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泯灭，人性缺失，我们为什么心里充满恐惧：新社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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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惨绝人寰】

不堪回首的土改( 之1）

郝天雄

   现在去查阅“土改”时期的文章、书籍、档案、文献关于ZG发动乡村农民对地主、富农、乡绅的进行残酷斗争的记述，俯拾即是，有的打杀手段十分残忍，刑惩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

    据有关文献记载，1949年后，ZG夺取政权后不仅面临着外部世界的封锁，同时在国内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为了巩固政权、解决经济问题，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实行了“消灭”和改造政策，并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场“改造运动”在农村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夺取地主富农的财产，巩固红色政权。

    1950年2月24日，ZG通过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同年6月28日，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在全国全面开始了“土地改革”。中央还表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在ZG高层的指令下，干部们分成若干工作小组深入到全国各地农村。他们来到农村后，鼓动无田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份，全国至少2000多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而且，每一地区有一些声望的地主，都被定为“霸”，还分为恶霸、善霸、不霸。被定为“霸”的地主都要被处死。一声令下，全中国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富农的人头纷纷落地。（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称：中共掌权初期，镇压地主富农，一百到二百万。）

    土改头头们随心所欲、草菅人命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一些只有二三十来岁的年轻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10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惨绝人寰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有档案资料记载，晋西北兴县有个出名的开明绅士叫刘象坤，是个热心肠人，因为有财富，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刺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刘象坤哥哥刘少白（《毛选》第四卷有其名，毛认为的抗战时期的开明绅士）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农民们押回老家斗争，撤消一切职务。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为少白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得昏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黄河岸边，准备扔进河里，没想到刘玉明又苏醒过来。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端起刺刀，在他胸口猛扎两刀，他最终停止了呼吸为止。

　　兴县还有个名人叫牛友兰，他的名字也入了《毛选》，被毛认为是抗日爱国绅士。1948年毛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晋绥军区司令部，现为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牛家的房子。抗战中，他把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等值钱的财物全部捐献出来，土改前已落得身无分文过苦日子。土改来时仍然在劫难逃。他曾是晋西北首富。斗争大会上，有人别出心裁，拿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子。鲜血直流，会场上人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儿子牛荫冠（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竟大摇大摆地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污辱打击，回家后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终年63岁。

　　姚依林之妹姚锦女士编著的《姚依林百夕谈》一书里记载：“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碎石头，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其妻被一个姓田的土改分子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拉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的是增加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晚年编写的《牛荫冠纪念集》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王若飞的夫人李佩芝，从延安到晋绥边区从事土改工作。她所依靠的土改积极分子，有一个是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二流子。因为小偷小摸，曾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土改时，此人公报私仇，把那富裕中农打死。群众对此不满，李佩芝却回答说：“你们怎么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才去偷东西。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此人极不争气，后又偷了军区的一匹布，让军区给抓了起来，当做斗争对象押到会场。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当即遭到群众围攻，李又振振有辞地推销她那套阶级界限理论。群众心里好坏分明，此事后来闹得很大。

　　闹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成为风潮，还发展成扫堂子运动。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历时一年半的土改运动使解放区的整个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地区几乎颗粒无收，饿死的党员干部、普通群众不计其数。

    在《山西通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据兴县1948年6月22日的统计，全县8个区290个村庄，土改中被打死的即有1050人，其中地主384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的共有862人，其中地主255人，中农345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因冻饿而死的共63人，其中地主27人，富农33人，中农3人，上述3项共死亡1976人。至于被揪斗、被批判者，更是不计其数。”（《山西通史》第9卷，第146-14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山西兴县只是全国“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而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就杀害了200多万地主和富农。
　 “土改”运动的恶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1）“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
    推行“土改”等恶政，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中国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2）“土改”严重的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值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3）“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

　　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4万万5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近4000多万人……

　　（4）“土改”结束后，为随后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

　　“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直至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追本溯源，“土改”难逃罪责！

