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党史不要对毛泽东的罪恶遮遮掩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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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对毛泽东的罪恶不要再遮遮掩掩

成文日期：2012-01-31 03:39:14       更新日期：2012-01-31 03:39:14        

作者：陈振中
        
        
        
        2004年“两会”召开期间，关于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四位党的领袖是非功过问题，我曾上书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无回音。党十七大召开期间再次上书，仍无回音。这是我第三次上书。

        我之所以一再冒着极大政治风险上书，是因为我是军人、共产党员；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美丽还是丑恶，既代表我，也代表你们。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干休所离休干部，离休前是故事片摄影师。我一生从事影视工作，对于党史和党内权力之争知之甚少。毛泽东逝世后，对于新闻出版、报刊媒体的控制比过去宽松了，不再像毛泽东时代，大兴“文字狱”以言定罪，人们才有机会看到原汁原味，没有经过整容的党史资料。

        尚健在的老一辈革命家、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和死难者的知情人，拨乱反正，撰写了许多很有分量的文章、回忆录，揭露了党史中没有记载，毛泽东亲手策划的多起重大政治冤案。他死后，受害者都平反昭雪，害人者却没有受到指控。

       迟到的公正无法弥补血淋淋的事实。凡是有良知的人，看了这些冤案都不会无动于衷。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如醍醐灌顶，冲掉了蒙蔽我几十年的有色眼罩，改变了我对毛泽东的认识。

        毛泽东一生追求的是权力，地位，女人。为了达到目的，巩固终身制独裁统治，不择手段，搞阴谋，设陷阱，借刀杀人，无所不用其极。千百万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精英，没有死在对敌斗争战场，却死于毛泽东的暴政。

        毛泽东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喜新厌旧，移情别恋，未婚先孕，晚年喜欢“老牛吃嫩草”，被他“宠幸”过的少女，都是他孙女、曾孙女辈的，缺少起码做人的道德底线。中央纪检部门对毛泽东搞三宫六院，强占良家妇女的违法乱纪、绯闻丑事，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习以为常，不敢批评监督，有些人还投其所好，充当“太监”，为他“拉皮条”提供方便。

        既然伟大领袖喜好这一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凡是党内的大贪小贪被曝光后，除了经济问题外，几乎都有“包二奶”傍“小秘”的丑闻。上梁不正下梁歪，经济加二奶成了中国腐败的特色。毛泽东这颗毒瘤不切除，必然要在党的机体内扩散，党中央反腐败决心虽然很大，却越反越多，根源就在于此。

        人平不语，水平不流。

        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敢不敢正视毛泽东的罪恶，能不能与他的罪恶划清界限，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试金石。

        毛泽东罪恶滔天，我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全面评价毛泽东我没有资格。只是将他逝世后三十多年来，我读书、剪报、摘抄、积累的零碎史料，归纳整理，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拒绝淡忘。

        毛泽东已死，他的罪行可以赦免，但是，历史不能留白。

        话说的直白。爱之深，责之切。我下面引用的事实、数据都是书刊上发表过的，均注明作者和出处。

一、毛泽东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也不是党第一代领导人

        江泽民文集中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词典解释“缔造”是创始，建立的意思。“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没有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他既不是党的缔造者，也不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江泽民歪曲事实，篡改历史，无原则地吹捧毛泽东，是想通过抬高毛泽东同时抬高自己，水涨船高，浑水摸鱼。否则江泽民怎么会成为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应有自知之明，自不量力，既可怜又可耻。

        1，毛泽东与陈独秀谁是中国共产党缔造者？

        半个世纪以来，陈独秀一直遭受着国内以毛泽东为首的极左分子的不公正的诬陷与批判。时间和历史是公正的，几只乌鸦的翅膀遮不住真理光芒。

        陈独秀是被污水泼遍全身的伟大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最早的工运领袖，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

        十月革命前，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他所办的《新青年》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最先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

        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不同流派，在探索救国图存的出路问题方面发生分歧，争论的焦点是以暴力还是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当时，陈独秀的观点是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的。

        陈独秀1917年1月1日，在回答《新青年》读者楮葆衡的信中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可以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并兼未盛也。”廖廖数语，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的学说，理解是相当正确的。陈独秀早期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1917年“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传播马列主义。“南陈北李”在创建共产党小组时，毛泽东只是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的学生，还没有入党。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杨昌济（杨开慧之父）帮助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他非常想结识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知名人士，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北名学者、名教授。可是，这些著名文人不屑于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的湖南土话，毛泽东想方设法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哲学研究会，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研究》文章，才有机会与陈独秀攀谈。

        1919年“五四”运动，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毛泽东发表文章讨好陈独秀说：“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豪末，并且留着一个大大的纪年于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为了给党的领袖陈独秀拍马屁。喊“万岁！”毛泽东是始作俑者。（摘自：《党史天地》2007年第五期，张家康著：《毛泽东与陈独秀》）

        从“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陈独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挥操纵北伐运动。

        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主要内容是清算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错误。在斯大林的代表罗米那兹、毛泽东极左派操纵下，不让当时还是总书记的陈独秀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都归罪于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实际，毛泽东在农村发动的农民痞子运动，才是导致国共分裂根本原因。“八七会议”之后，受到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极左派打击排斥，陈独秀先后被扣上“右倾”、“托派”的帽子，被陷害排挤出党。

        在逆境中，蒋介石等曾多次以官位、金钱拉拢陈独秀，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刚直不阿。陈独秀是共产党内至死未做违心的检讨的第一人。

