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二十八）

憨妇888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十二章  不平静的四川文坛

忠诚不等于忠心，傲气自然不是傲骨。自古文坛有才华的年轻人，没有不狂妄的。如果生逢明君，顶多被申斥几句，或贬官戍边，几年后又回归朝廷效劳；如果遇上暴君，恶君，不死也得脱层皮。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份子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遇上好皇帝。尽管他们忠诚于统治者，傲气于世人，但仅因为恃才狂妄，结果埋葬了一生。

三、不是时候的降生……（略）

四、访问巴金笔下事

位于成都总府街的省府大礼堂，觧放前叫紫罗兰花园，是当时黄金和外币市场。中共建政后一段时间叫五一茶社，因公开播放美国之音，被人民政府取缔收归囯家，后改成四川省人民政府招待所，作为接待外宾和重要人物之用（现名皇冠假日饭店）1957年３月，开完全囯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丶著名作家巴金和浙江省副省长宋云彬先生来成都视察就住在这个招待所里。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去采访他。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这是巴金幼年时的全家照。左三是外婆抱着巴金。右三是巴金的母亲。

在去前我去省图书馆查阅了有关资料：巴金，原名李尧棠，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自幼在家延师读书。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间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丶《新生》丶《砂丁》丶《萌芽》和着“爱情三部曲”《雾》丶《雨》丶《电》。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激流三部曲”之一《家》，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丶“文化生活丛刊”丶“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丶广州丶桂林丶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丶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 “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以《神》丶《鬼》为著名。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丶编辑和出版工作。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丶《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

我知道他的名字是１９５３年步入文坛后，最先读的作品是《家》，在我心中留有很深的印象，想不到现在竟然作为记者竟然去采访他，心里很是高兴。三月的成都还有点春寒料梢，特别在早晨仍冻手冻足。上午九点，我们按预约的时间来到这里，看见巴金先生穿着厚厚的花麻呢大衣丶头戴鸭舌帽，手里拿着哥德原着，一个人在走廊上走去走来地背诵。

我第一印象是，巴金真勤奋。他个儿中等，大头丶大脸丶阔嘴巴，说话略带口吃，有点象《家》中的覚慧。我们坐在招待所一间小会客室里，漫无天际的闲聊，巴山蜀水丶成都变迁丶风味小吃丶街道今夕丶朝鲜战争等，以及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团圆》（后改为电影《英谁儿女》）。他很健谈，问什么回答什么，没点大作家的架子。突然，我提出个十分怪异的话题问：“巴老，你中共建政前写了那么多有名的长篇，什么《激流三部曲》丶《爱情三部曲》，怎么现在一曲也不曲了，见不到你的长篇了呢？” 巴金一下愣了，一双犀利的大眼晴在我身上扫视一遍，然后不经意的笑笑说：“生活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我熟习旧社会的人和事，对解放后的新人新事还很陌生，不太熟悉，我正在努力地积累和体验新的生活，但是……”

他嘎然止，呆好一会儿换成另个话题：“成都不错，天气还是那样好，变化真大呀！怎么也找不到儿时记忆了？听说，我老家那幢院子，是什么文工团了？”他的家指在东通顺街那憧老房子，是座很大的公馆，一圈高大的封火墙，两扇厚厚的黑漆大门，花园丶凉亭丶水榭丶搂阁，与小说《家》的家近似。杨蓓姐立即回道：“叫战旗文工团，成都军区的。”巴老“哦”了声，脸上闪过一丝怜惜留恋的阴影，再没说什么，屋里好久一阵沉黙……

短暂的记者职业使我变得十分敏鋭，觉得巴金先生心中有难言之处，过去丶现在丶将来，一个自由的写作人，从一个自由的写作社会突然走入一个不自由的铁屋，他该怎样去想这一切？

在回归的路上，我突然提出一个问题问杨蓓：“杨姐，他怎么起这么一个怪怪的名字，巴金？”杨蓓道：“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怪，代表着他的信仰。”

“信仰？”我感到莫明奇妙，睁着一双大眼晴听她的下文。杨蓓是个装有一肚皮知识的大小姐，读了不少书，对每件事都能说出一个道道来，还喜欢把自已的知识告诉后来无知者，就像普罗米修士乐意把窃来的火种分给别人，让黑暗的世界更光明。

“巴金，是两个人的名字。巴，是巴枯甯，金，是克鲁泡特金，这两个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听说，巴老年轻时崇向无政府主义，追求个性上的解放和创作上的极端自由，不愿意受任何约朿，这思想在他早年作品中表现得淋漓致尽。”她启开微涂唇膏的小口，娓娓地吐出一串串闪光的珠玑，说，：“正因为他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所以才能写出那么多有震憾人心的好作品，我读中学时就是他的读者，而且读得入痴入迷。”我静静地听着，待她稍息时才插话问：“搞创作的人是不是都喜欢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不是创作上的自由？”她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只好灿灿一笑。

我们黙默走了段路，拐过商业场进入福兴街口时，杨蓓豁然想起在采访时我不当的提问，近似批评地说：“小黄，今天怎么突然冒冒失失地提出这个不该出的问题去问巴老，这样别人会怕记者，说不定会生气？”我笑笑道：“有什么气生，我真不明白，中共建政后这么些年了，怎么就写不出东西来，是他思想跟不上形势，还是别的原因？”杨蓓认真地把我的话思索了一遍，才发表感叹道：“他过去生活在知识群体中，熟悉的是知识群体生活。现在是工农兵的天下，上层建筑的文学作品，必须去表现反映工农兵中的英雄劳模，你叫他怎么写？纵写出来也四不象。”

我仔细想了想她说的话，点头道：“可惜他的才华了，就这么浪费下去多可惜。”杨蓓脸上闪过一丝忧郁，无不感慨地说：“时代变了，一切都变了，不写少麻烦，写了易惹事，巴老很识时务。”我似乎不太理解她话中的意思，十分直率地表露自己观点道：“写东西惹什么事？”她怔怔地望着我说：“你不见最近报纸上在批评流沙河的《草木篇》吗？”

这事我知道，也在川报上读了几篇批评《草木篇》的文章，但没有怎么介意，认为是一般学术讨论。现经她一提开始有点注意，便问：“《草木篇》怎么了？不就一组散文诗嘛，在报上公开争论一下也有好处。那些批评流沙河的文章我没有认真地去读，因我从来就不喜欢文艺理论，那东西学多了会写不出作品。”杨蓓听后浅浅一笑，似解释似提醒地说：“我看这次批评有点来头，省委宣传部几次出面布置叫报社组织文章批评《草木篇》，我看来势有点大啊！”

我哦了声，深深陷入沉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