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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XUESONG

蒋介石和毛泽东:谁是抗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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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3-11-28 23:39:32
看看这些数据,全是那时期国民党报纸乱吹的惯用手法,这个人被洗脑,不懂历史,读了小说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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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9 13:25:45 | 显示全部楼层

回 10楼(游客) 的帖子

先假定你说得对,这些数据都是假的,而且作者也不懂历史,那你是不是很懂历史?你知道真实的数据?可不可以说来听听,让我们受一下教?

判断一个事件假不假,如果直接的史料没有,那就要从多方面去看:首先,消息来源可不可信。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总是撒谎,在撒了一百次谎后,你再听他的话,你究竟是要相信哪一句?此次,这个消息有没有别的说法。如果没有,那信息就不一定可靠。最后,要看信息有受到没有强权控制。

现在来看抗战史料然后问几个问题:民国时候的新闻媒体哪一个是国民党的?哪一家是民国政府的?他们是不是国民党和民国政府的喉舌?那个时候的政府有没有进行思想统治,有没有强调一切(文艺,历史)为政治服务,让所有不同的声音消失?让所有发不同声音的人从精神到肉体消失?现在的国民党有哪一家是它的喉舌?它有没有只允许一种声音?它有没有让发不同声音的人从精神到肉体消失?它有没有逼迫媒体和文人编造历史和编造故事为政治服务?

回答了这些问题以后,谁的话可信度高一点,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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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3-11-29 14:13:03
国民革命军的先烈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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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9 14:48:10 | 显示全部楼层
想先问一下是否允许他人在这栋楼里提出不同于LZ之意见,这一次在回答之前先假设允许下,只就第一段中“也许有的是被共产党洗脑以后不可自拔”这句说下,现在应该说一些人基本上属于孩时因为是在GCD红色环境包围中而终于被红色主流“洗了脑”,现在终于有机会出来后,因为身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因为最初被红色定义为“黑暗的”下面以“黑色”代表”)大范围的“黑色”包围中尽管宣传不控制媒体舆论但占到99%绝对主流包围中的资料是自相同意识形态世界范围“黑色”的媒体及各种的宣传资料,于是又被“黑色”“洗了脑”,又因为属于下面提到的 是一种“自愿接受”的洗脑,因此似乎更加隐蔽 更加“不可自拔”。

这些人在被动的被“红色”洗了脑”后在自由世界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的发现了新的不同于“红色”的宣传后,从心理学角度,因为孩时受到过这种“压抑”,现在便以一种全然忘我的热情开始尽情接受一种相反的“新生事物”,这是一种成年后“对青春期时期心里受到压抑”后“自发补偿”的一种特别的“自我补偿”。

希望这些被“黑色”洗脑”的人也能像被“红色”洗脑”的人一样积极做好心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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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9 14:54:11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第2楼游客于2013-11-28 09:26发表的  :
成王败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以总会有些心有不甘的人像秋后的蚂蚱一样跳出来蹦跶。平日大肆丑化中华历史,特别是中共历史,中外每起纷争必大放厥词挺外辱华,妄图瓦解中国,此等行为无异于汉奸!当然有些人乐于这么做,有好处收着,被人卖了总得替人家数数钱。
。但有些宵小偏放着好日子不过,像前台表演的傀儡小丑,被人牵着绳子掀起一波波的反毛反中国的丑恶动作,殊不知这不过是某种没落势力临死 前的挣扎哀嚎。
文人把祖国比喻成母亲,母亲养育了众多的孩子,兄弟间有些纷争总是难免,谁胜谁负那是兄弟之间的事情,母亲还是那个母亲。可怜有些人如井底之蛙,不光目光短浅,还不懂审时度势,一幅无知者无畏的样子,帮着外人欺辱自己的母亲,实在可怜可悲。这些人永远活在怨恨中,死了也只能做个孤魂野鬼。

本来不想和你辩解,因为你中毒很深,连我们周围的新鲜空气都不能净化一下你的心灵。只是你的话里有很多误导的东西,有必要说一说。

“成王败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以总会有些心有不甘的人像秋后的蚂蚱一样跳出来蹦跶”,你是说成功的强权可以胡作非为,人们没有评判的权利?那朱元璋反蒙古人反错了?孙中山反满清反错了?如果现在美国政府有迹象被种族主义者操纵,你是不是要大家不要抗争?

“平日大肆丑化中华历史,特别是中共历史”。 中共等于中华吗?请不要取笑世人的智商好不好?

“中外每起纷争必大放厥词挺外辱华,妄图瓦解中国,此等行为无异于汉奸!当然有些人乐于这么做,有好处收着,被人卖了总得替人家数数钱。” 你说的纷争是那一次,作者是怎样挺外辱华的?他又是怎样妄图瓦解中国的,作者又收了什么样的好处费?说来大家听听,也许这里的很多人会去赚一些这样的好处费。

“古今中外,不管是外侵还是内战,平民百姓总是首当其冲受到最多伤害,谁不渴望和平能够安居乐业?” 举双手同意!

