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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9 21: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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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策的转变与分而治之的策略
1943年,日本召集汪精卫(左三)、张景惠(左二)等傀儡政权首脑参加大东亚会议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和日本占领军
由于鉴于绵延上千公里的战线以及敌后区地方游击队等等之不安定因素,让日本此时对于中国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积极扶持中国人成立效忠日本的傀儡政权。[77]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与日本订立条约[78]:21,发行钞票。后来日本又在占领区设立了亲日的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分化中国的士气与国际影响力,但是蒋中正与国民政府没有屈服。
日本作战方针最早为“三月亡华”,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表示“东亚新秩序应由中日共同主导”、“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声称只要答应和解,就从华中、华南撤军,华北在名义上属于中国。日本仅用少量的资源即能引诱中国农工阶层加入皇协军的队伍,创造出大量的、不同名义的与日协作军,在经济上也诱惑资本受损的中国资产阶级,向他们开放日军占领区的实业投资。面对这些因素,国民政府中开始不断出现“中日和解”的声音。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由中国分担,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详见陶德曼调停),藉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65]
日本态度转变引起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注意,其中欧美研判三次近卫声明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苏联,这样的行动将有助于各国的利益,与慕尼黑协定类似,希望将日本的战火燃烧到苏联的土地上,因而欧美各国开始向国民政府派遣游説团劝説,希望蒋中正在各方利益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然而在内面临战局不利外受到列强压力的困局下,蒋中正对抗战始终未有动摇,坚持抗战到底,其夫人宋美龄亦以三国时期之赤壁之战曹操劝降孙权为例子劝告蒋中正切勿听信日本人而务必坚持坚持民族大义。[65]
受此影响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到达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打击抗战士气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后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中正派出特务企图暗杀而不果。3月,汪精卫在军统策划的刺杀事件中生还,这使得他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本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29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78]:132。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署《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同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随即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召集能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并抨击在国民党执政下,毫无政治自由可言[79]:124。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共则表态全力支持[80] 并为此发表社论[81]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强调东北四省及外蒙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苏日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同时日本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政府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
敌后战场的发展
1937年8月,中共向国民政府提出“红军擅长运动战,阵地战非其所长”,因而红军“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82]
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由于军事进展过于迅速,兵力和后勤补给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证对主要城市和军事据点,以及主要交通线的占领。[来源请求]1938年5月,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提出抗日战争应分为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83]。
1939年9月,纳粹德国闪击波兰,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欧美列国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抗战。但德国军队进展超乎人们预料,连当时的欧洲强国法国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布投降,德国迅速组织力量对英国展开袭击。世界各地的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形式迥异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并使战略部署回复到会战前,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国民政府指挥的组织(如中国共产党着手设立边区政府、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
1940年夏,蒙古族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以保护自己的家园。图为蒙古骑兵在抗日战争时的训练。
敌后战场大多为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之前中共曾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游击战建议,未被采纳,而1938年10月之后,蒋中正看到中共游击战法之成效,遂决定重视敌后游击战[84]。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中正在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说:“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人之后方,而牵制敌人之行动,破坏敌人交通运输,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作战”[84]。与会的第十八集团军代表朱德提交了国共两党举办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的提议,并获得蒋中正同意。1938年11月25日,蒋中正于南岳军事会议确立敌后战场作战方针,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85],并确定仿效共产党、八路军的办法,在南岳创立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85],同时向中共请求派遣干部作为教官展开培训[84]。其后叶剑英、李涛等30多人代表中共军队前往执教。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办7期,每期3个月,毕业学员共计5659名。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学员成为了成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85]。