        通过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正确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第三国际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与陈独秀所谓第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是错误的。陈独秀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六大”前的领导核心成员，是由高级知识分子、教授、学者、文人组成，大都有留法、留苏、留德、留日高学历。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李达、王明、李立三、周恩来、朱德、陈毅、张闻天等都是留学生，有着鲜明的学者、文人气质。毛泽东土生土长，没有高学历，当时与这些人搭不上调。毛泽东既羡慕，内心深处又看不起这些知识分子，他用“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多越愚蠢”的逻辑安慰自己，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阿Q阴暗心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是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利瓦伊汉、谭平山7人组成中央政治局。1928年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授意下，这次政治局常委变动是增加了三名工人出身的常委，常委名次排列为：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六大”前毛泽东没有进政治局，既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更谈不上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

        从1928年的“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中间相隔十七年没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这期间在党内经历了残酷的斗争，是毛泽东篡党夺权的漫长的过程。其斗争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与国民党的斗争。
        经过十七年血腥的斗争，1945年“七大”毛泽东把党内所有地位比他高的知识分子都整肃下去了，或置于他的脚下，坐上党的第一把交椅，成了党和国家终身制领袖，直到1976年他逝世，终身未变。

        2，为了混入党的创始人行列，毛泽东谎报入党时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7年7月23日在上海开始举行。出席代表共13人：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此外还有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但他们还不是党员。李达是会议主持人，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开会吧，回去之后再入吧！”。毛泽东虽然参加了“一大”，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

        1997年去世的99岁湖南老党员易礼容证实说：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湖南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小组，我和毛泽东都是“一大”之后，参加共产党的。

        据利瓦伊民（军科院原军史研究部副部长）在2009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中揭露：1956年“八大”审查代表资格，毛泽东亲自填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当事人问他入党介绍人或证明人时他回答：没有。该文还介绍1920年湖南成立第一个共青团小组，刘少奇就是这个团小组的团员，也可以证明毛泽东也不是团员。因为当时毛已坐上党的第一把交椅，谁也不敢进一步追问。党龄一年之差对毛泽东非常关键，既然是“一大”前入党，就可以鱼目混珠成为党的缔造者、创始人、第一代领导人了。

二、毛泽东贪他人之功为己功

        江泽民在他文集中还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

        党史记载，朱德、周恩来、叶挺、贺龙、陈毅等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主要领导者，毛泽东没有参加过“南昌起义”。

        同年9月9日毛泽东擅自发动的攻打浏阳的“秋收起义”彻底失败，6000起义部队剩下不足千人，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不会打仗，不善于在战场上排兵布阵。

        毛泽东走投无路，经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兴指点推荐，低三下四可怜乞求，才被景岗山根据地创始人袁文才、王佐收留。毛泽东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篡党夺权后，杀了袁文才、王佐。以后又去赣西南东固根据地篡夺领导权，又杀了根据地创始人李文林。

        30年代初，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打AB团，杀了10多万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其中包括21名军职高级干部。

        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17周年那天，中华苏维埃国成立，首都瑞金。由于斯大林欣赏毛泽东打AB团，共产党杀共产党有功，指名他为中华苏维埃国主席。毛泽东就是靠杀共产党人染红顶子，得到斯大林的赏识起家的。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不择手段，利用马步芳、马青方、马鸿奎的力量消灭四方面军两万余人；41年“皖南事变”是毛泽东给项英设陷阱：出发前毛泽东命令项英突然改变过江路线，故意扣压项英给顾祝同的电报，国民党第三战区不知他改变路线，引起误会。毛泽东把新四军军部一万人送入顾祝同的虎口。借刀杀人，手上不留痕迹。

        毛泽东最怕党内其它领导人的部队力量发展壮大，超过自己，一定不择手段消灭之，惯用手段就是借刀杀人，在这方面可谓“用兵如神”。

        朱德元帅是我军创始人——历史和人民公认的“红军之父”；一直是我军总司令，共和国第一元帅。多年来，在一些影视及文艺作品中，却把朱德元帅塑造成唯唯诺诺，平平庸庸，人云亦云，无所作为的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些游击战、运动战、抗日持久战的理论和经验都是朱德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最先提出的。可是，这些都被毛泽东剽窃，发明权成了他的，并且在毛选中公开发表出版。有些知情人向朱老总提出，16字诀等理论是您最先总结提出的，怎么成了毛泽东的？朱老总博大宽厚地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
        个人迷信，造神运动，养成毛泽东贪天功为己功，剽窃别人的成果为己有，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作者是庄重。他是一位有70多年党龄，92岁的离休干部，是粟裕大将的部下，毛泽东审查该文时，只是把标题中“劝”字改为“敦促”，又在杜聿明后面加个“等”字，作者就成了毛泽东了。

        1964年4月，出版的“毛选”四卷，他明目张胆地将别人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作者庄重说：“我幸亏当时容忍没有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我写的，否则文化大革命中就没命了。”庄重1957年被打成右派，关进监狱，64年出狱，“文革”期间被批判，腰椎被踢断，几乎被打死。直到毛泽东死后33年他才敢于直言了，他要名正言顺地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收入自己即将出版的文集。（以上两例摘自2009年《炎黄春秋》第7期《朱德：不可代替的总司令》作者：赵于平；《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作者：庄重。）

        在“文革”中，有个中学生在作业中填写了毛泽东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一位刚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判作业时在毛泽东上打了叉，为此，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0年。这个冤案就发生在我夫人执教的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中学。直到毛泽东逝世后，受害者戴立本老师才平反释放，由于受刺激太深，得了精神分裂症，释放后不能继续上课提前退休，目前仍然健在。

        打胜仗主要靠亲临战场，排兵布阵，审时度势，掌握时机，进退自如，才能百战不殆。只有通过战争掌握和熟悉上述具体军事技术的军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军事家。靠纸上谈兵，总结别人的经验，剽窃他人战果为已有，成不了真正军事家的。中国抗日、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十大元帅、几十位将军及成千上万的无名烈士浴血奋战打出来的，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功臣。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名副其实，才是中国杰出的军事家。

