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关涛: 借鉴历史、重建文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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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

未来中国即将发生的头等大事是有大批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子弟进入执政主流。尽管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曾有过阻止党的高级干部亲属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作风，以防止共产党执政蜕变受制于繁杂的人际关系，这样的传统在江泽民主政时期发生了极大转变。大量干部子弟进入社会政治管理阶层成为共产党对于老干部们文革遭遇的一种补偿，也成为平稳传递共产党政权的一种“心理保障”，更成为江泽民退出执政主流后仍可在幕后驾驭现任中央领导的背景因素。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以及在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都成为把扩展门阀实力的想法演变为社会现实的重大因素，这种现象顺应了许多离退休老干部们认为自己的子弟接班掌权至少不会背叛父辈们创下基业的想法。从文革后期许多干部子弟以入伍提干的方式脱离农村生活，逐步发展到在当今部队各级领导班子中干部子弟已占明显优势，是构成这种现实的社会背景。只不过在这近十几年中，高干子弟形成的影响实力不仅从军界走向了政界，它的规模也有了更突出的发展。这些子弟与以平民背景进入接班队伍的干部们有着巨大不同。以平民背景进入接班队伍的干部提升主要是靠他们的工作业绩，而干部子弟们的提升则另有捷径。陈小鲁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陈小鲁口述，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 中就曾直截说明，他在部队的第一次提干就是在当时沈阳军区陈锡联司令员亲自指示下完成的。对于平民百姓而言，这简直不可思议。

到了今天，这个巨大的社会网不仅形成了上至六十多岁，下至三十多岁的纵向年龄分布，而且形成了上至中央下到部队，以及遍布各级地方政府和各大国企单位跨行业的人事覆盖。单是这样的人事分布还不能完全说明他们的影响，父辈的交往，文革的共同经历，改革开放后的致富博弈和“子承父业”的一致感觉，把他们连成了既有相同感情，又有共同阅历和奋斗目标的一道社会社会风景线。对于百姓而言，社会暴富分子不好，官员横行霸道不好，政府不顾贫富分化更不好，仇富仇官的社会情绪相当普遍。但是百姓们对于高干子弟们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敬畏与恭敬，这种心态部分来自于对那些老干部们的敬畏与恭敬；这种心态更来自于看到文革后那些被运动打翻在地的老人们竟然在短短数年内从被踏上一万只脚，到公开逮捕和审判毛泽东政治替身的地位转变。畏惧之心远在恭敬之上。

抱成了团的干部子弟们打出的是共产党的组织旗帜，缺乏的是道义与信仰的文化纲领，更缺乏公平透明和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他们彼此之间有时也会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阻止冲突升级的呼唤是，“共产党不打共产党”。他们把同出一门的人看成是自己人。自己人可以有矛盾，但是自己的利益绝不能容外人染指。这是一种以阻止共产党内的宗派势力发展纵容共产党宗派势力向社会上发展的实际推动。一旦他们中的部分人得到政权，他们之间的表面团结也会不复存在。经过多年的积聚与发展，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股势力的成长，人们不仅是听说，而且可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感受它的存在和影响。譬如在2010年间，中国军方屡屡发布了的强硬发言压倒了国家外交部的正规声明。又譬如，一位大校级别的军官可以在讲演和著作中发布中国的航母建造计划，甚至可以要求成都军区的领导在没有中央军委指令的情况下，在中缅边境线上佯动军队。……这一切违反常规的体制现象首先出现在军队系统，也只能用门阀势力的成长来解释。

