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是曾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师长黄维的感叹。事隔68年,可惜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来记载那样一种大气磅礴的悲壮与惨烈。作为抗日战争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中少数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之一,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达近百万。在两个多月时间内,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地面部队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兵力总数75万人以上。还有空军的第二至第九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几乎调动了当时全国所有兵力的1/3。而随着日本军队的不断增兵,其参战部队总兵力达到25万人左右,包括陆军共9个师团又2个支队(相当于1个旅团),另有从华北的第五师团分遣出来的国崎支队,以及海军第三和第四舰队。其调动规模也是史无前例。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劳声寰说,“我们装备不如他,我们的空军有250架,对方是3000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黄浦江和长江有一百多条军舰。我们250架飞机对3000多架飞机,怎么打啊?”
“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后来他们都牺牲了……你想想,我们的牺牲有多大……”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易谨与劳声寰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往事,两位老人都泣不成声。
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战争其实是两国总体实力的比较,参战的第26师副连长何聘儒战后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师里,一个步兵连只有3挺机枪,50多支汉阳造步枪,而且枪支时有残缺不全,有的甚至没有来复线,乃至用麻绳捆绑避免枪栓脱落。我们欠缺的也不仅是装备。劳声寰后来回忆一个很小的细节:埋锅造饭,“行军锅在那里做饭,烧得满天烟火冲天,这等于报告敌人,‘我在这里你来啊’,我们很多的部队,没有跟敌人见面就垮了,就这样被日本的炮兵、飞机给炸了。”
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沪战场,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从全国各地仓促赶来的中国军队几乎连像样的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就这样常常整连整营战死,而后继部队的士气却从未有任何的消退,依然一往无前。
以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其中仅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就达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为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然而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滨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战争中先后有数十位少将甚至中将阵亡,甚至有中国高级将领因为失去阵地而毅然自杀成仁。战后何应钦在回忆中记载,淞沪会战中,“我军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余人”。
“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曹聚仁曾这样写下当时国际社会对淞沪会战的看法。但中国军队恰恰通过这样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从而淞沪地区国军态势急转恶化。薛岳将军时任19集团军总司令,当夜薛岳正在集团军司令部(位于安亭)和泗江口断后的67师师长黄维(当时黄隶第15集团军罗卓英之18军罗卓英兼军长所属)通电话,但双方通话时刻均同时遭到日军攻击,通话中断。薛将军急令特务营抵抗,同时率司令部人员撤退。途中又遭受日军袭击,薛岳之坐车司机、副官和卫士均被日军射杀,薛岳此时正感冒发烧,只身跳入路边河中,凭借自己广东佬之泅渡技术,游过河沟幸免于难。深夜薛岳将军爬上对岸后,又乏又冻,加之重疾高烧,几度神智模糊,幸得14师(时14师师长陈烈,隶54军霍揆彰,当日夜霍揆彰军长随14师转移)路过,霍军长急脱去身上大衣为薛将军换上,并护送后方,薛岳将军才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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