三、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他只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而已。毛泽东思想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痞子精神，与斯大林的城市流氓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精神相嫁接的产物。

        马克思出生于19世纪初，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积累阶段，他不能预知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他早期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对马克思的著作要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1895年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彻底摈弃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暴力革命和空想共产主义。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早年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空想共产主义，早在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就推翻了。《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几十年的最终结论。
        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以及执政后走什么路线的问题上，发生强烈争论和分歧，最后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以列宁为首主张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国际，政党为布尔什维克政党；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首，主张通过议会合法斗争取得执政地位，保护私有制，承认资本家、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主张以和平手段消灭三大差别的第二国际，政党为社会民主党。

        实践证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第二国际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苏联和东欧诸多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共产党退出执政地位，是最有力地证明。

        民主社会主义理想，在北欧的瑞典、芬兰、丹麦，和奥地利、荷兰等十三个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正在实现。这些国家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逐渐缩小；政府官员、社会民主党党员没有特权；收入越多纳税越多；医疗、教育收费很低或免费；高工资，高福利：瑞典普通工人的工资比罗马尼亚的市长都高。

        我们国家一位领导人（王震）访问瑞典时感慨地说：这不就是我们一直想追求的社会主义吗！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80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变动、大转型中没有失去执政地位，主要是毛泽东死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挽救了中国。实际上，我们目前所走道路，执行的施政纲领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保护私有财产，企业家（资本家）可以入党，承认知识分子、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人类共同追求最美好的社会，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的理想正在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家实现。

        毛泽东出身农民，没有完整系统地读马克思著作，根本没有弄请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把马克思丢掉的糟粕当作珍宝捡起来，并从极左方面修正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杰作”，他还认为是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在天之灵哭笑不得。

        《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说这就是整个《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后，不但要保留资本主义原有的民主、自由，而且“每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应当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多，在这样条件下，逐渐达到“一切人自由发展”，最终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

        俄国和中国先后在1917年和1949年以武装革命夺取了政权，社会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斯大林、毛泽东执政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是多了，而是没有了。实际，在苏联和中国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个大独裁者是自由的，在最高层领导中也无自由可言；苏联和中国像两个大集中营，全国人民，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的生死命运，都掌握在斯大林、毛泽东这两个大独裁者手中，他们想整死谁就整死谁。他对刘少奇说“我只要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他威胁周恩来说“你离右派只有50步了！”。这就是毛泽东一手遮天情况下的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毛泽东挥舞着空想共产主义和领袖个人专政两把刀子，把俄罗斯和中国人民祸害苦了。为了巩固其封建法西斯终身制独裁统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他们个人，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和人民内部。整人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把党内的领导干部和大批知识分子视为敌人，无情打击，残酷镇压，共产党杀共产党；共产党杀爱国的知识分子。沙皇、蒋介石想做没有做到的事情，斯大林、毛泽东替他们做了。

        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执行新经济政策，也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篡夺了领导权，废除新经济政策，并在党内开展血腥的阶级斗争，共产党杀共产党；先后杀了列宁时代全部政治局常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李科夫、布哈林。这个嗜杀成性的暴君，杀了政治局常委加米涅夫全家，连17岁儿子和保姆也不能幸免。

        据统计，“十月革命”期间24名中央委员，有14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60名军事将领中，有54人被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有9名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

        1934年苏共“十七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有270名代表没有投斯大林的票，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票数却远远超过了斯大林，不久，基洛夫被杀，凶手也随即被杀；杀害凶手的凶手又被暗杀。接着，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干部统统被以暗杀基洛夫的罪名处决，以追查刺杀者名义，在全苏联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十七大”代表1108人被捕，多数死在狱中，大会选出的中央和候补中央委员139人，有98人被枪毙了。

        据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回忆，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有2000万人遭迫害，700万人被枪毙；为了灭口，有两万多特工人员被处死。他的同乡好友奥尔忠尼启则因为劝说和反对他乱杀人也被他杀了。他的夫人与布哈林的夫人是好朋友，布哈林被杀后，斯大林的夫人疯了，后来自杀了；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叛逃到美国，写了《给友人的十二封信》，揭露了父亲的粗暴、残忍、毫无人性。斯大林的极左路线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祸害苦了。亲者痛，仇者快。

        斯大林掌权后，废除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城市消灭资产阶级，在农村农业集体化中，对富农采取肉体消灭政策，对他们家属子女采取扫地出门政策，数十万人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因得不到妥善安置，冻饿而死。由于农业集体化对生产力的破坏，造成全国性大饥荒，有数百万人饿死。

        斯大林执政初期，鼓励告密，大义灭亲。

        12岁少年帕夫利克告密父亲特罗菲姆是阶级敌人，其父被镇压。由于群众义愤，为特罗菲姆鸣不平，帕夫利克也被人杀死。当局怀疑帕夫利克是他祖父母和舅舅所杀，未经审判就将他们处决，并且株连了许多好人。其实，这是一起特大假案。当时，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苏联政府封帕夫利克为少年英雄，到处树他的铜像，街道、学校、集体农庄、飞机、轮船用他的名字命名；唱歌、绘画、出书、拍电影、邮票、连火柴盒上都印着帕夫利克的画像。

        斯大林在全国掀起告密的高潮，机关、学校、军队、政府各个部门搞肃反扩大化，逼供信、秘密处决、乱杀无辜，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斯大林密闻》、《莫洛托夫回忆录》、《苏联亡国的原因》、2007年10月《炎黄春秋》作者：思源）

       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波及到所有共产党国家，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被误杀。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受斯大林的指示和影响，毛泽东在江西根据地打AB团，打托派，共产党杀共产党，错杀了十万。（《苦难的祭坛——1957年》胡平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著）