国民政府将敌后战场划分为十二个作战区域。第一战区建制豫皖边区总指挥孙桐萱、豫南游击区、豫北游击区、河北游击区、豫鲁边区、太行游击区庞炳动、中条游击区高桂滋。第二战区建制第七游击纵队、陕东河防游击纵队、河北民军等。第三战区建制福建保安司令陈仪、温台宁守备俞济时、第一游击区陶广、第二游击区顾祝同。第四战区建制西江挺进、琼崖游击区、广东南路第七游击区、粤桂边区游击。第五战区建制鄂豫边区游击、豫鄂皖边区游击(廖磊、李品仙)、鄂东游击区。第六战区建制游击总指挥、挺进军。第七战区建制闽粤赣边区、东江指挥所挺进纵队、海陆丰守备区。第八战区建制察哈尔游击区、绥远游击区、伊盟守备军陈长捷、东北挺进军马占山。第九战区建制湘鄂赣边区游击(挺进军)。第十战区建制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鲁苏战区建制山东游击沈鸿烈(1942年改为于学忠,1943年7月国府将鲁苏战区与鲁苏皖战区合并第十战区)、第一游击区韩德勤、鲁东游击牟中珩。冀察战区建制察哈尔游击石友三、河北战区游击指挥孙良诚、河北民军、太行山游击区庞炳动。[86]
另外还有民间与共产党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国民政府敌后大规模扫荡,国民政府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也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共产党利用其游击战的技巧,生存下来,利用这种“真空”迅速发展。
随着汪精卫等投日,几十万敌后的地方军阀部队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满意国民政府者投向共产党的部队。[来源请求]至1940年7月,共产党部队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这些部队除了反对日军之外,也经常与国民政府军起冲突。在1940年周恩来给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信中提到,中共的基本政策是支持蒋中正领导抗日,在中国百万以上的伤亡士兵中,八路军伤亡数量为三万人,新四军则为一千人[87]。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以彭德怀为主的部分将领未经共产党中央批准私自发动百团大战[88],初期动员了22个团,主要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后又有其他共产党部队加入,据共产党所称共消灭日、“伪军”两万五千余人,俘虏约两万人。但共产党方面的军队也遭到一定的的损失。[89]
新四军在车桥战役战场上
中共新四军与当地国军因发展敌后根据地,占据有利地形等问题多有冲突,而其背后则是毛泽东的直接指使。1940年10月,中共新四军发动黄桥战役突袭苏北韩德勤部队[90],韩德勤部89军全军覆没。1941年1月4日至12日,共产党部队新四军9000余人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事先埋伏的国民政府军7个师8万余人袭击,除2000余人突围成功,多数战亡。该次事变称为“皖南事变”[91]。
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调回20余万部队,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先后共调集60万日军以及90万伪军,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92]。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度”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三光政策,有时更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93]。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退入山区和乡村,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并积极开展山地及平原游击战迟滞和消耗日军锋芒。华北日军因找不到共产党军队主力,便把参与扫荡任务的日军为基础,发动中条山战役、一号作战,以期消灭中国力量。
与此同时,中共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解决自己的补给问题。1940年起,中共根据地开始从事特货种植销售,1942年鸦片收入成为中共边区经济最重要收入来源,1944年更达到总财政收入80%的空前规模,透过此类贸易赚得许多金子、法币等[94][95][96],以晋北及陕北栽种区域最广[97][98][99],将鸦片统一收购运至耀县及柳林销售[100],国民政府曾于1943年4月欲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烟毒检查团赴陕北调查,遭萧劲光拒绝[101]
1944年3月5日至3月7日,新四军粟裕发起车桥战役,成为新四军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的开始,新四军在这之后又陆续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通过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新四军先后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0余处。[102]
同盟国与战略反攻
国军在鄂西三峡地区行军
开罗会议三巨头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变为美国。翌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不久之后,除了先前与日本签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以租借法案的名义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世界各国的介入主要是因为英美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废除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103]
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时,即珍珠港事件后仅数小时,由酒井隆指挥的日本军队从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卫战于此开始。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同时,日本在国内进一步征兵动员,将战场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英、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夺取当地产量丰富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并派兵向英国远东军进攻,接连攻克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并在暹罗湾发动主力决战,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击沉,标志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已无人能敌。
