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四十四）荒凉的白夹林中队

憨妇888

文章作者：铁流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通过作者一生命运的升降沉浮丶贫富荣衰，展示了共和国一幅凝重的历史画卷，而这些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事，又莫不和时代的变迁连在一起。此书分五部：第一部《天翻地覆》；第二部《风波万里》；第三部《黑牢岁月》；第四部《冰山崩溃》；第五部《搏击商海》。全书共一百万字，以纪人纪事为主。书中人物均为真名，没有作任何回避，力求事件与细节的真实，同时也不回避自已人性上丑与恶的东西。本着对历史负责，让历史再现。

第一部《天翻地覆》


第十六章 劳教的冻馁之乡“沙坪农场”

沙坪，峨边沙坪！成千上万的右派在这里“脱胎换骨”，走所谓“改恶从善”的道路。但是，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饥饿。共产党说“重新做人”要过好三个关口，第一个关“生活关”；第二个关“劳动关”；第三个关“思想关”。可是好些右派同学第一个关就没过出来，别说第二关第三关了。


三、荒凉的白夹林中队

在穷山环抱荒岭拥崖之间，有一块新平整出的土坝坝，长不过200米宽不过50米，除几憧不规则的新塔起来的草棚棚外，满眼全是光秃秃的长满山茅草的野地。草棚棚的墙壁是用树枝、毛竹条编织成的，上面涂了些厚簿不均的黄泥土，龇牙咧嘴凹凸不平，工艺极其粗劣。且泥土还是湿漉漉的，一看就知是新近赶建起来的。草棚共四幢，下首两幢长短一致，既是工棚又是宿舍。这所谓的宿舍里面什么也没有，空空的像个大仓库，中间通道两边是上下两层的通铺。通铺是树条绑扎起来的，上面扔了些山茅草，簿簿一层能掉下人。近百米长的宿舍没有一个窗孔，室内光线黯淡白天都要点灯才能看明白。正中过道挖有四个火坑，用来生火取暖，要不生火晚上大概难以入睡。在过道两端是门，但没门框门扇，为御寒挡风吊有一个草栓。这儿就是改造我们思想的家，用句不客气的话说，还不如从前地主关牛关猪的圈。

张队长看我们心里疑窦，立即发表现讲话：“条件是差一些，当然不如你们过去的机关，但你们要知道，到这里来不是享福，而是要通过艰苦的磨炼，最后达到脱胎换骨改造思想的目的。如果条件好了，怎么能改造得好你们呢？一切得靠自力更生，创造丰衣足食的生活！”

队长讲完话立即重新编组，首先确定五个人做炊食员，十个人当搬运工，八个人上山打柴，我没有争取去干这些事，也未意识到这是“劳教”队里的“安胎”（四川话：轻松活路）后来想去也去不了啰。特别是炊食员，简直成了人心所向的美差，纵是削尖脑袋也难以钻进去。

余下的人由临时提定的图姓大组长统管。这人原是南充专区一个县的建设局长，大块头大脑袋大脸盘，属于精明能干型的人，从不向大家讲他的过去，一有时间就盘腿坐在床上写汇报。用他话说“我们是有罪之人，只有好好改造才有前途”。他拉起绳丈量，每人平均铺位九十公分，这幢工棚刚好住下八十八人。接着按组分铺，依尺寸整理自已的家，换洗衣服用来做枕头，书本杂物塞在铺下，脸盆洗漱用具一律放在过道中间排成一条直线。弄好这一切后已是晚饭时间，这餐饭不定量放开肚子装。因没柴火晚上未烧火塘，不少人合衣钻进被盖呼呼睡去。第二天早起床地上的鞋子和冻土连在一起，用力才能扒开。张队长吹了几次集和哨人员都未到齐，天冷风大一地是雪碴，大城市的人哪见过如此恶劣环境，冻得直跳。因人员未到齐未正式出工，所做的活儿都是些整理内务的杂活。在这闲暇时间大家和我一样，即忙取出纸笔向家里写信报个平安。