        斯大林、毛泽东掌权后，不但没有消灭阶级，反而使原有的阶级更加对立，并制造了许多新的阶级。在中国连党和国家领导人、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都成了阶级敌人，被列入牛、鬼、蛇、神队伍。凡是与毛泽东看法不同的人，在党内外声誉好的人，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进行迫害。实际，被杀害的都是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难道托洛茨基、布哈林、刘少奇、彭德怀都是共产党的敌人吗？难道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在党内自相残杀吗？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虽然有矛盾，只是都想当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而已；但是，毛泽东对斯大林以暴力手段迫害政治对手和知识分子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柬埔寨原有人口700万，1975年—1979年，在波尔布特统治期间，有170万人死于非命，占全国人口25%。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后，波尔布特学习毛泽东“清理阶级队伍”的做法，比毛泽东更左，更残忍，把80%以上的人口轰出金边，进行大屠杀，在距金边11公里的CHEUNG,EK杀戮场的一个万人坑中就清理出8000具尸骨，其中有许多是未成年的儿童。像这样的的万人坑，在柬埔寨有多处。

        2006年春天，柬埔寨政府宣布将CHEUNG,EK杀戮场出租给日本一家公司作为赢利性旅游地，以揭示波尔布特的罪恶。（摘自2005年11月2日《青年参考》和香港凤凰电视台报导）

        1974年3月2日江青传达了毛泽东的新诗：“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待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倾向——藐视孔子，褒扬秦始皇。毛泽东要做中国的第二个秦始皇；在中国建立焚书坑儒的“秦家店”，比斯大林更独裁专制。

        马克思根本就不知道秦始皇和“秦家店”的政体是什么。但是，他对欧亚洲类似政体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此书论述拿破仑第三如何恢复帝制。马克思批判波拿巴主义十大特征是：

        1，波拿巴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很难说是哪一个阶级专政。如果，非要说成是阶级专政，那就是官吏、军队、警察这个阶级的专政，依靠这三大杠杆无限制的君主专政；
        2，波拿巴主义，不仅对人民大众专政，而且也对统治阶级实行专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无民主可言；
        3，它也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但却不那么固定。本来革命消灭了君主专制制度，但发现消灭的不是君主专制制度，而是从君主制度所夺来的进步；革命所夺得的民主主义成果，被狡猾的骗子消灭的一干二净；
        4，国家又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原始统治”状态，革命者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人民群众被奸污，被衣冠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毫无抵抗，甚至高高兴兴，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议会和选举不过是个装饰品，奉命表决，奉命执行，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点缀灰色的单调而已；
        5，波拿巴可以随时任免高级官吏、将军、大使、法官；各级主要官吏都是任命的；
        6，取消地方省、区的自治；
        7，贿买军队是波那巴主义的法宝之一；
        8，不听话的笔，要折断；乱说话的嘴，要封住；压制和消灭社会上、学校中能讲话和能写文章的分子；
        9，彻底消灭出版的自由，彻底消灭不同调门报刊，报刊全部官办；把讲坛上，报刊的言论，变成一个音调，一样的面孔，一式的的穿著。
        10，马克思所批判的波拿巴恢复帝制的十大特征，多么像毛泽东在中国建立的“秦家店”，这十大特征几乎每一条都能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对上号。毛泽东对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非常反感，因为，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无意却击中了毛泽东“秦家店”的要害。（《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马克思与“秦家店”》作者：尹振环）

        结语：毛泽东以斯大林为师，波尔布特以毛泽东为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比一代更独裁，更腐败，更残暴，杀人更多。他们是共产主义阵营内屠杀自己人最多的三大魔头。马克思在天之灵会承认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这些冒牌货和民族败类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先后所建立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体制，玷污了马克思主义，丑化了共产主义者的形象。

四、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假做真来真亦假

        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在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讲演，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中共党史都是假的”。他的直言不讳使我震惊，冷静地想一想，他的话针砭到党史的主要穴脉和弊端。

        说党史都是假的，群众难以接受。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总结他的宣传经验是：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假话，比直接说谎，更能欺骗思想简单、幼稚无知的群众。

        胜者王侯败者贼。由胜者书写自己的历史，撰写者精神境界没有司马迁的胆识和风骨，必然效仿戈培尔阿谀奉承，自吹自擂，给主子脸上贴金。

        《中共党史》就是这样撰写。为了掩盖毛泽东的罪恶和错误，不惜文过饰非，歪曲事实，把一切功绩成就都记在毛泽东的功劳簿上，把错误、缺点、失败都推给别人，这样恶劣的党风至今仍然在延续。

        请看以下例子：

        1，1981年11届6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定的调子是：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你能说这两句话都是假的吗？可是，中国的戈培尔却巧妙地用十几个字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把毛泽东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四人帮”的黑后台身份中划分出来，变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党中央人人有份，毛泽东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犯了错误的好人。

        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首犯毛泽东不但不被指控，反而奉若神明，并把他的头像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强迫群众顶礼膜拜。

        江青在法庭上气焰非常嚣张地对法官说：“你们所揭发都是事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主席指示办的，我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讲的是真话，说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张春桥则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对审判不公正表示抗议——无论检察官、法官提问什么，一言不发。演出了中外司法史上最大的一幕丑剧与闹剧。

        众所周知，“四人帮”只是毛泽东的替罪羊而已，首恶不办，拿从犯出气。这样先例一开，上行下效，中国司法能公正吗？中国共产党能取信于民吗？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等恶性案件接连不断发生，根源就在于此。

