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关涛: 借鉴历史、重建文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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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复兴与道义重建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文化，一个社会不能没有道德，一个时代更不能没有人文精神。以上的形势分析，纵然无法令人乐观，但也绝不足以让人悲戚。既然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是百年文化迷茫的积累，它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启蒙公民的社会觉悟，就在于激发公民们基于共同信仰发出的肺腑之音，就在于政府接受公正监督的立法与执法约束，而建立保证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基础更在于立足中国的文化复兴与道义重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重建社会文化道义的历史转折就在眼前。

四十多年前的文化革命把它的目标对准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精华。当时的社会潮流不仅容不得这些文化精华的物质形态，也容不得激励个性的文化精神，更容不得传承社会的文化历史，以为一人当权，千万人造反就能创造出社会的明天。四十年后的今天，社会的文化精神得到很大解放，至少现在有更多的人承担着个人代价，站出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揭开以前那些为“保护”国家当权者利益而被长期封存掩盖的事实真相。读到杨继绳先生在《墓碑》前言中说明自己以文立碑的四重原因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撼[见：杨继绳《墓碑》]。人们没有理由不问，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什么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三年之中，究竟有多少百姓丧生？……但是所有这些事实的揭露不仅远远还不完全，即使有一天被全部揭露出来，也仍然没有回答两个已经悬荡了百年的社会命题：什么是未来中国的文化旗帜？如何传承中国千年文化历史以推动中国未来的文化发展？当今的社会开放已使得更多的国人明白，中国不需要暴力革命，而需要真正的文化复兴。能够得出这个结论的本身就是当今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实现这场文化复兴的基本方向就是要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完成中国文化的历史回归和道义升华。“民无信不立”[孔子：《论语》颜渊第十二] 是孔子对子贡问政时的答复。相比于用兵与足食，2500年前的孔子在回答中列出了有选择的前后秩序。在当今广泛传播的国际文化环境下，许多国际文化人士把其中的“信”字解释为“信任、信誉”，这固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理解的“诚信”与“信义”有了很大的差别，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理解之间的相关联系和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影响。对“信”字的现代诠释及理解可能更接近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但它只注重了“信”字的外涵表现；而传统文化对于“信”字的理解，强调的恰恰是个人以对“诚信”的内心理解和自觉约束自身的行为举止。“信”的丧失与“无信”的泛滥正是百年中国经久不治的一个结症所在。“民无信不立”，政府“无信”不立，社会“无信”更不立。信之所立，除去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确立社会的透明开放与公众的体制监督。

中国的文化回归就是要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地回归自己的传统理性文化。这个传统文明的历史起点就是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就是以文化公正的方式治理中国社会。没有儒家学说，就没有中国的文化历史；抛弃儒家学说，也就断绝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中国改革开放用了三十多年的社会实践说明了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变革既不能采取“休克疗法”，更不能采取无信而治，其中极须强调的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入世。而这也正是一个与当今世界接轨的重要内容。世界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不是依靠文化有序治理和科技创新带动而发展进步的。与世界的进步相反，中国的社会却始终徘徊于排斥文化入世，甚至还在激励“卑贱者”的造反和破坏行为。开文化倒车的行为带给中国的只能是思维混乱与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

在回归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文化复兴过程中，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的历史挑战。比如，我们必须公正地评价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公正地评价1919年五四运动中捣毁孔家店的历史事件。

回归传统学说在于确立社会的精神旗帜，发展传统学说在于推动文化与时俱进。任何历史文化都具有当时的时代烙印。烙印记录了历史，但这不应成为制约未来社会进步的思想禁锢。在百年前社会剧变时代，把人的思想囚禁于孔孟学说的人伦之道，把人的行为囚禁于私塾的书本之中，把人的表达囚禁于八股文章之中，这些无疑都是新文化运动冲击传统禁锢的进步意义。但是冲击文化禁锢并不等于应该废弃文化诚信，更不等于应该废弃社会的道义精神。矫枉过正的代价是必然引发更强烈的反向矫正。中国的文化复兴不是旧文化的复辟，而是在文化回归中的理性创新。

尽管中国的理性文明与其他宗教文明有着很大差别，但我们还是认为有必要说明，现代流行于世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原始迷信。宗教文明和理性文明都已从其各自的原始起点上逐渐演变为社会的多元文化。正是基于这一点，它们之间才有了可比性，也才有了可以互为交流的文化平台。