未来中国即将爆发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社会的就业风潮。社会面临就业压力并非今天才出现的现象，它的身影一直出没在前三十年的高速社会发展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企业转型改组的可能就越大，下岗、再就业的转换幅度也就越大；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数量就会加速提升，社会面临的就业压力就会进一步增大。增加就业的前提是扩大社会生产，提高社会教育水平，而扩大社会生产则仰仗着市场的消费数量和消费质量。这本身就是对国内消费内需低迷的巨大挑战。缺乏现代生产技能是造成大量下岗人员和农民工难以就业的根本困难。胡锦涛曾向小布什坦诚，就业的社会压力会使自己彻夜难眠 [见小布什回忆录：“我（小布什）告诉他（胡锦涛），我担心会有再一次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而彻夜难眠。他马上回答说，他最牵挂的是每年要创造2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新生的就业机会不断涌现。虽然新生的就业机会并不能解救因缺乏生产技能的就业渴求，但是就业的社会压力却会明显地被一些预设期望而推迟。这很像金融投资中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它对投资者的利益回报并非来自于向实业界投资的收获，而是通过投资者先期的自垫腰包或用后来不断跟进的投资来填补向先前投资者的利益回报。只要未来的投资源源不断，庞氏骗局就可以长期支撑下去，回收利益的风光也就会无限增长。对于就业压力而言，只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各种派生的社会期望就能释放当时的就业压力。譬如，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就是以提高社会文化水平为预设期望的显例。尽管有人会为批评高校扩招而打抱不平，比如坚持说，大学扩招可以加速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但是十几年过去，中国社会中拥有高学历，但缺乏实际工作本领，又无法就业的人数大大激增，这是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更为让人头痛的是，在高校扩招的推动下，高校教育中文章抄袭和学历造假的风气横行，文化教育不仅没有约束社会的道德败坏，反倒对文风腐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大学扩招的这些年中，中国的干部培训却没有加入扩招的行列，反倒是坚持着向海外派出官员留学借智[见：凤凰周刊《规模浩大的向外借智工程，中共十万高官海外留学实录》，2011-9-17] 倒是个很清楚的例证。这说明连执政的共产党都不完全相信自己管理下的社会教育质量，更没有能力来扭转教育领域中的文化腐败，只好把对干部的培训移交到了海外。比这一切更为可怕的是，这种骑虎难下的困难局面还将继续发展，社会背上“庞氏”信誉欠资的包袱也就越来越重，直到它的最终破灭。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触发了今天众多国家的政府信贷危机，从而使得一些欧元国家以及美国的政府借贷运行方式面临巨大的结构性挑战。虽然中国政府尚未因金融借贷而被困其中，但是这些欧美发达国家多数是中国生产的出口消费国。国家信贷危机大大削弱了它们的市场消费，大大降低了它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订单。国际市场的产销因果关系迫使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大为下降，因而在另一个角度上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就业压力。在社会缺乏公平分配，道义信仰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就业压力的提高直接危及社会的稳定。这是任何一个当政的国家领导和任何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公民都无法无动于衷的现实挑战。

未来中国最可能发生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出现政治动荡，甚至是自爆战争。政治动荡可能出现于国内，自爆战争可能出现在海外。中国的发展需要资源，中国的发展需要市场，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经济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今天的国际形势看，许多深陷危机的国家都把眼睛紧紧地盯牢中国，既希望中国购买它们的债券，解救它们逃离金融困境，又希冀把祸水引向中国，以邻为壑就成为解脱它们自身困境的现实手段。从今天的国内形势看，社会缺失文化道义、民意不满水涨船高、就业压力增加、中央政权的威信失落已经从几年前“政令不出北京城”的政治笑话，发展到了今天“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实危机。只有由中央政府出面，大胆有效地处理一些社会危机，这个政府才有回收失落威权的期望。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形势发展都在推动着围绕中国社会的危机成长，防止和转化这第三件大事的发生需要极好的政治判断能力和极高的全局控制能力；当然这也需要相应的政治机遇。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第三件大事的发生虽然只是个概率事件，但是这个概率事件已经发展到了不能被人忽略不计的地步。

对于在国内出现政治动荡的可能性解析

除非出现突发事件触发政权不稳，在今天的中国出现大规模政治动荡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政治动荡的可能。加强社会维稳只能弹压社会大众，但真正的不稳因素来自于社会缺失公平开放，来自于社会缺失文化与道义约束，更来自于党内的权力争夺。“一叶知秋”和“树欲静而风不止”是中国可能面临政治动荡的真实描述。

