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值得一读

假如中国发生革命 2012/02/23 

作者：陈行之 中国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文化，这块广袤的土地是制造专制者的最好温床，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发生革命导致专制的状况，实在与这种文化有关。这里说的文化，当然不单纯指孔子同志的儒家主张，更是指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不是专制者制造专制，而是我们制造专制者，专制者才得以制造专制。 1  　　 我很少听从网友建议去写文章，这是因为我固守一个原则，对没有经过慎重思考的问题尽可能不发表看法，然而本篇却是地地道道的“命题作文”。最近（“韩三篇”发表以后）关于革命的话题突然热络了起来，很多网友给我来信，希望听一听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让我很为难，如果我说：“我还想看一看。”读者一定会觉得我虚伪，看来只能遵命了。  　　 我想说一说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革命以后会怎样？一定有人不以为然：“现在连革命的毛儿都还没有看见一根，你却要说革命以后会怎样？你是不是傻掉了？”我没有傻掉，我是这样看的：革命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过程，有开始就会有接续，有接续就会有结局，它的内在品性不仅见诸于发端的部分，也会渗透进接续的部分，更会最终决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所以，对结局的关注实际上是一种逆向考察，是可以破解隐含在革命之中的遗传密码的。 　　 为了对革命有一个具象的概念，我先说一件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这件事我以前曾经提及，不可避免会在行文上有重叠，敬请读者原谅。  　　  2  　　 1927年年初，还没到春节，天气异常寒冷，一个早就对社会不满的家伙，根据“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怀揣颠覆国家政权的企图，到我国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窜访，在乡下和县城召集农民代表开会，向他们了解最近几年政府违法占地、强制拆迁、农村黑恶势力与基层政权勾结鱼肉乡里的情况。  　　 85年前的国家权力机构还不像如今这样致密，再加上五县三十八乡的政府的公仆们大局意识不强，在“维稳”问题上严重失职懈怠，导致这位刚过33岁生日的家伙从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整整猖獗地活动了32天，居然没有被举报，没有被拘押，没有被送进派出所“躲猫猫”，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这个家伙根据这次流窜考察写出了一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且居然发表了出来，深得国内外敌对势力赞扬和欣赏，此文作者被誉为最深刻看清中国问题的完全彻底的革命者。  　　 这个赫赫有名的造反者和革命者，就是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被我们所敬爱，当然不仅仅因为他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这一件事，作为最坚定的革命者，这位同志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真可谓在刀尖上行走，抛头颅、洒热血，将生死置之度外，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最后终成正果，夺取了全国政权，最终成为了“人民的大救星”、“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天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早就有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即便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难得不做坏事，我记得最初读到记述毛泽东1949年以后所做坏事的书籍时，真是如雷灌顶，呆若木鸡，完全不敢相信那些白纸黑字是真的，后来知道了一点儿政治哲学常识，也就释然了。  　　 现在，不管你对毛泽东是爱还是恨，有一点你无法否认，他的领袖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而这个位置的获得又直接渊源于他深邃的社会洞见、卓越的政治运筹和军事指挥才能，这都不是常人可以具备的。除此之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我也必须强调指出来，那就是他对人民尤其是对农民的深切热爱，这种热爱也是任何其他人无法企及的。  　　 “陈行之，我读过你很多文章，我曾经认为你是坚定的反专制主义者，今天我才算看清，你其实是一个五毛。” 对此我不做辩解，我们接着考察85年前发生的事情。 3  　　 流窜到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活动的毛泽东这样判断当时的中国社会：“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经历中，显然是选择了“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这是由他的社会革命思想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站在社会潮流顶端的那个人，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  　　 我们来欣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革命的几段著名文字——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宫污吏的墙脚。 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解，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篇幅所限，我不能做更多引述了，读者可以通过原文领略毛泽东作为最彻底的革命者是如何讴歌农民革命行动的。