     这些所谓地主、包括家属子女，自土改后被当成奴隶；任人打骂欺压盘剝、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到改革开放后才能做人。


　　
不堪回首的土改( 之2）

“地主婆”被五花大绑着沉入河底

胡喜盈

　　
我们村前的那条河，在当地也算是条名河，每逢汛期，上游山洪下来，浊浪滔滔，宽达数里，真有点“一条大河波浪寛”的模样。但平时水并不深，只有村南“庙山嘴湾”，常年水深数丈，黑幽幽的。岸
边石崖直立，形成一个天然的跳水台，每到夏天，就成为人们洗澡和捞鱼模虾的好地方。然而，60年前的那年，可没有多少人敢到这里——因为河水是红的，水面漂着一具具肿胀的尸体！

那是1947年下半年，在当时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亲自训斥下，被指责犯了“右倾”错误的胶东区党委，为了“立功赎罪”，开始了一系列运动，首先是“搬石头”：把“成分不纯”的干部视为“绊脚石”清除掉，然后派出其他“立场坚定”的干部到各村，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分情况地斗“地主”、打“恶霸”。在“一切由贫雇农当家说了算”的影响下，打击面逐步扩大，乱打乱杀开始了。当时许多村的批斗会台子两边贴着：“血流变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对联，横幅写着“打死无论”；有些村庄的墙上写的大标语：“一不做、二不休”、“过大河不怕水淹”、“打破头使扇子扇”，甚至给各村下发“指标”，杀不够数是没法交代的。

我们村全是本家同宗，没有一户外姓，一开始可能也属于“右倾”一类，土改时只是把地主富农的房屋、土地、浮财分了，没有杀人。应该说，在这之前，我们村的“阶级斗争”还不够尖锐，被分掉土地财产的地主富农当然郁闷，家中男主人上了几次“诉苦斗争大会”的台以后，害怕了，全都跑了，只剩下老弱妇孺，倦缩在家里不敢出门。“复查”开始后，工作组进村，首先组织了一帮“积极分子”，其中有几个残废军人，自称：“只要身上有个眼儿（指弹孔），就比毛主席小没点儿”，这帮人，在村里横行霸道，杀气腾腾，人称：“五虎将”。可是，“空有猛将，没有敌手”——地主富农早就跑光了，完不成任务如何是好？于是乎，在工作组的指导下，“五虎将”们把目光盯向留在家里的地主富农婆们。终于有一天，一长串被绑的哭哭啼啼的地主富农老婆们，在手持“大顺刀”的“五虎将”们驱赶下，走向村南的“庙山嘴湾”，——走向她们的不归路！在被扔进墨绿色的湾水里后，她们居然并不马上沉底，而是在岸边水面上团团转——因为都是被反绑双手。这时候，“五虎将”们手中的“大顺刀”排上了用场，一顿猛剁之后，水中绽开了一片红色的牡丹——她们终于不再打转了，半沉在水中，慢慢飘向下游………。讲述这个故事的老人当时还是个跟着看热闹的半大孩子，讲到这里时，眼睛里仍然闪露着恐惧的寒光。

终于不再“右倾”，我们村的“阶级斗争”终于带上了血腥味，在这之后，开始了反复的“拉锯”，冤寃相报，互相复仇。我们村逃跑了的地富分子们，在“国军”的支持下，组织了“还乡团”，疯狂报复，解放后，除了逃到台湾去的，其余的全部被押解回乡，“就地正法”了，连“拉铁锨”的也没有放过（拉铁锨指跟着埋人的，通常都是被雇的穷人）。唯有一个“正宗还乡团”被饶了一命，这个“个例”，引起了我的好奇。