"但有些宵小偏放着好日子不过,像前台表演的傀儡小丑,被人牵着绳子掀起一波波的反毛反中国的丑恶动作,殊不知这不过是某种没落势力临死 前的挣扎哀嚎." 看您的用词,感觉你年纪应该很大了。参加过武斗吗?参加过红卫兵吗?打死过人吗?有这些经历的人应该特别怀念毛泽东,因为可以打人,可以砸古物,可以将自己不喜欢的人叫反革命,活的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别人就该死,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好日子是什么?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铬大米?尘肺?毒水?毒菜?毒空气?癌症?断子绝孙?反毛就一定被谁牵着绳子吗?你不觉得世人应该有一点点的是非观善恶的概念吗?你把人们追求真相的愿望和民智的觉醒,说成是某种没落势力临死前的哀号,也太不把别人当人看了吧?如果你是美国公民,建议你重考,因为你内心还有共产党的狰狞!

“文人把祖国比喻成母亲,母亲养育了众多的孩子,兄弟间有些纷争总是难免,谁胜谁负那是兄弟之间的事情,母亲还是那个母亲。” 兄弟之间纷争,你倒是不要互相屠杀呀。而胜利的一方倒是不要强奸母亲呀,也不要拿刀逼着亲戚说你强奸得好呀!

“可怜有些人如井底之蛙,不光目光短浅,还不懂审时度势,一幅无知者无畏的样子,帮着外人欺辱自己的母亲,实在可怜可悲。这些人永远活在怨恨中,死了也只能做个孤魂野鬼。” 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为了活命,你让说什么就说什么了,不等于心里服气。心里不平就会说,感到威胁就会反抗。你觉得共产党会派特工将所有鸣不平的人暗杀掉吗?外人是谁?内人又是谁?会说汉语的就一定是内人吗?肤色不同的就一定是外人吗?你在美国生活,你对于这个国家,和周围的人,是内人,还是外人?残害人民的就是人民的公敌,共产党也说过这样的话,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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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9 15:03:18 | 显示全部楼层
^_^ 因为自己家里有这样的亲们,所以,咱和LZ的焦急爱护的心理相同的热切,^_^现在看LZ的态度已是很难说服,为避免再次不必要的两方争执,先再强调一下咱刚说的后暂且“回避”。

想先问一下是否允许他人在这栋楼里提出不同于LZ之意见,这一次在回答之前先假设允许下,只就第一段中“也许有的是被共产党洗脑以后不可自拔”这句说下,现在应该说一些人基本上属于孩时因为是在GCD红色环境包围中而终于被红色主流“洗了脑”,现在终于有机会出来后,因为身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因为最初被红色定义为“黑暗的”下面以“黑色”代表”)大范围的“黑色”包围中尽管宣传不控制媒体舆论但占到99%绝对主流包围中的资料是自相同意识形态世界范围“黑色”的媒体及各种的宣传资料,于是又被“黑色”“洗了脑”,又因为属于下面提到的 是一种“自愿接受”的洗脑,因此似乎更加隐蔽 更加“不可自拔”。

这些人在被动的被“红色”洗了脑”后在自由世界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的发现了新的不同于“红色”的宣传后,从心理学角度,因为孩时受到过这种“压抑”,现在便以一种全然忘我的热情开始尽情接受一种相反的“新生事物”,这是一种成年后“对青春期时期心里受到压抑”后“自发补偿”的一种特别的“自我补偿”。

希望这些被“黑色”洗脑”的人也能像被“红色”洗脑”的人一样积极做好心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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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3-11-29 15:06:17

回 14楼(XUESONG) 的帖子

嘿嘿,我党的历史用我的一个党史教授给我们学生娃们说,那就是一盆浆糊,谁也说不清。最后教授只好主讲干部,金钱,美女。党史课全班得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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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3-11-29 15:26:54

