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七）

憨妇888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十二章  不平静的四川文坛

忠诚不等于忠心，傲气自然不是傲骨。自古文坛有才华的年轻人，没有不狂妄的。如果生逢明君，顶多被申斥几句，或贬官戍边，几年后又回归朝廷效劳；如果遇上暴君，恶君，不死也得脱层皮。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份子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遇上好皇帝。尽管他们忠诚于统治者，傲气于世人，但仅因为恃才狂妄，结果埋葬了一生。

一、文学创作只能歌功

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发表不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生活在前进》，收到了一笔近五百元人民币的稿费。１９５６年的五百元人民币是笔巨款，那时大米每市斤大约五分钱，猪肉每市斤不足八毛钱，一间二三十平米的住房也就五六百元，可没人去买，认为那东西是累赘丶把柄，共产党治下的国家拥有房屋田产是罪恶，社会主义社会讲平均，操那份心干什么？我心里最羡慕的是手腕上有只好表，罗马表时兴贷，便花了一百八十元钱买了一只。四川出版社编辑杨干廷没有表，借去两百元也买了一只。他比我年长几岁，长于编写连环画脚本，在市郊西城乡体验生活认识，自此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后来也成了老右，送到西昌会理改造，１９６１年偷跑回成都曾和继母来旺苍劳改队看望过我，１９８０年落实政策回到机关后，又是我婚姻介绍人，不知为什么后来暴死在大街上。

由于我有了短篇小说集问世，又有《给团省委的一封信》的名声，很快成了省里有点小名气的青年作家，常常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大多数是求教寄稿件征求意见，真实目的是希望帮助他能在报上发表。五十年代青年热衷于出名，不太看重金钱与物质享受，总想为这个社会丶国家做点什么？是理想的一代，狂热的一代，也是幼稚不成熟的一代。共产党说什么就信什么，毛泽东叫什么就做什么，纯洁无尘没有自我，更无鉴别与判断能力，故为后来的人生构筑了悲剧的色彩。另还有不少来信关心小说主人公刘小云的命运：他上诉后团藉得到恢复没有？官僚主义李运区长受到上级批评没有？投机专营的方顺风假面具被揭穿没有？不难看出他们把小说中的人和事视为真实的事情，不知是艺术的虚构，才那样关心结果。出于读者和自身名利的意识，我开始考虑写续篇。

这一年十一月，四川省文联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我作为成都市正式代表应邀出席。在这个会上，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川省优秀短篇小说集《深山初雪》，我的《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被收其中。省文联党委负责人之一丶创作辅导部长李累同志，在代表省文联党组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不但肯定了我的创作思路，还将《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列为四川解放以来最好的一篇小说。为此，我成了会议的明星人物，也成了争论的焦点人物。在大会分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是不同意我创作的思维与所写的题材，他们认为文学创作必须遵循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以颂党之功丶歌党之德为主，要大写特写社会主义建设中主流的东西。主流是什么？英雄人物丶模范人物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小云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是它是非本质丶非主流的东西，不能去表现它。党永远是伟大的丶正确的丶光荣的，如果有缺点错误仅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支持我的人认为文学是人学，不是政治宣传品，作家要面对生活丶面对现实，主张打破条条框框，写真写实，注重人性，既不歪曲生活也不能粉饰生活，社会生活中有什么就写什么，不能回避。这两种意见在会上各不相让，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我自然是第二种意见的代表，认为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是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是对人民的负责，对党对革命的忠诚，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是不敢面对生活的伪君子！我还说，人有多重性格，纵是胸前戴满奨章的英雄不等于灵魂品质是高尚的。另外，在文学的典型性上争论也很激烈。一种意见认为，典型就是一个，在特殊环境里的人与事就是典型。反对者认为典型是集中的表现，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没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就不是典型。所以在现实中存在的某些缺点丶错误是非本质的东西，不具有典型意义，作家丶艺术家不应该去揭示，如要坚持发掘表现，就是有意地歪曲生活。不过这些争论，当时仅停留在学术思想的理论上，没有上纲上限，不属于阶级立场问题。后来毛泽东才定调说“百家争呜只有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自此“反对歌功颂德，打破条条框框的人”成了万劫不复的“老右”。