这名还乡团（我们暂称他“老古”吧）还不是地主，只是相对富裕一些，但是有“污点”：当过一段“保长”，因此，早早逃了，老婆留在了家里，自然难逃一劫，死在“庙山嘴湾”，当时“老古”还很年轻，听说年轻的妻子被杀，其心情就不必形容了，一马当先，带领“还乡团”杀回了家乡。“五虎将”们也不傻，早早跑了，连她们的老婆孩子都跑得精光。还乡团进村后，挨家疯狂搜查，“老古”的眼睛都红了。

说也凑巧，“五虎将”头领的老婆正值刚刚分娩，没法逃难，只好在家听天由命。老古一伙冲进门来，产妇已经吓得讲不出话，在炕上跪着只是磕头求饶，心知必死无疑。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想起自己被杀的老婆，还乡团们一片声的喊：“拉出去”！这时，在一边接产的老太太跪下来哀求老古：“不看大人看孩子，你就看在刚下生的孩子份上，饶了她吧！”眼睛血红的老古，看着炕上刚刚出生的婴儿，愣住了，过了许久，突然狠狠地跺了跺脚，声嘶力竭地喊了声“走”！头也不回地冲出了门。——他饶恕了这原本应该成为斗争牺牲品的女人，当时他不会想到，这一善行，同时也救了他自己。

几年后，“老古”在外地落网，五花大绑地被押解回乡，他也心知必死无疑。没想到的是，平时杀人不眨眼的“五虎将”，竟然放过了他，虽然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接受改造，但毕竟逃过一死，以
后娶妻生子，生存了下来。

听过这个故事，我有意细心观察过“老古”：有点干瘦的高个子老头，当时还在生产队劳动，农活干得不错，有儿有女，最有趣的是：还有一个老党员身份的老婆！每逢村里开大会斗争“四类分子”时，
老公在台上低头弯腰认罪，老婆在台下振臂高呼口号，散会以后两口一起回家。看的人都觉得啼笑皆非！。林彪事件发生后开会传达文件，按规定不允许“四类分子”全家参加的，对于这样一名党员身份的四类分子老婆，当时的“革委会”都不知道该给她套用哪一条标准。

想起这一段故事，回想这一段历史，用那位老雇农的话来讲：“咱村本来挺太平的，就是让那帮人来给整天找穷根、拔穷根，这不到底拔出人命来了？”他说的“那帮人”是指工作队，他并不知道工作队也有“难处”啊，“找穷根、拔穷根”是指工作队开始发动群众时，启发贫雇农：你们的“穷根”在哪啊？在地主富农身上，怎么样就不穷了？打倒他们！拔出“穷根”！

“穷根”终于拔出来了，该打倒的都打倒了，该死掉的都死掉了，只有这位“绝对该死”的“伪保长、还乡团”却没有死，保住小命的原因只有一条：他在极度疯狂的时候，仍未泯灭一颗人性的善心！


不堪回首的土改( 之3）

地主老婆被割掉乳房后枪毙

    《苦旅纪实》的回忆录，作者是本地（云南曲靖）离休干部李荫祥。作者早年为滇黔桂边纵老战士，后来曾任曲靖沾益县公安局长，后打为右派，文革继续被迫害，曾数次被秘密报请“枪决”。“四人帮”倒台后，于曲靖检察院任职至“离休”。90年代中期，小侯曾与他打过数次交道。一天之内翻完此书，觉得老头有些难得：一是无论1957被整成“右派”还是文革被弄成“反革命头子”，他始终未认罪，二是他没像大多数冤者一样因“平反”感激涕零，不仅记恨而且反思，对阳谋，对领袖。但小侯更感兴趣的是老头那毛骨悚然的土改酷刑回忆（减退、反霸其实是土改的前戏，是土改的一部分）。这里摘录的本书P138-141的部分内容，比起土改酷刑，后来的内斗迫害与刑讯算得是相当斯文的了。

    1、“老牛拔桩”与“点天灯”