回 15楼(就是闲聊) 的帖子

回避是对的,自从我看了LZ举的例子,我相信你下辈子都和他辩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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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9 21:01:52 | 显示全部楼层
以前共产党的宣传与国民党的宣传都是一样的,都说对方没有抗日,上次有人问我,共产党有抗日吗?有例子吗?我才知道是真的。但自80年代后,共产党开始不断增加有国民党抗日的资料公开,我不知道现在的台湾还是继续封闭历史事实,说共产党没有抗日,或者是这些人洗脑大深,不相信事实。还以抱着个人感情,仇恨,以写小说形式来证实历史,看看以下客观写实吧。
ZT:
http://zh.m.wikipedia.org/wiki/抗日战争
(1)
中国抗日战争(1937年7月7日-1945年9月2日)是指20世纪中期,由中华民国领导抵御日本侵略的一场全面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大陆、缅甸等地[2];由于战争时间约为八年,亦被称为八年抗战、或简称为抗战[3]。该战争也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亚战事。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随后中国各方军事政治势力逐渐达成统一抗日共识,中日双方均投入大量军队,并动员全国力量进行制衡[4]。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等结成同盟国,共同对抗以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为联盟的轴心国,中国抗日战争也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1945年,随着美军攻入日本本土、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等,中国军队亦开始对日军发动总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向中国国民政府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中国获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及五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一改此前百年来中国积弱的国际形象。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中日各方都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从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期间,中国共有3500万人以上死伤,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1937年美元)[5]。然而战争结束不久,中国国内各方势力内部矛盾重新浮现,中国再次陷入内战。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
参见:皇姑屯事件、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及东北抗日联军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确定对华国策的东方会议,会议提出日本对满、蒙“要作特殊的考虑”、“负有特殊的责任”,确立了要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并置于日本武力保护之下的方针[15]。关东军、日本军部和日本内阁分别制订了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一系列文件,关东军还策划了从寻衅到作战的具体执行方案[16]。1928年5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了中国外交官蔡公时等十七人[17][18]。最后,在蒋中正惩办参战主要中国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19]。次月,关东军通过皇姑屯事件炸死不与日军合作的奉系军阀将领张作霖,试图趁乱寻觅战机。然而,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成功控制住了局面,并顶住日方威逼利诱,宣布东北三省“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日本阻挠中国统一、干预东北的企图受到重挫。
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中国沈阳
1931年5月,石原莞尔提出关东军应为解决满洲问题主动制造机会。次月,关东军、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东京策划入侵东北的军事行动[20],此后日军相继挑起“间岛事件”、“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军部和政府趁机在国内大肆渲染“满蒙生命线的危机”,陆军大臣南次郎声称“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而此时,虽然中华民国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仍忙于平定中国各地军政势力,其中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为首。在面对日本的战争挑衅,蒋介石7月24日发表《告全国同胞电》,提出“攘外应先安内”国策,主张先剿灭在中国南方活动的中共及红军力量[21]。9月6日张学良向东北军发出指示:“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同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东北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进攻,史称“柳条湖事变”(九一八事变)。当时驻防沈阳的是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接到身在北平的张学良奉蒋中正的“不抵抗”命令,不得不严令部下不准对日军作战,翌晨全城即告陷落。事变仅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组织等抵抗日本军阀侵略,此得到大量民众同情与声援。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亦成立东北协会,支持东北义勇军。而日军在占领了东北后,于1932年2月,建立傀儡性质的满洲国,由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担任名义上的元首,而政权实际由日本关东军控制,并以“日満亲善”作借口继续向南侵略扩张。
华北与上海的危机
参见: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及绥远抗战
1933年长城抗战中的中国守军
日军占领东北后,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侵略。为转移焦点,日军于1932年1月28日由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政府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蒋中正也立即派张治中率第五军(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s: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以压迫蒋中正惩办抗日军队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
但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并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蒋中正即令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29军宋哲元率部抵抗,并派中央军第17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

方振武在1933年6月举行的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讲演
1933年5月,日军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将领在察哈尔组织了人数约10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6月22日,同盟军开始向察哈尔和热河的日军发动进攻,7月12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攻占重镇多伦,并将日军全部逐出察哈尔,保证了长城战事稳定。此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此后,日军与满洲国军队对多伦进行反扑。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南京国民政府以实现军令统一为由,派遣军队进逼张家口,威胁同盟军的后方,同盟军被迫解散。中国守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1935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声称天津亲日报刊《满洲晨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思溥被杀是中国政府所为,不久又诬指受中国政府援助的东北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实际上当时的东北义勇军为独立的武装),再次出兵南下。中国政府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派遣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协定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1935年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发表《鼓励华北自主案》,扶植当地的殷汝耕设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

中国分离主义的进行
参见:福建事变及反围剿战争
正在南方“剿共”的蒋中正闻讯后,书立遗嘱决心抗日,并立刻返回南京筹商御侮救国之计。中共同时得以发展,在湘赣粤闽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并不断扩大。[22]:50 1931年9月18日,日军攻占中国东北诸省。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于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23],并支持苏联分裂肢解中国的蒙独、疆独政策,提出可“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24]:346。

1933年10月2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在瑞金草签《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2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国民政府闻讯后抽调十多万人,以蒋鼎文为统率讨伐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1933年12月3日,中共召开第一次军事领导人会议,讨论是否要派兵支援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会后因十九路军曾参与第二、第三、第四反共围剿等血债,12月5日,中共中央转而不支持中华共和国政府[25]:65-68,因未得到中共及时的军事支援,中华共和国迅被剿灭。

中国的救亡运动
参见:两广事变、一二九运动、七君子及西安事变
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激起了中国国内许多人士的不满,给正遭围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扩大影响力的机会。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宣传领导下,针对日本即将设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展开了大游行。上万名学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号,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一二九运动的大部分骨干后来成为中共和解放军的新生力量,包括黄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同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中共开始抛弃左倾的关门主义,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合作的可能性

但蒋中正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在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使张学良及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决定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反蒋主张。1936年12月,蒋中正亲自来到西安“督战”。

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中正实施“兵谏”。中国共产党闻讯后的第一反应是欣喜若狂,并对张、杨的做法表示赞许。毛泽东主张要让蒋中正押送人民公审,以偿还十年血债。[26]。不料,张学良在看了蒋介石日记后深感愧疚无意杀蒋,斯大林亦发来电报,强硬要求释放蒋介石[27][28],最后中国共产党经过内部争辩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29][30],遂派周恩来到西安与国民党商解决问题,在宋子文、宋美龄斡旋下,蒋中正被迫放弃“攘外安内”的基本国策而获得释放,国共两党达成了表面上粗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关键因素之一[31]。

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自愿被蒋中正收编瓦解。张学良被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共产党开始和国民党展开合作谈判。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释放,如薄一波和陶铸。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工作号召平津学生支持宋哲元抗日。蒋中正开始加速进行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三道国防工事,进口大量德国装备武装其嫡系部队。