我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我已到了农场，这儿没有拖拉机，也没有电灯，更没有图书馆，物质条件很差，但风景很美，草碧树绿，百鸟啾啾，四处开满野花，星星点点五颜六色，好看极了。为了你和孩子，我什么苦也能吃，只有艰苦才能改造好人，何况我喜欢艰苦，喜欢劳动，我认为通过这次锻炼和生活的积累，我将为党和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不仅是我的梦，也是大家的梦，谁也不知道“劳教” 比“劳改”还要酷烈，竟遥遥无期，它不仅骗了我们也骗了它的执行者，才会有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

我在信中没有把这里的实情告䜣妻子，一是怕她担心，二是怕队部查信通不过，再铸就新的错误。面对如此简陋、原始、落后，空空如洗的所谓“农场”，尽管人人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劳教时间不会太长，顶多一年半载便可回到人民的行列，重新为党为社会主义工作，苦点累点又何妨？纵是风刀霜剑也得挺过去！这些时侯我最接近的是李必登，两人常在一起谈论文学，共同将大自然的风雪霜寒写成诗句。记得在一首中这样写道：彩霞铺道云作衣，星是标点月是诗，喜和严寒交朋友，只待欢笑播种时。情感与文字弥补了心灵的空虚，浪漫的向往赶走了生活的忧愁。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环境的恶劣，思想的奔溃，痛苦向人步步逼进。

中队部除张中队长外，还有一个姓曾的管教干事，一个管生产的陈姓队长，还有一个姓赵的事务长。曾是成都市公安局的，听说犯了点小错误调来沙坪，他说话对人还有点知识分子味道；陈队长是土改中提拔起来的农村干部，没文化说话粗，但性情直耿无坏心眼；赵事务长是个“边花”（成都话：瞎了一只眼），喜欢管事，更喜欢训话，似乎這样才能显出他的能耐与威风，而训话内容总是杀气腾腾、剑拔弩张。开口“分子”，闭口“改造”，听得心里很不舒服，背地里大家叫他“赵草包”。

第一个星期作准备工作，割草，加厚床铺；通沟，从老山林里架管引水，解决生活问题；砍柴，为日常煮饭积薪水；平地，改善居住环境。生活虽然艰苦，没油、没肉、没菜，但包谷糊糊还是能勉强装饱肚子，日子到显得无忧无虑。每天劳动之余，我便和李必登躲在一个避风的地方研讨文学创作，有时还写几句歪诗。记得在一首中这样写道：彩霞铺道云作衣，星是标点月是诗，喜和严寒交朋友，只待欢笑播种时。情感与文字弥补了心灵的空虚，浪漫的向往赶走了生活的忧愁。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环境的恶劣，思想的奔溃，痛苦向人步步逼进。

一天，场部召开“两劳”人员大会（劳改、劳教），我因感冒没有去。下午开会回来李必登悄声告䜣我：“晓枫，今天省厅王厅长来检查工作，在会上作改造思想的动员报告，提了你的名字，说你不认罪，要干部对你加强教育管理。”我听后没有吭声，在心里琢磨：“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省厅头头都注意我了？”不久新来的人又告䜣我说：“在成都花会公安展览会上，看到我们七个人的大照片。”成都市每年春节后都要举办一次花会，也就是北方的庙会。自１９５１年“镇反”开始，花会上增加了一个由省公安厅主办的节目“公安展览”。内容是介绍一年来，全省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想不到我们“七人反党小集团”也“荣登虎榜”！

我听后有点紧张，李必登安慰我道：“晓枫，人到这分上了还怕什么？我想展还展不上去呢！”到也是，死猪还怕开水烫么？爱展不展，管它干什么。

不久天又来了一批新的“分子”。每来一批“分子”就会听到许多有趣的“新闻”，哪个中学搞“反右比赛”，谁个班抓得多谁先进；谁个家庭“一门四杰”，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全是右派；还有谁个单位的右派集体服毒等。一天来了20多个人“分子”，年纪都在30岁左右，清一色的重庆口音。我去问他们：“同学，你们是在哪个单位划的右派？”其中一个姓彭的大个子回答：“我们才不是反党右派哩，是重庆水上警察局的，现单位撤銷了来这里就业。”

