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毛为什么得罪那么多人？（转贴）

24k爷们儿

转一篇sohu财经「茅于轼为什么挨饿」的：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回忆自己在60年代挨饿经历时写道：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肚子饿了就靠喝水填充饥饿感。因此小便特别多，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

茅于轼为什么会挨饿？

　　网上关于三年大饥荒的讨论如火如荼。经济学家茅于轼也发文回忆自己在60年代挨饿的经历：
　　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肚子饿了就靠喝水填充饥饿感。因此小便特别多，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
　　一位名叫“李卫玲”的网友在微博上对此提出了一系列质疑：
　　看到茅于轼写文章说自己上世纪60年下放农村劳动时每天只能喝水和吃蚂蚱，所以饿得浮肿。真是很不理解茅！你们既然下去劳动了，难道就不种菜、不种粮食吗？再退一步说，你们不懂农业、不爱劳动、不种菜、不种粮食，你不会找找野菜吃吗？大自然赐给人类很多可食的东西，等着人们去寻觅。
　　许多人可能会对李卫玲的质疑一笑而过，觉得这个质疑太天真幼稚，简直就和“何不食肉糜”一样荒唐，并不值得认真回答。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李卫玲网友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严肃对待认真回答。
　　中国出现三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就是推行“人民公社”，将农民的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收归公社所有，不允许农民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种植粮食。在粮食、生活资料上搞大锅饭，实行工分制、配给制。
　　表面上看，土地等生产资料收归公社，实行集体所有之后，大家依然可以下田种地收获粮食。但实际上，这样的产权安排对人们的生产、消费行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人们种植粮食，在缴纳租金税费之后，所得全部是自己的，所以他们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做好生产。
　　而在土地公有的情况下，一亩土地不管收成好坏，粮食都是归集体所有，即使自己干得更勤劳一些，也不见得会有更大收获，这样就大家都不会有多大积极性把田地打理好，把庄稼种植照料好。
　　同样有过下乡经历的经济学家周其仁，观察到了人们的这种行为。在公家地里面，大家考虑的是怎么更有效的偷懒、节省劳动力，而在自留地上，人们却干得汗流浃背，考虑的是怎么干才能有更好收成。结果是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样的人，在公家地和自留地上种出来的粮食就完全不同。
　　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不能鼓励生产，生活资料实行分配制同样不利于节约。如果粮食等生活资料是我们每个人或者家庭自己拥有的话，人们会好好规划怎么安排使用这些粮食，不是在一两个月之内就把全年的粮食全部吃完了，也不是把所有的粮食留到年底才吃，而现在则挨饿。人们会规划，在有一定粮食数量的情况下，要每天、每月要吃多少粮食、留多少粮食，才不会出现一段时间太饱、一段一时间又太饿的情况。
　　但在“大锅饭”下，却恰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据一些资料反映，在实行人民公社的初期，有很多地方对粮食基本是都是敞开吃，杀猪宰羊的，大家都胡吃海喝，根本不珍惜粮食。有些地方，甚至连用于耕地的耕牛都杀来吃掉了。这样的做法，在开始阶段可以欢天喜地，但并不能持久。粮食匮乏、大面积饥荒就在不远的地方等大家。
　　这里还有粮食市场被取消的问题，这也是茅于轼老师撰文解释过的。在粮食完全实行分配制，没有市场调节的情况下，有些地区粮食就算是还充裕，也并不能调运到那些粮食紧缺的地方去。如果有市场存在，一个地方粮食紧缺，一个地方粮食充裕，商人为了赚取利差就会将粮食从充裕的地方运到紧缺的地方销售，这样能迅速缓解饥荒问题。但取消了市场，就没人能做这样的事情了。
　　当然，你可以说取消了市场，也可以由政府下令调动粮食。问题在于，政府要调动粮食，也需要知道哪里粮食多，哪里粮食少，才可以下手去调动。这就需要下级官员层层上报，在这样的情况下，上级政府要获知真实情况并不容易，就算是能够获知，也要比市场价格变动来得迟缓。
　　在人民公社时期，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下级官员为了不丢乌纱帽，根本就不向上汇报真实情况。有些地区，不仅不说粮食紧缺，还说粮食获得大丰收，让上级政府向其征缴更多粮食。在土地公有制下，粮食产品本来就已经下降了，现在却还要上交更多的粮食。结果是当地粮食更加紧缺，农民只能饿肚子。
　　回过头来简单回答李卫玲网友，就是人们并不是不想劳动种植粮食，而是制度不允许人们辛勤劳动，不允许人们好好种植粮食，就算种植出来了一些，这些粮食也得不到珍惜善用。而当这样的事情扩大到全国层面的时候，“三年大饥荒”这样的历史性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上演了。千千万万像茅于轼先生这样的普通人，就算本来很勤劳，也无法发挥其勤劳本性，也就不得不遭受饥饿的痛苦了。
　　（搜狐财经 周克成/文）
　　搜狐财经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引用第6楼梦xiaomimi[于2013-08-22 23:45发表的 回 楼主(24k爷们儿) 的帖子 :
这篇文章分析的很中恳，切中许多人的要害，有人说毛时代死了多少多少人，我真觉得莫名其妙，本人生活的虽是个小城市，母亲家里也是十几口人的大家庭，我们方圆几十里，几乎牵连着都认识，那时候门不上锁，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家有难，十家帮忙，自然灾害中许多家都不富裕，可是还真没听说饿死人的，现在被有些人一说，不由的惊觉我还真有福气，生在了宝地！我们那一方的人几乎人人敬佩毛主席！现在回家乡看到的是，开车的前挡风玻璃都挂着主席的像，去朋友家拜访，只要家里有老人，就会看到厅里墙面贴者主席画像！所以，不论何人说三道四，主席永远是我们那一方百姓的保护神！