七七事变,抗战开始

1937年7月,中国第29军士兵在卢沟桥向日军还击
1937年7月初,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城外的卢沟桥、长辛店、回龙桥、平汉线等处进行军事演习,制造摩擦[32]。7月7日,日军宛平进行军事演习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方拒绝后,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33],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吉星文奉命率团反击[34],卢沟桥事变爆发。随后,华北的中国军政最高长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在天津与日军谈判[35],试图遏制事态扩大[36]。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判断日军有扩大侵略的可能,于是在通过谈判[37]、美英调停[38]以阻止日军进一步侵略的同时,也在进行军事准备和部队调动[39][40]。11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意图事态升级为“北支事变”[41]。同月17日,蒋中正发表《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第二次庐山讲话),正式表明准备全面抗战的方针[42],卢沟桥事变遂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标志。

1937年7月17日,蒋中正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讲话》
“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
——1937年7月17日,蒋中正《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最后关头讲话》)
蒋中正的讲话一经发布就得到了中国各地军政势力的支持。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四川川系、广西桂系、山西晋系、西北马家军、云南滇系等军政将领一致表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共同抗日[43]。然而此时,中日谈判表面趋向缓和,日军却暗自向北平增援朝鲜军和关东军[44]。19日,宋哲元被迫接受日军和谈条件,以要求恢复至卢沟桥事变之前状态为代价[45],而准备将北平守军撤往保定以保全实力[46]。次日,获得增援的日军再次发动进攻[47],并于25日攻占廊坊车站[48]。26日,日本司令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并在北平广安门与二十九军再次交火[49]。27日,日军向整个平津地区发动进攻,并以3个师团兵力增援华北,另各派1个师团前往青岛、上海。28日,日军攻占南苑,双方交火激烈,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50],而二十九军全军部队在北平、天津一线与日军全面交火[51]。月底,日军进占天津、北平,二十九军主力退守保定一线,余部由张自忠率领接受日军条件而困居北平,平津作战结束[52]。

中日进入全面战争
参见:国民革命军集团军序列、第二次国共合作、八路军及新四军
7月27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称决心取得“中日关系的根本解决”[53],并通告全国,决定对华用兵[54]。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宣布“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55]。

“    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耻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他死我活!我们军人,平日受全国同胞的血汗供养,现在该怎样的忠勇奋发,以尽保国卫民的责任!……我们既战,就要必胜,只要我们全体将士能够一心一德,服从命令,结果一定可以打败倭寇,雪我国耻!    ”
——1937年7月31日,蒋中正《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布声明,明确提出要根本排除和消灭中国的抗日运动,这是日本事实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宣言书,木更津航空队和鹿屋航空队报复出击,空袭江西南昌机场与其他设施,炸毁停机场上的20架飞机。在空战中日军击毁9架中国战机。1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之前的“不扩大”方针,并于24日通过了动员案。日本陆军随即向中国大规模增兵,海军宣布封锁中国全部海岸。9月2日,日本内阁通过阁议,将“华北事变”改为“中国事变”[56]。4日,日本为了建立战时体制召开临时议会,并以议会开幕诏书的形式代替正式的宣战诏书。5日,近卫在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表示为使中国放弃抗日政策,即使日本“长期战斗下去亦在所不辞”。11月,日本成立了往常只有在战时才能设立的最高统帅机构“大本营”。至此,日本确立了战时体制。[57]:351[58]

中国在8月成立了大本营作为军事上的最高统帅机构,成立了国防最高会议作为战时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进入战时体制。8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军事委员会主要领导人、部分地方高级将领以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共同出席。根据会议决定,15日蒋中正下达全国总动员令,正式成立大本营,蒋以大元帅身份行使最高统帅权。20日,蒋下达大本营第一、二号训令,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和《国防作战指导计划》。训令声明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生存和国家领土完整,对于入侵的“敌国倭寇”“以武力解决之”,提出“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确定了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明确了大本营的组织系统,并将中国军队分为5个战区。12日,国民党临时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以蒋为会议主席,授权他可以超越平时的程序处理一切事务。[57]:351-355同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合作抗日。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全民族实行抗战[59]。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月19日蒋中正发表了红军改编的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中正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国民政府实质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57]:355-357[60]8月22日,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年底,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60]。此外,8月20日至25日,中共召开洛川会议,确立了中共抗战的方针[61]。

同日毛泽东则命令共军跨越山西至河北,以支持傅作义的部队作战,却事后透过无线电告知前线指挥官,早先命令纯粹为宣传,事实上共军应尽量放慢移动速度,“每天移动五十里,每行军三天,休息一天。”[62]