现代科学进步的历史告诉人们，宗教成长与科学发展同时存在于许多国家的文化之中。著名的科学家可以同时是虔诚的有神论者，而宗教信徒和布道牧师同时也可以是引发人类科学思维变革的推动者。开创了“地心说”的牧师哥白尼就是一例；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基督徒只占社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在当时皇家学会中的基督徒比例却高达百分之九十。这种现象说明，宗教文化是人类历史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承延续，而人类理性思维正在从宗教生活中逐步脱颖而出。政教合一的宗教神权曾是主宰社会的最高权力，伴随科学与社会进步，政教分离开启了宗教国度的重大社会变革；传统的个人与神明沟通必须通过宗教的神职人员，宗教变革开始允许个人与教义的直接沟通；宗教正在从传统的必修教育走向世俗文化的选择方向；……。这一切宗教的发展变化都在标志，宗教正在逐步地从传统服从神明的精神主宰转变为社会文化的传承旗帜，宣传与激励人类向往公正和为公平社会奋斗的崇高精神是它发展的主流方向。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激励下，美国黑人才能够通过非暴力的努力为自己赢得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平权利。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不同宗教背景下的家庭开始了平等交往，社会主流宗教也为其他宗教文化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宗教信仰如同家庭婚姻一样逐步成为个人生活中的一种自主选择。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阶段，宗教文明有着它伴随人类继续发展的一席地位。宗教的形成标志着人类精神的生成和文明的起始，标志着人类群体精神的社会凝聚。对于在灾难中生存的人类群体而言，宗教就是组织他们坚韧奋斗的文化精神旗帜。如果没有宗教的凝聚，曾经在世界上游荡了几千年的犹太人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独特群体和文明标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宗教文化的精神地位远远高于群体之间的血脉流通。理性文化的突出发展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而对原始宗教的尊重认同就越来越成为人类对于自身文明起源的历史寄托。

与宗教文化相比较，儒家文化成长则标志着理性文明的起源。历代社会对于儒家文化的侧重诠释表征了理性文化的演绎发展。宗教文化不因不同的神旨选择而影响其演绎变化的方向，理性文明也不因孔孟学说的文化历史定位而一成不变。回归儒家学说是社会的历史选择，没有儒家学说不仅没有了中国文化，同时也没有了中国历史。传统儒家学说的诠释曾强调个人自省自律的道义规范。而在如今开放流动的社会环境里，强调诚信道义不仅需要自省自律，更需要强调的是诚信道义对于建立社会公正的影响，强调在诚信道义下形成的社会凝聚去推动法制约束与公正监督。

2006年央视的《百家论坛》推出于丹解读《论语》的心得演讲曾经吸引轰动社会，随即又引起了社会的文化批评，甚至受到舆论的攻击。批评者认为，于丹的心得宣讲过于通俗、失于经典；攻击者的要点在于，于丹的心得宣讲旨在以中国传统文化推动对于顺民的归化教育。许多批评者认为，在道义信仰缺失的环境下，社会更需要积极批判和勇于斗争的文化精神，而恰恰不是相反。直面中国的社会现实，以上的批评甚至是攻击都有它们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出现这些批评和攻击的本身不也正说明重塑社会文化精神的重要吗？而重塑社会的道德诚信是无法在简单的批评和攻击中产生的。高举传统儒家文化旗帜重塑社会道义的重点不仅在于用传统的诚信道义去约束人们自身的行为举止，更在于用传统的诚信道义凝聚社会的公正影响，并在这样的公正影响下推动社会的法制约束与公正监督。而后者正是建设现代中国社会所最需要的。

如果宣传传统的理性文化只重经典讲解，疏于通俗传播，就难以得到现代社会的认同与反响。社会的认同基础不仅在于群体的人数，更在于文化对于现实生活的教化与引导。中国的社会成长表明，只有个人的道德自律是不够的。现代社会不仅需要强调尊重个人，强调加强个人的道德自律，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秩序的遵守与维护，更需要强调在公众监督之下的社会运作能够公平地保护社会的大众利益。重建社会文化道义的方向在于推动理性自律、社会监督、公正执法并行的文化教育。

