级干部会上说:“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也考验每个干部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必须完成,一定要保证完成!哪个乡不完成,工作组长要负责,乡长要负责,参与此项工作的每个干部要负责……”压得大家喘不过气,背上直冒冷汗,谁敢说完不成?参会人员迫于形势只好纷纷表态:“保证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一定超额完成任务!”有的乡还向党写了决心书,表示一定听领导的话,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回到乡里周龙联乡长私下向我诉苦道:“黄组长,按算帐的办法我家五亩多田也该卖一千七百多斤,咋卖得够啊!把口粮贴进去都完不成。你叫我婆娘娃儿吃什么?”我想也不想回说:“那算帐的办法不是很科学合理吗?你怎么当时不说呢,下来叫苦。”他狡黠地笑笑:“那场合能说完不成吗?除非我不要这顶乡长的乌纱帽了。”我也感到事情棘手,是个“炭圆活”(四川话:手里捏着火团)便问: “你说该怎么办?”他想了会儿,不动声色地咬咬牙说:“卖!,把口粮贴进去都要完成任务。哪个狗日的敢不卖,老子开会组织人斗争他。”我道:“还是要坚持说服工作啊!”他阴不阴阳不阳地补一句:“说服?我说黄组长呀,没有生过娃儿的婆娘怎么晓得屁疼,我是农民,哪个农民不存点隔夜粮啊!”。我沉默了好一阵,环顾左右压低声音说:“临行前李区长向我作了个别交待,先全力组织农民卖,完成任务后再说下文。如果实在卖多了还可返销。”他一下眉开眼笑立即拍手道:“有李区长这句话,我们就不怕了。”我感到有点失言,即忙纠正说:“周乡长,这可是秘密,你可不能对外讲哟!”他卷上叶子烟悠悠然然抽起来,说:“放心,黄组长,我又不是傻蛋。”

我配备好各村干部,也采取按人头包干的办法,一层一层压了下去,有的村还加了码。我督战建设村,用以点带面的办法逐步推开。建设村村长夏雨祥是个风风火火的人,此时正在争取入党,对工作十分配合支持,在村干部会上带头表态卖余粮,数额远远超过他家应卖的余粮数。会后,我心里不踏实,惴惴不安地问:“你卖了这样多,过年后吃什么?”他朗朗一笑道:“黄组长,干革命死都不怕丶还愁我没饭吃么?”我十分感动,紧紧握住他的手。当夜将他带头卖余粮的先进事迹写成通报发到各村,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然后用这个例子在各村推广,组织党团员带头表态,积极分子跟进,给超报余粮数的农民戴红花丶拍巴掌等激励手段。经过几天几夜的工作成绩斐然,各家所报出来卖余粮的数字远远超过区里所下达的任务指标。区长李运成来乡检查工作听完我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地说:“小黄,干得不错,你很有工作能力,对党的事业忠诚老实,上次对你处理看来重了一点,等适当时机我建议支部恢复你的候补期。” 我很受感动,表示今后更要努力工作。

超额完成任务的数字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到入仓时候却兑不了现,怎么办?乡长周龙联把大腿一拍说: “派民兵给我挨家挨户搜,我看哪个龟儿子敢不卖?”。我认为这做法不妥,思考了会儿提出一个新的设想,说:“这样吧,我们以检查卫生的名,派积极分子到那些说卖不出余粮家先去看一看,如果真有粮食不卖,再派民兵去。”他同意我这“两条腿走路”的方法,经过极积分子现场勘察发现,真有十多户农民匿粮不卖,其中最典型的一户是姓柳的富裕中农,他把粮食藏在一副寿木里,我们立即派武装先看住粮食,立马召开现场批斗会把这个柳姓富裕中农斗了好半天,然后把这事情作为活材料拿出教育全乡农民。

在骗丶逼丶压三管齐下的胁迫下,总算完全了粮食统购入仓任务数,可是不足一月全乡各村出现缺粮现象,其他乡村和周边县区也相继出现,情况比我们乡还严重。这些缺粮农民,成群集队涌进城里去抢购锅魁丶面食丶点心,有的还到餐馆去买饭,好在那时虽有粮食定量,但买熟食品还不要粮票,人心比较稳定,可是抢购风越来越严重,引起上面不安。一次我去建设村了解情况,正听到夏雨祥和老婆吵架。他妻子一边哭一边叫着骂他,道: “你狗日的显屁儿白装假积极,搞得一家人没米下锅,卖他妈屁余粮,咋不把你屁股卖了,还卖不卖老婆丶儿女?”夏雨祥急得跳脚说:“你这是什么话?什么话? 还给不给我留张脸。”我心里深感歉意,即忙上前劝解,他老婆拉着我衣襟哭:“黄同志呀丶你不说统购统销只统购农民的余粮嘛丶为啥共产党把我们的口粮都统购去了呀!呜呜。。。。。。”我无言以对,只好竭力安慰:“放心,夏大嫂,只要共产党在就不会叫你们饿饭。”于是我骑着单车赶回区上,向李区长作了反映,建议是否根据实际情况批准返销一点口粮?他听后两眼圆睁,粗声粗气的气急败坏说:“才入仓几天就返销,有这政策吗?你向市委说去。”我回敬一句道:“未必看着农民饿死不成?”他道:“那个乡死了人那个乡负责。”