华东战场
参见:淞沪会战及南京大屠杀

图为《中国娃娃》:淞沪会战中遭日军轰炸的上海南火车站

黄河花园口决堤,导致黄河下游部分地区交通全部中断,起到了阻碍日军的推进的目标,同时造成数百万中国居民遭受水灾。
8月11日蒋中正命令受过精良训练、配备德式武器的87、88师移防上海市郊,以分散在华北日军的力量,蒋中正与他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也坚信“上海必须固守”,因为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日本机械化部队可横行无阻,而上海的街道与水道,则有利于中国轻武装部队作战。[63] 头几天的激烈巷战,蒋中正的嫡系中央军精锐把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逼退到码头的日军阵地,可是强大的日本海军舰艇的炮火,却挡住了中国部队的猛攻。在接下来的十天内,日本七万五千名援军在上海附近登陆支持作战,同时蒋中正也在上海部署了七十一个师,约六十万的士兵作战,包含了几乎全部的中央军德式训练部队、新组建的中国空军、以及广东、广西的爱国军阀部队。中日军在上海狭窄的巷弄里进行巷战,双方都死伤惨重。[64] 8月14日,双方首次空战,陈一白、高志航给敌机以重创。从15日开始,日军开始了对南京的持续轰炸。指挥淞沪会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蒋中正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国军队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加上中国抗战初期军队训练素质低,使撤退演变为溃败。同一天,中国政府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虽然第二次淞沪会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失败,但在战略上成功将日军移往中国东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衆多的地形,导致日军无法占领全中国。上海守军的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工商企业转移往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向中国首都南京进攻。12月12日,唐生智命令中国守军“突围”,南京城随即陷落。日军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打击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杀害中国平民和战俘约三十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65]

华北战场与徐州会战
参见: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兰封会战及花园口事件

1937年10月,太原火车站,中国179旅开赴前线
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制定了在华北决战的作战计划,企图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进攻察哈尔、山西北部和绥远,待保定作战之后再向石家庄、德县一线进攻。

8月初,日军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联合中国驻屯军一部沿平绥路东段向察哈尔发动进攻,以“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消灭察哈尔省内的中国军队”。中国方面为加强华北的防御,任命傅作义为第7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平绥路东段防御。8月7日,中国第13军进入南口阵地。11日,日军即以主力向南口展开攻击,并以一部侧击南口西侧的长城防线。中国军队经激烈战斗仍未能抑制日军攻势,8月下旬,怀来、延庆、南口、张家口相继失陷。29日,日军两支进攻部队在宣化会合,防御平绥铁路西段的中国军队面临夹击危险,遂分头撤退。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随即在伪蒙骑兵协同下沿平绥路向西继续进攻。9月11日,中国第299团孤军坚守天镇一周后失守。13日,大同中国守军不战而走,日军进占大同。24日,日军攻占重镇平地泉。10月,日军又相继攻陷绥远省会归绥和重镇包头。平绥铁路作战至此结束,日军完全控制内蒙并解除了其华北主力进攻河北、山西的侧翼威胁。

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连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内,日军用于华北作战的部队合计约37万人。9月,日军为确保华北主力侧翼安全,以第5师团、察哈尔派遣兵团分东、西两路从北面进攻山西。9月中旬,日军逼近内长城,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组织防御,决心与东线平型关当面日军决战。9月下旬,彭德怀、朱德决定不顾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反对[66][67][68],擅自同意林彪配合国军抗日[69],遂派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林彪115师、贺龙120师支援第2战区作战。25日,115师在平型关以东设伏毙伤日军运输队500余人[70][71] 。29日,西路日军攻占繁峙,遮断了平型关正面中国军队的退路,阎锡山被迫下令南撤五台山地。10月初,卫立煌率第14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转赴晋北增援,并负责指挥忻口一带作战。忻口正面的中国守军与处于日军后方的18集团军密切配合,多次给日军重创,日军在晋北陷入苦战[57]:434-452[72]:12。由于上海方面战事扩大,日本大本营命令华北方面军迅速完成平汉、津浦线北段作战任务并占领太原,以抽调兵力增援上海。10月21日,日军第20师团从河北石家庄沿正太路分两路进攻山西。日军右纵队强攻河北井陉娘子关,中国第26路军依工事顽强抵抗。26日,日军左纵队进抵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主力仓促后撤,日军当日攻破娘子关并对溃退的中国守军展开追击,30日占领晋东阳泉。11月2日,晋东方向的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57]:470-475。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命令主力撤至太原以南,以傅作义率领35军守太原。5日,日军从东、北两面逼近太原城郊,8日总攻,经过激战在当晚突破了北面城垣,傅作义率部从城南突围,太原在9日陷落。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的滕县、台儿庄。1938年1月14日,经国民政府法院将其判处死刑,之后遭到枪决。[73]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国民政府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战死殉国 [1]。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近代日本第一次军事挫败。[74] [75] 1938,日军第10师团与第5师团攻势遭到滞迟。但日军仍持续自南北两线对徐州战场进行包围,中国军队为避免遭到围歼退出徐州。[65]

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中正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虽然洪水暂时阻挡日军南下,但是造成黄河下游大规模水灾,使得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76],因此造成部份民衆对国民党的不满。参与会战的中国军队分路撤退粉碎日军合围企图,至此徐州会战结束。会战后,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后战场,蒋中正下令组建苏鲁战区,以东北军于学忠为战区司令并坚持到1943年,在日伪军队压迫下,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军除以主力进攻山东津浦线方向外,还以一部向河北平汉线追击,宋哲元率部抵抗最后退至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

华中、华南战场
参见:武汉会战及广州战役

常德会战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国民政府军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中国军队大部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主要是桂系军队。武汉会战中,国民政府军最大的胜利是第九战区南浔路战场上薛岳指挥下所取得的万家岭大捷,此战国军使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打击损失约万人几近覆灭。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政府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65]

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入休整。在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武汉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政治诱降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但到1940年日本发现汪精卫政府在中国国内影响力甚小,且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将蒋中正选定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日军也损失十余万,无力继续进攻,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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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9 21:02:2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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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策的转变与分而治之的策略