我坚持主张写自已熟悉和看见的东西，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管它什么主流与非流，只要有冲动就写，走苏联报告文学家奥维奇金的路。于是着手思考《给团省委的一封信》的续篇：刘小云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的结论是：当一个国家体制构建在党的一元领导之下，必然造就成千千万万的官僚主义者。而这些占据着一个单位丶地区领导权的官僚主义者，在决定任何一件事情时决不会按制度或法律去行事，总是以自已好恶丶爱憎去处理。因此，在官僚主义体制下的刘小云式人物，永远是个失败者的悲剧性人物。事实也是如此，任何上一级党委与政府在处理下一级党委与政府管辖范围内人民的申诉，都是层层下转人民来信，这等于把申诉人交到老虎的口头。团省委在收到刘小云的申诉来信后，也必然按此程式如法炮制。为此，刘小云的问题不仅未获得解决，反更一步激化了他和李云成的矛盾，当然带来的只是更大的打击。于是，他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央写，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了起来。一夜，他翻窗潜逃，跑向北京，告状去了……

在两个续篇《向党反映》和《上北京》落笔前夕，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丶著名女作家丁玲和她先生陈明乘火车经宝成铁路来成都检查工作，李累部长把我作为四川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介绍给她。丁玲女士看了第十期《草地》文艺月刋上我的那篇小说后，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

丁玲，原名蒋冰之，笔名彬芷丶从喧等。湖南临澧人。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1923年进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这时期她创作的《水》丶《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逃离南京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丶《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丶《夜》丶《我在霞村的时候》丶《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1948年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年获史达林文学奖金。中共建政后，丁玲先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并在繁忙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

我能为她召见当然感到荣幸。那天，她穿着一身浅灰毛料连衣裙，略施粉黛，足下丝光袜丶高跟鞋，使年近五十的她，显得容光焕发，光彩照人，要不是身段矮胖，还以为才三十多岁哩。她注目地打量我一番后，便毫不埯饰地说：“你有生活功底，文笔也流畅，在文学创作上有发展前途，但你的文化知识和艺术技巧还很不够。你要大量读书，加强学习，不过……”说到这里她有些迟疑，祥和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似乎心中有什么难言之隐，沉黙会儿后才继续说：“我建议你暂不要写这种题材，写什么，看看再说……”她欲言又忍的表情，使我猜测好久好久。半年后她和文坛另一名宿将冯雪峰成为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自此我才明白：党的文学艺术创作只能歌功颂德，决不淮你说三道四，要么闭上你的嘴巴。

回家后，我把受丁玲接见的事告诉身怀六甲丶即将分娩的妻子，她听后很是高兴，说：“你不要骄傲，按照前辈的话去做不会错。”

这一夜，我在日记上写道：“青春，不只是秀美的发辫和五色的衣裙，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会变成珍珠，石头会化作黄金。为什么青春有这样大的力量？是人民把我栽培，是党把我开掘。我在想，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二、小楼相聚之祸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千古皆然。

在省文代会由于我表现得特别活跃，又是持“文学作品要干预生活，敢于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实践者，自然结识了与我覌点相一致的文友。第一个是刚从北京学成归来的流沙河，他在会上作了有关创作的专题发言。远在1951年在驷马乡水碾河村土改时，就在《川西农民报》上读到他和茜子合写的连载小说《牛角湾》，后又知道这个小说在报上受批判，说它“不真实，歪曲生活，丑化了农民形象，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去年我还在《四川文艺》上读过他新写的一个短篇《窗》，认为这篇小说构思新颖奇巧，给人不少想像空间。现在我们再不是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是平等身份的文友。另外，他和我都是团员，在政治上倾向进步，不象丘原丶茜子丶遥攀见着面就火冲冲的骂娘丶骂文联领导。后来才知道他们在 “肃反”中被重点审查，“隔离单关”达半年之久，心中积怨太多太多。此时茜子已结婚，爱人叫陈秉先，很漂亮，是一所中学的校花。他们家住在距文联和报社交叉地带的宽巷子街，一座小院的楼上有两间房子。茜子和丘原关系特好近似兄弟，我去茜子家作客每次他都在场，后又加入了流沙河，形成了一个“文艺小沙龙”。

茜子，本名黄狮威，四川内江人，出身于书香世家，母亲是地方上有名的书法家，父亲曾任过国民党军官训练团的团长，后迁居金堂县城关镇，自幼与流沙河要好，1949年两人攻读于四川大学，与邱原是同学。三人思想“激进左倾”，常在报上写文章嘲骂国民党。茜子曾嘲骂囯民党反动派独裁专横下的中国是“家家朱门，户户饿殍”。1950年春三人均投笔从戎献身革命，离开攻读的四川大学，率先参加解放军，后被西戎（《吕梁英雄传》作者）发现了他们的创作才华，纷纷调入川西区军管会文艺处（四川文联前身）。茜子先后与西戎丶流沙河等合写了较有影响的作品《秀女翻身记》和《牛角湾》。1953年并省，三人同时转入四川省文联，邱原丶流沙河在创作辅导部，茜子出任《草地》文艺月刋编辑。