日本方面不满足于控制东南亚的油气资源,同时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转而出兵缅甸,意图切断滇缅公路孤立中国。此时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转而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求援。于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了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与日军会战,但是日军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于是日军迂回至中国军队背后,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破局成为各自溃退的惨剧,远征军第5军残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国或撤往印度,第66军撤退回国。这次战斗中,200师师长戴安澜战死。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而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和新38师师长孙立人、廖耀湘则留下继续负责在印度编练军队。
1943年11月,中国蒋中正委员长及夫人宋美龄,美国罗斯福总统,英国丘吉尔首相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开会,发表新闻公报《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自189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运输船队遭美国猎杀使得战争物资紧缺: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需打通中国的铁路线,于是日本发起了豫湘桂会战。日本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阵亡,结果日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后,华中日军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中共则在潘汉年通知下即早获知豫湘桂会战情报,几乎未遭受损失。[104]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此役日军事先精心准备,兵力也经过大大补充;中国守军一方面因为长期的相持局面而放松了警惕,另一方面精锐部队被史迪威调往西南战场,导致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日军虽然最终控制了华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并打通“大陆交通线”但却无法保证其使用顺畅,反而使得兵力分散的弱点更为突出,为中国日后的反攻创造了战略条件。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抢通中印公路。
日本战败(1945年2月-1945年9月9日)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为中国全权代表在侵华日军投降书上签字,1945年9月9日,南京。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向中国战区投降降书
参见:终战诏书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降书的日本代表。
1945年2月,英、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2月以后,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军于3月下旬从豫中会战之后的防线以东向西发动攻击,其前锋一直冲到西峡口。在湖北,3月日本军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过之后国民政府军随即发动反攻,收复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在湖南,日军以空军基地芷江为目标,于4月向湖南西部发动攻击,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军遭受挫败而退回原阵地。之后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向广西地区发动反攻,于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7日收复桂林,8月收复广西全境。此外,中国军队原本预定于8月收复广州以打通中国对外运输要道,因为日本投降而无须实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为了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塔密约》,随即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并立刻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红军投入到远东战场则多达150万人,双方的装备也相差悬殊,于是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出兵东北的苏联军队由于军纪败坏,对战败的日本人以及东北的中国人进行了抢劫施暴以及强奸等行为,在当地造成了巨大恐慌。在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东北前,苏联投入大量人力大规模拆运东北地区原有的工业、铁路等基础设施,给中国东北地区造成巨大损失。苏军撤出后,将大批军火弹药交给了中共军队[105]。
同时,由于美国的核武打击与苏联军队的参与,中国内部开始有人感觉到抗日战争终结之日即将到来。共产党由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将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据地一一连通。国民党方面也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产党军队则接收经营许久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但是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了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因为长期敌后发展的缘故,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增加了远在西南方面对敌正方的国民政府军接收日占领区的难度。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指示日本部队,除中国东北外,中国大陆及台湾、北纬16度北越南境所有日军,必须立即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及其代表投降。对此,冈村宁次表示绝对服从,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总司令名义致牒英、美、苏驻华大使,声言国民政府无法代表中国接受日、伪军投降,唯有延安总部才有权代表参加受降工作,并称蒋介石为“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挑拨内战”[106]。接着,朱德致电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中共将领投降,但最终遭到日军拒绝,盟国则完全不予理会[107]。
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军阀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来源请求]此段时间,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颇为惨重。战事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真正结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正式结束了。按盟军指令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必须立即向国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则不这么认为,除热河、察哈尔之张家口、山海关等6都市由苏联军所占据转交给中共外,其余重要都市多未进入和平状态,战事仍然持续的进行[108]。