投放大量社会维稳基金，加强对于社会舆论和民众追求公平行为的看管约束与始于2008年并已持续三年的重庆市“唱红打黑”就是高层管理思维对于同类社会问题的两个相互对立的处理侧面。前者的维稳行动来自于目前执政的高层领导，他们自知不能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只得动用权力，以压制的方式强力维稳。目前尚未进入社会最高执政层的部分地方干部看到了当今社会追求小康物质发展所形成的社会信仰缺位和文化精神空虚，顺势利导地推出了“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红活动。唱红以大规模群众文化的形式填补着中国现阶段文化发展的真空。在唱红舆论推动下，意欲冲击社会最高权力的地方势力又顺应社会舆论对当今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对黑势力借助官场“灰势力”背景横行[见：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又痛恨且惧怕的形势，推出了重庆市政府指导下的打击黑社会活动。面对“唱红打黑”，社会舆论喜忧参半。喜的是“唱红打黑”确实顺应了部分民意，让百姓有了一重再次被解放的感觉。忧的是人人都知道黑社会不仅存在于重庆，而且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黑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灰社会”的背后纵容，甚至是暗中指使。重庆市的“唱红打黑”只是地方政府出手的有选择打击。人们深感困惑的是，此“政府的有选择打击”与彼“灰道和黑道的被打击”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在缺失文化精神、缺失道德信义的今天，人们不能不认为，“唱红打黑”只是党内权力争夺的激化反映，而绝不是恢复社会公正与树立精神信仰的开始。四十多年前的文化革命不也是在巩固社会主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旗下开始的吗？痛苦促使人们思考，人民有权拒绝再次被人愚弄。

为此，简略回顾一下文革的实质是有必要的。

实质一，文革是一场在当权者授意、鼓动下发生的群众运动。运动的起始宗旨和目标都是难以让当时的人予以辩驳的。当时的理由是：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可是站在今天的公众社会角度上，人们可以发问：人民大众到底从这些理由和运动中得到了些什么？是得到了自身的民主权力？还是得到了自身的生活改善？ ……。

实质二，文革的形式是以挑动群众彼此斗争，对政治对手进行流言式人身攻击的方式进行的。斗争利用秘密收集的不实材料、发布小道消息、散布流言蜚语、大字报、批斗会、戴高帽游行和一边倒的广播宣传，凭借人多势众形成“三人成虎”的既成事实，煽起社会舆论，搞臭搞倒政治对手。这样的斗争凭借的是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既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又不遵循法律规章，中央集权下的舆论控制是推进运动的核心关键。这样的文化自残使得四十多年后的中国依然道义不立，有法不依，遗祸非浅。

实质三，维持文革得以进行的根本保障是对权威的迷信盲从和这种权威对于军队动向的实际控制。滥用的权力造成了社会管理中的法定体制在实际生活中被公开践踏废弃。

对比以上的文革实质和今天的社会现实，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内确实存在着发生又一场文化思维冲突混乱的潜在动荡。能够发动这样一场运动的只能是社会上的门阀势力，只有他们需要这样的舆论混乱为他们夺取社会的最高权力铺平道路；只有他们需要这样的舆论混乱为打击政治对手创造条件；这是他们制造社会混乱搏击最高权力，重建威权的政治赌博。

虽然现代中国只有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其他民主党派都是花瓶摆设，但是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正在把社会利益和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分割开来。这些分割开来的社会利益集团就是未来中国政治多元的社会基础。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多元政治难以在社会层面中产生，却有可能在共产党内派生出来。这就形成了中国社会面临动荡的一个现实背景。

对于围绕着中国发生海外战争的可能性解析

在和平环境下谈论战争，这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生活既不需要危言耸听，也不需要掩耳盗铃。人民希望社会合理、公平；生活富足、安定；这需要社会公民们的共同努力，甚至是几代人的奋斗，而能凝聚这共同奋斗的唯有社会的文化道义。没有文化道义的统一，社会的思维就会发生茫然碰撞，就像出现在网络上无休无止的蒙面谩骂；社会上就会出现腐败混乱，政治斗争的欺诈权术就会流入生活的各个领域，祸国殃民，遗害子孙。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中国社会结束强人政治，走进常人时代。从此社会中的每一分子都没有超出他人的政绩与威望，除了能够通过透明公正的体制方式而产生的社会领导，任何形式的自我任命都不会具有社会的民意基础。在以民意检验执政合法之外，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着许多重大考验：社会就业是挑战，公平分配更是挑战。为了向全社会展示自己的执政合法，任何一个在专制条件下建立起来的领导集团都需要为自己正名立威。江泽民和胡锦涛之所以不需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都经历了被强人钦点的过程。但也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民意支持，在党内和军内又没有足够的强人威望，胡锦涛主政虽然兢兢业业，却难有大的作为：一方面害怕得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一方面害怕得罪对军权影响巨大又势必接班的高干子弟们，而在另一方面又缺乏雄心手段实现法制治国、造福百姓。