三人长相各异，性格也各异，茜子高高大大结结实实，说话时老喜欢看着别人眼睛，烟瘾特别大，一杆接一杆下停地抽。他生性直率，情感多于理智，嘴上从不加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个典型的“文人风流大不拘”的风流子弟，爱人陈秉先称他是“莽子”。邱原身材魁悟，大头大脸，两目闪烁有神，似手能看到地下所埋藏的东西，那直达耳腮青乎乎的胡楂，又显示出男人特有的阳刚之气，乍看去像个东北汉子，其实是个道道地地的成都人。他有独立见解，从不人云亦云，言谈举止虽比茜子理智，但也是个性情中人。他是文联创作辅导部电影组组长，很有创作才华，无论小说丶诗歌丶散文都在行。他的电影文学剧本《青蛙少年》正在《草地》上连载，文笔十分不错。流沙河长得清清秀秀，肢细褪长，小头小脸，无论行与坐总是钩着头，像有思考下完的问题。他是个天生的作家诗人胎坯，喜欢读书丶喜欢聊天丶喜欢吸烟，说话幽黙风趣，写出东西清隽流畅，读起来有韵味，但性格怯懦易于冲动，有点赡前顾后胆小怕亊。

他们三人不仅是同窗好友，还是趣味相投的至交，但在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熔炉里一个时候却互为仇敌。主要是在1955年“机关肃反”中流沙河曾作为“打虎”极积分子，揭发过两人的“反党言论”并审查看管，直到去年底省文代会后才和解，当然是流沙河一句 “对不起”的致歉。这些恩恩怨怨的往事都是茜子告诉我的。

那天开完座谈会天色已晚，我在街上随便吃了点小食，便直径去茜子家串门。他住在距我们报社不远的一条叫宽巷子街一座小独院的二接上，上楼未进门，就听得茜子莽声莽气地在说：“现在文艺界风气很不正，不论写什么先得讲党性主题，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把艺术变成说教的东西，妈的，连囯民党都不如，哪里还有点创作自由啊！”邱原接过话头道：“文学艺术创作上的公式化丶概念化，始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活》，如果不打破这个框框中国永远不会有创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学作品。文学根本没有党性不党性的问题，它只有人性。党性强化教条，人性润育艺术。《三国》《水浒》《红楼梦》是靠党性写出来的吗？是‘讲话’能解释得清楚的吗？再有，文联和作协本应是作家艺术家的群团组织，不是上下级关系，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现在的作协丶文联是共产党的衙门，是整人和强制改造人思想的地方。思想是不能改造的，是越改造越坏的。思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就像天赋人权一样。”

人熟了，用不着客气，我推门而入找个板凳坐下，他们见我并不回避继续侃侃而谈。茜子突然想起什从转头问我道：“晓枫，听说肃反你也被审查过是么？我就想不通，我和邱原被审查是骄傲自满，爱发牢骚，你可是工人啊！”我笑笑道：“可能是受方刚老师的牵连吧？”茜子说：“方刚可是个好人，根本与胡风没有关系，一个老实人，活活被他们整死了。我与邱原被搞了半年，流沙河还看管过我们。现在他觉悟了，所以才和好。”

“说人人到，说神神到”流沙河同遥攀笑嘻嘻进来了。 “好热闹，真是客走旺家门啊！”遥攀穿着身土里土气的衣服，不停地吸着手里香烟，一坐下冲着大家说“正好，我准备筹办一本同仁刋物，名称叫《笑》。笑是幽默，笑是投枪，笑是匕首，鞭挞丑恶，揭示黑黯，在位诸位都是发起人和撰稿人，不过没有稿费。”接着他当众把我写的一篇小稿念了出来：“笑，这是人真挚的感情流露，是不可非议的东西。但虚伪的笑使人憎恶，真诚的笑使人感到温暖。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借笑来掩盖愚昧，有的人用笑来附和世态，有的人借笑来表示自己有学问，有的人用笑来掩盖内心的空虚，这是对笑的亵渎，对笑的伤害！笑是什么？笑是生活的浪花，时代的旋律；笑是青春的涟漪，生命的幽黙……怎样，不错吧？”