        这样明目张胆地在政治上弄虚作假，欺骗群众，善良的中国人欲言而不敢言，像卡在人们喉咙中的鲠刺，吐不出，咽不下。

        2，“决议”对扩大了五千多倍的“反右派”运动仍然肯定是正确的；对受害者不平反昭雪；不补发工资，而称为“改正”右派；为了要肯定反右派运动，还要留下几个毛泽东点过名的右派不予改正。其实，这些人也不够敌我矛盾。只是用他们作为遮羞布，掩盖毛泽东罪行的而已。

        由于肯定反右运动，对毛泽东的极左流毒没有肃清，在中国一旦被贴上右派政治标签，就像烤了的面包永远是黑的。朱镕基虽然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总理，在极左派心目中，仍然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按照毛泽东和极左派的逻辑，应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虽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的幽灵仍然笼罩着中国。“决议”可以用12个字概括：文过饰非，本末倒置，忽悠群众。

        3，30年代初，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发动领导的打AB团运动。有十多万优秀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被杀害，其中包括21多名军职干部。

        4，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借刀杀人，利用“三马”的强大兵力，在河西走廊消灭四方面军两万多人
。
        5，1941年毛泽东给项英设陷阱，出发前，突然命令项英改变路线，把新四军一万人送进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虎口，制造“皖南事变”。毛泽东在打仗方面不会排兵布阵，在借刀杀人消灭内部异己确实“用兵如神”。（关于三起重大政治冤案的详情后面还有专题说明。）

        毛泽东死后,1991年5月由解放军出版社重新出版的党史中，对这些重大政治冤案，有的根本没有写，有的轻描淡写，有的仍然被歪曲篡改。

        世界舆论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他们是20世纪三大独裁者，杀人最多的混世魔王。（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

        前西德总理勃兰特1961年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纪念碑前跪下，他这一跪人虽然矮了半截，他的形象却无比高大，无需语言，却清楚地表明了他本人和西德政府彻底与希特勒的罪恶划清了界限。80年代末柏林墙拆除，东、西德统一了。德国虽然出了希特勒这个民族败类，德国民族还是伟大的；勃兰特憎恶分明，知耻改正，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940年4月斯大林下令在苏联的卡廷森林，集体屠杀波兰26000被俘军人。2010年4月8日，纪念卡廷惨案70周年时，俄罗斯总理普京在现场下跪。俄罗斯人民唾弃了斯大林和他的铁血暴政，融入了自由民主的世界潮流。普京原为苏共特务机构“克格勃”的官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的新政取信于民，俄罗斯人民正在自由民主的光明大道上突飞猛进。

        只有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罪恶，仍然“宜粗不宜细”，捂着，盖着不让群众和受害者揭露批判。“文革”、“六四”在国际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至今，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没有与毛泽东、邓小平的罪恶划清界限。

        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在一些民主国家遭到抵制；去年，温家宝总理访英受到掷鞋的攻击。温总理无论在国内、国外人民心目中都是一个儒雅、和善、亲民、关心人民疾苦、平易近人的好总理。他宽容大度地处理了这一政治事件，显示了一个大国总理的高尚风采。实际，德籍华裔杨姓青年的鞋是投向毛泽东、邓小平的；温家宝总理只是代人受过而已。

        建国后，毛泽东全面执政27年中，大兴“文字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数千万人被整死、饿死。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没有死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手中，却死于毛泽东的暴政。

        文化大革命中，枪毙政治犯前，怕他（她）们讲话、呼口号——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史云峰的嘴被缝起来；王申酉的舌头被竹签子别起来；林昭枪毙后，向她母亲收子弹费，其母悲愤自杀而死。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中说：像张志新这样被错判错杀的有十四万八千人。

        毛泽东对待自己战友和爱国青年，比对待日本、国民党战犯还要狠毒。不要说有党性，就是稍微有一点做人的底线，也不可能对自己人下这样毒手。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各届领导人中给中国人民造成最深重灾难的一代枭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打着党和国家旗号，毛泽东给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带来的不是美丽耀眼的光环。国际社会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评价是野蛮、愚昧、流氓、邪恶。让全党、全国人民背着这样骂名，是不公正的。

        五、邓小平是经济改革的巨人政治改革的侏儒

        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野蛮、最黑暗的一页。这场人为的政治瘟疫，使无数幸福家庭毁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叶剑英元帅说：“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经济也被他折腾的到了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却千方百计地保护毛泽东。理由是顾全大局，怕引起动乱。这种说法只是借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尽人皆知，没有毛泽东作后盾，“四人帮”成不了气候。万恶毛为首，“四人帮”所做的一切坏事，都是在毛泽东支持下进行的。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党的干部、迫害知识分子不择手段，民愤极大，很不得人心。

        在逮捕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侄子毛远新时非常顺利，全民拍手称快。如果趁热打铁，审判“四人帮”时，指控毛泽东的罪恶，名正言顺。江青、张春桥大闹法庭的丑剧也不会发生。即便有少数极左分子闹事，也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因为，政权和军权并不在极左派手里。“文革”中所谓“二月逆流”的元帅、副总理就是反对极左力量的代表，粉碎“四人帮”时几位元帅、副总理均健在。当时，两个瘟神毛泽东、林彪、四只螃蟹已经先后“纸船明烛照天烧”了。在这样政治，军事力量对比情况下，谁肯铤而走险，甘心为这群魔鬼卖命当陪葬品。

        邓小平保护毛泽东实质是保自己，因为文革前他是中共总书记，毛泽东极左路线忠实执行者，深入揭批毛泽东，必然要联系到自己。

        1971年林彪之死，给毛泽东的打击是致命的，元气大伤。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才被起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再次把“反革命黑后台”帽子扣在邓小平头上，二进宫。“永不翻案”的辫子抓在极左派手中；“文革”前邓小平也是毛泽东极左路线忠实执行者，由于他背着两个沉重的包袱，毛泽东死后，第二次复出一直不敢理直气壮地与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决裂。