我一气之下向市委反映了全区统购统销的真实情况,这等于是告了领导的一状,当然那恢复候补期的许诺也就泡汤了。自此,我们的关系更加矛盾白热化,可他奈何我不得,那时上级想整倒一个下级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机关里还没有“阶级斗争”。

六丶初识中国民主1

有人说毛主席领导下的二十八年,中国只有两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会通过的,但仅是写在纸上的文字符号。“婚姻法”倒帮助了不少南下的老干部离去了家里黄脸老婆的忙,使他们心满意足地与城市姑娘结了婚。其实毛主席最讨厌法律,认为那东西碍了手脚,所以他说他是“和尚打伞”。他曾说,干什么事有《人民日报》就行了,社论一发号召,全国就动了起来,法律有鸟用!不过既然叫“国家”就得有法法,尽管那是写在纸上的文字符号,也得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手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可是中国太大不能由人民直选代表,便来了个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史称“普选”。本人便是此次“普选”基层工作委员会的主席,故此节叫“初识中国民主”。

可别看我们中国只有“四大发明”,这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也是个重大的发明呀!遗憾的是那些“伟大发明者”至今没有去申请诺贝尔大奖,真可惜。什么是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即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市(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且农丶工丶兵丶学丶商丶宗(教)丶科(学)丶教(育)丶文(艺),方方面面全有。就像计划经济一样,各级人民代表的产生也有严格的计划。我们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是这样选举产生的;我们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这样举手表决通过的。多神圣!多庄严!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丶假自由能比吗?为了搞好这次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普选工作,国家又抽出大批干部,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做好此件大事。我有幸被派往成都市龙潭区站东乡普选工作委员会担任主席。这主席,是成都市普选工作委员会委任的,而且还有盖有大红章的委任书,一点不马虎。

我们站东乡普选工作委员会有30多位工作人员,一半机关干部,一半小学教师。干部叫普选工作指导员,教师叫普选工作技术员;前者管大方向的政策宣讲,后者管一家一户的登记填表。全乡以16个自然村为单一选区,每个选区要公布三次选民资格榜,还要公布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员的名单和理由,以及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的人员原因。当然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是地丶富丶反丶坏分子,所幸还没有右(派)丶资(产阶级)丶修(正主义)丶托(派)丶叛(徒)等分子,不然还得增加一半登记填表的技术员。如当你当了“分子”就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他们的子女却只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分明别类十分复杂。那时人们还十分看重此事,感到有选举权十分光荣,是当家作主的表现,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选出代表,向政府提出能代表自已意见的代表治理国家。但在内部却有不成文的规定(共产党做任何事都有内部文件,那外部文件只是给人看):被提名为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必须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二,必须是大公无私,能带领广大农民走集体富裕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路的;三,有阶级觉悟,能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

代表候选人选举产生的办法是:由乡普选工作委员会邀请所在选区的青丶工丶妇和党团员,以及其他有代表性的人物,酝酿提出名单,交由选民讨论通过,然后再由选民公开投票。其实这些代表侯选人名单,都是我们乡普选工作委员会事先拟定好后报区委审核,待区委同意后我们才能拿出来交选民们酝酿丶提名丶通过,投票选举仅仅是走过场的一种形式而己。所以我作为普选工作委员会主席在乡里威信很高,权力很大,谁都要买我的账否则休想当代表,正如我要听区委书记和区长的话一样。特别是那些要想当代表和村长丶乡长的人,对我更是毕恭毕敬热情周详。乡长周龙联是土改建政选出来的,此次生怕选不上,成天主席前主席后的拍我马屁。一天,他笑嘻嘻走进我的办公室,求情似地低声下气说: “黄主席,你一直领导我,相处时间也很久了,你看我有什么缺点和错误?有没有不尊敬你的地方?请你大胆批评教育我,今后我才能改正。”当时,我心里真有点看不起他,不就是为了那32元乡长的工资嘛!32元钱虽不多,却比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收入却多了好几倍到十倍。我是个碍于情面又心慈手软的人,尽一切办法保住了他的位置。想不到在1957年7月,我被打成右派分子揪出来批判斗争时,他却作为市郊农民代表上台揭露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我想,不是为着那32元的工资吧?

村民代表选举是用举手通过的,基本上是极积分子和清一色的的党团员,然后由他们选出乡代表,再选出区代表。区代表全是上面圈定的,党团员多少丶妇女多少,军队丶学校丶农村丶工矿各多少?都是有不成文的比例。此套路直至市丶省丶中央,你要当代表,首先要取悦领导对你的好感与信任,没有此前题休想。毫不过份地说:人民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是花瓶,它的最大作用仅是一个表决机噐,它的产生与存在不过是....,今天还有谁关心此事?连他们也不感兴趣了。这就是中国的民主,这就是中国的普选。但无论怎样说,那次的普选总算是由下而上的选举,所选代表总要和选民见面,而今天连此形式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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