流沙河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对什么事都要权衡一翻利弊得失，他不冷不热淡淡地道：“我估计宣传部不会批准你《笑》的刋物吧？”茜子陡然站起身关上门窗，火冲冲地道：“管他批不批，办起来再说。沙河，我们在川大读书时，学校里那么多油印刋物谁批过？大不了再来个肃反关过三月半载！” 邱原道：“亊情没那么容易了，胡风问题就已经搞少错，抓了那么多人，现在放不是关不是，听说有点难办。共产党不是讲民主吗，胡风公开写出对文艺创作的公开意见有什么错？什么罪？”遥攀审慎地插上一句：“听说公布胡风那三批材料上的编者按，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我看这个案翻不了。”

屋里突然一遍沉默，大家心里像了块石头，重重的沉沉的，不知如何回答？稍停片刻，邱原十分认真和有信心地说：“不管哪个写的，亊实就是事实，真理就是真理，我敢肯定，四十年后胡风反革命一案定会翻过来。这是一个寃案，一个彻头彻尾的寃案，是无产阶级专政体制所致，也是毛主席帝王的作风，他老人家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茜子不仅附和邱原的观点，还作了新的补充：“对，毛主席就是个帝王，他自己写的《沁园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他独断专横，指鹿为马，说高饶是反党集团就是反党集团，说胡风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认为党报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阴暗面才是今天整个社会的真实。领导无论作什么报告总是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的关系’。1955年肃反整错了那么多好人，成绩还是主要的。共产党最大毛病是错了不认错，耍霸道，党权丶军权丶文权全都管完了，作家丶记者丶编辑，全都是傀儡。”

我静静地听着他们的对话，感到又新鲜又惊奇。新鲜，从来没有听说过；惊奇，似乎有点过头。当时我对毛主席还很迷信，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全是下面执行政策人所发生的偏差，正如俗话说“经是好的，只是念经的和尚念歪了”。我虽不完全赞同，却又不好出面阻止，听得邱原继续说：“听说共产党明年要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整官僚主义丶主观主义丶宗派主义。我认为官僚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风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都是终身制度，必然造成个人崇拜。西方囯家为什么没有个人崇拜，因为总统不但是民选还有任期。领袖终身制会造成许多悲剧，匈牙利的悲剧就是例子，那些上街的人都是受历次政治运动迫害的人。我们党建政后不断搞政治运动，镇反丶土改丶三反丶五反丶反胡风，仅反胡风一案全囯就有几百万人挨斗争受审查，谁心里不是一肚子气？布达佩斯的知识份子上裴多菲俱乐部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在拉科西统治下知识界一片荒凉，又不准自由讨论任何问题，逼得他们去那里，因为只有那一小块地方有民主自由。”

在一侧旁听的陈秉先不知道这些天下大亊，便仰面好奇地问他老公：“什么是裴多芬俱乐部？”茜子毫不思量，脱口而出道：“我们家就是裴多芬俱乐部，如果中国也发生匈牙利亊件，我第一个举着旗子上街！”他的话有点语惊四座，大家愣住了。流沙河即忙岔开话题问我：“晓枫，听说你写了《给团省委的一封信》两个续篇？”我点头承认。遥攀道：“我建议你把‘肃反’如何整人也写进去，这会更有代表性。写好后立即给我，争取发在五七年第三期《草地》月刋上。”我道：“别急，润润色再说。”流沙河虽然年龄小于茜子丶邱原，在言谈举止上不那么冲动，此时他极为平静地说：“晓枫，你说得对，一篇好文章总是千改万改，我倒同意文艺不过问政治的观点，一个作家写什么党不要去多管，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我认为创作上的公式化丶概念化，是我们国家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巴金丶茅盾，四九年前写了那么多好作品，现在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如果党再继续管文艺，领导文艺，到时中国只有口号，书架上没有作家的书了。”丘原喜形于色立刻表态道：“我同意沙河观点，文人应该自己管自已，全国作协丶四川作协的领导，应实行民主选举，把党棍丶打手赶出文坛。”