1943年,日本召集汪精卫(左三)、张景惠(左二)等傀儡政权首脑参加大东亚会议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和日本占领军
由于鉴于绵延上千公里的战线以及敌后区地方游击队等等之不安定因素,让日本此时对于中国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积极扶持中国人成立效忠日本的傀儡政权。[77]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与日本订立条约[78]:21,发行钞票。后来日本又在占领区设立了亲日的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分化中国的士气与国际影响力,但是蒋中正与国民政府没有屈服。

日本作战方针最早为“三月亡华”,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表示“东亚新秩序应由中日共同主导”、“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声称只要答应和解,就从华中、华南撤军,华北在名义上属于中国。日本仅用少量的资源即能引诱中国农工阶层加入皇协军的队伍,创造出大量的、不同名义的与日协作军,在经济上也诱惑资本受损的中国资产阶级,向他们开放日军占领区的实业投资。面对这些因素,国民政府中开始不断出现“中日和解”的声音。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由中国分担,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详见陶德曼调停),藉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65]

日本态度转变引起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注意,其中欧美研判三次近卫声明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苏联,这样的行动将有助于各国的利益,与慕尼黑协定类似,希望将日本的战火燃烧到苏联的土地上,因而欧美各国开始向国民政府派遣游説团劝説,希望蒋中正在各方利益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然而在内面临战局不利外受到列强压力的困局下,蒋中正对抗战始终未有动摇,坚持抗战到底,其夫人宋美龄亦以三国时期之赤壁之战曹操劝降孙权为例子劝告蒋中正切勿听信日本人而务必坚持坚持民族大义。[65]

受此影响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到达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打击抗战士气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后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中正派出特务企图暗杀而不果。3月,汪精卫在军统策划的刺杀事件中生还,这使得他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本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29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78]:132。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署《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同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随即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召集能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并抨击在国民党执政下,毫无政治自由可言[79]:124。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共则表态全力支持[80] 并为此发表社论[81]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强调东北四省及外蒙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苏日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同时日本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政府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

敌后战场的发展
1937年8月,中共向国民政府提出“红军擅长运动战,阵地战非其所长”,因而红军“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82]

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由于军事进展过于迅速,兵力和后勤补给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证对主要城市和军事据点,以及主要交通线的占领。[来源请求]1938年5月,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提出抗日战争应分为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83]。

1939年9月,纳粹德国闪击波兰,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欧美列国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抗战。但德国军队进展超乎人们预料,连当时的欧洲强国法国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布投降,德国迅速组织力量对英国展开袭击。世界各地的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形式迥异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并使战略部署回复到会战前,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国民政府指挥的组织(如中国共产党着手设立边区政府、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

1940年夏,蒙古族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以保护自己的家园。图为蒙古骑兵在抗日战争时的训练。
敌后战场大多为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之前中共曾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游击战建议,未被采纳,而1938年10月之后,蒋中正看到中共游击战法之成效,遂决定重视敌后游击战[84]。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中正在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说:“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人之后方,而牵制敌人之行动,破坏敌人交通运输,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作战”[84]。与会的第十八集团军代表朱德提交了国共两党举办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的提议,并获得蒋中正同意。1938年11月25日,蒋中正于南岳军事会议确立敌后战场作战方针,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85],并确定仿效共产党、八路军的办法,在南岳创立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85],同时向中共请求派遣干部作为教官展开培训[84]。其后叶剑英、李涛等30多人代表中共军队前往执教。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办7期,每期3个月,毕业学员共计5659名。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学员成为了成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85]。

国民政府将敌后战场划分为十二个作战区域。第一战区建制豫皖边区总指挥孙桐萱、豫南游击区、豫北游击区、河北游击区、豫鲁边区、太行游击区庞炳动、中条游击区高桂滋。第二战区建制第七游击纵队、陕东河防游击纵队、河北民军等。第三战区建制福建保安司令陈仪、温台宁守备俞济时、第一游击区陶广、第二游击区顾祝同。第四战区建制西江挺进、琼崖游击区、广东南路第七游击区、粤桂边区游击。第五战区建制鄂豫边区游击、豫鄂皖边区游击(廖磊、李品仙)、鄂东游击区。第六战区建制游击总指挥、挺进军。第七战区建制闽粤赣边区、东江指挥所挺进纵队、海陆丰守备区。第八战区建制察哈尔游击区、绥远游击区、伊盟守备军陈长捷、东北挺进军马占山。第九战区建制湘鄂赣边区游击(挺进军)。第十战区建制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鲁苏战区建制山东游击沈鸿烈(1942年改为于学忠,1943年7月国府将鲁苏战区与鲁苏皖战区合并第十战区)、第一游击区韩德勤、鲁东游击牟中珩。冀察战区建制察哈尔游击石友三、河北战区游击指挥孙良诚、河北民军、太行山游击区庞炳动。[86]

另外还有民间与共产党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国民政府敌后大规模扫荡,国民政府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也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共产党利用其游击战的技巧,生存下来,利用这种“真空”迅速发展。