大陆有一部为两弹一星歌功颂德的电视连续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讲的是当年钱学森、邓稼先等人如何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研究火箭、导弹、原子弹、氢弹的，其中就描述了在60年代大饥荒时，就连这些中国最优先被保护、被特殊照顾的科学家们都吃不饱饭而被饿昏的场景。当周恩来出面要求各大军区支援粮食物品时，当地饥饿的老百姓居然敢直接在路上抢劫军车里的粮食，那些饥民反正不抢粮也会饿死，所以护车军人都不敢开枪。

是啊，连毛本人都是和大家一样饿着肚子才把让我们和所有子孙受益的核弹搞出来，要知道除了天灾人祸还有那么多外债，也来转一篇与大家分享：


“苏修逼债”真相：中国到底欠下苏联多少债？
作者：徐 焰 来源：《凤凰周刊》 发布时间：2011年02月24日 点击数： 791 ( 字体：小 大 )

 
 
 
反“苏修”新闻展览照片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
 
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公开信，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若再研究一下改革开放后国家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又可看出当年中国所欠苏联债务数额并不大，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澄清这一事实，有助于人们正确和理性地应对内部困难，探寻深层次原因，并通过得力措施纠正化解，不能推诿于外部原因而回避自身责任。
 
中国到底欠下苏联多少债？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斗争中，苏联出于推动世界革命和保障自身东部安全的需要，向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供过无偿援助，抗战前期还向国民政府提供过3亿美元贷款。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不再算旧中国的欠账，也不再对华提供无偿援助，供货都要计价。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同斯大林议定了为数3亿美元的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当时毛泽东在党内说明，对苏提出的款额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国因外债沉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教训，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农耕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欠别人的钱。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也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毛泽东为“争口气”提前还债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此前中苏两国因有“兄弟般”的友谊，贸易上出现一些拖欠并未引起重视，关系恶化后，欠债问题便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
 
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从这年的年末起，毛泽东有几个月不吃肉，以表示带头共度难关。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苏联对中国还债问题也故意表现出了高姿态。
 
苏联同意推迟五年还债
 
1961年同1960年一样，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同年上半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一次军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
 
面对这一姿态，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
 
提出愿向中国借粮后，3月间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同年4月8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壮、李强，又谈到可推迟还债。随后两国发表的公报称：“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年至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
 
当时，这一公报在中国的《人民日报》刊登并在广播中播出，在民众中产生了好的影响。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不过好景不长。年底，中苏双方就因如何对待阿尔巴尼亚问题而出现公开分歧。为开展“反修”斗争并激发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绘，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开始传播。
 
还债支出远不及同期援外金额
 
1961年11月，苏共不顾中共的坚决反对，在召开二十二大时公开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使中苏交恶的趋势再也难以扭转，并在1963年以后展开了公开论战。1964年以后，中国因经济好转，一再提出提前还清对苏债务，终于在1965年还完。
 
据国内公布的统计数字，60年代前期中国对苏还债数额及其在国家财政中的比例如附表。
 
仔细看一下统计数字并进行量化分析，人们就能认清这一时期中国对苏还债数在国家年财政支出中比例很小。当时的中苏联合公报也说明，中国还债并非是用粮食，而是“供应苏联有色金属矿砂、锡、水银、铅、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绸缎、缝制品和针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新疆出产的重要矿藏，便担负了对苏还债的半数款项，6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饥荒可以说与对苏还债并无多大关系。
 
不过，后来有人解释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领导责任的推托之辞。其实早在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便感叹地用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不同意把困难原因说成是所谓“自然灾害”，也没有提到苏联。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一系列决议和文件中更是如实地说明了造成当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错误，三十多年来国内众多理论文章也做了同样的分析。近些年却有些人仍在重复“自然灾害”、“苏修逼债”造成饥荒的传言，这如不是对历史缺乏了解，便是继续为“左”的错误做掩饰。
 
值得提上一笔的是，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60年代前期，援外金额也远远超过了对苏还债。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就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当时中国节衣缩食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究其根源，正是出于对世界形势的错误认识，以及同苏联竞争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
 