12月25日,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政府,希望中国能尽快派兵赴日参加占领。后因国共内战,中国最终未能派占领军进驻日本。
外部援助
美国
美国国内的宣传海报,上书“这人是你的朋友——〔中国人〕——他为自由而战”
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过大量的援助。抗战初期,美国奉行中立政策,对中日双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为日本工业基础强于中国,此举实际上有利于日本。初期的美国援助,包括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和2000万美元的锡贷款。1940年汪精卫政权成立后,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华援助,同时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武器。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美国武器主要在远征军、驻印军的滇西缅北战场派上用场。
美国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对日本提出抗议并力促中国和日本的和谈。1941年,由于中日和议始终难于达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岛,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钢铁禁运。断绝了石油和钢铁来源的日本不得不冒险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发给“飞虎队”飞行员的识别“血幅”(上),以及绘有“飞虎”图案的美籍志愿大队徽章(下)
1941年,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飞行军官陈纳德在美中两国政府批准下,召集了一批名义上退役的美籍飞官,为中华民国空军组建了一个美籍志愿大队(俗称“飞虎队”),以帮助中国抗战;但飞虎队整训直到1942年才初步完成,因此在1941年日本零式战斗机横扫中国战场时,中国曾经历一段遭受日军空袭却无空中反击能力的时期。
中美士兵互插国旗。
美国参战后,承认志愿队员军籍,并将原志愿大队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与中国空军混合联队,在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防空情报电台总台首任少将总台长陈一白指挥侦报日机情报电讯精确,击落大量日机,令中国军民士气大增。14航空队与获得美援的中华民国空军取回了中国战场制空权,共击落日机2600架,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1942年末,日军占领缅甸,为防止日军入侵西南地区,国民政府炸断惠通桥并沿江布防,滇缅公路封闭。为保证中国的物资供应,美军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的驼峰航线,开始空前的大规模空运。在三年多向中国空运了超过70万吨物资。驼峰航线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极端恶劣,在运输过程中,损失了近500架飞机,有1579名美国飞行员遇难。1944年6月,美国飞机从成都多个机场出发轰炸日本本土,出击了900多架次。
苏联
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苏联先后与中国签订了三次贷款协议,总额为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苏联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
中国空军的霍克II战斗机
1937年10月,第一批苏联航空部队与500名苏军专家一同到达汉口空军基地,他们开始向中国飞行员教授驾机技术。苏联在战争期间,协助培养了部分飞行员、领航员及地勤人员[109]。1937年12月1日,苏联航空志愿队首次参战。1938年冬,第二批志愿队来华,其中有当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后在武汉和台北给予日军重创[109]。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苏日在张鼓峰(今中朝俄边境)发生冲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苏日在中国领土诺门坎(今中蒙边境)发生冲突,两次冲突都以苏军重创日军结束。
苏联继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中立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中立条约也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苏日签约后,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破例与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条约的有效期为5年。根据《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然而日苏双方都把对方作为潜在的敌人。日本把几十万关东军守在东北,准备大量化学武器一旦和苏联发生战争时用,直到今天,还有中国人因为地下化学武器泄露而伤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苏,而苏联支持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活动。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政府在中国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署了《雅尔塔条约》,划分了战后在华利益。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单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并于8月8日对日宣战,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岛和朝鲜半岛北部。苏联一个多星期的作战,换取了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样的“援助”有人[谁?]认为是更大的伤害。
德国
中国德械师士兵
德国也是抗战初期中国的重要援助国。德国顾问团在中国国民政府中服务。从1936年起,德国和中国签订了2.82亿马克的军火销售协议。希特勒曾经希望将中华民国拉入反对苏联的联盟当中,并积极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110]。1938年,在日本的抗议下,德国召回军事顾问,并中止同中国的军火合同。但德国军火在中国抗战初期依然有重大影响。中德合作令国民政府军装备大大改进。战争初期,中华民国政府曾有数十全德国装备的德械师[来源请求]投入战场,参与上海保卫战等战役。
英国
英国在19世纪时在中国拥有庞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东亚已是鞭长莫及,而且要与北非和西欧的德军作战,英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义上的。对中国的帮助行动包括开通滇缅公路和为驼峰航线提供基地。
华人华侨
抗战期间,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为中华民国抗战捐款已超过13亿元。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全国战斗机飞行员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队活跃在滇缅公路上,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畅通。
林云谷于1938年发表了小册子《抗战与华侨》,黄警顽(日伪占领上海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员)编写了的《华侨对祖国的贡献》,长达339页,由上海棠棣社于1940年出版,这两本书都详细介绍了华人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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