大家听着哈哈大笑说：“就什么业？这儿是劳教农场。”他们也搞不清什么是劳教，彭大个子无所谓道：“管他妈的叫（教）不叫（教），既来之则安之。”

奇闻，“劳教”成了共产党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什么看不顺眼的人都可以送来“劳教”，而这些被“教”的人，以为是一种“就业”，你说滑稽不滑嵇？听说，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饿死在沙坪农场，真惨！。

不几天久我又接触到一个新来的姓曾的右派，他原在达县地委宣传部工作，是个笔杆子，常以绿草的署名在报刊上发表散文，1956年同我均是第二省文会代表，当时不熟悉没有来往，这次重见成了故人。他个子不高，戴付深度近视眼镜，远在1948年就参加川东地下党与江姐江竹筠共过事。共产党夺得天下后，他一度很风光，先是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再后官至地委副书记。1955年机关肃反有人检举他是“胡风集团”分子，为此不明不白的关押一年。后来虽说没有事情但心中积下不满，转而在报刊上写文章，其中有一篇发在报上的杂文《也说怀疑》被定为反党“大毒草”划为右派，故对全区反右事了如指掌。我们俩人常在一起谈文章与反右事，他对达县地区反右如数家珍，加上他头脑灵，记忆好，又知道我不是“打小报告”的人，便讲了许多反右中一些古儿怪之的反右事情。

他说1957年暑假，全区把所有教师集中在达县高中校学习，在一次汇报会上听见一个中学教师曾私下表示，他参加这次整风学习决不鸣放，不会把自己的脑袋钻进绞索，即使别人用铁锹也拗不开他的嘴巴。他这个态度被人反映到整风领导成员的耳朵里，地委领导当即拍板，此人态度极端恶劣，枪打出头鸟，指示用大字报点名猛攻，强迫他把“毒”吐出来。万不想这个教师当夜趁大家睡觉时便离开学习班，天亮后学委会听说，立即派了几名积极分子去追找。当赶到农村他住家时，只见全家老小围着尸体嚎啕大哭。原来这个老师跑回老家门前跳进水塘里，待家人发现时早自尽身亡了。

他又说，达县小学教师整风时，学习班集中了千多人，地点在达县初级中学。进门就看见满墙贴满大字报，上千张大字报除署名不同外，多为相同的内容：“质问政府为什么不收回香港？” “坚决要求政府解放台湾！”有一个人写的，有几人联名写的，真可谓千篇一律，一看就知道上面规定每人必须写，教师们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写的，可又不敢乱写，只能这样写。从大字报里揪不出右派，便强行叫人发言。大家不发言便集中男女教师在操场跑步，一个个跑得气喘吁吁但不敢停下步来，原来有监督者在一旁监督，只有当跑步者实在熬不过了，举手表示愿意鸣放交待问题时才能停下来。为此，不少人迫得没有办法，便跑到距县城不远的地方通川桥去投河自尽，一天好个几人。

他还说，1953年他在达县地委工作期间，曾兼任过达县城区各中学联合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后又兼任过达县高校的党支部书记。对城区几所中学的情况比较熟悉。1957年底这几所中学的领导班子几乎都换人，原来的校长大都打成了右派。达县高中的校长姓王，是一个很有声望与党合作多年的老知识分子，他被打为右派的原因是，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上级号召向党交心，没想到这份交心材料在1957年被翻出来作了他企图复辟的罪证。还有达县师范一个姓龚的校长，他的罪名是因为从该校毕业的学生不少人后来都是右派，他是校长难逃其咎。因为教育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出右派。于是，各县文教科长、中学校长，加上他们中不少人参加了民主党派的人士，自然都成了活靶子。由于打的右派太多原因，1957年秋季开学，新校长多由政治教师、团委书记或者由公安部门抽调的干部担任。一些中学的校长，连大学的门都未进过，又不懂教学，怎么能办好学校？说到这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唉，右派啊全是拥护革命的人。