话说到此，人们一定会问， 近六十年来中国进行的思想教育运动，五讲四美，八荣八耻曾经持续不断。许多人口头上承诺，讲话中宣传，但在行动中却背道而驰。怎样才能防止宣传传统文化道义不会是又一场华而不实的纸上谈兵呢？这个问题提得尖锐，问得很好。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中国现代的社会道义是如何丧失的。

社会道义的丧失首先是因为社会上层管理行为的公然放荡。看看满街跑着的公车，看看高尔夫球场、度假村和盛宴席间出手不凡的高档消费，有多少是为国为公，又有多少是假公济私？每个社会都有贪赃枉法的行为，这本不足为奇。但在任何社会里，贪赃枉法、偷税漏税、包养二奶都是不上台面的行为。而在今天的中国，公然炫耀这些行为却成为了表明自己超众越法的社会时髦。难怪乎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平民行为 – 自提行李乘车、使用免费票证购物和不讲排场地下饭馆行为 – 都像棒打七寸一样引起了社会媒体的高度关注 [环球时报，2011-9-22社论点评；光明日报：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甚至还被称之为“新殖民主义的文化阴谋”。

社会道义的丧失最主要的是由于官场承诺的处处失信。三十多年来，减少社会贫困人口始终被列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之一。这样的成果又是如何取得的呢？按照1985年世界银行提出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是每人每天1美元。中国最初制定的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是206元人民币，即每人每天不足1元人民币。2008年以来的中国贫困线标准是，农村(人均纯收入)贫困人口标准为年收入1196元，农村贫困人口统计为4007万人。根据以上标准，2009年底的统计测算是，农村贫困人口数为3597万人。在这个人数递减的过程中，政府发放的财政补贴是削减社会贫困人口的重要手段，为此人们由衷感叹：还是政府好啊，社会生活水平的上升也相应地提高了社会的扶贫标准。但在这个巨大的“成就”背后，你也一定会震惊于以下的事实：“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4年6月指出，审计署审计21个省（区、市）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扶贫资金，发现财政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问题比较突出，其中仅用于平衡预算的就达4.28亿元。”[聂华林主编：《中国西部三农问题报告》第230-231页] 问题不光在于有人挪用了中央下发的专款财政，而问题发现后又是如何解决得呢？答案更让人目瞪口呆。需要进行平衡预算的当然只有地方政府，挪用的理由是地方财政收入不足难以维持地方政府运作，除去平衡预算的部分，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挪用，比如说为地方政府修建楼堂馆所。面对地方政府挤占挪用中央政府财政的扶贫资金，中央政府竟然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但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仍然对外宣布：政府已向贫困地区投资若干，消减贫困人数若干。这样的失信与无能行为俯拾皆是。更不要说那些贪官污吏利用职权，欺上瞒下的倒行逆施。就在这样对官场执法无力的情况下，政府却在大张旗鼓地宣传醉酒驾车的民事案例来严肃社会的执法[2011年5月11日，北京艺人高晓松因醉驾获刑]。人民对于这种似是而非的宣传自有判断能力，但中央政府的诚信与信誉何以服众？人民又怎么能够相信在这个政府推动下的文化教育运动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百姓最相信的莫过于政府。有了冤屈，历史上的百姓会虔诚地跪倒在路边，呼吁官员拯救。有了冤屈，今天的百姓会想到上京投诉。在这个意义上说，回归社会的文化道义，不仅在于政府的组织和推动，更在于政府本身的身体力行。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道德自律需要与立法执法相辅相成，政府本身的身体力行也需要与公民社会的体制监督相辅相成。

未来的十年是中国下一代接班人大有作为的时代。借鉴隋唐时代的历史经验，政府治理中比经济、就业等各项应急处置更为重要的是顺应时代，推动社会的文化回归和道义精神的重建。在当今文化开放、信息流通的时代，政府是不能失信于民的，因为人民监督政府的运作与执法已经无时不在，虚拟的网络威力将穿透任何人为的谎言掩盖。只有实现国家管理人才的透明流动，开放社会文化的入世批评，政府才能取信于民，也才能获得人民的真正拥护。有人会说，这样的设想多么美好，恍若神话一般不可实现。

实现这一切的确会是艰难的，否则历史何须摸索百年？当然这也是对即将上任的中国领导们的最现实挑战。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提出借鉴历史，重建文化是极有意义的。百年之前的满清政府也曾试图实现立宪维新，无论是它的诚意不足，是它的动作太慢，还是它的尾大不掉，人民最终在社会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最公正的历史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