随着汪精卫等投日,几十万敌后的地方军阀部队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满意国民政府者投向共产党的部队。[来源请求]至1940年7月,共产党部队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这些部队除了反对日军之外,也经常与国民政府军起冲突。在1940年周恩来给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信中提到,中共的基本政策是支持蒋中正领导抗日,在中国百万以上的伤亡士兵中,八路军伤亡数量为三万人,新四军则为一千人[87]。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以彭德怀为主的部分将领未经共产党中央批准私自发动百团大战[88],初期动员了22个团,主要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后又有其他共产党部队加入,据共产党所称共消灭日、“伪军”两万五千余人,俘虏约两万人。但共产党方面的军队也遭到一定的的损失。[89]

新四军在车桥战役战场上
中共新四军与当地国军因发展敌后根据地,占据有利地形等问题多有冲突,而其背后则是毛泽东的直接指使。1940年10月,中共新四军发动黄桥战役突袭苏北韩德勤部队[90],韩德勤部89军全军覆没。1941年1月4日至12日,共产党部队新四军9000余人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事先埋伏的国民政府军7个师8万余人袭击,除2000余人突围成功,多数战亡。该次事变称为“皖南事变”[91]。

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调回20余万部队,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先后共调集60万日军以及90万伪军,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92]。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度”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三光政策,有时更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93]。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退入山区和乡村,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并积极开展山地及平原游击战迟滞和消耗日军锋芒。华北日军因找不到共产党军队主力,便把参与扫荡任务的日军为基础,发动中条山战役、一号作战,以期消灭中国力量。

与此同时,中共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解决自己的补给问题。1940年起,中共根据地开始从事特货种植销售,1942年鸦片收入成为中共边区经济最重要收入来源,1944年更达到总财政收入80%的空前规模,透过此类贸易赚得许多金子、法币等[94][95][96],以晋北及陕北栽种区域最广[97][98][99],将鸦片统一收购运至耀县及柳林销售[100],国民政府曾于1943年4月欲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烟毒检查团赴陕北调查,遭萧劲光拒绝[101]

1944年3月5日至3月7日,新四军粟裕发起车桥战役,成为新四军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的开始,新四军在这之后又陆续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通过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新四军先后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0余处。[102]

同盟国与战略反攻

国军在鄂西三峡地区行军

开罗会议三巨头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变为美国。翌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不久之后,除了先前与日本签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以租借法案的名义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世界各国的介入主要是因为英美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废除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103]

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时,即珍珠港事件后仅数小时,由酒井隆指挥的日本军队从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卫战于此开始。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同时,日本在国内进一步征兵动员,将战场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英、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夺取当地产量丰富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并派兵向英国远东军进攻,接连攻克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并在暹罗湾发动主力决战,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击沉,标志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已无人能敌。

日本方面不满足于控制东南亚的油气资源,同时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转而出兵缅甸,意图切断滇缅公路孤立中国。此时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转而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求援。于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了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与日军会战,但是日军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于是日军迂回至中国军队背后,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破局成为各自溃退的惨剧,远征军第5军残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国或撤往印度,第66军撤退回国。这次战斗中,200师师长戴安澜战死。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而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和新38师师长孙立人、廖耀湘则留下继续负责在印度编练军队。

1943年11月,中国蒋中正委员长及夫人宋美龄,美国罗斯福总统,英国丘吉尔首相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开会,发表新闻公报《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自189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运输船队遭美国猎杀使得战争物资紧缺: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需打通中国的铁路线,于是日本发起了豫湘桂会战。日本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阵亡,结果日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后,华中日军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中共则在潘汉年通知下即早获知豫湘桂会战情报,几乎未遭受损失。[104]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此役日军事先精心准备,兵力也经过大大补充;中国守军一方面因为长期的相持局面而放松了警惕,另一方面精锐部队被史迪威调往西南战场,导致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日军虽然最终控制了华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并打通“大陆交通线”但却无法保证其使用顺畅,反而使得兵力分散的弱点更为突出,为中国日后的反攻创造了战略条件。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抢通中印公路。

日本战败(1945年2月-1945年9月9日)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为中国全权代表在侵华日军投降书上签字,1945年9月9日,南京。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向中国战区投降降书
参见:终战诏书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降书的日本代表。
1945年2月,英、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2月以后,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军于3月下旬从豫中会战之后的防线以东向西发动攻击,其前锋一直冲到西峡口。在湖北,3月日本军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过之后国民政府军随即发动反攻,收复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在湖南,日军以空军基地芷江为目标,于4月向湖南西部发动攻击,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军遭受挫败而退回原阵地。之后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向广西地区发动反攻,于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7日收复桂林,8月收复广西全境。此外,中国军队原本预定于8月收复广州以打通中国对外运输要道,因为日本投降而无须实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为了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塔密约》,随即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并立刻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红军投入到远东战场则多达150万人,双方的装备也相差悬殊,于是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出兵东北的苏联军队由于军纪败坏,对战败的日本人以及东北的中国人进行了抢劫施暴以及强奸等行为,在当地造成了巨大恐慌。在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东北前,苏联投入大量人力大规模拆运东北地区原有的工业、铁路等基础设施,给中国东北地区造成巨大损失。苏军撤出后,将大批军火弹药交给了中共军队[105]。