他说，除了文教系统，司法系统也来个大换班，达县地区法院的院长、刑庭庭长、民庭庭长都成了“分子”，最使他吃惊的是达县县法院的刘院长，在地委三级干部会上提出：请求中央及早制定民法、刑法，以便下面有法可依，不想这也成了“滔天大罪”。还有，开江县法院一个姓谢的干部，仅仅因为他向中央写过一封信，希望少铺张浪费，多宣传艰苦奋斗，增产节约，便遭到越级反映的罪名，也成为右派。还有一个曾参加过地下党，在大学学过经济学的干部，因为说了一句中国和苏联解放初期曾签订联合开矿协定，决定在新疆合办的大型有色金属企业，对中方的权益不尊重，不平等，就得了个“反苏”的罪名。他不认罪，便遭到积极分子们的毒打，冬天甚至用冷水淋他的头。地委办的报纸《通川报》右派更多，一个姓段的女编辑每次开开会被斗，总是强迫她跪在地上。她稍不服气，就是拳脚交加，打得她遍体鳞伤。为了暴露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地、县都集中一批“秀才”编发《右派分子言论选辑》，把查抄右派分子的日记、文章和大字报经过加工刊登示众。

在这些闲聊中使我记忆最深的是，更令人惊诧不已的是，原渠县县委宣传部理论教员、广播站副站长张炳阳被枪决一事。他说，一天他在达县街上偶然看见一张渠县法院的布告，上面写着：右派分子张炳阳公然对揭露其反动言行的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报复，经审查确实，判处极刑。

张炳阳是北京人，读过高中，北京解放时只16岁，便告别父母参加军南下，后来转业到四川渠县宣传部工作。1954年省委党校办理论教员培训班，我与他同属一小组，他当时二十出头，喜欢运动，异常活跃，很讨人喜欢，大家都叫他“小张”，我是组长，年龄稍比他大一点，因此，把他当作弟弟看待。记得一次学习讨论时，指名发言，他东拉西扯，思想很不集中。下来我找他个别谈话，原来他与渠县银行一个很漂亮的女干部正谈恋爱，来成都学习后只收到一封信，怕女方变心，因而学习时思想开小差。我当即批评了他，后来他拿女方的相片给我看，果然风姿绰约，是一位俊俏的姑娘。1957年整风期间我奉命下去“调查人民内部矛盾”，到渠县还专门到他家去拜访，此时他已结婚，也没听说夫妻间有什么问题。反右开始按规定将干部分类排队，渠县县委宣传部报上来的表上，张炳阳属左派，怎么这么奇怪，仅几个月光景，他竟落得被枪毙的下场呢？抱着这个疑团，我问过来地委开会的渠县干部，这个干部东张西望，欲言又止。在我追问下，他只说去年8、9 月间，一天晚上张炳阳寝室突然传来“救命”的呼声，住在隔壁的几家人慌忙去救，原来两夫妻打架，女方的脸被抓伤，经过劝说也就相安无事了。据说，张炳阳因怀疑爱人另有外遇，两人先是争吵，后来就抓扯起来。这位干部还好心告我，现在阶级斗争这么尖锐，张炳阳已经了结，相信法院是不会错判的。原来，张炳阳的妻子被县上一个负责干部看上了，关系暧昧。张知道后清查此事，他是北方人，脾气暴躁，夫妻为此打起来，女方的脸被抓伤是事实，这位领导干部后来唆使女方向法院控告，声称她被打的原因是向组织揭发了张炳阳的右派言论，为此张扬言要打死她，于是张炳阳便落下一个可怕的罪名“阶级报复”，就这样被枪毙了。我听后咋舌，不禁摇头叹气说：想不到天下有这等不平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