        邓小平从毛泽东极左路线上悬崖勒马，挽救了中国，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他的政治改革没有与经济改革同步，形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平衡、不匹配的局面。邓小平既要改革开放，又舍不得彻底抛弃毛泽东思想这块裹脚布，羁绊着自己的双足，作茧自缚，不能大踏步前进。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像扭秧歌一样走三步退两步，拦路虎和绊脚石是邓小平自己设置的。胡耀邦总书记被气死；“六四”反腐败爱国运动被镇压；赵紫阳总书记被迫辞职，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切都是保守派与改革派在较量；左爷爷们随时都想打着毛泽东的左旗兴风作浪，企图拔掉改革开放这面旗帜。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路线，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水火不兼容，互相矛盾。改革就是彻底否定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要改革的不仅仅是经济，主要是政治。邓小平的跛足改革站不稳，走不快，在意识形态方面改革派一直没有话语权，毛派随时可以说三道四，指责改革派“走资派还在走！”

        党中央至今仍然不肯承认“六四”是爱国反腐败行为；不肯给胡耀邦、赵紫阳总书记正名平反。“六四”的枪声打掉的是正义和人民群众爱国反腐败的热情，破坏了胡耀邦总书记创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此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了。

        公正是温润人心的爱；对胡、赵的不公正，使人感到心灰意冷。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独断独行的作风，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想怎么定就怎么定，一言九鼎，不受任何约束，更不会考虑受害群众的心声和疾苦。邓小平袒护毛泽东，保极左路线也是为了保自己；维护旧神，是为了树立新神。

        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独裁者》一针见血，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第二个大独裁者。

        邓小平采用诬陷“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罪名将魏京生逮捕，判刑15年。后来，作为邓小平访美交换条件，释放魏京生、方励之等政治犯到美国才获得自由。

        《伤痕》作者卢新华说：“我宁肯在地狱的泥泞中做一头可以自由滚爬的猪，也不愿意在‘天堂里’听一个人发号施令。”

        邓小平定调，对毛泽东的罪恶既不能揭露批判，也不受法律制裁，理由是毛功大于过，这个先例一开，上行下效。按照邓小平的逻辑类推，凡是功大于过的权贵们，整死几个平头百姓，与毛泽东整死国家主席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当然也可以逍遥法外。这就是邓小平遗留下来的政治上最大不公正，有这个最大不公正作为先例，中国社会上的一切不公正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邓小平在会议上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及功过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的一生评价，一直是有争议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看来，邓小平还是个有良知的共产党人。但是，他与斯大林、蒋介石死后，赫鲁晓夫、蒋经国的政治改革、转轨走向民主的思想差距太大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邓小平整得死去活来，并没有把他从昏晕中唤醒，如果没有“文革”一记沉重耳光，也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

        结语：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挽救了中国，立了大功。他是政治改革的拦路虎，绊脚石。至今，他的极左思潮仍然阻碍中国走向民主之路。

言之以理

http://zh.m.wikipedia.org/wiki/台灣白色恐怖時期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指1949年至1987年间在台湾发生白色恐怖的历史。1949年5月19日，中华民国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同年12月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退守到台湾。该戒严令则维持到1987年7月15日为止，总共长达38年。

不过台湾开始有白色恐怖事件可以追溯到台湾日治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案件之一即为1941年于南台湾高雄州爆发的高雄州特高事件。

简介编辑

台湾绿岛人权纪念碑：一道长约十来米的石墙上，刻满当年在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名单
戒严期间，当时立法院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在台湾扩散、巩固当权者统治地位以及完成国家建制的工程[1]，通过了《惩治叛乱条例》以及《动员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扩充了解释犯罪的构成要件，纵容情治单位机关介入所有人民的政治活动。国家公权力在长期戒严中受到滥用，人民的基本权利完全失去保障[2]。

根据法务部向立法院所提之一份报告[来源请求]的资料显示，戒严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29,407件，无辜受难者约14万人。然而，据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约6、7万件，如以每案平均三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3]，他们就是“白色恐怖”的牺牲者。（魏廷朝1997，2）

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府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个至5000个，甚至于8000个以上的本省和外省的“匪谍”、知识份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并将同样数目的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这就是一般所谓的“台湾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一直要到1984年12月，最后两个五零年代的政治终身监禁犯林书扬与李金木，在坐满34年又7个月以上的牢后，才释放出狱[4]。

1991年由于废除《惩治叛乱条例》，以及1992年《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条的修正，终结了言论叛乱罪的法律依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台湾白色恐怖的真正结束。

国会立法院于1998年制定《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

对于“白色恐怖”受难人数，白色恐怖基金会呈报行政院的数据，自1999年起至2007年6月底为止，申请补偿的件数为八千五百件，已领补偿金者为一万三千人。白色恐怖基金会执行长倪子修表示，这些只是领取受难补偿的人数，并非确切受难人数。

至2009年7月的白色恐怖基金会的确实统计，台湾在228事件后期到解严后两年的白色恐怖共43年期间，因思想、言论涉及叛乱罪，被依动员戡乱时期检肃条例逮捕受难者有8296人[5]。许多只身来台的外省人也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但他们可能没有亲人替他们追求平反，因此许多相关案情已经消失于历史。

影响所及，现阶段“白色恐怖”一词常被媒体用以作为指涉“政府滥权”的代名词。[6]

争议事件编辑

2008年总统大选前提醒中国国民党一党独大将使专制独裁还魂的户外看板
在2013年，有白色恐怖受害者直系海外家属出面要求平反补偿长达十年的受害监禁确切案件，但被台湾当局拒绝。这对台湾当局对白色恐怖时期历史负责及对受害人的真正态度打上了问号[7]。