当然，中国在经济困难时仍提前还债，显示了一种“争口气”的不服输、不低头精神，从长远看还是产生了一些好的影响。由于中国一直有良好的还贷信誉，这使国外能比较放心地对华投资或提供贷款。
 
不过看一下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后发的国家大都是采取“借鸡生蛋”即借款或引进外来投资的方法，较快地追赶世界先进水平。1965年中国还清苏联的债务，1968年又还清国内公债后，曾一度自豪地宣布自己是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实际上在经济上倒进入了封闭状态。直至改革开放后，国人通过面向世界解放思想，认清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的局限，对外债问题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正视历史才能汲取教训。如今的人们回顾“三年困难时期”（不应再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最重要的是如实认识当年指导方针极“左”和空想狂热的错误，方可避免再重演类似悲剧。如果再重复“苏修逼债造成挨饿”这类不实传言，只会推卸和掩饰主观指导错误。想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人们就应摒弃情绪化的不实传说，还原事件本来面貌，并加以科学的定量分析，对中苏债务这笔旧账的说明自然也应该如此。

60年左右的大饥饿固然有自然灾害与老大哥逼债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50年代末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练钢铁，不按自然规律办事的严重后果。造成这一后果的恰恰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就是因为看到这些灾难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打翻在地。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当然有他的功劳，当年的泥腿子不是靠劳动致富，而是靠夺取他人财产致富。相信这些泥腿子如今仍然怀念和感谢毛泽东。

引用第13楼游客于2013-08-23 14:55发表的  :
60年左右的大饥饿固然有自然灾害与老大哥逼债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50年代末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练钢铁，不按自然规律办事的严重后果。造成这一后果的恰恰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就是因为看到这些灾难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打翻在地。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当然有他的功劳，当年的泥腿子不是靠劳动致富，而是靠夺取他人财产致富。相信这些泥腿子如今仍然怀念和感谢毛泽东。

哦，I see 了，外F了，更瞧不起俺们农民了？
哦哦，泥腿子，您还是地富反吧，借着社会主义的弊端加上资本主义的弊端，他们都反攻回去了，您怎么还窝在米郊回呢？
哦哦哦，还怕别人靠夺取你的财产致富？不错哦，传说中的大贪官说的就是您吧，不然就是富二代，在米这儿算富几呆哦？

唉，算了，和您说话就是浪费细胞！

引用第14楼游客于2013-08-23 15:26发表的  :


哦，I see 了，外F了，更瞧不起俺们农民了？
哦哦，泥腿子，您还是地富反吧，借着社会主义的弊端加上资本主义的弊端，他们都反攻回去了，您怎么还窝在米郊回呢？
哦哦哦，还怕别人靠夺取你的财产致富？不错哦，传说中的大贪官说的就是您吧，不然就是富二代，在米这儿算富几呆哦？
.......

呵呵，就怕您这种人来家抢劫，根据乔州法律，备枪在家恭候。

引用第15楼游客于2013-08-23 15:31发表的  :

呵呵，就怕您这种人来家抢劫，根据乔州法律，备枪在家恭候。

瞧你这小可怜的，走到哪儿都别忘了带着枪哦。

我想中国因为变法、革命一次次失败，即使成功了仍敌不过袁世凯、张勋一次次复辟等，毛等不得不采取武装夺取，此外再
无他法可以尽快拯救中国于贫穷又战乱的暗无天日的无底深渊。

今天的中国社会不需要再采取那种极端方式，最简单和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城市可以说80%、甚至90%以上的人民
都是有房甚至有车的资产阶级，农村的农民也已经早已不是那时甚至不是改革前期的农民，农村劳动几乎已经全部为机械化
取代，没有了所谓无产的泥腿子，更别说称为阶级了，那么谁起来革命，革谁的命，夺取谁的财产，极少数人夺取大多数人
的财产？

引用第15楼游客于2013-08-23 15:31发表的  :

呵呵，就怕您这种人来家抢劫，根据乔州法律，备枪在家恭候。

唉，不会抢您的，您就这一句话奶奶我立刻上吊的心情都有了，额想屎（死）啊额想屎~

引用第17楼游客于2013-08-25 11:56发表的  :

唉，不会抢您的，您就这一句话奶奶我立刻上吊的心情都有了，额想屎（死）啊额想屎~

哈哈哈，一个老太婆，把那人吓的。
“你为什么抢东西？”
”我抢东西，我..我..我还要钱“
“错啦，“导演喊 ”应该是‘我还要人’“
”饶了我吧，导演，看那老太，哪来的抢意。“

引用第15楼游客于2013-08-23 15:31发表的  :

呵呵，就怕您这种人来家抢劫，根据乔州法律，备枪在家恭候。

您一开尊口，我就想屎（死），亲，本来不想说，可您非逼着我说：您就是我的呕像，传说的＂口＂，呵呵.
（提示：＂口＂可以打两个同音同义的汉字，还猜不到？不会吧小笨笨，横看完了再歪过小脑袋瓜竖着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