你会从文章中看到，给乡绅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没收他们的家业和地产、非法关押和枪决民愤极大的地主等等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可以被列为反社会暴行的行为，在毛泽东那里都成为了最值得赞美的革命事物；被严重破坏稳定的社会已经进入到反革命暴乱的状态，可见毛泽东的革命主张有多么激烈。  　　 能不能据此认为毛泽东有偏爱暴力的病态人格呢？我不这样认为。当一种社会力量用暴力的方式欺压人民时，人民当然有用暴力的方式反抗的权利，这在任何政治哲学教科书中都是常识，这也是人类历史普遍书写的篇章，美国的建国者甚至公然把这一条写进了《独立宣言》。毛泽东对农民暴力行为的赞美，我想没有什么其他原因，皆因他对农民情之所切，爱之弥深，他比所有人都更深切更直接了解到了农民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里遭受着怎样野蛮的欺压，因为这位出生于农村的年轻知识分子切实看到了农民生活的惨景，看到了整个中国从乡村到城市广泛弥漫着可耻的非正义。  　　 这是对么可贵啊！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打一个不适当的比喻：当乌坎告急的时候，你有胆量背着笔记本电脑突破包围潜入这个村子去组织村民开调查会和座谈会么？  你有胆量在那里呆一个月之久，切切实实了解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么？你有胆量写出一份《乌坎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且上传到网络或者发往国外么？你有胆量在报告中断言乌坎村村民冲击政府和烧警车的行为“好得很”么？你绝对没有这个胆量！可见，坐在书房里舒适地谈论革命是一回事，真的以“砍头不过碗大的疤”的气概投入革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绝不是偶然的，换一句话说，革命和革命者都不是闹着玩儿的，毛泽东当年做的事情不是一般人做得了的，没有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刻了解，没有坚定的对真理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信念，没有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同情，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境界，你连毛泽东的百分之一都做不到——用网络语言表述：你连给毛泽东提鞋的资格都没有，你不值毛泽东的一根汗毛。  　　  4  　　 有一句老话：“时势造英雄”。在历史情境中，所谓英雄，用浅白的话说，就是做正确事情的人，反之，我们把做不正确乃至于反动的事情的人叫枭雄。那么，什么才是正确呢？我以为这里大致有两个标准：一、你是不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做了时代迫切想做的事；二、你是不是在为人民谋利益，做了人民渴望你做的事。在这两点上，毛泽东全部做了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通常都认为1949年10月1日发生的事情是合乎逻辑的，用官方的话说，是“历史的选择”。  　　 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所谓历史的选择，在时间意义上不过是对某个历史时段的归纳性描述，这就好比我们在一条直线上标注出任意一个点，这个点看上去似乎是静止的（所谓“历史的选择”），然而在直线的延续中，它显示的则是另一种意义：它既是过去的结束，也是未来的开始。  　　 当毛泽东同志站在紫禁城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胡风先生热泪盈眶，用一个知识分子近乎于孩子一般的纯真热情，忘乎所以地高叫一声：“时间开始了！”说的就是旧时代结束了，新时代开始了。 　　 开始以后怎样呢？依照想象，“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应当心无旁骛，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了，人民应当心安理得地享受革命红利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相反，人们惊讶地看到，庞大的历史列车竟然开始倒行！  　  我们仍然以前面说到的农民问题为例。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事实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在形式和内容上与陈胜、吴广、李自成同志领导的农民起义没有什么不同，就个体来说，毛泽东也与这些人心灵相通、血脉相承——公元前209年，刚刚起事的陈胜同志壮怀激烈，曰：“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接着，这位眼盯着皇帝宝座的乡邮员悲愤地质问苍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意思是：“日你妈的！难道你们丫这些王侯将相就是天生的吗？！”过了两千一百四十五年，在贫瘠的陕北高原上，同样眼巴巴盯着皇帝宝座的毛泽东同志也壮怀激烈，赋诗曰：“惜 秦皇 汉 武 ，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 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思是：你们前面那些皇上都不济事，要说干事情，还得看我毛泽东的！结果，毛泽东像陈胜、吴广、李自成那样，也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旧王朝，也住进紫禁城做起了皇帝。  　　 做了皇帝的毛泽东得意地把自己定位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一种结合：“马克思”奠定了中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道路，“秦始皇”则把严厉的社会控制手段发挥到极致，整个中国变成了密不透气的铁桶。 这个铁桶首先窒息了中国社会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农民。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以私有制为标志的）中国农民数千年以来都未曾失去的土地，被国家强行掠夺了过去，尽管被冠以“集体所有制”的名称，然而就连村头的大槐树都悲哀地意识到，农民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了，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这种状况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发展到极致，那时候吃公共食堂，家里连碗筷炊具都被没收了。