“白色恐怖，其实是国民党针对社会主义在台湾扩散的一场政治运动。”对于白色恐怖的牺牲者之所以未被平反， 林书扬认为这是最关键的因素，他解释：“思想问题，是 最难解决的……对国民党来说，到目前仍认为当年的反共 国策是无需质疑的。同情共产主义者，仿佛就是一种原罪 ……国民党只是就当年的‘执法程序’作检讨。但从不愿 比照二二八事件，作公开道歉。” [8]

根据与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负责白色恐怖平反及补偿的台湾当局组织）[9]在2013年6月17号直接连系后得到的消息，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将于2013年6月30号面临停止作业，但是目前还有至少30多件试着申请白色恐怖平反及补偿的案件被拒绝及累积著（包括一些身在海外所以消息不灵通后来才发现的受害者及家属们的案件），都是因为申请期限已过。

这30多件未了案子中的受害者及家属们曾上书陈情于马英九总统请求延期，但他们的陈情书都一致的被总统府转送给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于是都不了了之。而且2013年初也曾有案子中旅美华人受害者直系家属越洋上书陈情立法委员林郁方要求协助延期，但被林郁方委员室以“机构已停办，无事可做”理由回绝，这旅美华人受害者家属越洋陈情书至今别无下文。

形成强烈对比的，当二二八事件在2013年又出现了30几个案子因过期无法申请，民进党立法委员就立刻挺身而出提案修法[10]，因此现在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另一个专门负责二二八事件平反及赔偿的台湾当局组织）已经过立法院修案又延期申请赔偿四年。

跟这些二二八事件今年又出现了的30几个案子比较之下，现在这些还在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试着申请台湾白色恐怖平反及补偿的另30多件案子就成了政治上的孤儿，没人提也没人理。

相关案件编辑
1940年代
四六事件（1948年）
杨逵的“《和平宣言》事件”（1949年）
钟浩东、蒋碧玉等人的基隆中学“《光明报》案”（1949年－1951年）
澎湖七一三事件：本事件受害者几乎为山东人，又称为“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为白色恐怖时代受害人数最多的单一事件[11]。
中华民国海军白色恐怖事件
1950年代
1950年
谢瑞仁、林书扬等人的“麻豆案”（1950年）
邓锡章、张伯哲等人的“台中案”（1950年）
林清良等人的“桃园案”（1950年）
黄纪男、廖史豪等人的“台湾再解放联盟”案（1950年）
1950年1月：台北市工委会案
1950年1月：警察界郑臣严案
1950年2月：邮电总支部案
1950年2月：吴石、朱谌之间谍案
1950年3月：汪声和、李朋案
1950年4月：山地工委会简吉案
1950年5月：铁路支部案
1950年9月：台北电信局支部案
1950年9月：台北街头支部案
1950年9月：李玉堂中将案
1950年11月：台湾青年自治同盟案
1950年11月：桃园街头支部案
1950年11月：新竹市社会主义青年大同盟案
1950年3月：台中武装工委会案
1950年6月：王臣滨案
1950年3月：台中市工委会案
1950年7月：王再兴案
1950年4月：中部山地林禄山案
1950年5月：西螺台湾再解放联盟案
1950年9月：朴子蔡瑞钦案
1950年10月：阿里山汤守仁案
1950年12月：江泰勇案
1950年5月：麻豆案
1950年10月：南化后掘基地李凯南案
1950年1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案
1951年
李友邦的“台湾独立革命党案”（1951年）
1951年1月：陈力群案
1951年1月：松山傅庆华案
1951年2月：军法处梁钟濬案
1951年8月：台湾独立党案
1951年1月：龟山陈盛妙案
1951年7月：中坜姚锦案（又称“客家中坜事件”）
1951年7月：大溪郭成案
1951年10月：桃园无线电台支部案
1951年5月：新竹市铁路支部案
1951年8月：台湾独立党案
1951年2月：陆军于成志案
1952年
黄温恭的“台湾省工委会燕巢支部案”（1952年）
吕赫若、郑定国等人的石碇“鹿窟基地案”（1952年-1953年）
1952年1月：学术研究会案
1952年1月：台大支部案
1952年6月：林金木案
1952年8月：段沄中将案
1952年6月：五结宜兰中兴纸厂案
1952年2月：铜锣黄逢开案
1952年6月：铜锣徐金生案
1952年10月：苗栗油厂支部案
1952年7月：台湾人民同盟案
1952年2月：阿里山李瑞东案
1952年2月：阿里山支部案
1952年4月：番路台湾前锋青年协会案
1952年1月：佳冬郑团麟案
1953年
1953年1月：大同公司林斯镒案
1953年1月：阮英明案
1953年4月：台北司机公会支部案
1953年2月：田尾绿帮革命团李书勋案
1954年
高一生、汤守仁等人的“高砂民族自治会案”（1954年）
1954年3月：台北市木工支部案
1954年6月：陶普斯号事件
1954年8月：孙立人案
1954年12月：林日高案
1954年8月：陈明贵案
1955年~1960年
1955年，孙立人兵变案，又称郭廷亮匪谍案，牵连者约三百余人。
1955年8月：大武陆军范立志案
“任方旭、任显群案”（1956年）
1956年7月：月员林江火社台独案
1958年4月：林文安案
1958年4月：海军台独案
1960年代
雷震、傅正等人的“雷震事件”（1960年）
黄纪男等人的“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案”（1961年）
苏东启、詹益仁等人的“苏东启案”（1961年）
陈智雄等人的“同心社案”（1961年）
施明德等人的“亚细亚同盟案”（1962年）
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等人的“《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案”（1964年）
林水泉、颜尹谟、黄华、许曹德等人的“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案”（1967年）
陈泉福等人的“台湾大众幸福党案”（1967年）
李敖“妨碍公务”（1967年）
“崔小萍案”（1968年）
柏杨的“大力水手事件”（1968年）
许席图等人的“统中会案”（1969年）
“陈中统案”(1969年)
李义平、高阵明等人的“山地青年团案”(1969年)
1970年代
江炳兴、郑金河、陈良等人的“泰源监狱案”（1970年）
谢聪敏、魏廷朝、李敖等人的“叛乱案”（1971年）
郑评等人的“台湾独立革命军案”（1974年）
吕文华等人的“台湾原住民独立运动案”（1974年）
“白雅灿案”（1975年）
“中坜事件”（1977年）
“余登发案”（1979年）
黄信介、吕秀莲、姚嘉文、施明德等人的“美丽岛事件”（1979年-1980年）
“林宅血案”（1980年）
1980年代
陈文成事件（1981年）
二二八受刑人案（1982年）
江南案（1984年）
蔡有全、许曹德的“台湾独立案”（1987年）
郑南榕自焚案（1989）
1990年代
陈正然等人的“独立台湾会事件”（1991年）
该案判决为有罪，此是台湾已经解严，而台湾民意也反对以国家暴力反台独，而民意也逼迫立法院废除各项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
郭廷亮案（1991年）
2000年代
监听国会事件
参考史料及研究书目编辑
（按照作者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柏杨，1996，柏杨回忆录，台北市：远流出版社。
邱荣裕，nd，台湾客家典型的白色恐怖政治事件：1950年代桃园县的“客家中坜事件”。台北：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引用于2005年5月10日：[1](该网页已被删除，请参考台湾客家典型的白色恐怖政治事件－1950年代桃园县的“客家中坜事件”)。
崔小萍，2001，天鹅悲歌---崔小萍的天堂与炼狱，台北市，远见天下。
黄徙，1992，台独的社会真实与新闻真实。台北县板桥市：稻香。
任育德，2003，从口述史看1950年代政治案件的女性受刑人，近代中国第154期。
柯旗化，2002，台湾监狱岛：柯旗化回忆录。高雄市：第一出版社。
蓝博洲，1991，幌马车之歌。台北：时报文化。
蓝博洲，1993，白色恐怖。台北：扬智。
李筱峰, 台湾戒严时期政治案件的类型, 新台湾新闻周刊, 2000/11/23
吕芳上计划主持，1999a，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相关人士口述历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访（上）。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
吕芳上计划主持，1999b，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相关人士口述历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访（下）。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
苏庆轩，2008，<国家建制与白色恐怖：五○年代初期台湾政治案件形成之原因>，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1998a，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零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一）：中外档案。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1998b，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零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二）：个案资料。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1998c，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零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三）：个案资料。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1998d，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零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四）：个案资料。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1998e，台湾地区戒严时期五零年代政治案件史料汇编（五）：附录。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王鼎钧, 2009, 《文学江湖》（在台湾三十年来的人性锻炼，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尔雅出版社
魏廷朝，1997，台湾人权报告书，1949-1995。台北：文英堂。
杨碧川，1997，台湾历史词典。台北：前卫。
朱德兰，2001，崔小萍事件，南投：省文献会。
朱德兰主编，2001，戒严时期台湾政治事件档案、出版资料、报纸人名索引，南投：省文献会。共2册。
曹钦荣、郑楠榕基金会，2012，流麻沟十五号：绿岛女生分队及其他，台北市：书林出版。
颜世鸿，2012，青岛东路三号：我的百年之忆及台湾的荒谬年代，台北市：启动文化。