    时间：1951年3-5月

    地点：云南曲靖沾益县大营乡飞机场边

    “……才过几天，我就被通知到县委工作队去参加减退工作。县委工作队驻在大营乡，就在沾益飞机场（侯按：这是抗战其间，美军在曲靖修的两个军用机场之一）边上，离城五华里……

    为了推动斗争深入发展，干部队伍中掀起‘反地富思想’的学习。不准对地主富农有什么同情，更不准包庇。在大营的一次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上，会议是由农民选出的农会主席主持，对地主追交‘不义之财’（当时叫做‘追浮财’）时，斗争会出现了酷刑逼供，一个姓王的地主，又当过保长，被吊起来用细棍子打，后又搞‘老牛拔桩’（注：将木桩钉入地下，又把地主的手指绑在木桩上，然后在手指与木桩及绳子间加楔子，使地主受罪）。使用这些办法地主仍不交出财就‘点天灯’（注：是将地主的手指用油浸透的棉花抱着，然后用火把棉花点燃），这个地主被烧了喊天叫地痛得几死几活，最后，这手指被烧了一截，残废了。看到这些做法，我不敢在语言上加以制止，怕被带上‘地富思想’的帽子。有的干部提出‘这样不好’的意见，就被地委工作队的队长王兰亭严厉批评，说是‘同情和包庇地主’。而对出头使用酷刑的人，王则在会上大加赞扬，说是‘斗争很有气势，打了地主的威风’……”

    2、地主小老婆被生割乳房

    时间：1951年3-5月

    地点：云南曲靖沾益县现汽车总站背后广场

    “点上的减退工作结束了，县委决定向全县铺开。为此，召开了全县的区乡干部会和县农代会进行布置。为了震慑阶级敌人，造成声势，还要在会议期间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把全县的大恶霸大地主揪出来斗争，并计划枪毙一批恶霸，已在会前整理材料，上报给掌握杀人权的地委主要领导批准。

    农代会、干部会如期举行，万人斗争大会也按原定计划召开。会场设在（现）沾益汽车总站后面的广场上。……到会人数约三四万人。为了表示代表群众，县委、政府、农协、青年团、妇联的负责人都到台上就坐，并称为大会主席团。开会时县委书记甘文忠到场并讲话。我是青年团的头，也被叫到台上坐着，会议由农协主席余福礼主持。

    ……斗争时的重点在追缴地霸‘浮财’……。在最先拉上台斗争的几个县城有钱的地主，一上台就吓得发抖，一叫他‘交出钱财’就规规矩矩地说出‘钱在哪里，有多少，完全交出来。’

    在斗争全县最大的地霸潘子笏时，由于他是长期被批斗，已衰弱得很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人大声叫起来：‘潘子笏不老实，不交钱财，就把他的小老婆拉来斗争。’这话一出，许多人随声附和，‘要得，斗他的小老婆。’立即跳出几个‘民兵’（实际上是几个油杂分子，这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跑到会场一边的‘地主家属’群众，把潘子笏才二十多虽的小老婆扭着手拖上主席台斗争。……

    这个突然从家属群中被抓上台的年轻女人根本想不到恶运已降临到她头上，她成了代替潘子笏挨斗的人。在减退开始时，上级报告中曾经交代：‘在群众运动起来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过火的行为，领导干部只能及时加以引导，不能给群众泼冷水’……

    在逼潘子笏小老婆交出钱财时，她总说‘潘家的钱从来不让我管，我不知道他家的钱在什么地方！’连问几次，她都这样答，于是有人喊‘把她吊起来，’‘吊起来’。

    她被吊起来了，一面求饶，一面叫：‘我确实不知道他家把钱放在哪里，潘家从来不叫我管家。也不让我知道，我确实认不得，你们问他嘛！’

    潘子笏有两个小老婆，这个小的才进门四五年，年纪才二十四五岁，比潘子笏的年纪小二十多岁（后来才知道，这个女的读过初中，是家中欠潘子笏的债，还不起，用女的抵债才嫁潘子笏的，所以她实际上是地主老财压迫剥削的受害者，潘家怎么会让她管家？她又怎能知道潘家的钱财呢？）