也就是说，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带领农民打倒了大大小小的地主，革命以后，他所统领的国家却成为了超级地主，中国农民成为了不得不依附在这个超级地主身上的佃农，佃农还可以依据选择东家，农民却被钉死在了超级地主家里，既无财产权又无迁徙权，具有很多奴隶的特点。无论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还是所谓市场经济时代的“国家征用”，超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掠夺，既残酷又无情，甚至可以说是血淋淋的，令人发指的，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更大范围内对自由和民主的压制，这种压制导致了怎样凄凉、晦暗的社会图景；这种压制在世界范围内怎样把中国弄成了让所有人警觉的“不正常国家”，我们就不说了吧！我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场伟大革命发生以后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严重的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无奈地想到如下问题—— 革命是靠得住的么？ 革命者是靠得住的么？ 5 我的回答是：革命是靠不住的，革命者也是靠不住的——就连毛泽东这样对人民抱有最深切感情的革命者最终都成了人民利益的戮害者，你对其他人还能抱怎样的指望呢？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中国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文化，这块广袤的土地是制造专制者的最好温床，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发生革命导致专制的状况，实在与这种文化有关。这里说的文化，当然不单纯指孔子同志的儒家主张，更是指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不是专制者制造专制，而是我们制造专制者，专制者才得以制造专制。 假如胡风先生当初别喊那句“时间开始了”，他还会遭受磨难，最终被革命碾碎么？假如中国知识分子在1957年堂堂正正站立，决绝地宣称：“不自由，毋宁死！”  中国大地还会发生那场血雨腥风式的政治清洗么？假如中国科学家1958年不像钱学森那样违背科学精神，揣摩圣意，发表文章论证粮食亩产达到数万斤“是可能的”，大跃进所造成的民族灾难还会那么骇人听闻么？假如周恩来不是毛泽东的仆从，而是一个有独立意识和独立作为的政治家，毛泽东的罪恶还能够延续那么久么？假如林彪和林立果打出反对党的旗号，就像台湾民进党叫板国民党那样，在顺应民意中拓展政治作为，他们还会以宫廷政变者的身份被记入历史么？假如中国人具有明确的自由、民主意识，成熟到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掠夺面前像大山一样屹立，同声说：“不！”改革开放还会演变为权力和资本对国民财富肆无忌惮的饕餮么？中国还会面临“有可能中断现代化”（吴敬琏语）的危险么？ 遗憾的是历史从来不相信“假如”，它总是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和路径发展，所以，在中国革命这条道路上，该发生的全部发生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我们目前所置身的这个时间节点，是过去之延续，未来之开始。 在这“过去之延续，未来之开始”，除了想到上面这些之外，我还想到，如果真的发生革命，绝对不能再任由革命者去操纵革命了，必须有一种独立的超然的力量来看护革命，这意味着革命者（那时候革命者已经成为了统治者）必须被监督，绝对不能给任何人复辟专制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学者李劼先生在回顾埃及巨变的文章中，提出了“义工”的概念，他以两个平静地参与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去赴死的普通人为例，来说明真正的革命需要那些不计代价的参与者，对人很有启发。 李劼先生说：“假设1989年，中国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懂得为这个民族做一次义工，那么局面就可能完全不同。因为惟有义工的心态，才不会计较利害得失，才不会把好不容易聚焦起来的力量，交付给某个政治利益集团，不管是开明的，还是保守的。政治利益集团再开明也跳不出利益的考量。任何一个政治利益集团都不会成为一个义工族群。这是义工的价值所在，也是义工超越功利而独具的审美境界。义工所独具的境界，不计毁誉荣辱，惟有义无反顾。中国的知识精英，最缺乏的最害怕的就是义无反顾。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政治枭雄几乎一致。枭雄的理论是革命不能白革；精英的心理通常是代价不能白付。这倒并非中国特色，西方社会、美国学府亦然。”（李劼：《义工：埃及巨变给中国人的最大启示》） 李劼先生进一步指出：“从埃及巨变中，人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要素，中国全都具备，诸如突发事件，千百万群众上街，媒体的空前关注等等；几乎所有的画面，当年都在中国出现过：民众与军队的对峙，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口号震天响。但比较过后，人们又可以发现，比起埃及巨变的历史时刻，在中国精英群落里似乎什么都不缺，独缺义工。那年在北京街头做义工的全都是无名无臭的平民百姓，即便是一尽挺身挡坦克义务的也是普通男女学生。”（引文同上） 这非常值得深思。 所谓“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实际上是说，时间节点与时间节点不同，它有一个递进和上升的过程，这意味着当我们现在回望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较以前明亮了，我们看得到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了；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较以前透彻了，我们警觉到必须警觉的东西了。 我们可不可以相信一再上演过的历史戏剧不会再重演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