言之以理

台湾几十年白色恐怖的碑文
ZT

碑文全文如下：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巨，史称“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纪念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


                              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委员会谨立

                                                                                                    2008年4月7日

毛毒不除，鲁难未已。
现在一大堆吃毛饭的寄生虫，没办法。

XUESONG

引用第3楼言之以理于2013-12-01 12:26发表的  :
台湾几十年白色恐怖的碑文
ZT

碑文全文如下：

.......

感慨！大陆什么时候才可以允许有这样“红色”恐怖的纪念碑，让人们自由反思历史，永远限制政府的权力，保证政府不再作恶！

你怎样评论2楼转的帖子呢？蒋介石有没有做？这是不是事实？蒋介石有没有错？

老夫

“既然伟大领袖喜好这一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凡是党内的大贪小贪被曝光后，除了经济问题外，几乎都有“包二奶”傍“小秘”的丑闻。上梁不正下梁歪，经济加二奶成了中国腐败的特色。毛泽东这颗毒瘤不切除，必然要在党的机体内扩散，党中央反腐败决心虽然很大，却越反越多，根源就在于此。“
还未看完，到了上面这段，觉得作者怎么有点激动了----这现下的“腐败”；“二奶”风的确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可这“上梁“， “党内的大贪小贪” 恐怕与毛是八杆子也打不着吧？

再有个共性的问题：现在是在位的都“信”形势大好；不在位的都是牢骚满腹，一肚子意见而且字字见血！为什么呢？

XUESONG

蒋介石绝对错了！国家是人民的，不是哪一个党的。它存在的目的是保护所有公民的生命和财产。要杀人，必须依据法律，走法律程序，而不是谁拍一下脑袋，就定人生死！

老夫

引用第6楼游客于2013-12-02 15:35发表的 回 5楼(XUESONG) 的帖子 :
你怎样评论2楼转的帖子呢？蒋介石有没有做？这是不是事实？蒋介石有没有错？

那时候台湾是很想统一，但很怕被统一，因此因渴望与惧怕而作了许多过分的事----在民主时代是很难想象的。可是同样的，在民主时代出了个民选的亿元总统，贪的有理的领导人也同样是很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