江泽民与胡锦涛都是强人时代的幸存者。这些幸存于强人时代的官僚阶层有着共同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对上百依百顺；对下缺乏同情；做人缺乏信念；做事没有魄力。即便是掌握了最高权力，他们在前半生被熏陶出的性格思维仍在约束着他们后半生的政治作为。

与江胡不同的是，即将接班的下一代人恰恰经历了毛时代的文革洗礼，又经历了邓时代政治翻身的曲折。在个性上，他们既有敢做敢为的一面，又有善于坚忍隐蔽的一面。在生活经历中，他们既有深入社会的一面，又有接受社会开放的一面。一旦政权到手，不同的政治见解一定会使他们重组各自的干部队伍：一部分人继续坚持推动技术创新，提高军工产业升级，逐步推进与世界接轨的城市发展思路；而另一部分人则会偏重强调社会公平，照顾社会弱势群体。两种思路各有特色，但是两种治国方略确实会给未来的中国发展带来巨大分野。未来十年的政治发展对于中国今后的社会走向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制约着中国未来多年后的社会走向。

尽管下一代接班人各怀雄心大志，但他们也同样面临着所有上述的经济放缓、就业压力和文化道义的现实挑战，他们也同样面临着社会的信任危机。因为他们得到的权力并非来自民选，人民并不了解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他们能够接班并非因为有过人的威望，也并非通过党内的公平竞争，因此他们的同僚们也未必相信他们。无论哪部分人得到政权，他们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只能通过做成一件或几件大事，确立自己的强势地位和建立超越他人的领导威望。

在目前的形势下，他们最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利用民族情绪，发动有限的对外战争。国内的权力格局推动着他们，国际的形势挑战也在推动他们。[1] 中国社会的军事力量一直在经济增长的扶持下迅速发展，这使得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无限增长。[2] 中国社会的经济成长需要通过国际交往得到资源补充，中国的经济成长冲击着现有的国际金融规则和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与周边国际社会的矛盾正处于上升阶段。当今的国际霸主美国不喜欢看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以战争摆平利益、以战争冲销国家之间的债务是国际较量中的一个潜在倾向。[3] 一旦其他国家内的政治强硬派在下五年十年内掌握政权，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强。比如，一旦美国强硬的政治倾向占据主流地位，国际冲突中的战争概率就会大大提高。[4] 利用民族情绪，发动有限战争，建立当政威望在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就已有先例。

1979年发生的中国针对越南进行的那场自卫反击战就是显例。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国际证据表明，当时的中国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但有确凿的国内事实可以说明发动这场战争的必要和起到的作用。当时的邓小平虽已复出，但尚未掌握执政社会的最高权力。把握党政军三权合一的最高权力仍在华国锋手中。发动一场成功的海外战争就成为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夺取社会政治和军事最高权力的关键。据披露，1978年4月上旬湛江海军基地发生了160号舰艇因爆炸而沉没事件。事件发生后，作为总参谋长的邓小平要求当时的海军政委苏振华承担责任，并作出检查。苏振华找到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寻求保护，华明确表态支持苏。为此华邓两人曾有过一段直接的对话交锋。强硬的邓在对话中曾直言不讳：这将是一场面对面地较量。此事件为不到一年后发生的中越战争留下了背景的脚注。

1979年初在邓小平直接指挥下的对越反击战，大大地加强了他在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中的地位和威望。共产党掌权之后对于国内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反蒋国内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的烈士们，时时怀念不忘；唯独冷淡了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烈士们是永远不可以被忘记的。只是因为他们为之献身的战争本身被历史尘封遗忘，烈士们当然也就被人淡忘了。当代的执政者们在主观意愿上是希望淡化这场战争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引发人们探讨战争的动机，避免牵连出已经过去的权力争夺。这样的现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中国主动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实际收获吗？

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越紧迫，社会就业的压力越大，社会不满的情绪越高，挑动民族主义情绪，酝酿这场非来横祸的海外战争几率也就越高。在现今的社会实际生活中，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那些正在酝酿中国周边战争的舆论准备。在大多数人们的眼中，发生战争的责任都源于当今国际霸主的蛮横；很多人还没有看到在强权蛮横的另一侧，即在中国国内也存在着一股潜流势力，正在寻求以发动有限战争转移国内尖锐社会矛盾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