烟浓浓雾蒙蒙，小楼春风祸重重。中国不少民谣深含哲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四十多年后才知道，这一夜的瞎侃经一个“觉悟者”的告发后，竟成为茜子为首组织“裴多芬俱乐反革命”的铁证，先后两次判处徒刑二十年，致使邱原于1969年惨死在成都市大监的监狱，使我被“开除公职，强制劳教”引发二十三年的牢狱岁月，这里不得不作一个“特别介绍”。首先看一看茜子1980年的两张“平反”《判决书》：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0）刑申字第165号

陈谦。原名黄狮威，男，四十九岁，四川省内江市人。原任四川省文联《草地》编辑部编辑。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成都市西城区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陈谦徒刑五年。宣判后本人不服。提出上诉，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经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现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陈谦参加文艺界反革命集团，组织“裴多菲俱乐部”。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不能成立。据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丶撤销成都市西城区第二人民法庭1957年度法庭刑二字第011号刑事判决书和本院1958年度刑上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

二丶对陈谦宣告无罪。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0年六月十四日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0）刑申字第055号

陈谦，原名黄狮威，男，四十九岁，四川省内江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十号，原系四川省磨床厂就业人员，现在阿坝监狱劳改。

刘汉鼎，男，三十六岁，陕西省汉中市人，家住本市西安路一巷八号，原系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临时工，现在芙蓉煤矿就业。

缪文裕，男，三十六岁，四川省灌县人，家住本市小南街一百七十五号，原系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临时工，现已刑满释放。

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金牛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丶成都市金牛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以（72）成金人保刑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邱漾（已自杀死亡）丶陈谦等人犯叛国投敌罪，分别判处首犯陈谦徒刑十五年；刘汉鼎丶缪文裕各徒刑八年，此外还认定张天秀丶陈秉先丶白翼丶张雯丶缪文华丶肖维刚等人参与犯罪活动，但因罪行轻微，分别予以训斥和批评教育。判处后，陈谦丶刘汉鼎丶缪文裕等人不服，曾先后提出申诉。

现经我院复查审理，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属不当。据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金牛区公安机关军事管管制小组，成都市金牛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72）成金人保刑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

二丶对陈谦丶邱漾丶刘汉鼎丶缪文裕及张天秀丶陈秉先丶白丶翼丶张雯丶缪文华丶肖维刚宣告无罪。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0年六月五日

茜子被判刑劳动改造五年刑满后仍不准回家，强制留场就业“继续改造”，他实在忍受不住那非人生活，于1968年趁“文化革命”大乱的时候，准备逃跑出囯另寻人生出路。他从劳改队跑出来找上当时被开除公职丶自谋职业度日的邱原想办法，恰好半年前有位邱原任编辑时改发过稿件的一位老相识，在“文革”中举旗造反，一下成了新疆某造反兵团头目。发迹后从新疆回成都探亲得知邱不幸的遭遇，邀邱原去新疆被婉拒，于是留下两张空白介绍信说：“只要你愿意来新疆，我们任何时候都欢迎。”现在茜子想逃亡，出于友谊和同情，邱原将其中一张空白介绍信给了茜子，另送一百多斤粮票和几百元人民币的路费。茜子企图到新疆后出境未果，又转到上海想泅渡到公海上爬上外国商轮，当然更是痴心妄想，最后潜入山西在一处煤窑挖煤度日。不久全国对茜子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很快将他抓捕归案，邱原作为支持“叛国集团”的策划人也啷当入狱。公安部门立即对他采取刑讯逼供和诱供，邱据理抗辩。只好将它单囚一室，并经常侮辱其人格。邱原是个天生的斗士，有 “勿自由毋宁死”的风范。狱吏曾胁迫他说“只要你交待出同伙，我们可以立即释放你，如抗拒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条。”在生与死的两条路面前，邱原选择了护卫朋友死的绝路。

在小监里你想死也死不了，没有毒药，没有利器，没有绳索，连裤带也被狱吏收去，防范极严，每隔两三个小时就有人巡视。为了保护朋友，他立意翻新将吃饭用的一只竹筷在地上磨尖，然后在一个风雨如磐的夜晚，他盖着被子躺在床用手摸着股动脉，咬牙对准跳动的血管举起磨尖的竹筷用力插去，插进去后再用力不停搅动，直到鲜血汨汨外流时才蒙头睡去。第二天早晨待狱吏发现时，他仰睡血泊中已悄然长逝。后监狱通知他妻子张天秀来领取遗物，那床血迹浸透的被盖重达几十斤。张天秀拿着血被去锦江河冲洗（因家里没有自来水），使半河水都染成了红色。这样的死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一个意志怯懦的人决难以做到，不禁使人想起宋李清照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