同时,由于美国的核武打击与苏联军队的参与,中国内部开始有人感觉到抗日战争终结之日即将到来。共产党由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将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据地一一连通。国民党方面也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产党军队则接收经营许久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但是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了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因为长期敌后发展的缘故,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增加了远在西南方面对敌正方的国民政府军接收日占领区的难度。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指示日本部队,除中国东北外,中国大陆及台湾、北纬16度北越南境所有日军,必须立即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及其代表投降。对此,冈村宁次表示绝对服从,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总司令名义致牒英、美、苏驻华大使,声言国民政府无法代表中国接受日、伪军投降,唯有延安总部才有权代表参加受降工作,并称蒋介石为“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挑拨内战”[106]。接着,朱德致电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中共将领投降,但最终遭到日军拒绝,盟国则完全不予理会[107]。

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军阀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来源请求]此段时间,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颇为惨重。战事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真正结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正式结束了。按盟军指令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必须立即向国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则不这么认为,除热河、察哈尔之张家口、山海关等6都市由苏联军所占据转交给中共外,其余重要都市多未进入和平状态,战事仍然持续的进行[108]。

12月25日,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政府,希望中国能尽快派兵赴日参加占领。后因国共内战,中国最终未能派占领军进驻日本。

外部援助

美国
美国国内的宣传海报,上书“这人是你的朋友——〔中国人〕——他为自由而战”
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过大量的援助。抗战初期,美国奉行中立政策,对中日双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为日本工业基础强于中国,此举实际上有利于日本。初期的美国援助,包括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和2000万美元的锡贷款。1940年汪精卫政权成立后,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华援助,同时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武器。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美国武器主要在远征军、驻印军的滇西缅北战场派上用场。

美国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对日本提出抗议并力促中国和日本的和谈。1941年,由于中日和议始终难于达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岛,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钢铁禁运。断绝了石油和钢铁来源的日本不得不冒险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发给“飞虎队”飞行员的识别“血幅”(上),以及绘有“飞虎”图案的美籍志愿大队徽章(下)
1941年,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飞行军官陈纳德在美中两国政府批准下,召集了一批名义上退役的美籍飞官,为中华民国空军组建了一个美籍志愿大队(俗称“飞虎队”),以帮助中国抗战;但飞虎队整训直到1942年才初步完成,因此在1941年日本零式战斗机横扫中国战场时,中国曾经历一段遭受日军空袭却无空中反击能力的时期。

中美士兵互插国旗。
美国参战后,承认志愿队员军籍,并将原志愿大队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与中国空军混合联队,在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防空情报电台总台首任少将总台长陈一白指挥侦报日机情报电讯精确,击落大量日机,令中国军民士气大增。14航空队与获得美援的中华民国空军取回了中国战场制空权,共击落日机2600架,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1942年末,日军占领缅甸,为防止日军入侵西南地区,国民政府炸断惠通桥并沿江布防,滇缅公路封闭。为保证中国的物资供应,美军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的驼峰航线,开始空前的大规模空运。在三年多向中国空运了超过70万吨物资。驼峰航线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极端恶劣,在运输过程中,损失了近500架飞机,有1579名美国飞行员遇难。1944年6月,美国飞机从成都多个机场出发轰炸日本本土,出击了900多架次。

苏联
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苏联先后与中国签订了三次贷款协议,总额为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苏联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

中国空军的霍克II战斗机
1937年10月,第一批苏联航空部队与500名苏军专家一同到达汉口空军基地,他们开始向中国飞行员教授驾机技术。苏联在战争期间,协助培养了部分飞行员、领航员及地勤人员[109]。1937年12月1日,苏联航空志愿队首次参战。1938年冬,第二批志愿队来华,其中有当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后在武汉和台北给予日军重创[109]。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苏日在张鼓峰(今中朝俄边境)发生冲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苏日在中国领土诺门坎(今中蒙边境)发生冲突,两次冲突都以苏军重创日军结束。

苏联继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中立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中立条约也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苏日签约后,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破例与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条约的有效期为5年。根据《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然而日苏双方都把对方作为潜在的敌人。日本把几十万关东军守在东北,准备大量化学武器一旦和苏联发生战争时用,直到今天,还有中国人因为地下化学武器泄露而伤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苏,而苏联支持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活动。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政府在中国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署了《雅尔塔条约》,划分了战后在华利益。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单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并于8月8日对日宣战,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岛和朝鲜半岛北部。苏联一个多星期的作战,换取了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样的“援助”有人[谁?]认为是更大的伤害。

德国

中国德械师士兵
德国也是抗战初期中国的重要援助国。德国顾问团在中国国民政府中服务。从1936年起,德国和中国签订了2.82亿马克的军火销售协议。希特勒曾经希望将中华民国拉入反对苏联的联盟当中,并积极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110]。1938年,在日本的抗议下,德国召回军事顾问,并中止同中国的军火合同。但德国军火在中国抗战初期依然有重大影响。中德合作令国民政府军装备大大改进。战争初期,中华民国政府曾有数十全德国装备的德械师[来源请求]投入战场,参与上海保卫战等战役。

英国
英国在19世纪时在中国拥有庞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东亚已是鞭长莫及,而且要与北非和西欧的德军作战,英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义上的。对中国的帮助行动包括开通滇缅公路和为驼峰航线提供基地。

华人华侨
抗战期间,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为中华民国抗战捐款已超过13亿元。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全国战斗机飞行员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队活跃在滇缅公路上,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畅通。

林云谷于1938年发表了小册子《抗战与华侨》,黄警顽(日伪占领上海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员)编写了的《华侨对祖国的贡献》,长达339页,由上海棠棣社于1940年出版,这两本书都详细介绍了华人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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