    可是，这个几万人的斗争会，被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油杂分子指挥着。在女的被吊起来又交不出底财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拔出一把匕首，把她的衣服挑烂用刀压在她的乳房上，威胁她：

    ‘你再不交出潘家的钱财，就把你的奶割掉！’

    ‘我的确认不得，你们问他家嘛’她哀求。

    ‘不说就割！’台下有几个人吼。

    ‘说不说？说不说？’持刀的人在威胁！

    ‘我真的认不得，求你们问他嘛’女的在哭，在求告。

    忽然女的‘哎哟’的大喊一声，只见鲜血顺着她的胸脯淌下来，淌在裤子上，也淌在主席台上……

    那个持刀的所谓‘民兵’，真的割下她的一只奶。

    女的痛得昏死过去了……

    ……

    ‘赶快放下来，抬到一边去。’农会主席下了命令，人才被放下来抬到会场一边去了……

    这时台下的人群中，什么表情都有，有站起来看热闹的，有低声议论‘为什么要割？’的，还有些老年人不忍看低下头的，个别人还悄悄地揩自己的眼泪……

    女的被抬走了，会场的斗争对象换成另一个，斗争会还在继续……

    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县委书记甘文忠轻声对我说，‘你赶快回县委会去打个电话给杨承明政委，把这里发生的突然事件告诉他，就说我请他务必来一趟，帮助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对这个女的原来没有报请批准枪毙，现在噎昏死了，处理不好会造成影响，请他来一趟。’

    ……放下电话，我跑回会场，向甘文忠说了‘半个小时后，杨政委到，不过，他在电话上发火了。’

    斗争会还在进行，还在吊打其他地主，……一会，地委书记杨承明来到现场，他和甘文忠同志讲了好一阵的话，又到会场旁边去看了那个被割了奶还在昏迷不醒的女人，回到主席台上，他对甘文忠同志讲；‘算了吧，等一会宣布枪毙地主恶霸时，连她也一齐枪毙了，这样议论会少一些。’

    斗争会结束了，由人民法庭宣布处死刑的名单，原来已报请批准枪毙42个，临时加上潘子笏的小老婆，那天共枪决了43个人。

    这些被处极刑的人，就被拉到会场一侧，由民警队枪决了。临时被割了奶昏死的那个女人没法跪，被拖到一边，填了一枪，也结束了她的生命。

    说实话，枪毙潘子笏的小老婆我总感到不对劲。她不是地主恶霸，被吊打、受酷刑、被割奶噎极不应该，被割了奶昏过去不但不给救治，反而‘杀了算了’，是否太过分了？是否太左了！但是，换个位子一想，杨政委如果不批准杀这个女的，谁来救治她呢？她能活过来吗？……

作者这一段像在剽窃小说《林海雪原》中描述的比胡汉三更凶残的座山雕-GMD真的土匪虐杀残害老百姓的片段，当时太小或许因为太恐怖所以记忆深刻…

女的被吊起来………, ………………,  把她的衣服挑烂用刀压在她的乳房上，威胁她：

‘你再不交出潘家的钱财，就把你的奶割掉！’

‘我的确认不得，你们问他家嘛’她哀求。

‘不说就割！’台下有几个人吼。

‘说不说？说不说？’持刀的人在威胁！

‘我真的认不得，求你们问他嘛’女的在哭，在求告。

忽然女的‘哎哟’的大喊一声，只见鲜血顺着她的胸脯淌下来，淌在裤子上，也淌在主席台上……

那个持刀的所谓‘民兵’，真的割下她的一只奶。

女的痛得昏死过去了……

我反正目前读起这段内心的感觉—还是哆嗦…=(

革命就是把人变成豺狼野兽。当年发号施令的工作队成员还在吗？他们有过几年的人心？